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成了死亡”：奥本海默真实的一生
利维坦按：
说来也真的是造化弄人，这本书中的情节与他未来的经历可谓惊人的相似——十年后，奥本海默就发现自己几乎陷入了与《薄伽梵歌》同样的困境——无论是象征还是字面意义上。无论奥本海默是否加入曼哈顿计划，战争都将继续，就像《薄》中的阿周那一样。
二战结束后的同年11月，奥本海默曾说，核武器“按照我们成长的世界的所有标准来说……都是一种邪恶的东西”。到了1949年，他公开表示反对后续氢弹的研制开发，加之19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最终使得美国政府取消了他的绝密安全许可，1954年针对他的听证会几乎把奥本海默过去的经历都翻了个遍，包括他与左翼人士哈康·谢瓦利埃（Haakon Chevalier）的亲密关系（美国怀疑谢瓦利埃是苏联政府的间谍），以及奥本海默与前女友、美国共产党党员琼·塔特洛克为何藕断丝连——比如在1943年夏天，奥本海默还曾和塔特洛克共度了一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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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945年7月16日凌晨，罗伯特·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正在一座控制碉堡里等待着改变世界的时刻。在约10公里（6英里）外，代号为“三位一体”的世界首次原子弹试验即将在美国新墨西哥州亡灵径沙漠（Jornada del Muerto）的苍茫沙地中进行。
奥本海默肉眼可见地神经衰弱。他的身材一向苗条，但在担任“曼哈顿工程区”设计和制造原子弹的科学部门“Y计划”负责人的三年后，他的体重下降到了仅仅52公斤多一点（115磅）。对于身高178厘米（5英尺10英寸）的他来说，这让他显得瘦骨嶙峋。那天晚上，焦虑和吸烟导致咳嗽让他无法入眠，最终只睡了四个小时。
历史学家凯·伯德（Kai Bird）和马丁·J·舍温（Martin J Sherwin）在他们2005年出版的传记《美国普罗米修斯》（American Prometheus）中描述了奥本海默人生中的几个关键时刻，而1945年的那一天恰是其中之一。这部传记为新传记电影《奥本海默》提供了灵感基础，该电影已于7月21日在美国上映。
按伯德和舍温所述，在倒计时的最后几分钟里，一位陆军将军近距离观察着奥本海默的情绪：“奥本海默博士……在最后的几秒钟里越来越紧张。他几乎完全屏住了呼吸……”
爆炸发生时比太阳更耀眼。此次引爆的威力相当于2万1千吨TNT，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它产生的冲击波在160公里（100英里）以外都能感觉到。随着轰鸣声吞没大地，蘑菇云在空中升起，奥本海默的表情松弛下来，显得“无比地欣慰”。
几分钟后，奥本海默的朋友兼同事伊西多·拉比（Isidor Rabi）远远地看到了他：“我永远不会忘记他那时的步伐；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从车里走出来的样子……他的步伐就像电影《正午》（High Noon）里的威尔警长……那种昂首阔步的样子。他做到了。”
在20世纪60年代的采访中，奥本海默为自己的反应添上了一层庄严的意味，他声称在爆炸发生后的时刻里，他脑海中浮现出了印度教经典《薄伽梵歌》中的一句话：“而今我成了死亡，成了一切世界的毁灭者。”
在接下来的数日里，他的朋友们说他看起来日益低落。“在那两周的时间里，罗伯特变得非常安静，总在沉思，”其中一人回忆道，“因为他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一天早上，有人听到他（用居高临下的语气）哀叹日本人即将面临的命运：“那些可怜的小人物，那些可怜的小人物。”但仅仅几天之后，他又一次变得紧张、专注、严谨。
在与军方同行的一次会议中，他似乎已然完全忘记了“可怜的小人物”。根据伯德和舍温的说法，他关注的是投放炸弹时合适条件的重要性：“他们当然不能在雨天或雾天投放炸弹……不要让他们把引爆点定得太高。定好的数字是刚刚好的。不要让它升得（更高），否则无法对目标造成足够大的伤害。”
