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技术杀死的人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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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维坦按：

“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的这句名言，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对于过去历史当代人带有既定观念下的理解。当代人站在今天的角度去回顾历史，尤其是技术史（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参看查尔斯·辛格的大部头著作《技术史》），便会发现，那些曾带给我们时代巨大便利的发明背后，有很多都蕴含着真实的黑暗与死亡。
当然，我赞同文中布莱尔·斯坦的观点，即在讨论技术杀人问题时，应该取决于如何定义“技术”和“意外”。不同立场和视角的人，对于所谓意外会有截然相反的态度。在不能“因噎废食”的逻辑内，人们对于技术代价的认定也不会相同。所以，或许到头来，还是黑格尔说的：“人们从历史学到最重要的教训， 就是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

（文末有福利）

一座集合了历史上最重要发明家的博物馆，等同于一座无意中引发大屠杀的罪魁祸首展览馆。我并不是指机枪的制造厂商或者研究核物理的科学家——至少，这些人多多少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这里说的是印刷机、汽车、各种船只相关技术背后的家伙们。他们都尝试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也都成功了，但是却杀死了数以百万计的人。这就是本周我们学到的一堂历史课，众多历史学家将围绕着“哪种技术创新意外杀死的人最多”这个问题展开争论。

彼得·诺顿（Peter Norton）

弗吉尼亚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系副教授

1963年，来自温彻斯特速射武器公司（Winchester Repeating Arms Company）的泰尼·赫尔维格（Tiny Helwig）说了一句，“枪并不杀人，人杀人。”然而借助枪支与其他技术，人类的屠杀规模比原先可大太多了。

如果我们衡量杀伤力的标准是相关死者占总人口的比例，那么最致命的技术就是远洋航海技术，船只设计方面的革新、指南针及十字测天仪（Cross-staff）这种航海仪器的发明都让人类跨洋航行成为了可能。

正如前面提到的枪，船只本身也并不能杀人，给船只带来致命杀伤力的是人们不可理喻的野心，比如夸张的财富积累。在1492年之后的一个世纪里，由于欧洲人把天花、麻疹这样的疾病带到了美洲，当地土著人口大约减少了5000万。

但是以死亡总数而论，燃烧式发动机（Combustion Engine）——即任何能用火做功的发动机技术——甚至超越了远洋船舶达成的记录。

能将热能转化为动力的玩具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但是1712年出现了革命性的一刻，英国人托马斯·纽科门（Thomas Newcomen）设计了一种能用火制造出局部真空的蒸汽机，进而推动活塞能在一个钻得进成年人的大气缸中运动。整个机器占据了一栋独立建筑，它还要耗费大量的煤炭却只能获得一点点做功。不过它就坐落在一座矿场的坑口周围，因此燃料极其便宜，而且它还排空了矿井中的积水，也因此证明了自身价值。

托马斯·纽科门设计的蒸汽机及其原理示意。© History Crunch

正如歌德的诗《魔法师的弟子》（Der Zauberlehrling），纽科门释放出了他无法想象的能量。他发明的机器有个几乎难以辨认出的后代，就是汽车里的燃油发动机。前者是一种燃烧煤矿的外燃式蒸汽机，而后者则是燃烧汽油的内燃机。

但本质上，它们都使用着同样的技术：二者都是通过燃烧推动活塞，并因此将储藏于化石燃料中的化学能转化为实际的做功。

在18世纪以前，所有的做功其实都来自肌肉（无论是人类的还是其他动物的肌肉）、风或者流动的水。自从纽科门于1712年发明了第一款具有实用性的燃烧式发动机，基于燃烧化石燃料的做功所占据的比例就开始大幅上升。这类机器减轻了人类的劳动负担，也拯救了无数的生命，比如提升食物和水的分配、污水的处理、获取医疗的途径——这些都是伟大的救星。

但是与人类的贪婪为伍时，燃烧式发动机也导致了大规模死亡。当它被应用于英国的纺织厂，它带来了对纤维源源不断的需求，这也是对殖民地棉花的需求，以及奴役劳力种植棉花的需求。早在燃烧式发动机出现之前，大西洋奴隶贸易就已经存在了，但正是这种发动机技术极大地提高了奴隶贸易的利润。

