“死亡本能”真的存在吗？

利维坦按：

明明知道抽烟、喝酒、熬夜对身体不好，但我们往往照旧如此自毁——在心理学层面上，这一般和我们对自我的认定有关——那个未来有可能生病、罹患癌症的“我”由于遥不可及，以至于我们通常会对那个病体的“我”感到陌生，甚至觉得那个“我”不是（当下的）“我”。

不论你是否相信佛洛依德的“死亡本能”理论，那些自毁倾向的行为在日常中比比皆是，甚至，有些看似出于健康考虑的行为（过度节食、健身）也让人费解：传统认为，这些行为会增强我们的免疫系统和使巨噬细胞强健，但最近的研究显示，巨噬细胞并不总是吞噬我们的癌细胞；有时它甚至会帮助癌细胞的生长和扩散。它们会通过血管壁传输特定的癌细胞，并且为它们在我们血液中的循环保驾护航，帮助它们寻找合适的新家。一旦发现了这一部位，在骨或者乳房中，肝脏或者肺中——巨噬细胞会支持这些癌细胞的生长，随后它们会成熟并进入转移灶，进而杀死我们。（cancerres.aacrjournals.org/content/61/19/7240）
当然，“让死亡变成一个让人无法忍受的话题”是我们对于科学还原论（reductionist science）的盲目相信，还原论向我们许下了它并不能实现的诺言——我们最终可以完全掌控我们的身体（芭芭拉·埃伦赖希 语）。想想那些过度医疗的案例，以及超人类主义者对于克服死亡的信心，你也就知道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样貌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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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统计学上讲，阅读这篇文章的读者中至少有10人会在未来的16个月里死亡。

其实我（作者）只是在胡扯，根本没有什么统计学原理能得出这个数字，但如果你刚刚对自己即将迎来的死亡感到有一点兴奋、刺激，也许你刚刚恰好证实了弗洛伊德提出的“死亡本能理论”（Death Drive）。

弗洛伊德于1920年提出了这一理论：每一个拥有意识的个体都本能地背负着一对注定相互对立的欲望，即生存的意志及其反面。对于死亡的意志来说，最好的例子就是大量的自毁行为，比如战争、吸烟等等。

当然了，正如弗洛伊德的大多数理论，我们无法仅凭经验就确定这种本能是否存在。对此，学者们至今已经花了整整一个世纪尝试证实或辟谣。为了搞清楚今天对于死亡本能的研究到底进行到何种地步，我们特地联系了一大批专家询问这种本能到底是否存在。

本文中的“死亡本能”还有多种翻译，如“死亡驱力”、“死亡欲力”，这些中文名称分别来自不同的英文译法，如“Death Drive”或“Death Instinct”。在其著作中，弗洛伊德本人对这一概念的德语名称是“Todestrieb”一词。© Learning Mind

（de.wikipedia.org/wiki/Todestrieb）

托德·杜弗雷斯（Todd Dufresne）

莱克黑德大学哲学系教授，著有两本著作，《弗洛伊德式教堂墓穴中的故事：文献及语言环境中的死亡本能》（Tales From the Freudian Crypt: The Death Drive in Text and Context）、《已故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或者关于精神分析、社会以及所有生命谜语的解答》（The Late Sigmund Freud: Or The Last Word on Psychoanalysis, Society, & All the Riddles of Life）。

总结起来答案就一句话：它根本不存在！但这样回答也许无法满足各位，下面请允许我（学者本人，下同）简要阐述，给出一个更详细的答案。

死亡本能理论是由弗洛伊德在1920年率先完整提出的，当时提出该理论是为了尝试从理论及临床上解决与战争创伤相关的问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病症被称为“炮弹休克”（Shell Shock）。该病症指的是士兵遭受我们现在称为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困扰，并且会在睡梦或噩梦中不断重复这种创伤体验。

在一战期间，对这些士兵的治疗是当时所有心理分析学者、医师来说都是个难题。要知道，弗洛伊德还提出所有的梦都遵循“快乐原则”（Pleasure Principle）——即，它们反映了一种没有被意识到的、追求性快感的欲望。很明显，这些强迫出现的创伤性的梦，或者换个名称，这些“创伤性的神经症”完全不遵循这一原则。

因此，弗洛伊德在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即他在1920年出版的著作《超越快乐原则》（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提出的问题就是：有什么东西是可以超越性欲的吗？或者——实际上是同样的问题——有什么东西是可以超越精神分析的吗？