“三位一体”核试验后不到一个月，当奥本海默向一群同事宣布成功轰炸广岛的消息时，一位旁观者注意到，奥本海默“像一名胜利的拳击手那样，握紧拳头挥过头顶”。掌声“几乎把屋顶掀翻了”。
神经脆弱、野心勃勃、浮夸傲慢和病态阴郁，这些特质很难在单个人身上结合统一。
奥本海默是“曼哈顿计划”的情感和智识核心：他比任何其他人更能将原子弹变为现实。战后与他共事的杰里米·伯恩斯坦（Jeremy Bernstein）确信，没有其他人能做到这一点。正如他在2004年的传记《一个谜团的肖像》（A Portrait of an Enigma）中所写的那样，“如果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负责人并非奥本海默，我相信，无论结局好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都不会有核武器的参与。”
旁人所述的奥本海默在目睹自身工作成果时的反应之多样——遑论他在这些情绪间的转变之速——或许看起来令人困惑。神经脆弱、野心勃勃、浮夸傲慢和病态阴郁，这些特质很难在单个人身上结合统一，尤其是，这个人还在激起这些反应的项目里起到了如此重要的作用。
伯德和舍温也把奥本海默称作一个“谜团”：“他是一位展现出了伟大领袖之魅力品质的理论物理学家，一位身上充满模糊性的唯美主义者。”他是个科学家，但正如他的另一位朋友曾经形容过的那样，他也是个“一流的想象力操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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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奥本海默》于7月21日在美国上映，改编自普利策奖获奖作品《美国普罗米修斯》。奥本海默由基利安·墨菲（Cillian Murphy）扮演。电影还刻画了其他数位真实人物，比如招募奥本海默的将军莱斯利·格罗夫斯（马特·达蒙[Matt Damon]饰），以及奥本海默私人生活中的人物，例如他在20世纪30年代约会过的精神病医生琼·塔特洛克（弗洛伦斯·皮尤[Florence Pugh]饰），以及他的妻子凯蒂·奥本海默（艾米莉·布朗特[Emily Blunt]饰）。
根据伯德和舍温所述，奥本海默性格中的矛盾之处——那些让他的朋友们和传记作家都难以解释的特质——似乎从最开始就存在了。
奥本海默于1904年出生在纽约市，他的父母是第一代德裔犹太移民，通过纺织品贸易致富。奥本海默一家住在上西区的一间大公寓里，有三个女佣、一个司机，和挂着欧洲艺术品的屋墙。
尽管奥本海默在这种奢华的环境中长大，但在幼时友人的回忆中，他并未被宠坏，反而十分慷慨。他在学校的朋友简·迪迪斯海姆（Jane Didisheim）记得他是一个“非常容易脸红”的人，“非常孱弱，脸颊粉嫩，非常害羞……”，但也“非常聪明”。“很快，每个人都承认他与众不同，比别人更优秀。”她说。
九岁的时候，他开始阅读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哲学书籍，还痴迷于矿物学——他在中央公园里四处溜达，还给纽约矿物学俱乐部写信，描述他的发现。他的信写得太好了，以至于俱乐部误以为他是个成年人，邀请他去做演讲。伯德和舍温写道，这种聪慧使得年轻的奥本海默时常孤身一人。他的一位朋友回忆说：“他总是专注于他正在做或是正在思考的事情。”他无意顺应社会的性别期待——对于体育，或是他表亲所谓的“他那个年龄段的粗鲁扭打”，他毫无兴趣；“他经常因为不像其他小伙子而被讥讽、嘲弄。”但他的父母确信他是个天才。
“为了报答父母对我的信任，我养成了一个令人不快的自我，”奥本海默后来评价道，“我敢肯定，这种自我必然冒犯到了那些不幸与我有过接触的孩子和成年人。”他曾经告诉另一位朋友：“一边翻书一边说‘是的，是的，当然，我知道那个’，这并不有趣。”
在奥本海默离家前往哈佛大学学习化学后，他心理结构中的脆弱性暴露无遗：他易碎的傲慢和几乎不加掩饰的敏感对他似乎没什么好处。在1980年由爱丽丝·金巴尔·史密斯（Alice Kimbal Smith）和查尔斯·韦纳（Charles Weiner）编辑的一本合集中，收录了一封他写于1923年的信：
