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解剖的女体背后令人不安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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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维坦按：
说来也很奇怪，通常情况下，作品和作者往往是一种伴生关系，《麦克白》、《红楼梦》成为经典，我们也由此记住了莎士比亚和曹雪芹。但今天文章中的作品和作者的关系却令人困惑：一副名声大噪的神经系统，背后却是一个有意无意之中“被抽象”、“被抹除”了的女性。
解剖人类神经系统是一项非常繁重的任务——另外，在某些案例中，我们几乎完全不了解躺在解剖学家手术台上的遗体所属的那个人。© CARMEN DEÑÓ FOR ATLAS OBSCURA
如果“哈里特”听得到的话，她应该可以听到乒乓球在桌子上轻快滚动的声音。如果她能闻得到的话，她应该可以觉察到附近的微波炉正在重新加热午餐。如果她能看得到的话，她应该会带着他们瞧瞧一部坏掉的吃豆人游戏机、一台电视机、一家校园书店，书店里还垂着一条装饰纸带，这纸带就像是小学里为教授DNA双螺旋模型而用的那种模型。
她甚至可能在照相机镜头里，或者路人的眼珠中瞥见自己。实际上，人们经常停下来，盯着她看。
那是一个周六，天气炎热，社交距离还没有成为这片土地上的惯例，一群访问者聚集在费城西北部德雷克塞尔大学医学院，主要目的是为了看看“哈里特”。
他们首先看到的是一件陈列柜，里面放着几件精心准备的特殊医学标本——很久之前，它们曾用作教学工具。和“哈里特”一样，制作这些标本的都是活跃于19世纪末期的一位著名解剖学家，鲁弗斯·韦弗（Rufus Weaver）。
现在，访问者们看到了尸体实验室和藏书室之间桌子上摆着的3个玻璃瓶，其中一个装着的标本是一段静止不动的肠子，另一个装着的是一段脊髓，还有一个的液体（年头至少有一个世纪了）里漂浮着一只解剖好了的眼球。它的各个部分已经分离，因而看上去有点像一只小水母，也有点像一块随时都会破碎的塑料，还有点像蘑菇的伞帽。
访问者们晃晃悠悠地走进了门，来到了原本空空如也的学生中心。他们挤在短绒地毯（这是市郊办公场所的经典布置）上，看到了更多韦弗的解剖作品，它们摆满了一整排玻璃陈列柜。访问者们看到了一只手的标本，颜色泛紫，看上去很是有力，但让人感觉有些不舒服。接着，他们又看到了两件头骨和颈部的标本。再然后就是“哈里特”了。
众人纷纷作出了自己的反应。
有的平静地说：“哦。”
有的激动地叫：“哦，哇。”
还有的则喃喃道：“可怜的哈里特。”
“我一直想找到她，”专攻传染病领域的华盛顿特区流行病学家马拉亚·弗莱彻（Malaya Fletcher）说。
她至今仍记得在高中生物学课堂上学习解剖时的场景，并且自从那次听说这个故事后，她就再也没法忘记。
“这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她说：“你根本无法相信这个故事是真的。”此时，访问者挤成一团，纷纷把手机举过头顶，拍摄照片。期间，他们还不时调整手的位置，以免把自己映在玻璃中的脸庞也拍下来。
“哈里特”其实是一组纤维网络，固定在靠墙摆放的一件玻璃柜内的黑板上。
顶部似乎是大脑，呈棕色，很饱满，还带着一双眼球。往下看，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由看似脆弱的细绳构成的复杂系统。这些绳子拉得很紧，而且被人工涂成了非常重的白色。
从整具标本的外观不难看出，这应该是人体——有些部分的特征分别是四肢、骨盆和胸腔——但又有一些不同寻常的地方。表征四肢处的细绳缠绕的方式似乎意味着这个人有鳍。其他地方的纤维则显得乱糟糟的，就像是被咬开了的电线，电流从边缘处喷射出来。
这确实是一具人类医学标本，最大的特征是铰接式骨架。不过，和寻常人体标本不同，这具标本表现的是神经系统——一个大多数人想都想不出来的人体系统。站在“哈里特”面前的部分来访者甚至开始扭动脚趾和手指，就像是要把标本中的纤维映射到自己身上一样，好让面前的这件医学标本不那么抽象。
陈列柜旁边的标签上说，这具标本属于一位名叫“哈里特·科尔”（Harriet Cole）的黑人女性。她生前在哈内曼医学院的一间实验室里当佣人或清洁工，19世纪末去世后把自己的遗体捐给了医学院。传说，韦弗解剖了她的神经系统，处理过后，又制成了这件堪称杰作的医学标本并用作教具。
在正式于哈内曼医学院展出之前十多年，这具标本还在芝加哥参加了1893年世界博览会，并获得蓝丝带奖。它在《生活》（LIFE）杂志上得到了多个版面的专栏介绍，并且还登上了学术教科书。不过，在一切的一切之前——在神经透出人体的包裹之前——这些纤维都刺激着一具人体。2012年，哈内曼医学院新闻办公室称赞这局标本的捐赠者是该校“工作时间最长的职工”。
当初解剖的时候，没有人过多关注这位神经系统因这项科学及解剖学冒险行动而被摘取的捐赠者。之后的几十年里，出现了有关这位“哈里特”的故事，并且和各种传说一起固化成了我们今天所知的一切。这具标本以及萦绕在它周围的种种传说确实令人无比惊叹，同时却又让人感到不安。
它们向我们展示了，制度上的不平等如何能贯穿到人死之后，展示了“伟大”的白人男性如何利用女性的身体提升自己的地位并且互相吹捧，展示了这些故事的根源在哪里，以及最为关键的：真相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残缺、夸大、失真，直到最后再也无法为人们所知晓——就像被世人遗忘的架子上的一具泡制标本。
西方医学史中充斥着各种令人听来就生厌的暴力事件，从强迫实验到蹩脚或残忍的疗法，再到将病人“治”成各种“奇观”——这些行为要是发生在今时今日，会被普遍贴上“可怖”的标签。
部分历史学家认为，用今天的道德观审视过去不会有什么收获。他们认为，过去人们视为稀松平常的事件在如今看来或许就必须遭到谴责，这其中带来的不适是评判历史时必须接受并忍受的，而不是强行把当代道德观套用到过去。
包括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3位医学史学家在内的其他学者则在2020年10月于期刊《柳叶刀》（The Lancet）上发表文章，坚持认为，同历史中的恐怖元素作斗争有利于突显目前在医疗资源、治疗手段等方面仍旧存在的不平等现象。
（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cet/article/PIIS0140-6736(20)32032-8/fulltext）
