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歌：中东欧政治转轨30年——对转轨进展的观察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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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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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东欧国家政治转轨指的是国体上向资本主义、政体上向西方民主政体的转轨。国体转轨随东欧剧变结束而完成，政体转轨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根据不同的评估标准，对政体转轨的进展可作出既大体相似又不尽相同的判断。经济转轨、外交转轨和新独立国家的国家构建与政治转轨同时进行，直接作用于政治转轨进程。经济转轨与政治转轨呈现正相关关系。外交转轨对政治转轨发挥明显的导向和驱动作用。国家构建作为政治转轨的前提条件，影响了转轨进度。实行了40余年的社会主义制度乃至之前更久远的历史沿革则构成了政治转轨的底色，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中东欧 政治转轨 经济转轨 回归欧洲 国家构建

【作者简介】高歌，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1989年，东欧国家发生剧变，走上政治转轨的道路。30年来，政治转轨进展如何？又何以会有如此的进展呢？本文集中对这两个问题进行探讨。

一 政治转轨进展如何？

政治转轨从根本上改变了中东欧国家的国体和政体。1989年开始的东欧剧变，通过否定共产党领导，举行自由选举，取消国名中“社会主义”和/或“人民”的字样，及至颁布新宪法或宪法修正案，确立三权分立原则，实行议会制和多党制，完成了国体层面上向资本主义的转轨，同时开始了政体层面上向西方民主政体的转轨。

相对于国体转轨，政体转轨要复杂得多，耗时也长得多，这增加了评述其进展的难度。鉴于中东欧国家的政体转轨以西方民主政体为蓝本，或可借用西方国家的相关理论和标准观察中东欧各国的政体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与西方的趋同。

约瑟夫·熊彼特认为：“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塞缪尔·亨廷顿认同熊彼特的观点，指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主流的方法几乎完全根据选举来界定民主。”“选举是民主的本质。”据此，西方学者用政权“两度易位”标准来判断西方民主政体是否确立，即在转轨阶段的首次选举中赢得政权的政党或团体在接下来的选举中失利，把权力让渡给那些选举的赢家，并且后者又和平地把权力让渡给下一次选举的胜利者。以此评估中东欧国家政体转轨的进展，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国家已完成了政权“两度易位”，且完成的时间不尽相同（见表1）。

不过，就连亨廷顿本人也承认：“根据选举来界定民主是一种最简单的定义。对某些人来说，民主具有或者应该具有涵盖性广得多的和更富有理想的相关含义。”罗伯特·达尔把现代代议制民主政府的政治制度归结为选举产生的官员，自由、公正和定期的选举，表达意见的自由，接触多种信息来源，社团的自治和包容广泛的公民身份，并将这种制度称作“多元”民主。拉里·戴蒙德则将选举民主与自由民主加以区分，认为选举民主是当代民主的底线定义，自由民主在其之上还应具有多种特征，这些特征恰是“自由之家”在对世界各国的年度自由调查报告中使用的标准，因此，“‘自由之家’对自由度的调查是目前现有的有关自由民主的最好的经验指标。”按照戴蒙德的观点，用“自由之家”年度自由指数观察中东欧国家政体与西方政体的趋同度，可以看出，2006年，中东欧13国中阿尔巴尼亚、黑山、马其顿和波黑为部分自由国家，其他9国都已步入自由国家行列，且除波黑外，其余国家均实现了选举民主（见表2）。此外，经济学人智库的民主指数也反映了中东欧国家政体的状况。据2006年指数，各国的趋同度与“自由之家”的评估大体相似，捷克已建成完全民主政体，阿尔巴尼亚和波黑尚是混合政体，其他10国均为有缺陷的民主政体（见表3）。 

西方国家学者对他们所实行的民主政体的认识并未止步于此。如威亚尔达所说：“许多国家的民主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命题，而是一个连续体，一段旅程，一个正在进行着的过程。”在论述这一过程时，一些学者提出“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的概念。胡安·J.林茨和阿尔弗莱德·斯泰潘指出：“完成民主转型的绝大多数国家，在民主得到巩固之前，仍然需要完成很多任务，需要创造很多条件，必须培养许多态度和习惯。”亨廷顿则担心：“巩固民主的问题可能会导致在一些国家维持民主的条件不够充分的地方出现倒退。”林茨和斯泰潘甚至不排除巩固的民主政体崩溃的可能性参见。基于上述认识，可把中东欧国家向西方民主政体的转轨看作是一个远未完成,或许会倒退乃至崩溃的漫长历程。