事实上，弗洛伊德确实承认了有一种欲望驱动力是单独存在的，而且可以独立于性欲（Libido，亦译作力比多）和情欲（Eros，亦译作厄洛斯）发挥作用。因此，他为当时已经建立起来的精神分析理论体系添加了一个新的理论，“元心理学（Meta-psychology）”，这就是他后来提出的“二元论”（Dualism）的核心。

根据该理论，生存欲、性欲的驱动力永远在和死亡欲望、毁灭欲望的驱动力相互克制。批评家往往会指出这不过就是一种假说，或者一种疯狂的猜测。批评家们是对的。但是弗洛伊德很快就相信这一理论，并断言这两类欲望驱动力可以解释“所有生命的谜语”。当然，这是个相当宏大的推测。

另外，其实包括心理咨询师在内的大多数人都选择忽视死亡本能理论。他们把该理论视为一种偏离正道的分支理论；或者视为某种尚未被解释的病理、厌世心理；再或者，将其视为病人在晚年一种言不达意的自我表达。然而这种忽视其实很奇怪，甚至有些冒犯弗洛伊德。因为弗洛伊德精细地、极具逻辑地，甚至是极富深情地把死亡本能理论添加到了他的所有理论体系之中。

可惜的是，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体系中，很多理论都和死亡本能理论一样充满投机色彩（因此才会被人们视为是“偏离正道的”。）。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明显包含了拉克马学说（Lamarckism）的影子，也包括对其理论的概括，所有这些最终促使弗洛伊德在中年、晚年对当代心理学的发展系统、发展历史，及其生物学起源产生了浓厚兴趣。

总之，所谓元心理学就是弗洛伊德在其晚年开展一切研究的基础。首先，其中包含了我们称之为“文化弗洛伊德”（Cultural Freud）的理论：即我们从那些经典著作中看到的理论，比如《一个未来的幻觉》（The Future of an Illusion）、《文明及其不满》（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另外，它还包括我们称之为“自我心理学”（Ego Psychology）的理论：自从1939年弗洛伊德死后，该理论就一直在困扰精神科临床医生，他们一方面想要拥护弗洛伊德及其理论，另一方面又发现这些理论与事实根本不符。

© Wikimedia Commons

于是，这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站不住脚的理论基础。今天已经不可能让所有人都相信“文化弗洛伊德”理论中那些像极了睡前故事的理论了（有时他的理论还惊人地包含种族主义的影子）。比如他在1912年出版的著作《图腾与禁忌 》（Totem and Taboo）中提出：文明起源于儿子杀掉了他原始的父亲。再比如，他在1939年出版的著作《摩西与一神教 》（Moses and Monotheism）中写到的史前谋杀案摩西之死与犹太人普遍心理的起源。

但是仍然还有很多人相信他的理论，不只是相信他提出的心理防卫机制（Mechanisms of Defence）、自我心理学、反应结构（Reaction Formation），甚至还相信弗洛伊德关于“潜意识”的相关理论。这就很让人震惊了，因为正是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指出死亡本能可以通过某种静默的方式发挥作用，也正是这个理论导致所有人都无法理解死亡本能的作用机制，除了弗洛伊德式精神分析的创始人，弗洛伊德本人。

洋洋洒洒，还真的写了不少。我猜这些内容已经超出绝大多数人的兴趣范围了，包括心理咨询师在内，毕竟想要理解这些信息点相互之间互为因果的关系并不容易。但弗洛伊德很清楚它们之间的关系，他还坚称死亡本能理论是心理拉马克主义（Psycho-Lamarckianism）的“命中注定的必然结果”。他还以一种教条态度对待古心理学（Paleopsychology）——该学科对史前史进行心理分析，而且是从故事、仪式、神话、寓言、梦境、噩梦中流传下来的史前史，尽管传播这些故事困难重重，但它们仍然顽强地代代流传。

至此，在我这篇“更详细的”答案的末尾，我想以这样的几句话收尾：在我看来，死亡本能理论是精神分析学中最伟大的神话或寓言之一，它的内容根本不真实，但是却真实地存在于很多人的脑海里，甚至在今天也极具活力。正如弗洛伊德的很多其他想法，他的确相信这个理论，他也依赖着这一理论。他将该理论作为晚年研究的核心，但是其基础理论其实已经出现在弗洛伊德的“中期”研究中了。而这个“中期”研究又极具他当时的好友卡尔·荣格（Carl Jung）的特色，如果要写一篇更详细、更长的答案，就需要我们沿着这一方向去深挖了。但我想目前这篇答案已经足够回答你的问题了。

