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胞胎分离的残酷实验
利维坦按：
我们有一个新号【利维坦行星】，可以关注
凯西·塞克勒（Kathy Seckler）16岁时的一个意外发现，彻底改变了她的生活——她有一个同卵双胞胎姐妹。
“那天是1977年9月4日，”她边回忆边说，声音轻微颤抖着。当时一个朋友告诉塞克勒，她与朋友认识的一个叫洛丽·普里茨尔（Lori Pritzl）的女孩很像，并问她是否是被收养的。
塞克勒的生日与普里茨尔的是同一天，并且她们长得一模一样。尽管塞克勒从小就知道自己是被收养的，但照样过得很快乐，直到她之后了解到普里茨尔竟然也是从同一个机构被收养的。
女孩们立即通了电话，并证实了那位朋友的猜测——她们真的是双胞胎。塞克勒回忆说，当第一次见到她的双胞胎姐妹时，她泪流满面。
塞克勒说：“我看到洛丽正在过马路......她的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然后我们拥抱了一下。那是一次相当好的经历……我感到不那么孤单了。作为一个被收养的孩子，我总是感到与众不同……但是现在我觉得，‘哇，我原来有个伴。’”
她们都吸烟，对艺术感兴趣（如跳舞和绘画），而且都喜欢音乐。“简直不敢想象，”普里茨尔说，“我觉得我在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她们本来可以更早相遇的——她们之间的相似性以前就被认识两家人的熟人指出过。但是普里茨尔曾经不以为然——每个人不都是偶尔听说自己长得像别人吗？这两个女孩住在相隔仅仅15英里（24公里）的地方，她们也有着共同的亲密朋友。
然而两个女孩都不知道，她们的养父母十年前就清楚有另一个双胞胎的存在，但被告知要保守秘密。
几年后，塞克勒和普里茨尔的案例被发现属于一项备受争议的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一家当时备受尊敬的收养机构——纽约的路易丝·怀斯服务机构（Louise Wise Services），将至少10组同卵双胞胎或三胞胎婴儿人为分开，并将他们安置在不同的家庭。塞克勒和普里茨尔在1960年至1969年期间分离的，是六组新生同卵双胞胎中的一组，另外还有一组三胞胎。
该机构与一群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合作，试图找出是什么决定了我们的人格。他们想研究我们的身份受先天基因和后天教养的影响分别有多大——但为此，同卵双胞胎们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为了拍摄一部关于这项研究的BBC纪录片，我采访了那些在实验中被人为分开的同卵几异卵双胞胎，以及一些早期研究人员，来弄清楚这些双胞胎为什么如此执着于寻找他们当初被卷进这项反人性研究的原因。
“我们确实被剥夺了做姐妹的权利，何况我们还是双胞胎。我认为他们的做法太可怕了，”塞克勒在为这部纪录片接受采访时告诉我，“作一个孩子被收养已经很有挑战性了......剥夺我拥有一个姐妹，甚至是双胞胎姐妹的权利，实在是太可怕了。”
“60年代路易斯·怀斯机构的被收养者都有理由猜测，也许他们有一个双胞胎的亲人，”遗传学家、双胞胎专家和《故意分割》（Deliberately Divided）一书的作者南希·西格尔（Nancy Segal）说。她花了几年时间追踪许多参与了纽约儿童发展中心双胞胎研究（New York's Child Development Center Twin Study）的原始对象，以及她能找到的参与过该研究的任何人。
同卵三胞胎：尽管大卫·凯尔曼（David Kellman），鲍比·沙弗兰（Bobby Shafran）和埃迪·加兰德（Eddy Galland）从小就被分开，但成年后他们三人都喜欢抽烟、热爱摔跤。© Los Angeles Times
1980年，三个年轻人在19岁时偶然发现他们是同卵三胞胎，这是这些多胞胎们被故意拆散的故事首次公开曝光。他们的重逢成为全世界的头条新闻。不久之后，人们发现还有很多的多胞胎也被拆散，包括同卵的和异卵的。