近年来，相对于西方民主政体的转轨目标，中东欧国家的政体转轨大都出现了倒退的迹象。2018年与2006年相比，从“自由之家”年度自由指数看，多数国家的政治权利和/或公民自由评分有所下降，匈牙利和塞尔维亚由自由国家降格为部分自由国家，马其顿不再被认定为选举民主国家（见表2）；从经济学人智库民主指数看，除阿尔巴尼亚的评分略有上升外，其余12国均有下降，其中匈牙利、黑山和波黑降幅最大，捷克由完全民主政体降格为有缺陷的民主政体，黑山和马其顿由有缺陷的民主政体降格为混合政体（见表3）。

怎样认识中东欧国家向西方民主政体转轨过程中的倒退呢？

其一，虽然中东欧国家大都出现倒退，但它们没有倒退到“自由之家”年度自由指数评级中的不自由国家或经济学人智库民主指数评级中的威权政体。从这点上看，它们尚未构成亨廷顿所说的“第三波回潮”。

其二，倒退并非中东欧国家独有，而几乎成了全球的普遍趋势。2018年，“自由之家”年度调查记录了连续13年来整个世界的自由的衰退。经济学人智库也展示了世界平均民主指数的下降，尤以东欧和西欧的下降最为显著（见表4）。西方国家学者承认这种趋势。雅克·鲁尼克和让·齐隆卡指出：“欧洲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和金融危机，可能对民主产生有害甚至是破坏性的影响。民粹主义政治在整个大陆崛起，威权主义倾向在多个国家重新浮出水面。”安德鲁·甘布尔也指出：“1945年后世界民主国家的数量显著增长，但在过去10年的金融危机和财政紧缩中，民主再次开始收缩。”由此产生的问题是，中东欧国家的政体转轨本就是与西方国家实行的民主政体的趋同，而当中东欧和西欧同时出现倒退时，是不是意味着中东欧与西欧是另一种形式的趋同呢？

其三，如威亚尔达所认为的，在西方民主的核心原则之外，“根据文化、历史、传统，以及发展程度的不同，在民主的形式、制度和实践上存在着大量的变化”，中东欧国家所谓的倒退可否被看作是改变之前照搬西方民主政体的做法，对更符合本国实际的政体模式的探索呢？进一步说，“一种完全本地化、土生土长的民主模式是否可能？”“大多数国家如何将它们本地的传统和行为方式与外来的模式和压力相融合？”“随着全球化的到来，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仍有可能实行其独特的民主？”认识中东欧国家政体转轨进程中的倒退，威亚尔达之问不能回避。

二 政治转轨何以如此？

中东欧国家政治转轨始于相同的起点——社会主义制度，拥有相同的目标——国体上的资本主义和政体上的西方民主政体。然而，30年间，中东欧国家政治转轨，尤其是政体转轨进程却不尽相同，不仅进度有快有慢，甚至转轨的目标也不再完全一致，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多就公开宣称要民主，不要自由主义。何以如此？

如同所有的历史进程一样，中东欧政治转轨也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探知影响政治转轨的全部因素、判断某种或某些因素在某一国转轨或转轨的某一阶段发挥的作用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也超出了一篇论文所能涵盖的容量。但至少应在地区层面上考察和分析影响政治转轨30年历程的两类因素——伴生因素和初始因素。

（一）伴生因素

中东欧政治转轨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经济转轨、从追随苏联到“回归欧洲”的外交转轨以及从联邦国家到新的主权国家的国家构建同时进行，经济转轨、外交转轨和国家构建对政治转轨的影响直接而显著。