阿莱纳·麦克诺顿（Alaina McNaughton）和马特·赫比森（Matt Herbison）就是在过去、现在与未来三者交汇领域耕耘的学者。他俩既是公共历史学家，也是档案学家、教育家。
前面提到的那群访问者来访时，麦克诺顿和赫比森都在德雷克塞尔遗产保护中心工作。这家机构的主要职责是保存并诠释德雷克塞尔大学的各种档案，此外还保管了一些其他学校的档案。（后来，麦克诺顿离开了这家机构，独立展开了另一项工作，直到现在。）这两个人都喜欢钻研历史，对细节都有一种图书馆学家特有的关注，对各类故事也都拥有小说家般的喜爱。
此外，他们的工作也要求他们将各种第一手资料放在过去的背景中加以描述和审视。而“哈里特·科尔”就是这所学校漫长历史中最显而易见、最令人困惑且最具挑战性的一大人工作品。
像赫比森和麦克诺顿这样的研究人员既不是解剖学家，也不是伦理学家：虽然他们继承了“哈里特·科尔”这件成品，但他们自身并没有选择去获取、解剖并展示人体。作为这具标本现在的保管者，他们等同于接受了这样一个任务：找出有关“哈里特·科尔”的所有历史记录，将事实从诸多噪音中剥离出来，在官方记录常常忽略女性和有色人种这个不利前提下，尽可能地拼凑出一个完整的故事。
站在“哈里特”面前的部分来访者甚至开始扭动脚趾和手指，就像是要把标本中的纤维映射到自己身上一样。
这群来访者到来之前数月，赫比森和麦克诺顿站在陈列柜前，讨论起了他们接下的这个任务。他们指着墙上的文字、带着金属流苏的世界博览会蓝丝带、韦弗的半身雕像，视线永久停留在了不近不远的地方。
当时45岁左右的赫比森戴着镜片不算厚的眼镜，双手紧紧地交叠抱在胸前，脑海里的思绪一个又一个地堆叠在一起，就像脊椎骨一样。麦克诺顿则要年轻一些，一头红色短发，戴着猫眼镜，一边托着下巴，一边仔细检查陈列柜。
麦克诺顿、赫比森和包括医学史学家布兰登·齐默尔曼（Brandon Zimmerman）在内的其他合作者始终致力于挖掘档案中遗失、扭曲或忽视的女性故事。这一次，他们显然要把有关“哈里特”的一切细节都找出来。
他们想知道，事隔130多年，要如何描述当初解剖哈里特时那些繁杂到令人咋舌的准备工作以及想想就令人毛骨悚然的“骨肉剥离”操作。另外，这具遗体到底是谁的？如果这所大学最为古老的机构之一从来不知道这位捐赠者逝世后将永远摆在陈列柜里，那又意味着什么？
“我已经开始留意那些像是故意为之的可疑之处了，比如标签上的话，”赫比森说：“有的时候，我会这么说‘一直以来被大家叫作哈里特的神经系统标本’。”说这番话的时候，赫比森把手指举了起来，意思是要给“哈里特”加上引号。
“所以，她应该是捐出了自己的遗体，”赫比森说。“好吧，”停了五秒后，他继续说道：“事实如何，其实我们并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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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神经系统总是在努力工作，电流在里面劈啪作响，永不停歇。大脑和脊髓里到处都是神经纤维束，它们的分支，以及分支的分支，遍布整个人体，来来回回地传递着各种信息。
在这些纤维里，一种叫作“神经元”的特殊细胞会和身体里的其他细胞说话。科学家估计，大脑内总共有几百亿个神经元，而脊髓内大概至少也有2亿个神经元。信息通过叫作“轴突”的细纤维在这个网络中传递，而且道路并不平坦——这些高速公路上有一种叫作“突触”的小路障。一旦遇到了这些路障，就必须跃过它们，才能保证信息继续传递下去。这个时候，身体就会释放一种叫作“神经递质”的化学物质。这就是为什么你会感受到各种不同感官刺激，比如：移动手指去触摸热锅时，你会感到痛，然后便把手指移开。
科学家对神经元有所了解也就是最近几个世纪的事，并且仍旧没有搞明白它们是如何通过化学物质和电信号交流的。西班牙神经科学家桑迪亚哥·拉蒙卡哈（Santiago Ramón Cajal）和意大利科学家卡米洛·高基（Camillo Golgi）凭借人类神经系统结构和性质方面的研究而获得190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人的观点完全不同。
和德国解剖学家约瑟夫·冯·格拉赫（Joseph von Gerlach）一样，高基认为，所有神经细胞都粘在一起。不过，最后，拉蒙卡哈证明，神经细胞之间存在空隙，大脑中的电脉冲会从一个细胞跳跃到另一个细胞。
然而，在我们掌握这些知识之前，很多人都怀疑大脑与身体其他部位之间存在联系。公元2世纪和3世纪时，希腊医学家、哲学家盖伦（Galen）用他的方法解剖了绵羊、黄鼠狼、猴子和大象，并且据此推断出了人类神经系统的部分组成。14世纪，波斯解剖学家曼苏尔·伊本·伊利亚斯（Mansur ibn Ilyas）在其著作《曼苏尔解剖学》（Tashrih-i Mansuri）中画了一张人体神经系统的彩色速写。
像维萨里（Vesalius）这样的文艺复兴思想家则更进一步，他们绘制的神经系统不仅分支众多，而且体现的细节也越来越多。到了18世纪，解剖学家开始描绘更多有关人体神经系统的内容。比如，苏格兰外科医生约翰·亨特（John Hunter）详细记录了嗅觉神经。他的兄弟威廉（William）开办了一所解剖学校，供学生和研究者仔细研究脊髓。
因此，等到19世纪末，天才而自负的解剖学家鲁弗斯·韦弗开始痴迷于人体神经系统时，人们早就对这个领域有所了解了。不过，鲜有人能以韦弗这样的方式在这个国度里遨游。
1841年，韦弗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葛底斯堡。他总是把头发梳得油光锃亮，和外科医生几乎是一模一样，还把自己的黑胡子梳得尖尖的。韦弗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医学院，同时也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和杰斐逊医学院上课，之后又在1869年进入提倡使用顺势疗法的哈内曼医学院。（哈内曼医学院最终变成了哈内曼大学，并且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该校的医学系和宾夕法尼亚医学院合并。20世纪末，这所合并后的学府又并入了德雷克塞尔大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能在这所大学的档案中找到韦弗。）
南北战争结束后，韦弗受命前去发掘3000多名南方联邦阵亡士兵的尸体，并尝试核查他们的身份和故乡。韦弗擅长解剖，对各种细节都非常敏锐，并且对人体内脏有很高的忍耐力。
