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超：国家精英的再生产与中亚政治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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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冷战后欧亚地区民族分离运动比较研究”（19CGJ014）的阶段性成果。
【内容提要】中亚各国独立以来大多走向超级总统制，权力继承问题成为中亚政治稳定的关键。中亚建政初期通过制度设计与协调以及主权问题的解决，政治强人与精英逐渐形成默契。在经济转型、“去俄罗斯化”与民族国家建设中，中亚政治领袖形成长执政模式，国家精英集团完成了政权的合法性构建。各国政治精英配合中亚政治强人进行社会工程构建，在国家现代化、拓展行政权力、形成恩庇网络以及构建新市民社会上达成一致，加强了超级总统制的韧性。中亚政治精英在适应中亚政治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与中亚政治强人良好的共生关系模式，新的国家精英在体制优势中不断获得市场和社会优势。中亚政权的平稳过渡并未改变政治强人的庇护网络与精英再生产，在疫情引发的不确定性下，政治安全风险更为凸显。
【关键词】精英政治中亚 政治转型权力更替
【作者简介】孙超，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青年研究员。
【引用格式】 孙超：《国家精英的再生产与中亚政治转型》，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2年第2期。
一 问题的提出
2022年年初哈萨克斯坦爆发的全国性骚乱虽然迅速平息，但哈政局权力更替模式的激进变革却给学界带来了新的议题。在此之前，有关2020年10月吉尔吉斯斯坦第三次“革命”的起源和之后的政治动荡，学术界已经有不少讨论。有学者认为吉尔吉斯斯坦政局频繁动荡的原因在于政治体制不够完善致使政治精英阶层固化，新老精英并未形成良好的互动模式。相比之下，中亚其他三个国家权力更替和交接过程中暂时未出现紊乱局面，甚至可以说“发明权力更替模式新传统”。2017年土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以97.7%的得票率再次连任。2020年塔总统拉赫蒙以90.9%的得票率胜出，顺利连任。2021年米尔济约耶夫在新总统竞选中以80.1%的得票率胜出，获得连任。三国总统都以极高票当选且巩固了权力基础。但这种权力更替模式是否意味着这一棘手问题得以解决，显然答案并不明确。2019年哈代总统托卡耶夫以70.9%的得票率当选哈萨克斯坦新任总统。这个中亚地区的“稳定之锚”却因新冠疫情和通货膨胀带来的双重打击造成合法性迅速下降，以致酿成全国性骚乱。哈萨克斯坦骚乱很快被平息，或将鼓励哈政坛形成新型政治力量，或推动新权力更替模式的出现。
在政体研究相关文献中，西方学者往往强调选举对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意义：选举用于区分政体类型，是公民与领袖搭建联系并影响政策的手段，一般而言50%以上的胜选选民可以向其他选民“征税”从而将利益分配给内部人员。对中亚各国而言，尽管观察家都认可总统选举公正合规，在实践中选举却不是理解中亚各国领导权变更的核心路径。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非民主国家选举并不能承担权力更替的作用”。在中亚，总统选举是一次“胜利”宣言，以亲族为基础的庇护网络发挥出特别重要的作用。从五国领袖都以70%以上高票当选的选情来看，各国领导权变更在选举政治中并未展现。
梳理分析相关文献可以发现，在中亚领导权变更这一问题的分析维度上，不同代际的学者有很大程度的不同。多数学者最初往往将重心放在政治转型上，突出强调精英、部族集团和政党的作用。第二代中亚学者非常强调非正式制度在政治变迁中的作用，通过分析中亚各国制度变革背后的权力网络，展现出权力交接背后精英、集团和宗族等各个政治势力的互动。这种分析存在较大缺陷，即过分强调非正式网络的重要性，旨在为西方大国介入中亚政治进程开路，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学界对中亚政局的悲观态度，并不符合该地区长期以来总体政治稳定的现实。新一代中亚学者主要由政治人类学者和社会学家组成。他们开始反思国家构建这一范式，强调政治是需要被“发现”的，在边缘地区同样存在。这些人关注的是奥什的城市治理、费尔干纳谷地边境地带、巴扎里的政治等微观、地区和基层等边缘空间的权力运作。另一部分学者转向对威权政治稳定性和后苏联空间“颜色革命”的反思与讨论，推动新的讨论场域的形成。新一代学者分析细致入微，对权力运作的观察更为准确，同时揭开了中亚政治变迁的微观场域。但无论是第二代还是第三代对中亚政治转型的研究，都离不开对中亚各国精英的分析，更离不开对中亚领导权政治演进的宏观场域。