经济转轨与政治转轨呈现正相关关系。如亚当·普沃斯基所说：“新的民主制度的生存，不仅依赖于其制度结构和主要政治势力的意识形态，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些制度在经济上的表现。”转轨初期，“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激进式变革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效率和福利的暂时性衰退。这种转型的另一个后果是大量人口陷入贫困，贫富差距将不断地加剧。”中东欧国家的经济衰退极易引起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各党派为推卸责任相互攻击，政局波动和社会动荡时有发生，削弱了民众对西方民主政体的信任和向往，不利于政治转轨的进行。不过，随着经济转轨走出困境，它对政治转轨的不利影响逐渐减弱。毕竟，“一种市场资本主义经济，它所造成的社会，它所引起的、为它所特有的经济增长，这一切，对于发展和维持民主政治制度来说，都是非常有利的条件。”在中东欧，经济转轨有助于形成多元化的利益结构乃至不同的社会阶层或阶级，并在此基础上组成有固定阶层或阶级支持的政党，推动政治转轨不断深入。然而，“正当21世纪初新自由主义改革似乎在长期的转轨衰退后最终实现了快速经济增长时，2008年全球经济崩溃又把中东欧国家推回到危机之中”。再次到来的经济衰退引发政局不稳和民众对西方民主政体的不满，中东欧政体转轨的倒退与此有很大关系，尤其是匈牙利，急剧的经济下滑加剧了国内对过度开放的反感和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促使其走上非自由民主道路，成为转轨倒退最为严重的中东欧国家。

外交转轨对政治转轨的作用极为显著。“和平和安全被视为成功的民主巩固的先决条件。在此，政治家和学者都认为美国及其主要机构支柱北约的和平保障作用最为重要，特别是在民主转型初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欧盟成为关注的中心。当大陆地缘政治重心东移时，制度重心向西移动。……（北约和欧盟）都把民主作为加入它们的首要条件……在中东欧，起初，北约主要与民主价值观有关，欧盟则主要与市场和法律规范有关。而在现实中，北约的民主化贡献集中在军事机构及其对民选政府的明显从属地位，欧盟则在中东欧入盟前的漫长10年间发展成更广泛和深刻的‘转型力量’，成为该地区主要的来自外部的民主化动力。”的确，中东欧国家入盟的迫切愿望使得欧盟提出的加入条件和成员资格的确定前景对其政治转轨具有明显的导向和驱动效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转轨的进度。也正因如此，“在入盟条约即将签署之时或一旦签署入盟条约，（欧盟的）条件性便失去了影响力。”加之欧盟对成员国的惩戒措施有限，也几乎不可能取消它们的成员资格，中东欧成员国获得了一定的倒退空间。不止于此，近年来，欧盟遭遇多重危机，自身发展陷入困境，吸引力大为下降，“民粹主义和反自由主义浪潮成了跨欧洲乃至跨大西洋的现象”。这多少鼓舞了中东欧的倒退，以致欧尔班在2017年不无自豪地说：“在27年前的中欧，我们相信欧洲是我们的未来，但现在我们认为我们才是欧洲的未来。”

国家构建的影响在中东欧新独立国家政治转轨中十分突出。林茨和斯泰潘对国家构建之于政治转轨的重要性有过这样的论述：“没有现代政治实体（modern polity）可以民主地得到巩固，除非它首先是一个国家。因此，国家不存在，或者国家高度缺乏认同，某一地域上的大量群体和个人试图加入另外的国家，或者建立一个独立国家，这时会产生根本性的并且常常是无法解决的问题。”就南斯拉夫联邦和捷克斯洛伐克联邦解体后建立的一系列主权国家而言，国家构建作为政治转轨的前提条件，直接影响了它们的转轨进度。首先，独立越早的国家，越有可能较早走上政治转轨道路并取得进展。原南斯拉夫地区6国中，斯洛文尼亚最早提出独立要求，政治转轨进度最快；黑山则因为迟迟得不到独立，独立议题占据大部分政治空间，议会选举和政党竞争围绕这一议题展开，以致转轨缓慢。其次，和平构建的国家，政治转轨较为顺利。捷克和斯洛伐克是很好的例证。相反，在波黑，不仅三年多的战争打断并延迟了政治转轨，而且战争的结束并未给它带来真正的主权。时至今日，波黑仍处在国际社会监管之下，其政治转轨一直在国际社会保护、主导甚至直接参与下进行。再次，认同程度高的国家，政治转轨进度快。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国内的主体民族分别占总人口的81.5%和83%，捷克和克罗地亚的主体民族更是占到总人口的90%以上，国家认同程度高。相比之下，波黑、塞尔维亚、马其顿和黑山则不同程度地存在国家认同问题。尤其是波黑，三个主要民族在有关波黑发展的基本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严重阻碍了政治转轨进程。