这种发动机还强化了新兴工业贵族阶级的地位，虽然没有世袭头衔，但他们通过展示财力来彰显地位，比如享用奴隶侍奉的甜茶。奴隶贸易已经造成了数百万人死亡，而奴役劳工在此基础上又造成了数以百万计的死亡。甘蔗种植园是美洲历史上最致命的强制劳动集中营。

在贪婪、种族主义、冷漠的共同作用下，这种原本作为奴隶解放者被设计出来的机器反而让数百万人一直工作到死去。

早在燃烧式发动机出现之前，瘟疫大流行就已经存在了，但正是汽船帮助史上第一次全球范围的瘟疫大流行蔓延开来。霍乱曾经仅在南亚流行，但是19世纪二三十年代却蔓延到世界各地。汽船不仅加速了瘟疫的传播，也延展了其传播范围。要不是有燃烧式发动机技术，被霍乱侵袭的城市本不应该如此密集。引擎将工作集中起来，它为大型工厂提供动力，作为火车头的引擎又极大扩展了食物的供应区，足够供给数百万人口的城市。

燃烧式发动机让城市变得拥挤，拥挤的城市让瘟疫得以快速传播。经水源传播的疾病，尤其是霍乱、伤寒最容易通过污水污染饮用水源而在拥挤的城市中肆虐。不过，燃烧式发动机不仅是这种瘟疫的诱因，也是防疫对策，因为它的存在让大型下水道设施、大型供水系统成为可能。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仅仅是机动车交通事故就造成了7000万至9000万人死亡，如今每年仍然有130万人死于交通事故。那些生活在繁忙交通主干道附近的人们还暴露在足以缩短其寿命的交通尾气中。在那些依赖汽车出行的地区，特别是在美国，对于那些没有其他交通方式替代开车出行的人群，久坐的生活方式正大量引发心脏病（这也是今天美国的头号致死诱因），同时还引发了缩减寿命的肥胖症以及2型糖尿病。

燃烧式发动机最严重的后果也许还并未发生，不过世界各地的引擎此刻正在努力酿成这一恶果：提升全球海平面。正如《魔法师的弟子》描绘的那样，我们并不知道如何阻止这一切，但是燃烧式发动机正在通过二氧化碳排放实实在在地造成海面上涨。它们正在改变气候，这包括改变动辄数百万人居住区的宜居性、改变这些人的谋生手段、改变食物和水源的供给。

人类已经意识到自己正依赖着一种威胁我们自身生命的机器，为了控制这样的风险，我们需要发挥一切创造力之所能去开发、改善。

与人类的贪婪为伍时，燃烧式发动机也造成了巨量的死亡。当它被应用于英国的纺织厂，它造就了对纤维源源不断的需求，这也是对殖民地棉花的需求，以及奴役劳力种植棉花的需求。早在燃烧式发动机出现之前，大西洋奴隶贸易就已经存在了，但正是这种发动机技术极大地提高了奴隶贸易的利润。

珍妮·利·史密斯（Jenny Leigh Smith）

香港科技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其研究围绕食物历史、食物历史的相关技术展开

过去40年里全球三大致死诱因分别是心脏病、癌症和呼吸系统疾病。那么有没有哪些技术创新无意中增加了相关的死亡人数呢？有的，我的脑海中马上闪现了两个罪魁祸首。

© www.worldstarengineering.com

各种各样的机器、化学品将人类的主食加工变成更美味但是也极度缺乏营养的加工食品，这一点就极大提升了各种富贵病的发病率，包括癌症、糖尿病、高血压和心脏病。当然，确定慢性病患者的死亡诱因并不像一场致命车祸那样显而易见，但今天的医生和流行病学家越来越确认，现代饮食选择就是患病率攀升、身体亚健康的首要原因。

