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宇宙主义起源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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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维坦按：
波鸿鲁尔大学的研究员、斯拉夫主义者迈克尔·哈格迈斯特（Michael Hagemeister）写过一本关于尼古拉·费多罗夫（Nikolai Fedorov）20世纪早期俄罗斯哲学的书。在与艺术评论家安德烈·申塔尔（Andrey Shental）的对话中，他解释了“俄罗斯宇宙主义”一词的起源，以及关于它的传说在西方盛行的始末。
AS: 你称俄罗斯哲学家尼古拉·费多罗夫为你“青春时代的英雄”，并在发表于1989年的博士论文中向他致敬。但当时即使是在苏联，他也只在异议分子圈里为人所知。你是怎么知道他的？你对他的什么印象深刻呢？
MH: 那是在20世纪70年代，教授在讲座上简单地提及了费多罗夫，让我第一次知道了他。他是一个梦想着复活所有前人的俄罗斯思想家。那时我认为，他的想法要么荒谬至极，要么值得一试。我感兴趣的点不在于未来战胜死亡的想法（这并非原创），而在于复活所有前人可以解决的“历史受害者”问题。
那时，我和我的同辈人一样，是所谓的“六八派”，熟读马克思主义。那个困扰了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布洛赫（Ernst Bloch）、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奥多·W·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等哲人的“历史受害者”问题是这么叩问我们的：如果人类完成了终极共产主义，抵达了“自由王国”（译者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历史分成两个阶段：必然王国、自由王国。人类的历史即为第一个阶段到第二个阶段的进程），那么为此受苦牺牲的前人岂不是因不能生活在这个人造天堂而无法享受到革命胜利的果实吗？
当时，只有少数专家认识费多罗夫。幸运的是，在巴塞尔大学图书馆的一个特别收藏中，我不仅发现了他的作品——初版的《共同任务的哲学》，还发现了他的追随者们【如亚历山大·戈尔斯基（Aleksandr Gorsky）、尼古拉·塞尼茨基（Nikolai Setnitsky）以及一些俄罗斯流亡作家等】的作品。我还在那里找到一本小册子，名叫《死亡的神化》（Smertobozhnichev）。然后我开始读费多罗夫本人的作品，一开始看得困惑，但后来入了迷。
之后，机缘巧合下我和费多罗夫在莫斯科的追随者们取得了联系，那些人为他的哲学开辟了另一条道路。我遇到了一位资深的费多罗夫追随者——奥尔加·塞特尼茨卡娅（Olga Setnitskaya），她的父亲就是当时住在城外的尼古拉·塞尼茨基。在那个年代，外国公民在城外游荡是违法的，但我在这上屡屡犯戒。她与我分享了那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她父亲亲历的费多罗夫运动，还提供了一些珍贵的材料。斯维特拉娜·谢米诺娃（Svetlana Semyonova）和阿尔谢尼·古里加（Arseni Gulyga）与我也有交集，他们在1982年出版了后来招致丑闻的费多罗夫苏联时期初版作品。
AS：我注意到西方读者往往抗拒与“俄罗斯宇宙论”有关的思想家，有时需要像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这样论出格程度不相上下的思想家来开导他们。你的书《尼古拉·费多罗夫：学习，工作和影响》（Nikolai Fedorov: Studien zu Leben, Werk und Wirkung）在德国反响如何?