根据弗洛伊德的“元心理学”理论，生存欲、性欲的驱动力永远在和死亡欲望、毁灭欲望的驱动力相互克制。批评家往往会指出这不过就是一种假说，或者一种疯狂的猜测。批评家们是对的。

特蕾莎·J·赫弗南（Teresa J.Heffernan）

圣玛丽大学英语系教授，她曾经在末日废土题材的科幻小说中进行有关死亡本能的写作。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晚年提出凡是生物都有一种普遍的追求死亡的欲望在驱动着它们，这是生物在表达想要回到其无生命起源状态的一种渴望。这种渴望与情欲或生存欲相反，也就是欢乐、繁殖、生存、创造的对立面，而这种渴望会让个体反常地趋向自毁与死亡。
弗洛伊德对死亡本能理论的研究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这场可怕的战争一度抹杀了人们对于文明将不断进步的信念，因为它让工业级别的高效杀戮成为可能。弗洛伊德观察到那些从战壕中幸存下来的士兵出现了一种症状，该症状与弗洛伊德早先对生存本能的理论恰好相反。
这些士兵似乎都患有共同的一种神经症，该病症强迫他们不断重复体验那些悲惨经历，而且并非在有意识的生活中重复这种体验，而是在梦中重复体验。这种被压抑的创伤还受到了来自愿望实现与快乐原则的干扰，最终在士兵的深层心理中表现为一种受虐的自我意识。因为他们无法消化这些痛苦的经历，他们只好强迫性地回到那些经历中去，不断重播回放——这也许是为了让自己能够为悲剧提前做好准备，但这个不可能实现的愿望显然为时已晚，只能凭添焦虑。

© Perspective Project

后来弗洛伊德还宣称，为了保护自身的性欲，个体的死亡本能可以将矛头向外转移，施加到外部世界中的事物上。他还指出性欲是一种破坏性的本能，这是一种征服的欲望，一种对权力的渴望。

此刻不妨考虑一下我们当代的文化现象，从21世纪的文化与想象力的深处爆发式地涌现了大量的末日、废土主题的科幻作品与相关的想象作品。这种文化现象是否是在强迫性地重现世界曾经被破坏的情形呢？是否属于文化受到创伤而表现出来的症状呢？我们为什么在重复所有20世纪的错误呢？那些错误导致了灾难性的世界大战，民族主义的抬头，对“外国人”的攻击，独裁者的选举，军事的邪恶联盟，企业的资本主义化，还有那些催生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科技——从空军轰炸到生化毒气，从原子弹到如今备受瞩目的杀戮机器人以及自动化战争。

充满废土风格的电影《疯狂的麦克斯4：狂暴之路》（2015）。© 豆瓣电影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表示：“如果有任何人认为科技正试图让人类的生活更轻松、更快乐，那么他真是大错特错。”但是，尽管上个世纪的科学家曾经应召致力于开发工业战争机器，并因此万分后悔，尽管他们也都普遍表示了对战争领域科技前景的怀疑，但是在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百多年里，国家与市场一直携手支持着“功利主义的”科技飞速发展，并希望能以对（军方主导的）人工智能以及机器人技术的盲目热情扫清20世纪战争机器给这个世界留下的深层创伤。

然而我们今天面临的科技威胁与人类在20世纪曾经历过的恐怖悲剧如出一辙——古拉格劳改营、毒气室、炸弹、死亡集中营——它们都是由科学家与工程师设计的，也都是由“知名”企业承建或生产的，比如雨果博斯（Hugo Boss）、拜耳（Bayer）、美国大通银行（Chase Bank）、柯达（Eastman Kodak）、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neral Electric）、福特（Ford）。

我们不仅没有吸取教训并为20世纪的惨痛历史负责，我们还在重蹈覆辙，重现那些极具破坏性的过程。此时此刻，地球正在一个不可避免的死亡螺旋的边缘摇摆，我们也许应该自问，人类为什么再次发起对家园的毁灭打击？这种死亡本能已经不再针对人类自身，而是转移到身体以外的世界，体现为一种破坏的冲动，一种不惜一切代价都要征服自然的欲望——而这一点恰好解释了为什么生存本能已经不再起作用。