由史密斯和韦纳整理出的后续信件显示，直到他去英国剑桥攻读研究生期间，这些问题仍然存在。他的导师坚持进行应用实验室工作，而这是奥本海默的弱项之一。“我现下过得很糟糕，”他在1925年写道，“实验室的工作无聊至极，我实在不擅长这事，我觉得自己什么也没学到。”
那年晚些时候，奥本海默故意把一个被实验室化学品污染的苹果放在导师的桌子上，这种强烈的情绪几乎将他引向灾难。他的朋友们后来猜测，他这么做可能是出于嫉妒和自卑。
他的导师没有吃那个苹果，但是奥本海默差点丢了剑桥的学籍，为了保住它，他只得去看精神病医生。精神病医生诊断出他患有精神病，但没多管他，说是治疗对他不会有用。
后来，奥本海默在回忆那段时期时说，他曾在圣诞节期间认真考虑过自杀。第二年，在去巴黎期间，他的密友弗朗西斯·弗格森（Francis Fergusson）告诉他，自己已经向女朋友求婚了。奥本海默的反应是试图勒死对方：“他拿着根行李绑带，从我身后扑过来，”弗格森回忆道，“并把绑带绕过我的脖子……我设法拉开了，然后他倒在地上哭了起来。”
看起来，精神病学没能救得了奥本海默，但文学成了他的救赎。根据伯德和舍温的说法，他在科西嘉岛散步度假时读了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其中有些内容恰巧反映出他本人的心境，这让他得到了安慰，并为他展示了一种更富有同情心的存在方式。
他对书中的某个段落熟记于心，它讲述了“人们对于他人故意制造的痛苦所表露出的无动于衷”，这种无动于衷是“残忍那可怕、持久的表现形式”。对待痛苦的态度问题是奥本海默长久以来的兴趣所在，它引导着奥本海默对精神和哲学文本的兴趣，并最终在奠定他声名的著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在这次假期中对友人们说的一句话似乎预示了未来：“我最钦佩的人应该是在很多事情上都非常出色，但仍然有着满面的泪痕。”
我最钦佩的人应该是在很多事情上都非常出色，但仍然有着满面的泪痕。
——奥本海默
后来他回忆说，他回到英格兰时心情比之前轻松，感觉自己“更加亲切，更加宽容”。1926年初，他见到了德国哥廷根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的所长，后者很快就对奥本海默作为理论家的才华深信不疑，并邀请他去那里学习。按史密斯和韦纳所述，他后来将1926年描述为他“进入物理学”的一年。这将成为一个转折点。
在接下来的一年中，他获得了博士学位和博士后奖学金，还加入了推动理论物理学发展的学者群体，遇到了此后会成为他一生挚友的科学家。其中许多人最终会加入奥本海默在洛斯阿拉莫斯的团队。
返回美国后，奥本海默在哈佛大学待了几个月，随即前往加利福尼亚州追求自己的物理学事业。他在这一时期的信件语气反映出一种更为稳定、慷慨的心态。他给他的弟弟写信，谈论爱情和对艺术的持续兴趣。
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与实验学家们密切合作，对他们在宇宙射线和放射性衰变方面的实验结果进行解读。他后来形容自己是“唯一一个明白这一切的含义的人”。他说，他最终创建的这个部门是从他对交流所热爱理论的需要中诞生的：“首先是向教职员工和同事解释，然后向任何愿意倾听的人解释……解释我们已经学到了哪些知识，还有哪些未解决的问题。”
起初，奥本海默形容自己是个“难相处”的老师，但他正是通过这个角色磨练出了在Y计划期间帮助他前行的个人魅力和社交能力。史密斯和韦纳援引奥本海默的一位同事的话，后者称，他的学生“尽力地模仿他。他们模仿他的手势、举止、语调。他真正地影响了他们的人生”。
在20世纪30年代初，奥本海默一边巩固他的学术生涯，一边继续进行人文领域的阅读。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发现了印度教的经典，于是学习梵文以便阅读未翻译的《薄伽梵歌》——他后来引用的那句著名的“而今我成了死亡”就来自这部经典。他的兴趣似乎不仅仅是智识层面的，还代表了自他20多岁时始于普鲁斯特的自治阅读疗法的延续。
《薄伽梵歌》的故事围绕一个贵族家庭的两个分支之间的战争展开，它为奥本海默提供了一个直接适用于他在Y计划中面临的道德模糊性的哲学基础。它强调责任、命运和超然于结果的观念，强调对后果的恐惧不可成为不作为的理由。在1932年写给弟弟的一封信中，奥本海默特别提到了《薄伽梵歌》，旋即指出，战争的场合也许可以给他机会实践这种哲学理念：