MH：我的书是为专家们写的，但更多是为我自己写的。它的发行量几乎与费多罗夫自己的第一版作品一样：400册中的大部分都进了图书馆。同时期出现了几场关于俄罗斯哲学的会议，缘由是一批西方观众“发现”了尼古拉·别尔嘉耶夫（Nikolai Berdyaev），帕维尔·弗洛连斯基（Pavel Florensky），阿列克谢·洛谢夫（Aleksei Losev）和费多罗夫。所以我的书很受欢迎，收到了20多篇评论，但大多来自海外，比如美国、法国、意大利，甚至苏联，但在德国本土并没有那么多。我当时认识古里加，他在德国哲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极力推销费多罗夫，并试图说服著名哲学出版商理查德·迈纳（Richard Meiner）在德国出版一本费多罗夫作品集。我们做了大约50页的翻译，但得到的答案如下：它很有趣，但我们无法理解它，我们可以确定它不是哲学。
我同意在西方传统的理解中，费多罗夫并不算是一个哲学家。古里加成功地说服了迈纳用德语出版了罗塞夫的一本书《神话的辩证法》（The Dialectics of Myth）。在俄罗斯或苏联的语境下，这是一本有趣而迷人的书。但在德国，人们会问：这是什么？所以结果是这本书滞销了。然而，我和鲍里斯·格罗伊斯（Boris Groys）编辑的选集《新人类》（Die Neue Menschheit）却相当成功。这本书由著名苏尔坎普出版社（Suhrkamp Verlag）出版，让费多罗夫、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Konstantin Tsiolkovski），瓦莱里·穆拉维约夫（Valerian Muraviev），“生物宇宙学家”等思想家首次走进了德国读者的视野。
AS：你把俄罗斯宇宙论称为“混合的意识形态”和“一个发明传统的典型案例（也有支持传统发明的意图）”。它的意识形态是什么？为什么它是混合的？
MH：“俄罗斯宇宙主义”的概念起源于上世纪70年代，并已成为后苏联时代俄罗斯民族主义身份认同的论述。在此之前，甚至不存在“俄罗斯宇宙论”这个术语。费奥多尔·吉列诺克（Fyodor Girenok）声称在20世纪70年代末构想了“俄罗斯宇宙论”的理论。
但据我所知，“俄罗斯宇宙论”一词最早的来源之一是雷娜塔·高斯瓦（Renata Galtseva）在《哲学百科全书》（1970）第五卷中关于弗拉基米尔·维尔纳茨基（Vladimir Vernadsky）的文章。古里加和塞曼诺娃那些人用这个词来宣传费多罗夫，但我看不出它有任何启发价值。对我来说，“俄罗斯宇宙论”是一种混杂性又融合化的意识形态，它结合了许多不同的关键特征，如伪科学、神秘主义、新神建造、新时代思维。被归入“俄国宇宙论”范畴的思想家们连研究目标、方法，甚至世界观都如此不同，几乎没有共通之处。以阿尔谢尼·日利亚耶夫（Arseny Zhilyaev）在HKW大厅展出的五角星为例【出自艺术展——“没有死亡的艺术：俄罗斯宇宙论”（Art Without Death: Russian Cosmism）】：你可以看到所谓的“宇宙学家”，即齐奥尔科夫斯基、费多罗夫、维尔纳茨基、奇热夫斯基和弗洛伦斯基等人被展示在各个角上，但是身为正统的哲学家兼神学家的弗洛伦斯基，和身为一元论者、泛心论者、火箭先驱的齐奥尔科夫斯基有什么共同点呢？
AS：“俄罗斯宇宙论”的支持者可能会说，他的精神圈理论（pneumatosphere）与弗拉基米尔·维尔纳茨基提出的智能圈理论（noosphere）相似。
MH：是的，弗洛伦斯基在他和维尔纳茨基的书信中提到了精神圈理论，但这足以冠他以“宇宙主义者”之名吗？我很了解弗洛伦斯基的作品，还花过一些时间阅读齐奥尔科夫斯基的作品。早在20世纪70年代，我就以那时还算便宜的价格在古玩书店买到了齐奥尔科夫斯基的《卡卢加出版物》（Kaluzhskie izdaniya）。齐奥尔科夫斯基的“宇宙哲学”是泛灵论、见神论和唯心论思想的奇怪拼凑（我不认为它是哲学），但他认为这是出自天才、救赎者的大作。然而，这一切对弗洛伦斯基和其他“宇宙学家”来说，都是完全陌生的。是什么把这些思想家们联系在一起？对于拥护者们来说，“俄罗斯宇宙论”始于基辅的大都市希拉里里翁，涉及了拉迪舍夫（Radishchev）和普希金（Pushkin），到最后几乎给每一位真诚的俄罗斯作家和思想家都贴上了自己的标签。
