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为何憎恨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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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维坦按：
“古代希腊人知道民主并不是人民统治，而是避免暴政的一种方式。这也就是他们曾经实施‘流放制度’长达80多年的缘故。这个制度是避免暴君或独裁者，也就是所谓的民粹分子——这是我们现在用的名词——利用群众掌权；这种人擅长炮制民意，鼓动人民，夺取政权。‘流放制度’的功能就是让善于驾驭人民的领导者，没有施展本领的空间，将他流放出国。但是，这个人不能算是被告，因为他没做什么错事，只能当作一种预防措施，防范深受百姓欢迎的人。”卡尔·波普尔在《二十世纪的教训》（The Lesson of this Century）中的这番话提醒我们，对于民粹主义者应有的警惕。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多数人永远是对的”并不能被视为民主的原则，当年希特勒在奥地利获得了90%选票就能验证这一点。
由此，你不难发现，民主和专制看似对立，实则在某些特定历史时期，前者却成为了暴政的肇因。现在回看柏拉图的某些观点，当然也有其天真的一面，但不能否认的是，虽然哲学王治国过于理想，不过其对于民主的反思仍旧具有重要意义。
古希腊的民主与哲学颇具盛名，但天赋异禀的哲学家柏拉图却又极度反对民主治理城市。
柏拉图的著作《理想国》被公认为是西方哲学的基石，它的问世标志着人们对政治生活的首次伟大探索。尽管写于公元前375年左右，书中对伦理和政治生活的见解却十分深刻，即使是对现代世界来说仍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潜移默化中，《理想国》影响着世世代代西方人的思想。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怀特海（Alfred Hitchock Whitehead）声称：
20世纪，民主的思潮席卷欧洲大陆，欧洲政治思想随即开始被对民主价值观的评定所主导。但这似乎与柏拉图的的想法相左，他以《理想国》为例，强烈地谴责了民主制度，并认为正是民主导致了大众的无知、歇斯底里和最终的专制。
古代雅典的民主
柏拉图目睹了民主制度在雅典的逐步建立，尽管他十分不情愿。古代雅典的民主不同于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民主，雅典是一个城邦，而现在的我们是一个国家，也就是一个在全国范围内运作的主要治理单位。因此，对少数人进行治理使民主形式显得更为“直接”，而不同于当代宪法所赋予的“代表性”形式。
所有公民（即拥有相关资格的自由人）都有平等参与政治的机会：由议会作出重要决定，每个公民都有发言权，其中大多数职位都是通过抽签来分配的。
古代雅典没有专业的检察官和法官。所以，提起公诉、担任陪审员和对审判结果进行审议等都成了普通公民的工作。
苏格拉底之死
苏格拉底是古代雅典另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也是是柏拉图尊敬的导师和朋友。柏拉图的《理想国》是由一系列对话组成的，苏格拉底则是对话中的主角，但他自己并没有写过什么作品。因此，对于《理想国》中不知出自谁口的观点，通常都被认为是柏拉图的。
苏格拉底在雅典的公众生活中可以说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但他又十分的引人注目，一生致力于同有前途的年轻人和先进的知识分子们对话。然而，对柏拉图产生重大影响的不仅是他的一生，同时还有他的死亡。
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一小群作为民主公民检察官的人审判。他们指控苏格拉底腐化了雅典的年轻人，引入新神并忽视了城邦中作为公民爱国主义目标而存在的神。苏格拉底被判有罪，接着被监禁起来，最终被处决。雅典没能从苏格拉底的思想中获益，这使柏拉图心生悲愤，进而他得出结论：民主与哲学是对立的。
民主——无知者的统治
柏拉图认为，专业知识是领导者应该具备的关键属性之一，且在民主制度下基本不会有此类人物出现。相反，那些可以轻松操纵民意的无知者当选率甚至会更高一点。
为了阐释这一点，柏拉图在《理想国》第六卷中打了一个航海比喻：为了选出合适的船长，全民投票是无效的，因为人们可能会被候选人的外表或者其他无关紧要的因素所左右。相反，我们应该寻找最有学识的那个人，因为他拥有干好这份工作所必需的专业知识。
柏拉图说明了民主在选举船长时是多么的愚蠢：
因此，柏拉图相信哲学家应该成为统治者（根据柏拉图设计的社会政治结构，哲学家垄断城邦全部政治权力，被置于等级结构的顶端，即哲学家为王）。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应当热爱知识、忠于事实，只有执着于寻求真理的人才有资格指导他人，因为他们的学识足够渊博。
“哲学”在希腊文中意为“爱智慧”，因此，真正的哲学家应当是一个纯粹寻求心灵快乐的人。据柏拉图（《理想国》第七卷）说，这种对智慧纯粹的爱，否定了一切虚假、肉体愉悦、物质崇拜、卑鄙和怯懦的爱，能抑制所有可能导致领导阶级腐败的欲望和倾向。
然而，在一个民主国家里，领导人往往会忽视那些令人不快的事实。在英国脱欧运动期间，英国著名政治家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拒绝透露任何一个支持英国脱欧派经济学家的名字，他说：“这个国家的人民已经受够了‘专家’这个名词。”由此可见，这种对哲学（真知）的敌视早已在《理想国》中被预言。
在著名的洞穴之喻（《理想国》第六卷）中，柏拉图描述了这样一个情节：当洞穴中其中一个囚犯走出洞穴，发现外面的世界与洞穴中完全不同后，他返回洞穴同其他人讲述了这个事实，却因此引起了他们的愤怒。这不仅映射出雅典人对待苏格拉底的方式，同时也表明了知识型领导人无法在民主中生存下来。因为在参选者努力提高支持率的过程中，民主也会随之被扭曲、被疏远。