双胞胎们的故事长期以来一直令人浮想联翩。陌生人在街上会拦住双胞胎——并经常问及他们之间的特殊联系——如果塞克勒提到她有一位双胞胎姐妹，那么她今天仍然会被问到这类问题。
对于研究人员来说，双胞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了解我们的基因和我们生活的环境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在不同家庭长大的同卵双胞胎只共享他们的基因，而不是他们的环境。因此，所发现的任何共同点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他们的基因，尽管近年来发现，先天基因和后天培养之间的关系比这要复杂得多。例如，像智力、身高和体重这样的特征，都被发现有重要的遗传影响。这些结论来自于多年来对（被分开抚养的）双胞胎的研究中收集的数据。
西格尔说：“我们所发现的是，人们的很多种行为习惯都受遗传基因的影响，其比重甚至超过了我们原本的预期”；“遗传学不是一切，但它确实解释了人与人之间为什么会有很大的差异。”
被分开抚养的同卵双胞胎很少有找到彼此的，即使找到了，也已经过去了很多年。因此，所有结论都是通过追溯过去获得的。由于此类事件的稀有性，科学家们可以研究的案例有限。
例如，一对年轻的双胞胎都喜欢番茄酱，这让一个养母很高兴，却让另一方很沮丧。
与路易斯·怀斯服务机构合作的研究人员认为他们已经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他们意识到，他们可以从出生开始研究同卵双胞胎，实时捕捉他们的成长情况——这正是他们要做的。
收养机构的精神病学顾问维奥拉·伯纳德（Viola Bernard）认为将双胞胎分开是合理的，因为她觉得这将有助于他们各自发展，而不是在同一个家庭中相互争夺父母的爱。她声称，这得到了当时的科学研究的支持。“我可以诚实地告诉你，根本没有这样的儿童发展文献存在。他们从来没有被命名和研究过。”西格尔说。
在有记载的研究史中，从来没有过分开双胞胎这一研究。伯纳德与一位名叫彼得·诺伊鲍尔（Peter Neubauer）的研究人员合作，他当时在纽约犹太监护人委员会的儿童发展中心工作，长期以来一直在研究分开抚养的双胞胎。
养父母没有被告知他们的孩子是双胞胎或三胞胎，只是被告知他们在参加一项儿童发展研究。西格尔说：“很明显，如果他们不接受这项研究，不接受研究人员定期到他们家来，他们可能就不会领养到这个孩子了。”
这些双胞胎接受了许多测试，考察了一系列与智力和个性有关的特征。他们还被拍下了照片。塞克勒回忆说，当研究人员来到家里的时候，她察觉到了异样。“我的母亲，她同意了，因为她是学习心理学专业的，知道儿童发展研究的重要性，”塞克勒说，“但事实上，这是一项双胞胎研究，他们没有告知我们真相。”
从一开始，这个实验就出现了问题。
我们联系了劳伦斯·帕尔曼（Lawrence Perlman），他是为数不多的在读研究生时期曾短暂参与这项研究的研究人员之一。他在这项研究中的职责是访问这些双胞胎，测试他们并拍摄他们。他记得自己对这些被分开的双胞胎的相似程度所感到的惊讶。
“不仅仅是外貌，还有他们的整个性格特征。”他说，“我很清楚，遗传的影响是非常强烈的。”例如，一对年轻的双胞胎都喜欢吃番茄酱，这可能会让一个养母很高兴，却让另一个养母很沮丧，帕尔曼指出。
这对双胞胎基于一些关键因素（如他们父母的年龄、社会经济地位、教育、宗教和他们的其他孩子）被安置在精心挑选的家庭中。帕尔曼说：“他们会从路易斯·怀斯服务机构那里收养孩子，这就是机构迫使让父母同意参与研究的一种手段。”据西格尔说，这也是在各个家庭中创造不变条件的一种方式。
这项研究很快就遇到了阻碍。资金用完了，而且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关于知情同意的伦理问题。家长们被要求在同意书上签字，而有些家长拒绝了。我与纽约大学教授、医学伦理学专家阿瑟·卡普兰（Arthur Caplan）进行了交谈，他告诉我，这项研究发生在科学研究经常违反伦理的时期，因此他将这项研究描述为一个较为典型的案例。