© Pallet Inverters

以加工食品为主的饮食方式带来的显性副作用就是不断增大的腰围、对胰岛素处方药物的依赖。但事实上还存在隐性的副作用，且同样极具危害——食物中的纤维、微量营养素和“有益健康的”细菌被食品加工技术去除掉了。无论是食品的精制提纯，还是将其油炸、压制，将食物中的有益物质消除掉已经极大提升了人群的癌症患病率、加剧其免疫反应、加重其慢性病，而我们只是刚刚开始理解这其中的作用机制。

我个人将第二票投给空调，它也是意外造成大量死亡的一项技术创新。气温控制技术让现代生活方式得以实现，但问题是到底是谁正在被控制，又是被什么控制了呢？如果没有空调，美国南部蓬勃发展的阳光地带（Sunbelt）就不会存在，更不用提香港、新加坡、迪拜这样的全球金融中心了。现代办公场所就是围绕恒定的室温展开设计的，大型购物中心也是如此。问题就出在这里，舒适之余似乎也有些致命。

前面提到食品加工过程去除了食物的维他命、粗纤维和苦味，只留下一种营养价值低、近似于真正食物的东西，相似的是，空调消除了人们在户外活动的需求与欲望，这其中包括迁移、在阴凉处休息或者在凉爽的夜间锻炼身体。

科学家直到最近才发现，久坐正在缓慢地杀死我们，的确，那些将我们束缚在办公桌上的技术都应该被怀疑。在众多束缚中，空调很可能就是主犯。通过推广某些特定的生活方式——室内工作、信息经济、以购物作为休闲方式，以及对那些网络设备的依赖（这些设备恰恰最适合在干燥、凉爽的环境中工作）——我们人类已经更适应于全年无休、全天无休的工作了。我们久坐，我们盯着屏幕，我们产生知识和价值，只是偶尔停下来穿上一件运动衫，尝试驱赶办公室恒温器带来的永恒寒意。

过去40年里全球三大致死诱因分别是心脏病、癌症和呼吸系统疾病……各种各样的机器、化学品将人类的主食加工变成更美味但是也极度缺乏营养的加工食品，这一点就极大提升了各种富贵病的发病率，包括癌症、糖尿病、高血压和心脏病。

布莱尔·斯坦（Blair Stein）

克拉克森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尽管简单地用“轮子”或者“铁”来回答这个问题也挺诱人的，但是我认为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怎样定义“技术”和“意外”。

先看看这个思维实验吧：如果一位行人“意外地”被一辆公交车撞死了，那么杀死这个人的“技术”究竟是什么？是造成致命撞击的前挡风玻璃吗？还是未能及时制动的刹车？或者是阻碍行人听到公交车的耳机？抑或我们应该像那句“枪并不杀人，人杀人”一样预设：没有人类的干涉，技术就无法杀死任何人？也就是说，杀人的并不是公交车，而是司机？一些历史学家的谋生饭碗就是研究风险、过失、技术事故后果的相关问题。

一旦我们开始关注历史上的技术，我们还会面临一个痛苦的问题，即我们所说的“意外”又是什么意思。什么算意外，什么又不算意外，这取决于你所处的时间地点，以及你是谁。

© The Canadian Encyclopedia

以铁路为例：假设不计算铁路交通事故、铁路建设带来的死者，在殖民时期，铁路的入侵以及它引发的基础设施变化导致了高达数百万人死亡。在19世纪下半叶持续几十年的印度饥荒时期，英国殖民者的铁路将粮食从那些干旱的受灾地区运出，大量入库，而全球铁路和电报系统又促使印度产的粮食进入更大的市场，而非满足当地需求。

在加拿大，19世纪70年代推出的“编号条约”制度（The Numbered Treaties）剥夺了当地土著对其领地宣称的所有权，国家因此得以兴建加拿大太平洋铁路，为持续了150年之久的致命结构性不平等奠定了基础。对一些当时的行动者而言，这些死亡可能就是“意外”，是技术进步和国家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意外伤亡。而铁路很可能也并不会被当作这些死亡的直接原因，充其量只是间接原因罢了。