此时此刻，当地球正在一个不可避免的死亡螺旋的边缘摇摆，我们也许应该自问，人类为什么又再发起对家园的毁灭打击。


3. 哈罗德·塔科希安（Harold Takooshian）

福特汉姆大学心理学与城市研究教授系教授。

在我看来，所谓的“死亡本能”是一定存在的，尽管它很难用实验去验证。

弗洛伊德曾经多年坚称我们的全部行为都来自爱欲以及生存本能，而且我们负面的行为其实是来自爱欲的误导。但是在上世纪30年代的纳粹黑暗时期里，弗洛伊德不得不忍痛认识到一种独立于生存本能真实存在的力量，这种来自生存对立面的力量就是希腊神话死神塔那托斯（Thanatos）的力量，或者“一种希望从生命体回到无机物质的欲望驱动力”。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死亡本能的例子：冒险、吸烟、药物滥用、主动靠近危险，以及自毁行为（Self-destructive Behavior）。对于我来说，展现死神塔纳托斯力量的最好的例子就是当我们站在悬崖或者高处的阳台上，并且俯视200英尺（译注：约61米）以下的地面，即使是最健康的人也会禁不住想象跳下去的样子，甚至是狠狠摔在地面上的样子，更有甚者，有些人根本不会在高空接近所在平面的边缘，以避免自己产生任何不适感。

© Oleg Cricket

死亡本能存在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你对“存在”的定义——这种本能明显是无法测量、无法量化的！


罗丝玛丽·鲍尔萨姆（Rosemary Balsam）

耶鲁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临床教授；西新英格兰精神分析研究所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兼督导。

死亡本能存在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你对“存在”的定义——这种本能明显是无法测量、无法量化的！

1920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其著作《超越快乐原则》中提出在人类的无意识层面上，有两种主要的本能在发挥作用。其中一个代表着生命、性、繁衍后代对人类的吸引力，而另一个代表着死亡、侵略、破坏对人类的吸引力。这两种本能自然会在一个人的心智中不断冲突，根据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其周围环境对自身的具体影响，包括这个人受到的具体创伤，这两种本能中的一种会更倾向于主导这个人的行为及自我表现。

按照人们目前的理解，这种深层的内在力量既可以影响群体，也会影响个人。比如，它会决定一个人鲁莽、胆大妄为的程度，或者这个人有多容易弄巧成拙——这就好像一个会虎口拔须寻求刺激的人，此人会因为侥幸脱险（或只是看似能脱险）而更加上瘾，直到此人的冒险行为终于迎来玩火自焚的那一刻，此人才完成了内心阴暗面交给自己的使命。

© The Conversation

就人类的群体而言，弗洛伊德在研究他的心智理论（Theory of Mind）时关注到了这方面，无论是以个人身份进行研究，还是以进行社会活动的方式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名医生，弗洛伊德接触了很多当时参战的士兵，并研究他们的病症，也就是我们现在已知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当时令他感到困惑的是，如果人类只受一种与性欲有关的快乐原则支配，那么该原则无法解释士兵为什么会重复那些悲惨的噩梦，就好像受到一种强大的吸引力驱使着他们。

今天，当我们观看一战题材电影时，比如最近的电影《1917》，当我们看到那些同盟国的年轻士兵在“翻过战壕冲锋”的命令中被催促着冲出战壕，当我们看着他们以勇敢、忠诚的名义冲进敌军大炮的血盆大口之中……观众可能会对这种群体看似无意识地慷慨赴死的欲望感到诧异、困惑。

译注：此处原文中的“Over The Top”字面意思是“翻越战壕冲锋！”同时也是一首1917年出版的基督徒军乐的歌名。© Library of Congress

是的，在精神分析领域死亡本能引发了复杂而激烈的辩论。今天大多数学者更多强调更具体的有关侵略性的理论（虽然这些理论中很多也是在无意识状态中发生作用的），而非假设我们人类在某种朦胧的内在因素的驱使之下盲目地自掘坟墓，这样的假设对于某些人来说太过于神秘了。