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奥本海默还遇到了精神病医生兼内科医生琼·塔特洛克（Jean Tatlock），并爱上了她。根据伯德和舍温所述，塔特洛克性格的复杂性与奥本海默不相上下。她博览群书，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她的一位儿时友人形容她“有伟大的气质”。奥本海默不止一次向塔特洛克求婚，但她都拒绝了。人们认为，是她介绍他接触了激进政治和约翰·多恩的诗歌。
1940年，奥本海默与生物学家凯瑟琳·“凯蒂”· 哈里森（Katherine "Kitty" Harrison）结婚后，两人偶尔还会见面。凯蒂后来加入了奥本海默的Y计划，她在那里担任抽血技师，研究辐射的危害。
1939年，物理学家对核威胁的担忧远超过政治家，正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一封信让美国政府高级领导人首次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政府的反应很慢，但警报在科学界内不断传播，最终说服了总统采取行动。作为该国最杰出的物理学家之一，奥本海默与其他数名科学家被任命认真研究核武器的潜力。
到了1942年9月，人们清楚地认识到了制造原子弹的可能性，具体的开发计划也开始成形，而这要部分归功于奥本海默的团队。根据伯德和舍温的说法，当奥本海默听说他被提名为这项工作的领导者时，他开始做自己的准备。“我要切断与共产主义的一切联系，”他当时对一位朋友说，“因为如果我不这么做，政府会发现很难任用我。我不想让任何事情干扰我对国家作贡献。”
爱因斯坦后来说：“奥本海默的问题在于，他爱的事物——美国政府——并不爱他。”他的爱国情怀和取悦之心显然在政府招募他时起到了作用。莱斯利·格罗夫斯将军（Leslie Groves）是曼哈顿工程区的军事领导人，他负责为这个炸弹项目找到一位科学主管。
根据2002年的传记《原子弹竞赛》（Racing for the Bomb）记载，格罗夫斯在提名奥本海默为科学主管时遭到了反对。奥本海默的“极端自由主义背景”引发了担忧。但是，格罗夫斯除了提到他的才能和现有的科学知识之外，还指出了他“傲慢的雄心”。曼哈顿计划的安全主管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我开始确信，他不仅忠诚，而且不会让任何事情干扰他成功完成任务，从而影响他在科学史上的地位。”
在1988年出版的《原子弹秘史》（The Making of The Atomic Bomb）一书中，奥本海默的朋友伊西多·拉比表示，他当时认为这是“一个完全不现实的任命”，但他后来承认，这是“格罗夫斯将军真正的天才之举”。
在洛斯阿拉莫斯，奥本海默和在其他地方一样，贯彻了他叛逆、跨学科的信念。出生于奥地利的物理学家奥托·弗里施（Otto Frisch）在他1979年出版的自传《吾忆何寥》（What Little I Remember）中回忆道，奥本海默不仅招募了所需的科学家，还招募了“一位画家、一位哲学家和其他一些不太会出现在这个项目里的人物；他认为，如果没有他们，文明社会就不完整”。
战后，奥本海默的态度似乎发生了变化。他形容核武器是“侵略、惊吓和恐怖的工具”，而武器工业是“魔鬼的作品”。
在1945年10月的一次会议上，他对杜鲁门总统说了一句著名的话：“我觉得我的双手沾满了鲜血。”总统后来说：“我告诉他，血在我手上——让我来操心这个问题。”
这场对话与奥本海默所钟爱的《薄伽梵歌》中的某段对话产生了惊人的呼应，后者发生在阿周那王子和奎师那神之间。阿周那拒绝战斗，因为他认为一旦战斗开始，自己便要为同伴的战死负责，但奎师那卸去了他的负担：“你要在我身上瞧见行杀此众的凶手……站起来，去争声名，胜敌军，享富国吧！他们已然为我所杀；你就充当那凶器吧。”
在研制原子弹的过程中，奥本海默也曾用过类似的论点来排解他自己和同事们的道德犹豫。他告诉他们，作为科学家，他们并不负责决定如何使用这种武器——只负责做他们的工作。如果真有流血的话，那血会沾在政客们的手上。然而，一等到这事真的做成，奥本海默对这一立场的信心似乎就动摇了。正如伯德和舍温所述，战后，在原子能委员会工作时，奥本海默反对进一步研发核武器，包括更强大的氢弹——他此前的研究已为此铺平了道路。