但是在上述两个例子中，铁路不仅是帝国机器的一部分，还是一种技术展现，它体现了帝国驱逐那些土著及土著生活方式的冲动，只因他们不符合帝国和殖民者的梦想。

我并不是想说铁路意外杀死的人比其他技术杀死的人要多，我是想借助铁路的历史说明，当我们对于罪责、风险和因果关系思考的越多，回答这个问题的难度也就越大。

什么算意外，什么又不算意外，这取决于你所处的时间地点，以及你是谁。以铁路为例：假设不计算铁路交通事故、铁路建设带来的死者，在殖民时期，铁路的入侵以及它引发的基础设施变化导致了高达数百万人死亡。

乔纳森·库珀史密斯（Jonathan Coopersmith）

德州农工大学历史系教授，其研究专注于技术史

一个多世纪以来，汽车一直是致死的主要杀手。在美国，车祸每天造成的死者将近100人，还会造成数千名伤者。如果飞机或者恐怖分子每天在美国造成100名死者，你会直接对此抗议。与之相反，我们对车祸造成的死亡习以为常。我们在世界范围内观察到的现象是，随着汽车的大规模推广，死亡人数也显著激增。

© Burnett & Williams

在20世纪初，关于道路路权的问题曾经一度引发紧张情绪。究竟什么才是道路的建造目的？究竟该允许谁使用道路？到了20世纪30年代，行人被赶出道路——随着汽车速度不断提高，道路在建造之初就被设计成更不适宜行人使用的样子了。如今冠状病毒少数的积极影响之一，就是城市内的汽车交通大幅减少，很多城市重新设立了专用的自行车道或者人行道。

假设汽车交通每英里出行导致的死亡率与1970年的概率保持一致，那么以如今极大增加的汽车出行基数计算，我们得到的数字应该是每年15万的汽车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而不是现实中“仅仅”每年3.5万的死亡人数。换句话说，技术本身变得更安全了。令人惊奇的是，在美国开车出行竟然比世界其他地方要安全得多，欧洲更是如此。

一个多世纪以来，汽车一直是致死的主要杀手。在美国，车祸每天造成的死者将近100人，还会造成数千名伤者。

拉贾·阿达尔（Raja Adal）

匹兹堡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其研究主要围绕技术史展开

印刷机算不算一大杀手呢？其背后的原因如下。

现代战争总是令人们注意的一点是，民族主义是大多数战争的罪魁祸首。想想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吧，还有越南战争等等。民族主义很大程度上与种族屠杀有关，比如多年前发生于卢旺达的大屠杀。

在所有这类案例中，一群人认为他们有着基于某种想象中联系的纽带——比如语言、民族、宗教或历史——并大量屠杀那些被认定属于另一个群体的受害者。在现代世界，这种群体认同通常被称为民族主义。

根据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和其他一些学者的观点，印刷机在当今世界对民族主义的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印刷机印出了报纸、小说，以及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并且让那些彼此互不相识、居所相聚甚远的人相信他们都属于同一个群体。

因此，既可以说印刷机本身是一个无害的机器，但我们也可以认为它与种族屠杀有关——当然，这是偶然的相关。关键的一点在于，机器并没有主观能动性。

彼得·舒尔曼（Peter Shulman）

凯斯西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其研究主要围绕技术史展开

如果我们只看死亡人数而非在人口中的占比，那么世界人口自18世纪以来的指数级增长本身就意味着如今的死亡数字将远远超越过去的死亡数字。如今的全球总人口将近80亿人，而1900年的全球总人口刚刚超过15亿，再向前追溯一个世纪，甚至还不足10亿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个有关工业化时代意外死亡的问题。（但如果我们关注的是死亡人数在人口总数中的占比，那么在我们有能力估算这种数据的历史范围内，我们将获得截然不同的答案。）

基于上述声明，我想提出造成最大死亡数字的技术，就是1881年由詹姆斯·邦萨克（James Bonsack）发明的机械卷烟机。

邦萨克发明的自动卷烟机。© Wikipedia

邦萨克发明的机器重达一吨，但是它每分钟生产的香烟数量和一名熟练卷烟工人每小时生产的香烟数量一样。经过5年的努力，踌躇满志的烟草企业家詹姆斯·布坎南·杜克（James Buchanan Duke）在自己的厂房内同时让10台这样的机器运转着。