1880年，韦弗在哈内曼医学院当上了大学解剖博物馆管理员，从此开始忙着构筑无可比拟的解剖标本奇珍室。首先，他把纸质模型以及“发霉的”干燥标本全部撤了下来，接着便在光线充足的博物馆三楼安放了数百个全新的医学标本陈列品，其中有许多都是他亲自制作的，比如：膀胱结石、健康大脑和病变大脑的切片，以及一整具子宫——部分区域出现了肿瘤，且呈打开状态，能看到里面6个月大的婴儿。
按照19世纪80年代中叶广为流传的一份公告的说法，韦弗这位解剖学家把这些标本——以及博物馆收藏的其他数百件陈列品——想象成教学工具，而不“仅是猎奇之物”。
1902年，《北美人》（The North American）报纸的一位记者把韦弗描述成一个“充满能量、创造力和活力”的“小教授”，“像周五早晨那样令人轻松愉快”，谈到他收藏的那些“漂亮肿瘤”时，充满了柔情与敬畏。（“这是肺，”这位记者引用韦弗的话说：“是不是你见过的最英俊的东西？”）
在19世纪的一张照片中，韦弗在一具新鲜尸体旁边摆造型，这具尸体的胸膛已被剖开，四肢像肉铺里的肉片一样垂在身旁。韦弗自己则站得笔挺——站在这么多脊柱之上，他从事的这个职业或许很危险。
这一切看上去似乎也还正常，直到韦弗准备开始解剖、展示完整的人类神经系统时，他的同事才觉得他疯了，或者马上就要疯了。
在此前多年的教学实践中，韦弗一直想让学生们体会到神经系统的复杂性，但效果欠佳。如果能有这样一具神经系统标本，一定会收到不错的效果。“学生们在参加考试时，给各块骨头、肌肉、血管和内脏贴标签，总是做得很不错，”
当时的一位解剖学教师后来回忆说，“但到了大脑和神经部分，他们就变得裹足不前、犹犹豫豫的。”为此，韦弗希望找到一个能让学生们更直观地了解、掌握神经系统的方法。
为此，韦弗特地前往欧洲寻找解决方案，却一无所获，便决定自己制作一个神经系统标本。回到费城后，他把这个解剖整个人体以获取原始神经系统的想法告诉了同事、学院院长、威望甚高的解剖学家A.R.托马斯（A.R.Thomas）。
韦弗本想寻求后者的建议和支持，却遭到了严词拒绝。1915年，在一场纪念韦弗的庆祝活动中，费城医生威廉·威德·范·鲍恩（William Weed van Baun）评论说，托马斯和许多同事当时都“强烈反对韦弗的这个想法”。他们坚持认为，这个计划非常愚蠢、鲁莽，很有可能会“毁了（韦弗的）视力，至少也会造成他视觉功能失常，”范·鲍恩继续说道。
不过，韦弗没有被吓倒，并且在1888年春天，选中了一个目标。
这名后来以“哈里特·科尔”之名为大家所知的捐赠者，起初在资料中的介绍是“大约35岁的女性被试，脂肪含量适中，”托马斯这样写道——虽然有无数传言说他反对这项计划，但他却是我们了解韦弗接下去做了什么的少数几条途径之一。
在正式解剖之前，尸体“被预先注射了氯化锌溶液，”托马斯说道。（氯化锌溶液有时被用作消毒剂。）
尸体显然是先在桶里漂了一段时间，然后韦弗才开始动手解剖。我们现在无从知晓这次解剖的具体过程，因为韦弗从来不会把这些内容记录下来。“这家伙喜欢解剖，仅此而已，”赫比森说。（1931年，韦弗90岁生辰的时候，一位记者特别提到，“他拒绝了所有撰写论文或相关文章的邀请，因此，人们传说，他的广博学识将随着他的去世而佚失。”）
档案研究者掌握的有关韦弗生平的内容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1916年的一本剪贴簿。这本簿子是哈内曼医学院讲师、图书馆馆员托马斯·林德斯雷·布拉德福德（Thomas Lindsley Bradford）拼贴出的作品之一。他当时负责编辑整理有关韦弗以及学校其他著名顺势疗法医师的文章、照片和各种轶事。不过，这么多材料中，也没有出现任何韦弗对解剖过程的自述。
解剖人类神经系统的过程“琐碎、乏味、缓慢”。
20世纪，自从科学家掌握了分离DNA链的技术后，神经系统的真实模型就“从最高水准工艺变成了过气之物，”德雷克塞尔遗产保护中心公共项目负责人、医学史学家布兰登·齐默尔曼说。在科学家、档案研究者和普罗大众都把注意力转向DNA后，相较之下，解剖就不再那么重要和有用了。
因此，“哈里特·科尔”这具解剖标本能流传到今日，很可能是因为它承担了教学工具的功能，以及或是有些幸运或是受人怜惜地被“弃置”了一段时间——很明显，这具标本曾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待在储藏室中无人问津。
无独有偶，最近这些年，韦弗制作的其他一些古老标本也在人们眼皮子底下“藏匿”许久后，重新引起了大家的注意。2016年至2018年，齐默尔曼数次前往哈内曼医学院，目的就是为了找找还有没有什么老物件未被发现。其中一次，他发现曾经标志着韦弗博物馆入口的金匾躺在地上，被人用成了门挡。还有一次，他发现韦弗的一件解剖作品——一只人类手掌——就那样不经保护地放在那种街边小吃店装薯条的塑料容器里。
“只要封上一层蜡纸，油就不会滴出来，”齐默尔曼说。
虽然“哈里特·科尔”这具标本最终也已过时，也早已不再是最先进的教学工具，但它的制作绝对算得上是一次令人惊叹的壮举，人们对它的赞叹从未止歇——至少在一个世纪之内，无数医学专业的学生做了类似的练习，有时甚至直截了当地着手复制这样一个标本。
20世纪20年代，密苏里柯克斯维尔的两名医学生就解剖并制作了一个神经系统标本——不过，我们对他们使用的方法同样知之甚少。近些年来，受到韦弗解剖作品主题明信片的启发，科罗拉多大学医学院现代人类解剖项目的学生们也做了尝试，他们的标本制作过程让我们对韦弗当年很可能要面对的挑战有了一些了解。
2017年，香农·柯伦（Shannon Curran）启动了这个项目。第二年，贾斯汀·布拉斯科夫斯基（Justin Blaskowsky）开始第二次解剖神经系统。其他学生则负责帮忙清洁和养护制作中的标本。柯伦和布拉斯科夫斯基的这两次解剖都耗时100小时左右，都需要用“小之又小的钳子仔细剥离附在神经上的脂肪和结缔组织成分，并且必须保证不破坏神经，”他俩的导师莫林·斯塔比奥（Maureen Stabio）说。
她还表示，这些学生还必须克服发霉和干燥的困难，且解剖过程本身“琐碎、乏味、缓慢”。柯伦和布拉斯科夫斯基必须努力保证不划伤神经、不让它们纠缠在一起，不能弄乱在开颅时就已经暴露出来的神经。这些学生抢救了许多周围神经，但并非全部，学校方面现在正在寻找长期保存这些标本的方法。斯塔比奥现在想起“哈里特”这件作品以及韦弗完善保存整具神经系统的巨大成功，“仍旧惊叹不已”。
关于19世纪解剖的一般流程，有相当详细的文献记载，囊括了解剖前以传统方法对尸体加以处理的准备过程（常常涉及使用砷、酒石酸盐、石碳酸、甘油和水的混合物），以及一层层剥离皮肤和内脏的操作手法。牛津大学解剖学家W.布鲁斯-克拉克（W.Bruce-Clarke）和伦敦圣巴塞洛缪医院解剖学家查尔斯·巴雷特·洛克伍德（Charles Barrett Lockwood）在1883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解剖师操作手册》（The Dissector’s Manual）一步一步地向学生们讲解了解剖的每个步骤。