就柏拉图的观点来说，兴奋性、情绪以及大规模的动员活动会煽动人们去进行歇斯底里的民主行为。公众支持的异想天开违背了理性，并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致命的不一致性。
公元前427年发生在雅典的“米蒂利尼之争”（Mytilenian Debate），就是这种歇斯底里的明证。据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记载，雅典议会担心进一步的造反发生，匆忙判处反叛城邦米蒂利尼的所有男性公民死刑，而妇女和儿童则作为奴隶被卖。第二天，当意识到自己的决定惨绝人寰后，政权也已不复存在。
除了不一致性之外，柏拉图还坚信民主的歇斯底里会以其他方式导致自身的灭亡：
在这个自由泛滥的社会里，公民、移民和侨民之间几乎没有区别。老师害怕学生，年轻人不尊重老人，一切都充满了自由的精神，甚至连动物都带着“权利”二字走在街上。在今天，上述自由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得到了人们的庆祝。但事实上，柏拉图对拥有公民身份和动物权利的移民持有明显的谴责态度，且在当今自由民主的背景下显得格外苛刻。但是，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并没有谴责事实，而是担心这个社会将引起更大的冲突。政治冲突让人们渴望拥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甚至是一个暴君。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柏拉图早在2400年前就提到的问题，至今仍然是热门话题，而且往往是政治争论的主要来源。在整个西方政治话语中，政治紧张的根源之一就是移民和公民身份的问题。从《理想国》第八卷中的一些观点来看，唐纳德·特朗普的上台似乎表明了对渴望强大领导的自由意志主义政治的反抗。
在其他地区，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取消了穆斯林民族的公民身份，后又有穆斯林在街头遭遇杀害。因此，在这个号称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内，人民开始出现暴政情绪。柏拉图可能会将这种专制归因于围绕印度教民族主义立场的歇斯底里，但这也让莫迪能够在两次选举中胜出。
反观历史，最著名的从民主到专制的转变发生在一战到二战期间的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停战条约规定德皇威廉二世必须放弃君主制。由于担心共产主义的胃口越来越大，德国国会担起了责任，提出要引入民主制。随后建立起了魏玛共和国（Weimar Republic）。
1919年魏玛共和国成立时，民主似乎有希望在德国扎根。新的民主宪法及其扩大的权利法案是当时世界上最进步的宪法之一。关于魏玛共和国的灭亡，历史学家提出了许多解释，其中之一是《凡尔塞和约》的惩罚性质，它使几代德国人承受着经济匮乏的负担，背负着战争责任完全归咎于德国的所谓“罪责条款”。
罪行和经济崩溃激怒了德国人，他们觉得这是对民族自豪感的巨大羞辱。柏拉图的观点认为，此类情绪会导致政治上的歇斯底里，从而使得人们对强大领导能力的渴望和实施暴力复仇的意愿被暴君所利用。我们都清楚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对柏拉图理想国的批判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群体按不同的社会效用划分开来，如战士人口和农业人口，人们没有权利任意改变职业。在这种功能专门化的体系下，人格的全面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就现在来看，国家对公民的生活行使此类控制权是对人类自由的极大冒犯。
柏拉图没有谴责奴隶制度，也不认为它是罪恶的根本。这映射出了邻国斯巴达的社会结构——一个拥有大量农奴人口的军国主义寡头。他通过一位超然客观的哲学王精心组织社会，打破了民主中提供给人类自由的自决理想状态。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柏拉图提出的对艺术、诗歌和坏角色（《理想国》第三卷和第十卷）的审查主张可能会与自己理想状态中的国家结构相左。
著名的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及崇拜者，但他对自己老师的纯理论方法提出了批评。亚里士多德以历史的鉴赏力和实践的敏感性追求政治知识，这反映了两位伟大的思想家——理性主义者柏拉图和经验主义者亚里士多德在认识论上的分歧。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忽视下层阶级人口是十分危险的，同时，像培养经常无所事事的战士人口这样的观念也是不切实际的。领导者应该听取哲学家的建议，接受公民的建议。与阻止人民和统治者之间的政治对话相比，这种宪法模式的思维可以赢得更多的统一。
如前文所述，虽然有民主转变为专制的例子，但民主还是取得了广泛的成功。一篇发表于《经济学人》（Economist）杂志的文章称，民众有充分的理由反对独裁者：
20世纪民主价值观的传播给人们带来了富裕、自由与和平，这将推翻柏拉图关于不和谐哲学的独裁统治证词。
尽管柏拉图试图以毒攻毒来治愈暴政，但《理想国》还是为我们传递了许多重要信息。2018年，《世界自由度报告》（Freedom in the World）记录了全球自由度连续下降的第13个年头，这种逆转发生在不同地区的不同国家，包括像美国这样的长期民主国家。
我们可以从柏拉图和他的著作《理想国》中学到很多东西。也许就民主而言，我们必须对柏拉图所提到的无知和歇斯底里保持警惕，以防止民主倒退回专制。
文/Arc Ninian
译/钠钾
校对/兔子的凌波微步
原文/medium.com/the-philosophers-stone/why-plato-hated-democracy-3221e7dcd96e
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由钠钾在利维坦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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