由于杜克背地里获得了邦萨克机械卷烟机的优先使用权，以及比同行竞争者更优惠的使用条款，他发起了这一产业的机械化。借助机械卷烟机的生产力，19世纪中期普及的烤烟工艺可以生产温和、干燥的烟草，它鼓励吸烟者将烟雾深深吸入而非仅仅是含在口中，自此，不断扩张的烟草工业也普及了这种工具，并酿成一场全球蔓延的公共卫生灾难。

当然了，早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烟草就已经是一种消费品，而且在17世纪它还是北美洲东海岸潮汐地区英国殖民地（Tidewater English Colonies）最主要的经济作物。当烟草在欧洲普及时，批评者曾经质疑过其安全性，但它还是获得了巨大欢迎。在19世纪晚期，绝大多数的烟草是通过烟斗、雪茄抽的，或者只是咀嚼（嚼烟草后来成了一种美国烟民的习惯）。

廉价、易消费、极具冲击的广告、全新的全球市场、所谓的清洁度，以及最简单直接的无处不在、无孔不入——随着20世纪人口激增，烟草被更多的人夹在了指缝中，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多得多。所有这些烟草的特征都基于大宗生产香烟的生产力，我们几乎可以将这一成就归功于卷烟机的发明者詹姆斯·邦萨克和他最重要的客户，詹姆斯·布坎南·杜克。

© Britannica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美国的烟草消费者数量已经从超过40%的成年人直线暴跌到不足15%，但如今美国每年仍然有将近50万人死于吸烟，死于那些与吸烟相关的疾病如心脏病、肺部疾病或癌症。在全球范围内，每年有超过700万人死于吸烟相关疾病，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吸烟致死人数差不多相当于全部死亡人数的十分之一。

然而经历了50年的公共卫生警告，其间还有各种无可辩驳的证据可证明烟草公司一边公开坚称其产品的安全性，又同时私下里知晓香烟的健康危害——他们一直试图混淆公众对此的理解——这些死亡还能被看作是“意外的”吗？

阿西夫·西迪奇（Asif Siddiqi）

福特汉姆大学历史系教授

贩奴船：虽然大西洋奴隶贸易早在16世纪早期就出现了，但是专门用于奴隶运输的船只在17世纪到19世纪早期这段时间才达到巅峰。正如马库斯·里德克（Markus Rideker）在他的著作《贩奴船》（The Slave Ship）中描述的那样，这些船只基本上就是移动的监狱。

从某种意义上讲贩奴船也是一种工厂，它可以被看作一套死板的系统，即奴隶商人和资本家雇佣大批工人并且将原本是自由人的男男女女从非洲西海岸运出，并将他们转变成“奴隶”这种商品。最后也是最明显的一点，贩奴船是一套技术复杂的系统，它的设计初衷是实现人类的长距离运输，同时对于其健康可以仅提供最低限度的照料。

© Black History Month

由于这种船的设计初衷并不包括在贩奴的中间通道（Middle Passage）上杀死船上的“货物”（虽然很多奴隶商人无疑将杀害奴隶视为贩奴的重要一环），我将该过程中出现的死亡归类为意外死亡。

关于贩奴途中死亡人数的估计各不相同，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大卫·埃利斯（David Ellis）、戴维·理查德森（David Richardson）提出，在大约1000万离开非洲海岸的奴隶中，有15%的人死在途中。这至少造成了150万人死亡，而实际数字很可能要高得多。

水坝！尽管人们并不会把水坝与那些备受关注的灾难联系起来，通常它们也不会造成大量死亡，但与水坝有关的事故并不罕见，而且事实上如果考虑到水坝对周边环境造成的长期破坏，它们的负面影响就更显而易见了。