（二）初始因素

如格热戈日·爱柯尔特和丹尼尔·齐布拉特所言：“1989~1990年戏剧性的转轨时刻、成功和失败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国家构建模式以及与欧盟的不同关系的确在重要方面塑造了共产主义之后的民主化轨迹。但这些当代的力量看来只是在各种不同的前共产主义遗产的混合物的框架内发挥作用，这些遗产似乎为该地区可能发生的事情设定了外部界限。”伴生因素直接影响政治转轨进程，初始因素则构成了政治转轨的底色。

中东欧政治转轨的起点是实行了40余年的社会主义制度。在除南斯拉夫联邦外的中东欧国家，该制度以苏联模式的面貌出现。苏联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社会主义制度在中东欧的确立和巩固，但对大多数中东欧国家来说，苏联模式是苏联在冷战爆发的特定条件下为加强对中东欧的控制强制推行的，不仅不适应中东欧国家的实际，而且伤害了中东欧人民的民族感情，加之苏联模式本身包含着严重的矛盾和弊端，以致中东欧国家对苏联控制和苏联模式的反感日益强烈，终致不加区分地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发生剧变。社会主义制度作为资本主义和西方民主政体的对立面，必然不能为其确立和巩固提供条件。

对初始因素的讨论不应局限于社会主义时期，而应延展到社会主义之前更久远的历史。爱柯尔特甚至认为：“跨越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的长期历史遗产现在被赋予了比最近的共产主义遗产更强的解释力。”归根结底，“民主不仅仅是那么一点特定的政治制度安排。它深深地铭刻在西方的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哲学甚至宗教之中，与这些因素密不可分。”中东欧虽然与西欧一样拥有希腊、罗马、基督教的文化渊源，但随着罗马帝国分裂特别是基督教会分裂，受拜占庭文化影响、信仰东正教的巴尔干地区开始与西欧分道扬镳。及至奥斯曼帝国兴起，这一地区更与西欧渐行渐远，阿尔巴尼亚和波斯尼亚的基督教徒甚至皈依了伊斯兰教。“这些地区没有受到西方文化的重大影响：它们没有体验过西方的那种封建主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法国革命和自由主义。”相比之下，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及其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中欧地区从未完全与西欧分离，波兰则有更多与西欧共同的经历。及至一战结束、中东欧国家独立，匈牙利继短暂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和苏维埃共和国时期后，在君主立宪制的名义下开始了霍尔蒂·米克洛什的独裁统治，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采用议会共和制，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王国实行君主立宪制，阿尔巴尼亚则陷于要资产阶级民主还是要封建专制的斗争之中，但到20世纪20年代末，“除捷克斯洛伐克之外，各地的民主理想看来都已被弄得污点斑斑，无法挽回”。可见，并非所有中东欧国家都有与西欧相似的民主历程，“民主制度（与人们希望的相反）在共产主义统治之前不是‘常态’。……人们对民主制度既熟悉，又缺乏实际的经验，这两者的结合主导了1989年之后的政治发展。”一般来说，与西欧发展更为相近的中欧国家比远离西欧的巴尔干国家拥有更为顺畅和迅速的政治转轨，“那些可以回归共产党政权之前业已存在的自由民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国家，将比那些在历史上以共产主义制度取代另一种独裁制度的国家，享有更为稳固的民主合法性。”近年来的转轨倒退也似乎与西方民主观念和民主传统薄弱不无关联。

政治转轨根本改变了中东欧国家的发展道路，造成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巨大挫折。30年来，中东欧国家无一例外地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其向西方民主政体的转轨则因不同的伴生因素和初始因素而呈现出不同的进度和样貌。总体而言，多数中东欧国家与它所追求的西方民主政体之间尚存或多或少的差距，并且这种差距近年来还有扩大的趋势。考虑到民粹主义力量在西欧抬头，中东欧政治转轨的倒退或许会与其相互影响，共同对西方民主政体构成挑战。当然，对于这一史无前例的大事件，本文的论述只是一鳞半爪。而要尽揽政治转轨全貌，探寻其深层原因，乃至预测其前景，恐非一己之力所能完成，尚需学界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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