没过多久，这本册子就在费城重印，向大家介绍了韦弗那个时代的人是如何展开一般解剖工作的。举个例子，册子中指导学生，一旦防腐剂渗透到了人体组织中，就要立刻通过大动脉或股动脉往里面注射一种用煮沸的亚麻籽油和红铅、白铅制成的溶液（还得配上松节油清漆，有时还要用上蜡和树脂）。按照一本1822年出版的操作手册中的说法，这个技巧可以帮助解剖学家看到尸体中的血管系统。
然而，这些所谓的操作指南都完全没有提到韦弗究竟是如何完成“哈里特·科尔”这件杰作的。最早提到韦弗对人体神经系统研究的，还是托马斯。他在哈内曼医学院期刊《哈内曼月刊》（Hahnemannian Monthly）1889年的一期中描述了韦弗解剖神经系统的过程。不过，托马斯勾勒的画面相当模糊，把大部分篇幅都花在了讲解解剖基础知识上，至于韦弗究竟是如何在切割或锯开骨头时保护脆弱神经结构的，则语焉不详。不难想象，这一定是件异常繁琐的工作，因为脊髓——一种坚韧的神经束——基本上只有你的拇指那么宽。
我们不知道韦弗使用的防腐剂的全部成分，不知道他使用的全部工具，也没有任何资料详细记载了解剖过程中的哪些步骤直接了当得令人意外，哪些又特别棘手、麻烦。我们甚至连韦弗制作“哈里特·科尔”的准确时间都不知道。按照托马斯的说法，韦弗从4月9日开始解剖，6月完成解剖，9月定型并完成整具标本。然而，数年之后，范·鲍恩报告说，韦弗光是解剖就花了将近7个月，接着又“高强度工作了7天，花费了极大的耐心，将标本放到了板子上”，前后总共“艰苦工作了9个月”。
据说，韦弗每天要在他那间潮湿的办公室里待上10个小时，光是解决头骨底部的问题就花了2周时间。“所有细小神经分支都分裂出来后，”《北美人》特别强调，韦弗就把它们包在泡过酒精的纱布或棉絮里——这些东西需要经常更换——然后再给这些脆弱的神经纤维覆上橡胶，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让神经保持柔软。
韦弗几乎把人体内的所有神经都取了出来，唯独舍弃了肋间神经——事实证明，这些沿肋骨排列的神经很难处理。据说，韦弗切除了尸体的大脑，但保留了一种叫作“硬脑膜”的外层膜。他用“卷发”填充了整个大脑，然后缝好，放回陈列室。托马斯还写道，为了展示视觉神经，韦弗保留了尸体的眼睛，并且往里面“注射了不少东西”以使其膨胀。
韦弗后来对《北美人》回忆说，固定标本要远比解剖本身更加“枯燥和苛刻”。他给每一根纤维都涂上了铅漆，然后又用了总计1800根大头针把它们固定下来。（按照托马斯的记录，神经脱水且位置固定下来后，这些大头针中的大部分就马上被移除了。）按照这些记录的说法，韦弗总共花了几个月处理尸体，中间因为暑假中断过一段时间。托马斯写道，最终的标本“非常非常干净，没有任何外部组织，光滑得像丝绸一样”。
几乎在大功告成的同一时间，“哈里特·科尔”就立刻名声大噪。这具标本被送往芝加哥，参加世界博览会，而韦弗本人则不情愿地跟在后面。“虽然制作标本很是艰苦，但对我来说，那个夏天的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上，看护这具标本并向参观者讲解的工作还要更加痛苦一些，”他闷闷不乐地向《北美人》解释说：“现在就是给我一罐金子，我都不想再干这事儿了。”
芝加哥世界博览会结束后，这具标本（当时它的名字还不是“哈里特”，至少在公众眼中还不是）就回到了费城，在韦弗博物馆展出——此时的韦弗博物馆已经可以算得上是所有能体现解剖者精湛技艺的标本的圣殿了。“如今，”范·鲍恩在1915年自豪地评论道：“在韦弗博物馆，在哈内曼医学院，陈列着全世界最伟大、最神奇的解剖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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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撰写以“哈里特·科尔”为主题的文字作品的人并没有过多关注这具标本的捐赠者。例如，托马斯就把重点主要放在了作品本身以及韦弗的艰苦工作上。7年后，一份内科医生常看的月刊《医学与科学新闻》（The Medical and Scientific News）在介绍“哈里特·科尔”时，也只是称颂了韦弗的精湛技艺以及标本获得的诸多荣誉。
这位不具名的期刊文章作者写道，这件解剖标本代表着“实践解剖学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持久耐心和非凡技巧”。他还特别指出，这件作品曾被“划归为不可能”。顺势疗法医师、医学史学家布拉德福德在其出版的哈内曼医学院校史中，称赞这具标本是“大师之作，是韦弗博士娴熟技能和高超技巧的绝好体现”。
标本捐赠者的妇人名字第一次在出版物中现身，是在1902年的一期《北美人》中。一位身份不可考的记者在文章中特别指出，韦弗使用的各种解剖材料让这位名叫“亨利埃塔”的女士的遗体栩栩如生。
这位记者是这样描述遗体捐赠者的：“大约35岁，身体健康，脂肪组织发育良好。”而“哈里特·科尔”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则是在范·鲍恩1915年的评论中。范·鲍恩描述她为“一位贫穷、无知的黑人女性，36岁，没有多余的肉和脂肪”，并且称她的遗体“非常适合解剖”。
韦弗这一次解剖的时间正好是有关种族（尤其是种族等级）的所谓“科学”研究愈演愈烈的时候。虽然捐赠者是否肥胖与解剖学家有直接利害关系（捐赠者遗体脂肪含量越少，越是适合解剖，因为脂肪越少意味着解剖者触及肌肉、骨骼和神经所需的操作越少），但揭开肥胖与种族间错综关系之谜的是当代其他领域的学者。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社会学家、《惧怕黑人身体：肥胖恐惧症的种族起源》（Fearing the Black Body: The Racial Origins of Fat Phobia）一书作者塞布丽娜·斯特林斯（Sabrina Strings）最近在《半身像》（Bust）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在欧美流行文化中，肥胖（广义上的肥胖常常还包括暴饮暴食和性欲亢进）与黑人群体联系在一起，至少从19世纪末演艺人以“霍屯督维纳斯”的名号带着来自南非开普敦的科伊科伊族女性萨尔杰·“萨拉”·巴尔特曼（Saartjie “Sarah” Baartman）展出时就开始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故事的内容开始变成：正是韦弗，让他的这名捐赠者变得伟大。范·鲍恩在他的笔记中写道，这名叫作哈里特·科尔的女性“之所以能在死后举世闻名，全都仰仗全世界最伟大的解剖学家通过熟练操作分离出了她的整个大脑和脊髓神经系统”。言下之意无疑是，韦弗将一个寂寂无名的小人物变成了举足轻重甚至是永垂不朽的大名人。
