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低生育率之谜
利维坦按：
我们有一个新号【利维坦行星】，可以关注
日本的人口正在减少。自日本政府从一个多世纪前开始对相关数据跟踪记录以来，去年（该文首发于2017年7月20日，译者注）该国的新生儿人数首次低于100万，同时总人口减少了30多万。长期以来，人们一方面将责任归咎于日本的年轻人，指责他们性生活过少，另一方面则责怪女性将事业置于结婚、成家之上。
但是，对于这个国家的低出生率，还有另外一个更简单的解释，这个解释对美国也有影响：日本的出生率之所以下降，可能是因为这个国家的经济为年轻人、尤其是年轻男性提供的好机会越来越少。
在一个普遍认为男性应该养家糊口的国家，优质岗位的稀缺可能正在造就一群不结婚、不生子的男性，因为他们——以及他们的潜在伴侣——知道他们负担不起这些。
“（日本的）性别状况与世界各地的趋势非常一致——男性的日子比以往更为艰难了。”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文化人类学教授安妮·艾莉森（Anne Allison）表示。艾莉森最近编辑了论文集《日本：不稳定的未来》（Japan: The precarious Future）。“出生率下降了，甚至连结婚率也下降了。人们会说，这其中的首要原因是缺乏经济安全感。”
这一现象出现在日本似乎有些令人惊讶：目前该国的经济运行良好，失业率低于3%。但是，经济机会的减少源于一股更大的、在本质上是全球性的趋势：不稳定就业的增加。
自战后以来，日本就有着通常被劳工专家称为“正式雇佣”（正規雇用）的传统，追求正式雇佣的男性会选择这样一类岗位开始他们的职业生涯：能给他们提供良好的福利、可靠的加薪，并且如果他们努力干活，就可以保有这份工作直到退休。
美国天普大学日本分校（TUJ）的杰夫·金斯顿（Jeff Kingston）教授著有数本探讨日本的书籍，按他所说，如今日本有大约40%的劳动力是“非正式”的，这意味着他们并不为那些能给自己整个职业生涯提供稳定岗位的公司工作，而是不断地做低薪、没有福利的临时和兼职工作（这些临时工在政府统计中也被计入就业人数）。
只有大约20%的非正式员工能够在职业生涯的某个阶段转向正式雇佣。根据金斯顿的数据，从1995年到2008年，日本的正式雇佣劳动者数量减少了380万，而非正式员工的数量增加了760万。
在日本，非正式雇佣劳动者有时被称为“飞特族”（freeter/フリーター），这是由“自由职业者”（freelance）和德语单词“劳动者”（arbeiter）组合成的混合词。据金斯顿说，日本非正式员工数量的上升始于上世纪90年代，当时政府修订了劳动法，允许更广泛地使用中介公司雇佣的临时工和合同工。之后，随着全球化迫使企业削减成本，它们越来越依赖临时劳动力，这一趋势更在上世纪90年代的大衰退期间加剧。
金斯顿和日本女子大学的大泽真知子教授在《日本：不稳定的未来》中的《风险与后果：日本就业模式的变化》（“Risk and Consequences: The Changing Japanese Employment Paradigm”）一文中写道：“随着毕业生越来越难以通过正式雇佣在职业阶梯上站稳脚跟，这成了日本就业模式的一个重大新发展。”
在一种强调男人养家糊口的文化中，这对婚姻和生育有着严重的影响。东京工业大学的西田亮介教授曾撰写过有关年轻劳动者失业问题的文章，他认为，没有正式雇佣工作的男性不会被视为理想的婚姻伴侣；即使一对伴侣想要结婚，假如双方都是非正式员工，他们的父母也很可能会反对。
根据金斯顿的调查，30岁出头的非正式员工中约有30%已婚，而全职公司员工中的这一比例为56%。“日本有这样一种观念，认为男人应该找一份正式雇佣工作，”西田说，“如果你毕业后没有找到一份正式员工（正社員）的工作，人们会认为你是个失败者。”西田告诉我，甚至还有一种戏谑的日本棋盘游戏，叫做“人生游戏地狱级”（人生ゲーム極辛），在这个游戏中，没能找到一份正式工作的玩家将要挣扎着度过这盘游戏的剩余时间。