这些行动导致奥本海默在1954年被美国政府调查，他的安全许可也被剥夺，标志着他不再参与政策工作。学术界纷纷为他辩护。1955年，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在为《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撰稿时写道，“调查结果表明，他犯下了不可否认的错误，其中一个错误从安全角度来看相当严重。但没有证据表明他对国不忠，或是做出了任何可以被认为是叛国的行为……科学家们陷入了悲剧性的两难境地。”
1963年，美国政府向他颁发了恩里科·费米奖（Enrico Fermi Award），以示恢复其政治名誉，但直到2022年，也就是他去世55年后，美国政府才推翻了1954年剥夺其安全许可的决定，并肯定了奥本海默的忠诚。
在奥本海默生命的最后几十年里，他既对核弹的技术成就感到自豪，也对它的影响心怀愧疚。他的评价中也透出了一丝认命之情，他不止一次表示，原子弹的发明是不可避免的。他在人生的最后20年里担任新泽西州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院长，与爱因斯坦和其他物理学家一道工作。
伯德和舍温写道，和在洛斯阿拉莫斯时一样，奥本海默关注推进跨学科工作的重要性，并在演讲中强调，科学需要人文学科，以便更好地理解其自身的含义。为此，他招募了一大批非科学家，包括古典学家、诗人和心理学家。
后来，他开始认为原子能问题超越了当时的智识工具之所能，用杜鲁门总统的话来说，它是“一种太具革命性的新力量，以至于无法在旧思想的框架内考虑”。在1965年的一次演讲中，他说：“我曾从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伟大人物处听说，当他们作出某个惊人发现时，他们知道这是好事，因为他们感到了害怕。”
这次演讲后来收录于1984年出版的合集《真知灼见》（Uncommon Sense）中。当谈到令人不安的科学发现的时刻时，他喜欢引用诗人约翰·多恩的诗句：“一切都成了碎片，一切连贯性都消散不见。”
奥本海默喜欢的另一位诗人约翰·济慈创造了“消极感受力”（negative capability）这个词来描述他钦佩的诸人所共有的一个特质：“也就是当一个人能够处于不确定、神秘、怀疑之中，而不会急于追求事实和理性。”看起来，哲学家罗素在写到奥本海默“无法简单看待事物”时，所指的正是差不多的特质，他说：“在一个拥有复杂、精细的精神装置的人身上，这种无法简单看待事物的能力并不令人惊讶。”当我们描述奥本海默的矛盾，他的多变，他在诗歌和科学之间的不停游走，他抗拒简单描述的习惯时，也许我们恰恰指出了那些让他有能力制造出原子弹的特质。
即使在这段伟大而可怕的追求过程中，奥本海默仍然保持着他在20多岁时所预言的“满面的泪痕”。“三位一体”核试验的名字被认为来自于约翰·多恩的诗《猛击我心，三位一体的上帝》（Batter my heart, three-person'd God）：“若我能站起身，你要打倒我，用尽/你的力量毁灭、吹散、焚尽我，使我重生。”
多恩的诗歌是琼·塔特洛克向他介绍的，有些人认为他始终对她怀有爱意，但她在核试验前一年自杀了。这项原子弹计划里随处可见奥本海默的想象力，以及他的浪漫和悲剧之心。当格罗夫斯将军在为Y计划面试奥本海默时，他所看见的也许是后者傲慢的雄心，但也可能是后者在需要时让自己产生傲慢雄心的能力。尽管原子弹是科学研究的成果，但它同样是奥本海默能力和意愿的产物——他有能力、也愿意把自己想象成能够发明出它的人。
奥本海默从青春期开始就是个老烟枪，他一生中经历了多次肺结核发病。他于1967年死于喉癌，享年62岁。
在他去世前两年，在一个罕见的简单时刻，他划出了一条区分科学之实践和诗歌之实践的界线。他说，不同于诗歌，“科学就是要学会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文/Ben Platts-Mills
译/苦山
校对/兔子的凌波微步
原文/www.bbc.com/future/article/20230712-robert-oppenheimer-manhattan-project-nuclear-scientist-atomic-bomb
本文基于创作共享协议（BY-NC），由苦山在利维坦发布
文章仅为作者观点，未必代表利维坦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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