1960年，哈内曼医学院的另一位内科医生乔治·盖克勒（George Geckeler）负责修缮这具标本，《生活》杂志为此拍摄了一组引人注目的照片。相关文章作者还编撰了一个故事：为实验室所有人所忽略的清洁女工“痴迷地盯着尸体”并“偷听”讲座。她还无意中偷听到了韦弗等人的闲聊，并且“很是在意韦弗抱怨的尸体短缺问题”并决定“把自己的身体献给他”。
这篇文章看似逼真地描述了哈里特这名去世已久的女性当时的感受、想法、情感和行为。然而，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说明文章作者是如何收集到这些信息的，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当然就更无从谈起了。
赫比森说，似乎“没有任何人愿意回去考查这个故事的真实性”。“第一个讲述这个故事的人是怎么说的，大家就怎么信。”于是，各种细节就像杂乱的算术规则一样，从一个故事延伸到另一个故事。
《生活》杂志给这个故事配的照片中，有一张是盖克勒弯着腰，眼睛和标本的眼睛对齐。盖克勒自己眼睛的眉毛挤在一起，就好像是那些凝视着画作的人们，认真思考着画布上的内容，竭力想要理解画出这幅画的天才想要向观众传递何种内容。这个时候，关于这具标本的传说主题已经不限于韦弗了，还有许多传说以“哈里特·科尔”这位女性本人为主人公——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说，这都是一个原本身份低微的主人公突然名声大噪的故事。于是，那些或许从来没有存在过的人物故事就这样变得煞有其事了。
后来以“哈里特·科尔”之名为大家熟知的这具尸体被送到哈内曼医学院时恰逢美国医学院改革。整个19世纪，此类机构的解剖学研究都仰仗尸体解剖，但尸体的供应从来没有充足过。在这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购买尸体都鲜有法律上的障碍，甚至可以说完全没有这方面的障碍。于是就出现了一个灰色产业，专门为医学研究机构提供从救济院、医院甚至墓地盗来的尸体。
卡内基梅隆大学医学史学家大卫·汉弗莱（David Humphrey）在1973年版的《纽约医学院公报》（Bulletin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Medicine）中写道，为了在不引起法律风险且不激怒公众的前提下满足医学研究机构对尸体的需要，“最安全的方法就是偷窃那些几乎无法作出反抗的社会群体以及无视同伴痛苦的社会群体的尸体。”
汉弗莱还继续写道，于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就极有可能沦落到解剖学家的手术台上，而“黑人和贫困的白人也是盗尸者眼馋的目标”。（医学史学家齐默尔曼指出，这些人群——包括爱尔兰移民在内——感染并死于结核等容易在近距离接触中蔓延的传染病的可能性也异常地高。）
以美国白人医生为主的医学界通过那些权利得不到伸张的人的遗体磨炼医学技术，这样的行为无疑是奴隶制的延续，并且也是支持白人至上主义的种族等级制度的体现。“这是医学史上的一大讽刺之处，也即虽然医学界普遍认为黑人‘低等’，甚至‘不能算是人类’，但他们的身体却被认为‘非常棒’，非常适合用于人类解剖教学，”人类学家罗伯特·L.布莱克利（Robert L. Blakely）和朱迪斯·M.哈灵顿（Judith M. Harrington）在《地下室里的骨头：19世纪医学训练中的尸体种族主义》（Bones in the Basement: Postmortem Rac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Medical Training）一书中写道。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医学史学家戴娜·雷米·贝里（Daina Ramey Berry）在其著作《国家建设过程中，从子宫到坟墓，人类身体的价格、被奴役者的价值》（The Price for Their Pound of Flesh, The Value of the Enslaved, From Womb to Grave, in the Building of a Nation）中描述了为什么奴隶的尸体凭借对19世纪医生和医学生的吸引力而拥有了“死后的价值”——这是榨取逝者价值的最终手段。
如果130多年前，真有一位名叫哈里特·科尔的黑人妇女自愿在死后接受遗体解剖，那她很有可能是史无前例地独一份。
18世纪和19世纪，公众极力抗议盗尸行为。“1785年至1855年间，美国至少发生了17起因解剖而起的暴动，小规模冲突更是数不胜数，几乎每家医学研究机构都受过此类事件的影响，”医学史学家迈克尔·萨波尔（Michael Sappol）在《尸体买卖：19世纪美国的解剖学与尸体身份认证》（A Traffic in Dead Bodies: Anatomy and Embodied Identity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中写道。萨波尔特别提到，市民们对盗尸行为义愤填膺，“冲进医学院，抢回自己家人或朋友的尸体，并且围堵盗尸者和解剖学家”。
到了19世纪中叶，为了能在满足需要的同时平息尸体采购行为（尤其是在那些较为富裕、成员也非边缘化的社区中）引发的公愤，很多州都开始制定解剖学法案，为合法获取尸体提供法律保障。1867年，宾夕法尼亚州率先通过了这样的一个法案。该法案也叫作《阿姆斯特朗法案》，赋予了解剖学家获取无人认领的尸体的权利——由于无人安排后事，这些尸体本该由政府出面安葬在费城或阿勒格尼。不过，对这座城市的医学训练产业来说，这项法案带来的效果仍旧是杯水车薪。
汉弗莱写道，即便是在《阿姆斯特朗法案》生效后的费城，杰斐逊医学院（韦弗曾在此求学）的解剖学家，“很可能还有其他医学院的从业人员……试图利用从费城黑墓地黎巴嫩公墓盗抢来的尸体填补合法尸源与现实需要之间的差距。”【《阿姆斯特朗法案》的发起人之一威廉·S.福布斯（William S. Forbes）后来还被指控盗墓，但最后无罪释放。】放眼整个宾夕法尼亚，报纸新闻头条上时有出现医学院学生夜间盗墓的丑闻。