寻求全职工作的女性也时常不得不从事非正式雇佣工作，这同样对养家有影响，因为这类工作的工作时间不可预测，工资也很低。但是，假如男人没有一份好工作，对于婚姻来说是更大的障碍——大约70%的女性在生完第一个孩子后就会辞去工作，依靠丈夫的薪水维持一段时间。
日本大城市的女性表示，她们已经厌倦了适婚男性的稀缺。在东京期间，我参观了一场由成双婚介服务公司（Zwei）举办的活动：数十名女性聚集在一间小工作室里参加烹饪课程，课程的主题是日本南部宫崎县的美食。这次活动是成双公司提出的一项倡议的一部分，目的是让女性对东京以外的生活（和男性）产生兴趣。
成双的商业模式是为日本大城市的女性与该国其他地区的男性牵线搭桥，因为这些男性更有可能找到好工作、被视为适婚的对象。“这座城市里的男人不够阳刚，也不想结婚。”成双的员工高田康太（音）这样告诉我。最近一项针对18至34岁日本人的调查发现，近70%的未婚男性和60%的未婚女性并未处在恋爱关系中。
我还参观了波塞互助会（POSSE）的办公室，这是一个由大学毕业生组成的团体，他们希望为年轻人创建工会。该组织的总理事今野晴贵告诉我，一些从事非正式雇佣工作的年轻人成了所谓的“网吧难民”，住在日本网吧里可供过夜租用的小隔间里（摄影师深田志穗为记录这些“难民”的生活拍摄了一部短片）。其他从事非正式工作的人要么与父母住在一起，要么靠救济金生活。
即使是日本的“好”工作也可能很残酷。
根据波塞互助会的计算，非正式员工的平均月收入约为1800美元，但其中大部分都要用来付房租、偿还大学贷款以及缴纳社保。这就剩不下多少钱了。今野告诉我，大约有四分之一的日本大学毕业生（这一比例与进入知名大学的学生比例大致相当）将终身从事好工作，其他人则都要苦苦挣扎。“20多岁的男性对成立家庭或拥有房产毫无概念，”波塞互助会的另一位成员岩桥诚对我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觉得这根本不现实。”
非正式工作岗位的激增并不仅仅给从事这些工作的人造成了问题。今野告诉我，这也让各个企业认为它们可以恶劣地对待自己的正式员工，因为这些正式员工觉得自己能有一份工作就已很幸运。今野说，由于企业都知道20多岁和30多岁的人渴望获得正式工作，便雇佣了很多年轻人，迫使他们长时间工作，却几乎不给加班费，因为企业认为大多数人无法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撑下来。
长期以来，日本一直有一种加班文化——甚至有一个专门的日语词“过劳死”（過労死）来形容加班导致的猝死——但今野表示，自大衰退以来，这种情况愈发恶化，因为企业意识到，好工作在日本是很难找的，因此迫使员工更努力地工作。
今野在2012年出版了一本名为《黑心企业：吞噬日本的妖怪》（ブラック企業 日本を食いつぶす妖怪）的著作，书中使用了“ブラック企業”（大致翻译为“黑心企业”或“邪恶公司”）一词来描述以这种方式利用劳动者的公司。这个短语自此成为了日本的流行语。如今，一群记者和劳工维权人士会每年向对员工最恶待的公司颁发“年度黑心企业奖”（2015年，日本7-11便利店获得了这项殊荣）。今野表示：“人们越来越难以正式员工的身份找到这些工作，而那些正在招聘员工的公司处于优势地位，可以尽其所能地剥削员工。”
其结果是，即使是日本的“好”工作也可能很残酷。拥有它们的人也许能赚到足够的钱来养家糊口，但他们往往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约会，或者说，除了工作、睡觉和吃饭之外什么都做不了。许多人压力大到几乎无法正常生活。
在波塞互助会，我遇到了一位名叫松原常（音）的年轻人，他毕业于日本著名的私立大学立教大学（一所位于日本东京都丰岛区西池袋的基督教私立大学，创立于1922年。编者注）。松原来自一个工人阶级家庭，当他大学毕业后在日本住宅建筑商大和房屋集团找到了一份工作时，他认为自己已经实现了日本梦。
这家公司自我标榜工作环境良好，但曾在大学期间做过摔跤手的松原告诉我，事实很快证明，一切恰好相反。