“你真的可能造成严重的伤害，婚姻的破坏，孩子和他们的父母之间的争吵，”卡普兰说，“造成实质伤害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侵犯被试验的人员基本权利绝对存在。”
这对双胞胎之间的社交距离也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就像他们在以后的生活中相遇的可能性一样。这些孩子都被安置在居住在纽约大都会区的家庭中，而当时的社区联系比今天要紧密得多。
塞克勒和她的妹妹被同一社会圈层里的家庭收养。事实上，在她们相遇之前，她们的养父母已经知道有另一位双胞胎的存在已经超过十年了，但为了女孩们的身心健康，他们被要求对这个消息保密。
维奥拉·伯纳德特别建议两对父母不要告诉他们的女儿，认为这可能 “伤害性太大”，但没有提供其他解释。其他被拆散的双胞胎也是在偶然间相遇的，途径则往往是通过共同的熟人，就像19岁相遇的那组同卵三胞胎一样。
在科学上，这项研究本身存在根本性的缺陷。帕尔曼回顾说，他们收集的儿童数据是“一团糟”，研究没有得到很好的组织。而且诺伊鲍尔和他的团队从未发表过任何科学论文。帕尔曼说：“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他们似乎并不真正了解处理此事的正确方式。他们承受了被诉讼的威胁，但却没有发表任何东西。”
该研究的对象没有包括异卵双胞胎，而异卵双胞胎其实本来就是一个自然对照组。将同卵双胞胎与异卵双胞胎进行比较，可以帮助对比遗传与环境分别对人格产生的作用。但即便如此，异卵双胞胎还是被收养机构安置在了不同的家庭。
我们采访了艾莉森·坎特（Allison Kanter），她与她的异卵双胞胎姐妹曾被分开。坎特也是路易斯·怀斯服务机构的被收养人，但最近才发现她的双胞胎姐妹。而这是由于她看了一部介绍同卵三胞胎故事的纪录片，出于好奇做了一个遗传学祖先测试。“我记得我全身都在颤抖，想：‘哇，如果这是真的呢？’”
有一个叫米歇尔·莫德科夫（Michelle Mordkoff）的人与她匹配了。她们一见如故。虽然时间很短，但她们的关系很亲昵。坎特说：“这就像我身上一直缺失的一块东西，而我却从来都不知道，我们越是了解对方，就越是意识到我们的相似之处，包括对待情感，以及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
冠之以科学研究的名义，他们从根本上利用了这些家庭，却从未使用过以此得到的数据。
由于帕尔曼对这项研究的不满，他只在这个项目上工作了10个月便找了新的工作。但在随后的几年里，他一直想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而结果是，只有几份高度类似的案例报告出现过，其中只提到了很少的细节。
最终，在2004年，西格尔和帕尔曼在各自寻找答案的过程中遇到了对方。他们一起到纽约市麦迪逊大道的公寓去见91岁的诺伊鲍尔。对这项研究，诺伊鲍尔没有表示任何遗愧疚。“他为这种做法辩护，说这是维奥拉·伯纳德的主意，”帕尔曼说，“他不打算承认做错了任何事情，或为此承担责任。所以这就是他的立场，他挖空心思，冠之以科学研究的名义。他们从根本上利用了这些家庭，却从未使用过以此得到数据。”
路易斯·怀斯服务机构，这个曾经备受尊敬的机构，在2004年关闭了，并将其收养和研究记录转给了另一个叫斯宾塞·夏平（Spence-Chapin）的机构。然而，与该研究有关记录的控制权属于犹太家庭及儿童服务局（The Jewish Board of Family and Children’s Services）。
“在对我们的回复中，该服务局拒绝承担关于诺伊鲍尔研究的任何责任。”一位发言人告诉英国广播公司，“由于保密法，并考虑到这些研究记录中所包含的信息的极端敏感性和私密性，我们仅同意研究对象自己访问这些记录。”他们补充说，所有在世的研究对象现在对他们参与的实验都是知情的。