1879年，一位名叫T.S.索津斯基（T.S.Sozinsky）的医生在《宾州月刊》（Penn Monthly）上发表了一篇讨论盗墓与解剖的文章。他提出，虽然“从各个角度上说，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盗尸是极其可恶的行为”，但全国每年仍有大量尸体是通过非法途径获取的。他还称，密歇根、伊利诺伊、宾夕法尼亚的解剖学家在心知肚明的情况下，仍旧花钱从各类工厂和救济院购买解剖用尸体，每具尸体花费从5美元到30美元不等。（索津斯基还补充说，在宾夕法尼亚，盗墓者被定罪后，罚金不过是1—50美元，服刑不超过1年。）
1883年，也就是韦弗解剖那具后来以“哈里特·科尔”之名为大家所熟知的神经系统之前，宾夕法尼亚州政府又通过了一项更全面的法案，同时还创建了一个行政委员会，按照每年新生入学人数将无人认领的尸体分配给各家医学院。这个模式后来为其他各州所仿效。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韦弗在哈内曼医学院解剖所用的尸体是非法获取的，但对黑人身体的剥削——无论是生者，还是死者——一直是有关“哈里特·科尔”故事的一大主题。齐默尔曼观察到，即便法律层面上的所有障碍都已扫除，解剖这一行为仍旧会令人不安地处于法律许可和道德困境之间的巨大鸿沟之中。（“我们能不能确认，她确实有意愿为科学事业而捐献自己的身体？”齐默尔曼自问自答道：“不，我们没法确认。”）
至少从表面上看，那个哈里特·科尔自愿将自己的身体献给解剖师的故事很不同寻常——尤其是，解剖这个行为当时饱受争议，且几乎没有任何捐献遗体的正式途径。
“当今的大多数医生都认为，不做解剖才是疯狂的行为，因为解剖给整个社会带来的福祉明显要高过遗体待在坟墓中慢慢腐烂，”卡尔加里大学病理学家和医学史学家詹姆斯·R.怀特（James R. Wright）说。
另一方面，19世纪新英格兰地区的很多病人都对死后解剖很敏感，甚至很恐惧。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医学史学家、《黑人医学化：大西洋世界中的种族差异，1780-1840》（Medicalizing Blackness: Making Racial Difference in the Atlantic World, 1780-1840）一书作者拉纳·贺加斯（Rana Hogarth）说：“在医生眼里，解剖是必不可少的步骤，但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他们都不想自己的身体在自己死后接受这样的命运。”
卡内基梅隆大学医学史学家汉弗莱则在1973年版的《纽约医学院公报》中解释说，在19世纪的公众意识中，解剖是一种“为惩处被驱逐者而采取的有辱人格和亵渎神灵的行为——很像是中世纪那种把罪犯抓住并囚禁起来的仪式。”
一些非医学界人士也认为，只有近距离接触并了解了人体的内部结构，才能更好地治疗尚在人世的病患。1882年，《基督教纪事报》（The Christian Recorder）——这是非裔卫理公会圣公会主办的报纸——公开支持解剖。该报认为，向那些“从来没有接触过解剖室奥秘的人”寻求医疗救助无疑是极其愚蠢的行为。
饶是如此，即便是这些支持解剖的人通常也不愿意让自己爱着的人接受解剖。《基督教纪事报》这篇文章的匿名作者在道德层面上讽刺了盗墓行为，并且提出，应该把那些谋杀犯和自杀者的尸体提供给医生。
极少数明确允许甚至请求医生在自己死后解剖身体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卓有成就的富有白人。1889年，总部设在费城的新美国人体测量协会开始收集那些秉持颅相学观点的医生和公共知识分子的大脑——所谓“颅相学”，就是一种将智力特点同头颅特征联系在一起的观点。这些捐献者热衷于加入这个协会下属的“大脑俱乐部”，一方面是为了扩大这个领域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自己获得一定名声、地位。
（pubmed.ncbi.nlm.nih.gov/30117197/）
在医学领域，获取解剖许可很不容易。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创始教授威廉·奥斯勒（William Osler）为人们熟知的事迹就是在将自己的遗体交给学生之前先征求得到了家人的许可——但他为了得到这项许可而耗费的诸多努力也同样出名。
卡尔加里大学病理学家怀特在2018年发表于期刊《临床解剖学》（Clinical Anatomy）的一篇文章中特别提到，“尸检许可和保留器官滥用在19世纪末的费城并不罕见。”2007年，期刊《学术医学》（Academic Medicine）上发表了一篇关于20世纪美国遗体捐赠数量明显增加的文章。当时还是纽约大学医学系学生的安·加蒙特（Ann Garment）以及3位合著者特别提到，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遗体捐献是非常少见的行为，足以成为新闻。
1899年，《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就报导了马里兰一位富有的马匹交易商将自己的遗体捐赠给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的事迹。1912年，纽约市200名医生也宣誓死后将自己的遗体捐赠给解剖事业，目的就是为了消除大众对此事的羞耻感。
医学史学家威尼西亚·M.圭拉西奥（Venetia M. Guerrasio）在一篇以宾夕法尼亚州解剖法案为主题的博士论文中写道，目前可以确定的第一个联系所在州解剖委员会承诺死后将遗体捐献给科学研究的人——那还是一位名叫米妮·法布尔（Minnie Faber）的女性——直到1922年才出现，她当时明确表示打算把遗体留给哈内曼医学院。
20世纪初期至中期，纽约眼库开始征集眼角膜，大众对为医疗目的捐赠遗体的兴趣也随之高涨起来。圭拉西奥写道，宾夕法尼亚解剖委员会在1952年制定了捐赠遗体的程序。1968年，在第一例成功心脏移植手术完成后不久，美国出台了第一部《统一解剖捐赠法》，为遗体捐赠设立了标准程序。