“宇宙论”对我来说是一个虚构出来的传统、一个神话，而且我必须说鲍里斯·格罗伊斯对此也有贡献。他曾讲到，齐奥尔科夫斯基在费多罗夫的影响下从事太空飞行事业，目的是把觉醒的祖先带到其他星球。我很遗憾地说，这纯粹是一派胡言。齐奥尔科夫斯基的脑海中从来没有觉醒的祖先。他在死亡问题上的解决方案与费多罗夫人为的全面复活计划完全不相容。对于齐奥尔科夫斯基来说，死亡根本不存在，它只是人类脆弱心灵的一种幻觉，因为原子是不朽的，可以从一种组合游荡到另一种组合。
费多罗夫的宏伟计划旨在恢复包括逝者在内的所有人类，而齐奥尔科夫斯基却只关心培育一个未来的超人类种族，同时积极铲除所有低等生物。弗洛伦斯基和他们不同，他是一个正统的神学家，他相信复活是上帝在历史结束时发起的。当齐奥尔科夫斯基在莫斯科读书时，他的确去了鲁扬采夫博物馆，遇见了在那里当图书管理员的费多罗夫。但我们不知道费多罗夫是否和这个年轻人分享了他的想法。事实上，他很不愿意讨论他的见解，因为他不想在他死前发表这些想法。没有丝毫迹象表明齐奥尔科夫斯基受到了费多罗夫思想的影响。无论如何，他的太空计划大概率是受到了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和卡米尔·弗拉马里恩（Camille Flammarion）的启发。由于齐奥尔科夫斯基是个众所周知的人物，作为费多罗夫学生的传说极有可能是为了宣传费多罗夫而编造的——曾有些人公开向我承认过，这在当时是一种策略。
鲍里斯·格罗伊斯曾说“俄罗斯灵魂”（Russian soul）是“一些以俄罗斯作家、知识分子或艺术家自称的人在西方推销自己的商业战略”。现在我冒着争议的风险，把这个定义同样安在“俄罗斯宇宙主义”上。格罗伊斯认为，对于那些想要在西方建立自己地位的人来说，重要的是定义自己的独特之处，并将其转变为一种商标。西方不需要一个西方化的俄罗斯，它需要一个异域性的俄罗斯。“俄罗斯宇宙论”以最好的方式满足了这种异国情调的需求。日利亚耶夫画的这颗星描绘了五位“宇宙主义者”，并将他们与美化了并位于中央的基督联系在一起时。我唯一注意到的只是齐奥尔科夫斯基亲切地唤耶稣作“加利利来的导师”，他并没有回避与他作比较。
AS：所以这只是个被延续了下来的临时策略吗?
MH：在苏联时代，费多罗夫被称为“纯粹的唯物主义者”。但现在，追随者们将他描述成一个重要的宗教思想家，他的教导开启了继《旧约》和《新约》之后的第三个阶段——“主动的智能圈式基督教”之类的东西。我不是神学家，但在我看来，费多罗夫解决死亡问题的方式与基督徒对罪、死亡和救赎的理解是不兼容的。
费多罗夫自己就是一个基督徒，但是神学家是不能接受他的人为复活计划，因为他想克服死亡和避免他所谓的“超越式复活”（译者注：超越性在基督语境中指导了神超越一切世俗的教义，其反义则为内在性。在这里指费多罗夫并不想割裂造物者与人类之间的关系。），最后会导致人类内部割裂为被拯救的和被抛弃的两个群体。
费多罗夫的计划最接近于“复原”（apokatastasis，译者注：该概念意为历史终结后的世界重建，最早出现于波斯祆教教义，后泛用于斯多葛、犹太教、新约、早期基督、诺斯替等地方），即万物的恢复或宇宙的救赎。然而，这个概念被所有基督教的忏悔书视为异端而拒绝，因为它将意味着开始和结束将成为一体，因此救赎的历史过程将被剥夺所有的意义。费多罗夫对“历史受害者”问题的解决方案确实是唯物的、世俗的，并不依赖于上帝或任何形而上学的力量。费多罗夫从来没有提到过在宇宙复活和将宇宙转化为天堂的计划中需要神的帮助。相反，他的计划本质上是内在的、人性的、科技的，否则我也不会花十年时间研究他。
AS：你对费多罗夫的解读是唯物主义的，即复活是纯粹的内在活动，并且这是他的观点与当代背景相关的唯一方式。但在费多罗夫看来，宗教是引导科学的伦理视野。那如果我们把他的哲学完全世俗化会发生什么呢？
MH：当然，费多罗夫经常提及上帝和基督、谈论“上帝的王国”和神圣意志的实现，但在这我们正人为地改造着现实，并且这种改造也将延伸到天堂（译者注：上帝的王国为基督教新约教义，指耶稣对人类有王权统治。但在费多罗夫的理论里，人与神的主次关系发生了转变）。他以基督为榜样，在上帝的帮助下战胜了死亡，但他并不依赖上帝的干预。