我之所以把水坝也加入答案中，另一个原因就是人类对水坝的使用可以追溯到古代，在数千年间，水坝的确是一个某种技术意外造成大量死亡的例子。在近现代时期，比较严重的水坝事故包括1889年发生于宾夕法尼亚州约翰斯敦的一起事故，造成了2000人死亡；1917年发生于英国占领时期印度中央邦的一起事故，造成了数千人死亡；1963年发生于意大利的一起事故，造成了数千人死亡；1979年发生于印度古吉拉特邦的一起事故，造成了5000人死亡。

我猜测，随着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不断加剧，以及人类大规模迁移因素，加上基础设施维护不足，我们也许会在不久的将来看到更多的溃坝事件，它们将带来更夸张的死亡数字。

艾伦·马库斯（Alan Marcus）

密西西比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其研究主要围绕技术史展开

我认为答案当属地理大发现时代的技术——那个搭上一艘船，奔向新大陆的时期。据估计80%至95%的美洲土著人口因此毁灭。当时传播到美洲最致命的疾病就是麻疹和天花，当然伤寒也是一大致死因素。

我们通常认为麻疹是一种相当温和的疾病，但是如果没有适当的防护手段，它就可以毁灭一个人种。你可以这样想象当时的场景：同样是面对新冠肺炎，但是当时没有医院、没有通风设施、没有药物。想象一下，你只能依靠自己。

天花在新大陆的传播示意图。© Smallpox and Its Eradication

在地理大发现时代以前，没有人会盼望或预见到这种事发生，而且人们花了很长时间——大概150年之久——才慢慢注意到一些因果关联。在过去，疾病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一种局部现象：它要么是引起你自身失去平衡的东西，或者它是一种基于某种有害气体的东西，当时人们称之为“瘴气”（Malaria）。人们曾经认为某种瘴气会让你生病。

当那些欧洲人从新大陆回来时，他们携带着来自新大陆的疾病。当他们又去了非洲并开始了奴隶贸易，他们身上既带着旧世界的疾病，也有新大陆的疾病，而疾病引发的大屠杀造成了几千万甚至数亿人死亡。因此，这不只是爆发于旧世界、新大陆的大屠杀——这是一场三方受难的大屠杀。

埃里克·鲁米斯（Erik Loomis）

罗德岛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其研究围绕美国劳工及环境史展开

我并不知道死于铁路交通意外的人是不是比死于汽车交通意外的人更多，但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火车造成的死亡人数极其惊人。直言不讳地说，无论是铁道工人还是火车乘客都是冒着生命危险在与火车打交道。在几十年的历史时间段里，美国的火车比欧洲火车要危险得多。

铁路历史学家马克·奥尔德里奇（Mark Aldrich）曾经以丰富又恐怖的细节记录了这一点。铁路工人的死亡率相当惊人，通常是在两列车厢之间被撞死。当脱轨事件爆发时，无论铁路工人还是乘客都会大量死亡。然而美国的铁路公司、法庭、政客对这些意外竟然表现出彻头彻尾的冷漠，这与英国形成了鲜明对比，在那里因铁路交通意外致死的人数只有美国的一个零头。由于铁路也是美国第一个全国协调运输网络，当人们仅仅是为了换个城市居住或者换一份工作而乘坐火车的时候，会经常死于事故。

此外，铁路还会在城市里造成行人的意外死亡。当时铁轨会直接穿过人口集中的城市市中心，而铁路公司又几乎不做任何维护工作以确保行人可以安全穿过铁路。举个例子，那些在道路与铁轨之间的凹槽往往造成一些推车的行人卡在里面，并被经过的火车撞倒。

除此以外，火车还给城市带来了大量烟尘和噪音，极大降低了居民的生活质量。铁路行业的贪得无厌往往影响着该行业那些数一数二的资本家，比如杰伊·库克（Jay Cooke）、杰伊·古尔德（Jay Gould），仅仅是因为自己不负责任的投机倒把就搞垮了经济。1873年股市恐慌、1893年股市恐慌都引发了经济大萧条，贫穷和绝望的状况还进一步造成了附带伤害。值得一提的是，19世纪晚期美国主要的工人运动，比如1877年铁路大罢工、普尔曼大罢工（Pullman Strike）都是全社会对铁路公司的反抗，正如传统的工人罢工那样，事件中绝大多数的抗议者并非那些罢工的工人。