但是，有些理论学者争辩道，我们也许并不需要建立某种非黑即白的二分法模型来解释这个概念。无论是微观上还是宏观上的侵略性也许都与人类的某些共同点相关，而且是世代相传的共性，正是这些共性巧妙地驱使我们走向死亡，驱使所有人迎来自己那个无法避免的终点。

今天大多数学者更多强调更具体的有关侵略性的理论（虽然这些理论中很多也是在无意识状态中发生作用的），而非假设我们人类在某种朦胧的内在因素的驱使之下盲目地自掘坟墓，这样的假设对于某些人来说太过于神秘了。


罗绍拉·马丁内斯·鲁伊斯（Rosaura Martínez Ruiz）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哲学系教授，他的研究集中于精神分析学以及政治哲学领域。

弗洛伊德在其著作《超越快乐原则》中把死亡本能描述为一种众生普遍具备的倾向，而非仅出现在人类的心智中，它出现在所有形式的生命体中——甚至就是生命本身的一种属性。尽管大多数的心理分析协会都排斥这一观点，宁愿忽视这种说法，但是对于其他领域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认为个体拥有死亡本能标志着一种对虚无主义（Nihilism）的成功解释。或者，他们将其视为一种特殊的生存模式，虽然这种死亡本能会让个体自相矛盾，但是却可以通过重复这个矛盾存活下去。 
死亡本能不仅是心理分析学领域的一个发现，同时还为其他领域的学者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课题：暴力是否是生命中固有的东西，或者说是否是心理上不可逾越的某种东西？这也是对哲学和社会科学提出的一个挑战。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弗洛伊德发现平复创伤和痛苦存在两个极限，即死亡本能与强迫性重复（Repetition Compulsion），但他仍然没有放弃精神分析的实践工作。
在出版《超越快乐原则》一书之后，他不仅没有关闭自己的诊所，也没有停止理论化写作。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当时弗洛伊德的心境，当年他与爱因斯坦保持通信，并谈论有关战争的话题以及重建一个和平世界的可能性，他在最后一封信中的结语是一句乐观的陈述：“无论是什么促进了文明的发展，它一定是时刻在抑制战争的。”
但是，只要仔细阅读《超越快乐原则》一书就会发现，这本书告诉读者生与死——不仅是实际发生的生与死，也包含对生与死的倾向或欲望——之间的联系极其复杂，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弗洛伊德写道，死亡本能并不是单独发生作用的，也不总是与爱欲成对出现，它是在暗中发生作用。
在看到这种对心灵的神秘而简明扼要的描述之后，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能否做到在理论与实践角度思考二者带来的后果：死亡本能总是在暗中发挥作用的结果，以及当爱欲的力量与这种破坏性力量相遇后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弗洛伊德提出的概念化的死亡不仅是一种对生命的限制，对于所有生命体来说，这更是一种既残酷又至关重要的获得毁灭的倾向，如果我们认同他的这一观点，我们就有必要把死亡本能看作是一种挑战，它既是我们心灵中的一个非暴力的同居者，也是在挑战我们是否有可能避免覆灭的命运。
某些特定形式的法西斯主义正在死灰复燃，还有排外主义、种族主义，以及当代的性别歧视倾向，甚至是针对女性的杀戮，这种可怕的现象在全球多地区暗流涌动……不仅如此，还有永无宁日的对人群的剥削，更有甚者，在某些生态系统显示出其自我清洁、免疫能力之后却遭到了人类的进一步侵犯，最终导致这些生态系统迎来灭顶之灾……
所有这些现象都在敲响警钟，我们必须快速重新启用那些能起到分析作用或批评作用的社会工具，我们必须快速提出真正有建设性意义的设想，建设一个更美好的、更宜居的未来世界。在这个未来世界中，任何形式的改变都可以被当作不同的声音被接纳，而非被视为一种破坏。只有这样的世界才有可能，也更值得在当今与未来的时空中永存。


尽管大多数的心理分析协会排斥这一观点，宁愿忽视这种说法，但是对于其他领域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认为个体拥有死亡本能标志着一种对虚无主义（Nihilism）的成功解释。或者，他们将其视为一种特殊的生存模式，虽然这种死亡本能会让个体自相矛盾，但是却可以通过重复这个矛盾存活下去。