中亚五国能够迅速成为独立国家，可以说贯彻落实了1990年春戈尔巴乔夫制定“各加盟共和国党的第一书记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的政策。除吉尔吉斯斯坦以外，时任中亚各共和国的最高领袖都相继被选举为本共和国的总统，迅速实现了新旧体制的权力继承。而苏联时代存在的非正式社会网络也迅速适应新的制度，继续保持原有的权力关系。在此期间，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以及土库曼斯坦政治强人各自成为国家最高领袖。塔吉克斯坦由于经历内战导致严重的精英断层，宪法确定了总统—议会制。中亚五国在建政初期虽然都建立起了半总统制政体，除塔吉克斯坦之外各国的政治精英更好地保留了能够展示其内部团结的共产主义传统。由于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议会与总统之间有各自独立的选举基础，容易产生民主合法性二元化，往往导致政治不稳定，形成立法与行政的对抗。在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相互对抗中，吉尔吉斯斯坦与哈萨克斯坦以全民公决的方式确立了总统在国家机关的主导地位。
中亚各国的总统在独立之后虽然获得大权，但权力基础较为薄弱，依靠制度设计与协调和主权问题的解决，中亚各国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政治精英集团。中央政府多次尝试去消灭精英集团的社会网络，苏联晚期的传统庇护关系还是顺承下来了。尽管这些精英集团的权力基础在学术界还遭受争议，毫无疑问精英集团的社会网络在中亚建政初期已经根深蒂固，精英之间对强人政治逐渐达成了共识。随着精英权力不断巩固，政党逐渐边缘化，政治领袖的角色日益突出。除吉尔吉斯斯坦之外，中亚各国总统逐渐超然于各派系力量之上。在稳定的地区形势下，各国领袖利用新的宪政资源与制度安排不断巩固和强化权力基础，通过全民公投修改宪法，延长总统任期，确保时任总统的连任。依靠总统逐渐显现出来的执政能力和控制力，总统相对于政府的权力结构发生变化，相对优势逐渐形成。在历经“颜色革命”的震荡之后，中亚各国总统不断强化体制安全，给予支持者更多的资源与力量，逐步形成中亚特有的“以半总统制为形式的超级总统制”。依靠国家精英集团的持续性支持，超级总统制很快就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并在社会工程建设上取得了诸多成就。自2000年以来，与其他后苏联空间次地区相比，中亚内外安全形势并不太平，但总体政局却呈现出令人惊叹的稳定性。在政治演进过程中，中亚政治精英逐渐成熟，与政治强人形成了良好的共生关系模式（参见图1）。除吉尔吉斯斯坦外，各国逐步确定了权力继承的基本模式，新的国家精英在体制优势中不断获得市场和社会优势。这一优势导致中亚逐渐形成了服务于政治强人的国家权力集团。
随着中亚形势的新变化，一些新老领导人进入了权力交接期。2016年中亚政治强人卡里莫夫突然病逝，2019年纳扎尔巴耶夫宣布辞去总统职务，担任国家安全会议主席。两位中亚强国领袖的变动引起不小的政治不确定性，这一不确定性在哈萨克斯坦2022年全国性骚乱中得到强化。领导人权力变革成为中亚政治稳定的最大变数，权力代际传递顺利与否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如何确保权力继承人能够顺利获得精英集团的承认；二是权力继承人如何顺利应对挑战，获得更多的合法性和超然于各派之上的权力。领导权的变革可能会重新安排执政联盟，引发精英集团的叛变与对抗，为潜在的反对力量走向前台创造空间。在政局变革之时，追求秩序的向心力和走向对抗的离心力，都要获得权势，各自也都有精英集团支持。因此这一问题就可以自动转化为另一个性质的问题，即如何确保权力交接之后精英集团顺利成为国家利益的代表，从而实现国家精英的再生产，并不断约束和制衡因利益膨胀而不断分权的潜在反对派。这将是本文探讨的中心话题。
因此，本文将以精英理论为中心构建分析中亚政治运行的分析框架，探讨转型政治演进中可能出现的斗争与挑战。第二部分将讨论中亚权力精英的形成，第三部分将分析中亚超级总统制政治演进的动力和挑战因素，并以比较分析的方式讨论中亚的领导权交接问题，第四部分讨论新的精英集团如何应对新的挑战，以重塑国家精英身份，即国家精英的再生产，最后进行总结。
二 中亚权力精英的形成
苏联解体后，欧亚地区各加盟共和国成为独立国家。离开了莫斯科的垂直领导，权力精英依靠自身的决策获得生存收益最大化，无疑极为艰难坎坷。欧亚地区前党政领导人先前占据的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权威已不复存在。这些精英们除组织优势和依旧“残存”的社交网络外，其所在的权力结构和制度规则必须重新设计。要在较短时间内获得支持并再度赢取合法性，就需要学会斗争和协调。在精英斗争理论中，精英地位不是自然获得的，而是通过遏制其他精英才能获得自身权力的扩展。因此，对中亚权力精英而言，最大的威胁不在于缺乏政治、经济和军事资源的民众，而是敌对的精英。由于中亚权力结构的集中性，很容易产生“赢家通吃”的结果。即在建政初期，落败精英或被吸收进国家，先前控制的资源自然就会成为国家资源，以巩固精英的地位与合法性。