虽然理论上公司员工每天晚上7点就可以下班，但松原说他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员工被要求每晚7点就打卡，即使他们那时还在工作；公司还给他们发放iPad，这样即使他们正在外面参加会议、不在办公室，也可以准点打卡。他说，如果不及时打卡，他们会接到一个电话，粗鲁地要求他们立即打卡“下班”，但继续工作。
“你实际工作的时间和你打卡记录上的工作时间完全没有关系。”松原几乎没有休息时间，还被要求在周二和周三上课以获得房地产相关的资格证，但（入职前）说的是这两天放假。这种生活方式让约会变成了不可能的事。他说，他和女性最接近的时候，是他的老板拉着他去夜总会、然后让他付账的那一刻。
一年后，长时间的工作和压力开始影响他的健康。松原出现了睡眠问题，还开始幻听。他说，由于他从这份正式工作中获得的体验与他想象的截然不同，他陷入了抑郁。松原告诉我，他多次因为呼吸困难被救护车送往医院。最后，他精神崩溃了。
他说，公司强迫他辞职，还让他偿还住公司宿舍省下来的钱。（本文曾联系大和房屋询问此事，对方未作出回应。）松原现在靠救济金生活。“我原本平稳有序的生活被大和房屋毁掉了。”他说。他估计，在与他同期进入大和房屋工作的800人中，大约有600人已经辞职。
当然，日本并不是唯一一个有劳动者说自己加班过度、遭到雇主虐待的国家。它也不是唯一一个在当今经济形势下出现临时工增长的国家。但日本与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有一些不同之处。首先，“正式雇佣”仍然是日本文化十分看重的一点，以至于那些无法找到正式雇佣工作的人（不管他们的资历如何）经常会受到其他国家的人不太会碰到的批评。
“在日本有这样一种倾向：当人们没有工作时，其他人就会责怪他们。”西田教授说。
其次，日本文化普遍接受辛勤工作和长时间加班，而先于老板离开则被认为是不礼貌的。那些抱怨工作时间过长的人可能不会从朋友和家人那里得到太多的同情，更不用说政府的态度了。最后，按今野的说法，日本是一个工会力量薄弱的国家，而既有的工会往往把重点放在与企业合作、保护现有的好工作上，而不是为了所有劳动者的利益而战。他表示：“此地的工会是为企业服务的——它们不起作用。”
但日本的问题对美国有着切实的影响：在美国，临时工作很常见，而且工会的力量正在逐年减弱。正如我以前写过的那样，由于制造业的衰退和鸦片类药物的泛滥，在这个国家的许多地区，男性都在苦苦挣扎。研究表明，随着男性经济前景的下滑，他们结婚的机会也随之减少。美国的生育率已经处于历史低位，而男性经济状况的恶化可能会进一步压低生育率。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领导的政府已经将部分注意力转向了日本不良就业岗位的增加，但批评人士表示，政府做得还不够。一个政府的劳工改革小组已经提议，对企业可以合法要求员工每月最多加班100小时的行为作出限制。2017年，日本政府也首次公布了300多家违反劳动法的公司名单，希望这种“公开处刑”能让它们改变自己的做法。但总体而言，安倍政府是支持商业、反对监管的。据天普大学的金斯顿表示，安倍政府的改革几乎没有带来任何真正的改变。
（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7-04-13/japan-s-bid-to-stop-death-by-overwork-seen-falling-short）
长期以来，安倍政府以及日本整体一直誓言要解决日本出生率不断下降的问题。其中许多承诺侧重于帮助妇女更好地平衡工作和家庭，这当然是问题的一部分，但并非全部：尽管日本的男性比女性拥有更多的经济和社会权力，但他们同样需要帮助，以便在不断变化的经济中觅得安稳。
文/Alana Semuels
译/苦山
校对/兔子的凌波微步
原文/www.theatlantic.com/business/archive/2017/07/japan-mystery-low-birth-rate/534291/
本文基于创作共享协议（BY-NC），由苦山在利维坦发布
文章仅为作者观点，未必代表利维坦立场
往期文章：
西文学术书1元起拍，点击阅读原文入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