“我知道，有一部分人，比如哲学家杰瑞米·边沁（Jeremy Bentham）自愿在死后让自己的遗体接受解剖，但这样的人实在是极其少，”索津斯基在1879年评论道。选择加入自愿捐赠遗体的行列绝非寻常之事。“‘哈里特·科尔’的故事如果是真的，那很可能很不寻常，”怀特写道。如果130多年前，真有一位名叫哈里特·科尔的黑人妇女自愿在死后接受遗体解剖，那她很有可能是史无前例地独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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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几年间，迈克诺顿、齐默尔曼、赫比森以及他们的同行一直在追查哈里特·科尔。他们以前人的工作为基础，试图在诸多历史事实中找到这个众说纷纭故事的真相，并形成一份可靠的书面记录。为此，他们翻边了所有记录和档案，只为寻找哈里特·科尔生前的蛛丝马迹。
档案研究者最需要的是一些唾手可得的东西，比如：数字化人口普查记录、报纸文章以及其他可以通过直接搜索手段轻松获取、总结的资料。然后就是一些不太容易找到的档案，比如：出生证明、死亡证明。再然后就要在档案之海中捞针了——他们可能在会议纪要、教堂名录或者其他地方获取相关片段。然而，所有这些资料来源都可能存在令人沮丧的空白。
克诺顿、齐默尔曼和赫比森等人的前辈可没有考虑到为几十年后坐在费城某个寂静办公室中的这些后辈特意留下什么线索。因此，迈克诺顿等人有时只能找到答案的碎片，有时更是什么都找不到。
2018年，迈克诺顿在人口普查档案中发现，1870年有位名叫哈里特·科尔的黑人女性住在费城，且工作是家庭佣人。档案显示，她当时25岁，不会读书、写字。齐默尔曼则翻阅了费城的城市档案，搜集了病人的出入院记录。有一条记录显示，一位名叫哈里特·科尔的女性在两年间多次入院，其中至少有一次是因为肺结核。（相关记录还显示，这位女性未婚、没有子女，出生于宾夕法尼亚。不过，齐默尔曼指出，很难证实这些记录的真实性。1888年去世的30多岁女性，出生的时候，奴隶制仍旧盛行。另外，由于无法确定曾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的哈里特·科尔究竟是谁，研究者们当然也就无法肯定她或她的家人是否遭受过奴役——这一事实给很多记录的真实性打上了问号。“如果她出生于奴隶家庭，那么她本人就很可能不清楚自己的确切出生地，”齐默尔曼说。）
麦克诺顿还查到了一份布洛克利救济院（后来更名为费城总医院）的死亡证明，上面显示，1888年3月12日，一位名叫哈里特·科尔的黑人女性死于肺结核，享年36岁，遗体一周后埋葬在哈内曼医学院。（这份记录中还出现了另一所机构的名字，因为字迹潦草而在一段时间内被误认为是“已故者的名字”，这就是齐默尔曼所说“19世纪拼写错误”的源头。）赫比森说，埋葬地是医院，往往就意味着逝者的遗体经当时的相关程序移交给了医院方面，以供解剖。因此，医学院“就是这些逝者法律层面上的安息之地”。
然而，这些资料中也不乏矛盾之处。为此，研究人员不得不停下了脚步。例如，年龄对不上——按照1870年那份人口普查档案，哈里特·科尔在1888年时应该是43岁，这和布洛克利救济院死亡证明上的说法矛盾——要么是其中至少一份记录错误，要么是当时生活着数名同名女性，又或者，这位名叫哈里特·科尔的女性对自己的真实年龄也不是很清楚。
此外，这些档案虽然表明确实有一位叫作哈里特·科尔的黑人女性在19世纪末的费城生活并死亡，但并没有证明她为韦弗工作过，也没有证明她自愿将遗体献给韦弗，更没有证明那具神经标本就是她。
迈克诺顿本来还想进一步翻阅哈内曼医学院教职工和董事会的会议记录，结果却发现这方面再也没有更详细的记录了，这实在是令人抓狂。不过，即便有这样的记录，也很难保证其中会提到一位收入低微的黑人家庭佣人。“学院教员肯定出现在会议记录上，但其他员工就完全没有保证了，他们只有在被正式员工提到时才有可能被记录下来，”赫比森说：“因此，当时就算有一位为医学院工作了20年的秘书，他的名字可能也永远不会出现在相关记录上。”迈克诺顿则称，19世纪的记录本就很零散，缺乏系统性，而且倾向于突出“重要的大人物”。有关低级别员工的信息并不是单纯地“漏报了”，哈比森补充说：“而是系统性地缺省了。”
就这些档案研究者目前掌握的情况，韦弗博物馆没有任何标本目录流传下来。可以想象，这样的目录中很可能简要介绍了韦弗解剖的诸多遗体主人的情况。例如，费城宾夕法尼亚医院病理学博物馆馆长、病理学家威廉·佩珀（William Pepper）1869年标本目录中的部分条目就详细记载了遗体捐赠者的死亡年龄、种族、职业和死因。读者们从这些记录中就可以知晓，博物馆内的宜居肩胛骨标本来自一名叫叫作约翰·米利（John Mealy）的30岁男子。1866年6月2日，他因左肩中枪而被送入费城宾夕法尼亚医院，9天后不治身亡。然而，哈里特·科尔这具标本没有这样的书面记录。
如果有关哈里特·科尔的那些故事属实，那么迈克诺顿和赫比森能够找到的理想证据就是哈内曼医学院教职工备忘录中的两个条目——其一记录了哈里特在学校里的工作和家庭住址（可以同人口普查记录对照），其二则记录了她的死因（肺结核，可以同死亡证明对照）以及明确表示将遗体献给韦弗这一事实。“然而，我们连这些记录的影子都没找到，”赫比森说。
于是，所有可以想到的信息渠道都失效了，迈克诺顿只好停下，钓鱼消遣去了。“到后来，我就有点像是走到书架前，打开存放资料的盒子，”她说：“然后心中默念，‘出现吧！’但结果还是失望。”
后来，她把关注重点转向了19世纪末的无数短期票据——收据、账单、注销支票等等——据说，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装着这些票据的柜橱里发出了奇怪声响，惊醒了守夜人，这些文件才得以重见天日。可以说，迈克诺顿搜寻了无数片古老文件之海，却没有找到一根针。
赫比森怀疑，这具神经标本的主人可能根本不是哈里特·科尔，这个名字的出现可能只是为了填补历史记忆的空白。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标本原主人的姓名就是被大家遗忘了，或者从来没有记录下来。
接着，随着这具标本名声大噪，大家迫切地希望了解更多相关信息。于是，就有人为了炮制好故事，专门找到了一个年龄、性别、种族都合适的候选人。然而，除了现有资料的缺失、矛盾以及人们的直觉之外，支持赫比森这番怀疑的证据甚至比支持这具标本就是哈里特·科尔的还要少。
“哈里特·科尔当然有可能是杜撰出来的人物，在标本名声大噪后人为安在了它上面。但是，相比这种情况，我更倾向于相信这具标本的确是哈里特。不过，嗯，我也不是那么有信心……”赫比森犹豫地说：“我大概只有40%的把握。”
这群档案研究者仍有一些手段寻找这具神经系统的原主人。他们可以请系谱专家帮忙，更深入地分析标本主人的情况，也可以更细致地查阅教堂记录或者城市档案的角角落落。不过，赫比森仍旧相当肯定，如果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档案文件真实存在，那它一定还在哈内曼医学院内的某个地方。不过，这个团队目前能做的也就这么多了：迈克诺顿现在已经暂时放下了这项研究，而齐默尔曼本来就是在业余时间帮帮忙。