本·卡夫卡（Ben Kafka）

纽约大学媒体、文化与传播系副教授。私人执业的心理咨询师。

弗洛伊德提出死亡本能时，他的生物学与哲学基础非常有趣，因为这个理论基础不仅是有缺陷的，而且在这个问题所涉及的语境下，很可能是与这个理论本身并无关联的。对于死亡本能理论来说，我们要了解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与我们怎样死亡并无关系，而是与我们怎样活着有关。
我们所有人都会时不时（或者我们中有些人永远都会）被一种破坏欲突然影响。弗洛伊德相信，这首先起源于一种与生俱来的自我毁灭天性，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随着我们不断与外界世界接触，这种毁灭天性渐渐把矛头从我们自身转向外部世界。换句话说，我们既在折磨自己，也在互相折磨。萨特在他的戏剧《紧闭》（No Exit）的结尾写道：“不需要烧得通红的拨火棍，他人即地狱。”
这样的戏码每天都在上演。有三样东西正在主导着我们的政治和文化，施虐（Sadism）、暴露癖（Exhibitionism）和投机倒把（Opportunism），这种影响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无论我们把视线投向何处，我们都会看到残酷的事情正在发生，而且是为了快感、利益或政治目的自豪地展示着这份残酷。

©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我认为在所有互联网平台中，推特（Twitter）是最恶劣的一个。如果说使用电子邮件的沟通给我们带来了罪恶，如果说在照片墙（Instagram）的交流给我们带来了嫉妒，那么在推特上的争论带来的就是施虐与暴力。所有这些把人当作物品妄加评论的谈话都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我们正在以无视人性的方式对待他人，这最终会让我们自身丧失人性。
作为心理咨询师，我大多情况下遇到的死亡本能临床表现都比较私密。这些死亡本能通常涉及到创伤，包括早期创伤。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来访者会发现自己不自觉地投身到一些糟糕的情境中去了，这些情境往往会激发潜在的自我毁灭冲动：开始一段糟糕的感情，接受一个糟糕的新工作，或者放弃一段美好的感情、一份得心应手的工作。于是自我毁灭的冲动与性、金钱、家庭以及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纠缠在一起，让问题变得更复杂，也让人感到无比困惑。
这种经历往往与巨大的耻辱感相伴，而且极大增加了当事人求助的难度。在此，我想提醒读者：请相信自己是一定会得到帮助的。死亡本能是生命中的一种既成事实，我们必须学会与它相处并且让生活继续下去。
当然了，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通常来说，这种冲动都让人急于寻求一个简单粗暴的解决方式，也有不少专业人士宣称他们可以提供简单的解决办法。我最近偶然听到一位女士在打电话时向朋友描述心理咨询师给她的一个建议，每当她出现“负面情绪”的时候，就“干脆忘了它”。
我的一位来访者曾经对我抱怨父母提出过类似的建议，“这就好像建议一位哮喘患者，‘只要呼吸就好了。’”就我本人的经验来说，我接触心理分析最初是为了自救，后来发展为帮他人做心理咨询，而这一学科吸引我的地方，就在于它能够帮助我屏蔽掉这些无意义的教条式的建议。
在面对需要帮助的孩子时，我们的父母其实并不愚蠢，他们同样很痛苦，往往相当羞愧，而且至少在给出这些无用建议的时候，他们是无助且无力的。一个好的咨询师不应该惧怕在咨询过程中谈及一些具有破坏性的话题，比如表达批评或否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触及到问题，而不只是无休止地重复一些无力的谈话。咨询师需要的是时间和信任，然而咨询师的工作情境中恰恰缺少这两样东西。但我相信，咨询师的工作最终会让来访者有机会获得平和的心境。
在本文语境下，将相关的英文职业名称分别翻译为心理咨询师（Psychoanalysis/ Psychotherapist）、临床精神科医生（Clinicians/Analysis-physicians）。其中，“Psychoanalysts”指精神分析、精神动力学派咨询师，而“Psychotherapist”至的是一般心理咨询师，但二者只是学派不同，都相当于国内的心理咨询师这一职业，与精神科医生的关键区别在于并不具备开处方药的资质。 © Psychology Now（www.psychologytoday.com/us/blog/headshrinkers-guide-the-galaxy/201706/the-difference-between-psychoanalysis-and-psychotherapy）

文/Daniel Kolitz

译/猫汤·猫姐姐

校对/高桥信光

原文/gizmodo.com/is-the-death-drive-real-1841260531/

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由猫汤·猫姐姐在利维坦发布

文章仅为作者观点，未必代表利维坦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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