20世纪后虽然铁路交通更安全了，但是美国铁路公司对人命的漠视仍然造成大量不必要的死亡，这包括在疫情期间美国爆发的肉类包装工厂大量工人在运输时暴露在病毒环境中的群体感染事件。

马尔·希克斯（Mar Hicks）

伊利诺伊理工学院历史系副教授，《被编写的不平等：英国是如何抛弃女性技术员并在计算领域失去优势》（Programmed Inequality: How Britain Discarded Women Technologists and Lost Its Edge in Computing）一书的作者

当我们讨论那些意外致死人数最多的技术，我们必须审视那些早就被普及的技术，它们对工业扩张的推动作用大到它带来的死亡可以被忽视——或者更遭，被故意隐瞒。

1794年由伊莱·惠特尼（Eli Whitney）申请专利的轧棉机（Cotton Gin）在整个19世纪迅速在美国广泛普及，这就是上述所说的技术之一。轧棉机的英文缩写是“enGINe”，这种机器可以更快、更高效地清洗原棉，为下一道工序做好准备——因此也让棉花种植园更有利可图。

© Adam Smith Institute

另外，轧棉机还让美国人奴役劳工手工摘取棉花的生意更有利可图，从而让奴隶制更根深蒂固。奴隶制的发展原本并不快，直到轧棉机出现并鼓励越来越多的白人棉花种植者提高产量。从1790年到1808年禁止“进口”被奴役的非洲人，美国南部的白人总共“进口”了超过8万非洲人。从1790年到1850年，通过世世代代的奴隶制度（即世代为奴），美国境内奴隶人数从70万激增至300万。在美国内战爆发前，在南方有三分之一的人是奴隶。

这一切都是为了服务于轧棉机创造的那个蓬勃发展的棉花产业：大约在19世纪中叶，美国几乎供应了全世界的棉花需求，而且自1800年开始棉花产量每10年翻一番。当人们讨论美国经济是建立在被奴役的黑人的后背上时，他们实际上是在谈论所有那些像棉花这样的产业，以及所有以被奴役黑人的生命为代价的国家、个人财富。

如果轧棉机没有被发明出来，奴隶制度很可能会被更早废除，而不是像历史上那样反而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大肆扩张。死亡人数的计算需包括那些被运往美国途中死亡的黑人，也包括那些在美国死亡或被杀害的黑人，这足以让这项技术有资格在答案列表中位居前列——这还没算上被奴役的人广泛遭受的苦难与痛苦，以及他们的后代被强行夺去了公民权利。

今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生活在美国的黑人如何深受这段经济与技术历史的影响，甚至因此丢掉性命——十八九世纪那些南方的白人企业家曾经利用技术放大种族主义，让痛苦与恐惧四处蔓延，我们今天也能看到某些企业利用特定技术尝试在做同样的事。

我认为这段技术历史极其重要，应该被人们记住。因为这段历史展示了技术怎样被其诞生的时代背景塑造，它又将如何进一步塑造那个时代背景。如果时代背景有种族主义的特征，技术就有可能支持种族主义，那么如果今天的技术是在支持现有的经济、社会结构，巩固其强大高效的统治地位，而丝毫不在乎现有的不平等呢？当技术专家试图仅仅通过技术手段“修补”某些问题，他们会忽略那个更宏大的时代背景，也忽略技术将如何在这个时代背景里发挥作用。

这就是为什么历史学习对于理工科的专业人才来说尤为重要，也是为什么大学里那些缺乏足够人文学者、历史学者参与的理工科项目正在给在校学生和我们所有人都造成伤害。狭隘到无法认识宏大历史背景的技术“进步”很可能酿成非计划中的后果——但这绝非不可预见的，这样的后果也绝非真正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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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Daniel Kolitz

译/石神千空

校对/瑞克·桑切斯

原文/gizmodo.com/what-technology-has-accidentally-killed-the-most-people-1843750086

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由石神千空&瑞克·桑切斯在利维坦发布

文章仅为作者观点，未必代表利维坦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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