赫比森很想知道，他们是否已经触到了瓶颈——一个死胡同接一个死胡同的循环。“我们不停地找、找、找，”赫比森说：“结果是一次又一次地失望、失望、失望。”
这具永远固定在那儿的神经系统标本本身倒是可能“透露”一些有关那个名叫哈里特·科尔的人的信息。至少，从理论上说，通过司法鉴定就能确定玻璃柜中那具遗体的性别。不过，按照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司法鉴定研究所分子生物学部门负责人戴德纳·哈特曼（Dadna Hartman）的说法，任何DNA在涂上防腐剂和铅漆几十年后都很有可能分解到使鉴定结果不可靠的地步。
“考虑到这具标本内生物学物质的年龄，以及它自重新引起关注后得到的处置方式，我很怀疑标本内是否还有DNA存在。另外，即便还有DNA存在，也很可能已经高度降解了，”哈特曼说。他还补充说，提取DNA最好的方式是在一间专门研究古生物DNA的实验室中进行——就是那种分析从永久冻土层或是史前玉米粒中找到的人类牙齿的实验室。
这种实验室本来就是“为了处理古老或严重受损的生物样本而存在的，”哈特曼说——不过，这也没法保证一定能从这具神经标本中提取出有用的东西。这种不确定性——以及相关成本，还有破坏这具标本的风险（它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一直处于密封状态）——让所有人都不敢认真思考使用这种方法的可能。
“哈里特”恰恰提醒着人们历史记录中存在的深邃裂缝，以及那些滑落其中的故事。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具标本主人的后代帮助我们了解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备受关注的亨里埃塔·拉克斯（Henrietta Lacks）一案——1951年，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的医生在没有征得31岁黑人女性亨里埃塔·拉克斯同意的情况下提取了后者癌变的宫颈组织。此外，就像《自然》（Nature）期刊指出的那样，拉克斯的细胞成了“生物学研究的苦力”——就与哈里特·科尔标本的情况类似。
（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0-02494-z）
当然，这两者之间也有几点重大差别。照片和回忆告诉拉克斯的后代们，拉克斯并不是一个未经本人同意就被采集了样本的病人。在他们眼中，拉克斯是一位喜欢意大利面、跳舞、喜欢把指甲涂成深红色的慈祥母亲。最终，相关科研方在是否公开细胞基因组的问题上征询了拉克斯后代的意见。2020年，至少有一家生物技术公司向她的家人支付了赔偿金。
在其他几类博物馆藏品中，人类遗骸——其中有许多是在殖民掠夺时期收集到的——最终归还给了遗骸主人的后代。美国原住民遗体的归还工作正在开展之中，而毛利人和莫里奥里人祖先的遗骸已经从英国、美国、加拿大、德国、瑞典等国博物馆回到了它们的故乡。
2021年1月，哈佛大学——这所大学收藏了22000具人类遗骸——召集了一个委员会，旨在研究15名很可能生活于美国奴隶制度尚未取消时期的黑人。这15名黑人的遗体现在保存于皮博迪考古与民族学博物馆。这个委员会最终会为人类遗骸的收集、展示和养护工作提供指导方针。
然而，医学院标本归化给标本主人家人的案例仍旧十分罕见，甚至可以说基本没有。如果“哈里特·科尔”有亲眷、后代在世，那这些研究者们也尚未找到他们。当然，另一方面，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任何人前来认领哈里特·科尔。
德雷克塞尔大学的工作人员正计划调整展示柜旁边挂着的说明文字，以颠覆一个多世纪以来围绕在韦弗及其遗作周围的传说。在新的说明文字中，研究者们将会突出哈里特·科尔相关故事的疑点，而齐默尔曼则还希望修整并扩大韦弗标本的展览空间。新冠疫情大爆发推迟了这项工作的开展，因为研究人员本来想召集一些非正式兴趣小组，组员主要是高中学生，主要内容则是以“遇见哈里特”为主题的医学实地考察。在202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类小组都没有成行。“这个结果令人失望，因为我们一直在朝着比墙上目前挂着的内容艰难前行，”赫比森说：“现在，我们的进度至少落后了一年。”
多年以来，关于“哈里特”的传说内容也在不断变化，折射出了公众关注重点的变化。“过去几十年间，关于这具标本的传说一直在变化，体现了社会的心理状态，”赫比森数说。
在这个故事中，相关人员已经变成了演员。韦弗当然是主人公，哈里特·科尔渐渐演变成了韦弗的缪斯女神，并且在死后成了教育未来数代医生的工具。哈里特·科尔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可有关她的一切故事都把她当作韦弗的附属品，”迈克诺顿说。
随着学校培养的医生越来越多，这具标本就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吉祥物。毕业生们会深情地回忆起这具标本，就像他们在走廊里偶遇了一位友善的同事。如今，历史学家们开始重新审视医学史（以及更一般的历史）。他们开始注重并不常在官方文件中出现的声音，而“哈里特”恰恰提醒着人们历史记录中存在的深邃裂缝，以及那些滑落其中的故事。
那些为官方文件忽视的声音、哈里特本人的声音，或许总是难以发现。它们湮没在了那些缺失的档案中——在本该持续嗡嗡作响的地方归于沉寂。“你或许会把档案想象成一个包罗万象的地方，”迈克诺顿说。“但事实并非如此，”赫比森评价说：“档案中没有记录的总是要比记录下来的多得多。”
现在，档案研究者和医学史学者可以讲述他们寻找哈里特·科尔本人的过程了——失望、困惑，同时又总是期望书架上的某处存在着一些证据，等待自己将它们抽出来。与此同时，参观者们在看到“哈里特”时仍旧会驻足观赏、拍照。
这具标本震撼了他们的心灵，让他们无法挪步走开，也在那一瞬间，让参观者们自己的倒影凝结在了陈列柜镜面玻璃中。
文/Jessica Leigh Hester
译/乔琦
校对/兔子的凌波微步
原文/www.atlasobscura.com/articles/harriet-cole-human-nervous-system-philadelphia
本文基于创作共享协议（BY-NC），由乔琦在利维坦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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