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费多罗夫称之为“超道德主义”（supramoralism）的伦理推动力，这是他的思想的核心：我们不应该享受我们现在的生活而忘记了祖先，我们不应该幻想着人间天堂却不关心前几代人的命运。今天的超人类主义者和加速论者错误地引用了费多罗夫，因为他们只为未来的自己而努力追求自我优化和永生。像早期的费多洛维亚追随者们，如塞夫尼茨基、高斯基和谢苗诺娃都相信，费多罗夫的宇宙物理复活计划总有一天会实现。我个人不相信这一点，也对永生并不在意。这种前景既不吸引人，也不可怕。但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我对历史的复活和保存很感兴趣。
AS：格罗伊斯尽管公开反对社会主义，却更进一步把费多罗夫的计划解读为社会主义的激进表现。你同意这样的解释吗?
MH：我已经在我的书中解释过了，费多罗夫有一些想法确实接近马克思，比如他对“劳动在人类起源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的看法，他对“真正的大自然的复活”的理解，以及著名《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1条中折射出的他对这个世界的实际态度：“哲学家们迄今为止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关键是要改变它。” 但除此之外，我看不出他们有什么相似之处。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思索过人间天堂，超越死亡，以及历史受害者。
AS：还有一种倾向是通过本雅明对历史的理解来解读费多罗夫。
MH：在本雅明对历史的理解中，我们看到了著名的历史天使（Angelus Novus）形象——他被前进的风暴推向未来，却在回首过去看到了受害者。他想要拯救他们，唤醒死者，恢复破碎之处，但他似乎无法这么做。本雅明相信这个问题一定有解决的办法。他深受犹太弥赛亚主义的影响，相信弥赛亚会降临并使万物完整。费多罗夫也关心同样的问题，但作为一名俄国思想家，他的解决方法却完全不同。
AS：至于费多罗夫对自然的态度，他思想的拥护者声称他（以及弗洛伦斯基和维尔纳茨基）不去过度开采地球的观点可以联系到某种生态意识。在我看来，他关于“自然规律”的观点可能会改变部分人在“人类世”（Anthropocene）论述上的悲观。尽管如此，他将行星作为宇宙飞船的设想在今天看来相当吓人。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在他的盖亚原理中使用了一个类似的术语——“自我调节”，以表明所有的自然平衡都是非常微妙和脆弱的。
MH：生态学是一个现代概念，借此来升华这些思考者的维度。同时，这也是一个展示他们之间巨大差异的绝佳例子。对费多罗夫来说，自然是一个不理智且会导致死亡的敌人，必须将其打败。费多罗夫的“自然规律”，是指包括人在内自然赋予的一切，都必须转化成人为造物。费多罗夫不厌其烦地重复：“我们必须掌控对自身身体的主导权”。人只要是出生到这个世界上，就注定了死亡。因此，它们必须逐渐从会腐烂的自然生物，转变为自治且独立的人为造物。生态学旨在拯救自然，“规律”则要战胜它。
在某些方面，费多罗夫对自然的态度接近齐奥尔科夫斯基。齐奥尔科夫斯基想要消除所有不完美、无用的、有害的动植物和有缺陷的人类。他的骇人项目包括全球消毒措施、砍伐热带森林、排干海洋以及对地球大气层进行工业处理。最后，人类与他们的“摇篮”保持距离，地球仅作为宇宙居民们提供作为能源和原材料的基地。因此，齐奥尔科夫斯基的观点可以直截了当地说是反生态的。但是齐奥尔科夫斯基与洛夫洛克的盖亚假说的共同点是，他把整个宇宙看作是一个有生命的存在（zhivotnoe），一个有活力的、会自我调节的有机体。然而，这些想法在古代原子学家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中已经存在，它们没有任何独创之处。齐奥尔科夫斯基和其他所谓的“宇宙学家”，可以说与我们理解的生态学毫无关系。
亚历山大·拉巴斯的《未来之城》（1935）。© INRUSSIA
AS：那维尔纳茨基呢?