在征得塞克勒和普里茨尔的同意后，我申请了她们小时候录像的访问权——但被告知这对双胞胎必须自己申请才能访问。然后，她们被告知，就算获得获得访问权，她们也不能与其他人分享这些文件，因为它们可能包含“除研究对象本身之外的人的敏感信息”。由于重温过去会给她们造成情感伤害，这对双胞胎不希望再继续查看资料。
目前，研究中收集的数据仍然封存在耶鲁大学，在2065年之前不能被打开。诺伊鲍尔在1990年安排将这些视频记录锁在耶鲁大学，声称他这样做是为了保护这些双胞胎。
“我一点也不相信。我认为这样做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西格尔说。卡普兰则觉得封锁记录主要是为了隐藏科学工作者的无能。“为什么要把研究的记录密封起来？我想我能想到的唯一解释就是他们为自己的失职感到尴尬。”
但是，不管这些数据以怎样的形式存在，由于它在伦理问题和严谨程度上的缺陷，其可用性仍然是值得怀疑的。例如，西格尔强调，这是一项从一开始就不应该进行的研究。她说：“它真的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启发。我们对数据内容并不十分了解。而且，就算我们得到了它并将它发表出来，这又将向未来的研究人员提供些什么样的信息呢？”
对于这些家庭来说，为什么被侵犯的问题一直存在，却始终没有得到解决，而这个实验也给不少个体留下了阴影。没有任何此研究的实验人员被追究责任。该实验的一个意外的收获是，它提供了一个实例，说明科研不应该怎么做，以及在每个研究阶段的伦理考虑是多么重要。
而对于塞克勒来说，在个人方面，她希望通过讲述她的故事减轻她的痛苦。直到最近，当人们得知她是双胞胎中的一个时，还会不可避免地提出一些问题，例如：“哦，你们在一起长大一定很有趣，你们的穿着、长相都一样吗......”
塞克勒说，不重提这个故事，情绪控制往往更容易。“我会撒谎说，哦，是的，我们穿得不一样......我不得不承受这个秘密妹妹带来的影响，这很困难，”她说，”所以我有点高兴，希望人们能看到这一故事，并把它传播出去。”
虽然这项研究可能是为了揭开基因和环境对他们人格发展的作用，但它反而对他们的生活——以及他们的家庭——产生了难以想象的影响。发现他们被隐匿的双胞胎亲人，永远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参与研究的那对三胞胎在发现彼此后，多年来一直遭遇着心理健康问题的折磨（尽管他们在青少年时期也有精神问题），其中一个人自杀了。据了解，他们的生母有精神疾病史。另一案例来自一对双胞胎的女性，虽然被分开但没有被研究，也被确认为自杀——她的亲生家庭也有抑郁症的历史。（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特殊的经历不一定会导致精神不健康，但严重的压力会加剧以前的精神健康问题——尤其是对那些有遗传倾向的人来说。）
有一些人为自己曾经参与实验感到愤怒、悲伤和后悔。对那些被实验的对象来说，这研究影响了他们与养父母的关系。而最重要的是它影响了他们与自己双胞胎亲人的关系。
“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因为我们虽然是双胞胎，但我们不是姐妹，”塞克勒补充说，“我们没有一起长大，甚至到今天，这一直是我们关系中非常难以接受的一部分。”
最重要的是，这个实验让那些被研究的人对此研究的主题提出了一个更深刻的问题：他们的人格被那些拆散他们的人影响了多少？
文/Melissa Hogenboom
译/Jichang Lou
校对/兔子的凌波微步
原文/www.bbc.com/future/article/20220817-the-twins-who-were-split-up-at-birth
本文基于创作共享协议（BY-NC），由Jichang Lou在利维坦发布
文章仅为作者观点，未必代表利维坦立场
往期文章：
西文学术书1元起拍，点击阅读原文入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