MH：维尔纳茨基也不一样。这位思想家的“智能圈”（noosphere）概念很有独创性，这个概念还多亏了“人类世”（Anthropocene）的提出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在所谓的“宇宙主义者”中，他是迄今为止最严肃的思想家。他的哲学著作，如《自然主义者的思想》（Thoughts of a Naturalist）等，比齐奥尔科夫斯基等人的著作还要高出一个维度。齐奥尔科夫斯基是一位杰出的火箭科学先驱，但他的“哲学”相当原始。
AS：与俄罗斯本土的追随者相比，比如乔治·杨（George M. Young）和你自己这样的外国宇宙论学者是否认为与“俄罗斯宇宙论”相关的思想具有极权主义的意味呢？还是它只局限于它本身的叙述？
MH：费多罗夫对死亡问题的解决方案确实是极权主义的，因为他将一切生物纳入了他的计划。瓦莱里·布吕乌索夫（Valery Bryusov）的短篇小说《科学的胜利》（The Triumph of Science，1918）描述了在“神通术场所”复活伟人的桥段（译者注：Theurgy指召唤神灵附身的仪式，最早出现于晚期的新柏拉图主义，与中国的扶乩有类似之处）。在故事的结尾，叙述者要求道：“不要让我复活！”但这在费多罗夫那里是行不通的，因为所有人都必须复活。费多罗夫详细阐述了他对人类的设想：人类共同体应该在宇宙中传播智能圈的规则，变成一个万能的、不朽的、单一且普世的实体，从而最终成为主宰的上帝。然而，“单一”和“普世”的设想结合起来不就是极权主义思想的标志吗？齐奥尔科夫斯基则提倡消除所有不完美的生命形式，由他自己来决定谁不完美，谁不完美——我们已经见识过这种优生学的可怕了。不过在维尔纳茨基身上，我并没有看到极权主义的影子。
至于杨，我觉得他的书《俄罗斯宇宙主义者: 尼古拉·费多罗夫及其追随者的神秘未来主义》（The Russian Cosmists: The esosecret Futurism of Nikolai Fedorov and his Followers）还不够批判。他非常同情这些人，同时却着重表现了神秘主义。神秘主义对我来说是陌生的，我从来没有了解过任何相关的思想家。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的神秘主义者和新时代运动追随者开始追捧一些俄罗斯哲学家们，尤其是以“宇宙主义者”自称的那些人（译者注：新时代指1970年代西方的宗教灵性运动，该运动吸收了很多18至19世纪的神秘主义）。最近在德出版的帕维尔·弗洛伦斯基的作品还是由人类学家们传播发行的。俄罗斯思想似乎被理解为一种猎奇的、异域的东西，吸引着有神秘主义倾向的爱好者。
文/Andrey Shental
译/郁酸
校对/兔子的凌波微步
原文/inrussia.com/the-hybrid-ideology
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由郁酸在利维坦发布
文章仅为作者观点，未必代表利维坦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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