（一）制度设计与协调
精英首次创建新制度，由于信息的有限性，很容易从其他国家移植制度。因此这些制度的作用有限，也很难迅速规训本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在对新制度的认识上，精英集团存在强硬派和妥协派的区别。强硬派拒绝构建并认同新制度，而妥协派认为新制度建设非常有必要。精英对新制度的认同权力分布比例影响政治发展方向。强硬派占比较高，则政治制度自然转向威权制，反之妥协派占上风则倾向于推动民主制度构建。若是理念完全不同的权力精英达成均势，则政治转变方向呈现出很大的不确定性。在急速转变的历史进程中，恶化的经济状况、不确定的政治方向以及被释放的社会各类矛盾将精英集团的不安全感推向了极点。领导权的更迭是政权最为脆弱的时刻，同时也向国内反对派和外国对手发出了信号，激起反抗活动，并增加了大规模社会抗争与外部干预的可能性。
因此，无论是哪个欧亚国家，政治强人在建政初期都倾向于建立起权力金字塔体系，以避免无政府状态的出现。被吸收进权力金字塔体系的精英可以利用原有的制度维持权力与资源，而政治强人也在处理精英权力与资源分配问题中获得更为超然的地位，从而不断增强其权力优势。为寻求更多支持，政治强人往往采取双重手腕：一方面，通过渗透和融合政策降低反对派的敌意，利用议会将反对势力吸纳进权力金字塔体系，另一方面对强硬的反对派进行打压，使之无法同中央政府对抗。除消灭反对派以外，政治强人还需要塑造体制内的精英派系对立，在权力分配上实现派系平衡。精英之间的冲突可以通过政治强人调解，或者权力和资源的再分配被控制在一定范围。为了推动精英实现共识，政治强人加速进行政治创新与改革，以推动权力再分配或奖赏支持者。随后的政治经济发展就开始了“回报递增”的循环：政治强人的每一次政治经济“改革”，都会增加支持者的奖励，并提升“退出成本”。
政治体系的过渡阶段，政治演进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中亚四国（塔吉克斯坦除外）保留了苏联时代的权力结构，构建总统—议会制（混合政体）并没有耗费太大代价。这种制度适应苏联时期的二元体制（即党委与政府的关系和总统与政府关系相似），同时半总统制（总理—总统制）能保持政治强人的超然姿态，不必对“政策失败”负责，又能在议会选举失败时提名总理以影响政府决策。半总统制可以吸纳足够的反对派进入议会，增强体制的韧性，同时又能保证总统的权力优势。但这一制度设计有一个很大问题，即不能在长时段持续吸纳反对力量，更不能对反对派长期保持“竞争性抑制”。
为了加速整合精英集团，政治强人同时将权力体系向纵向延伸。中央领导需围绕着议会的组织结构、候选人人选、选举监督以及议席数量同地区领袖（州长与地区代表）进行谈判。地区领袖在谈判中谋求更多的自主权，同时增强更多自主性。在权力尚未稳固时期，中央精英集团往往采取妥协的方式给予地方政府更大的权力。中亚国家的央地协调在议会制度设计上就体现得淋漓尽致（参见表1）。吉尔吉斯斯坦的候选人来自于地方工人和居民委员会以及新成立的政党，通过总人口单一选区制进行选举，实质上推动了吉尔吉斯斯坦议会“民粹主义”的形成，地方势力具有更大的影响力。而在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两院制框架保证了议会“执政党化”的倾向，一院制结构加上单一选区制度，使得地方精英的力量难以迅速成型，中央对地方的权力渗透更为突出。哈萨克斯坦与塔吉克斯坦从理论上看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地方的自主性，给地方精英集团的发展提供了较多空间，但两国情势大为不同。1995年3月6日，哈萨克斯坦宪法法院裁定议会选举违背宪法，总统解散议会，造成一段时间的议会空缺期。尽管后来哈萨克斯坦再度设置议会制度，但地方精英的影响力大为下降。而塔吉克斯坦由于历经内战，随后的议会制度是精英妥协的结果，体现了新的权力分配态势。
（二）主权问题的解决
除面临潜在政治对手挑战外，精英集团还需要就政治经济问题以及国家和民族的边界问题进行谈判。可以说，欧亚地区各国在建立新政权的同时必须全面解决国家的主权问题，即从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家庭和莫斯科领导下的联邦政体顺利转向独立的民族国家政权，在国家合法性构建上需要有大的突破。中亚国家同样面临主权一致的问题。中亚五国1991年才获得独立国家的身份，此前并无现代主权国家的经历。各国在独立之初就陷入了主权构建的焦虑之中，即“悬置于‘前殖民地’与‘尚未形成民族’之间的中间地带”，从而无法定位自身在世界舞台上位置和本国的发展方向。
在中亚五国国家构建中，塔吉克斯坦面临挑战最大。苏联解体后，部族政治和宗教因素交织影响塔吉克斯坦政局。1991年11月底，共和国进行全面直选，塔共支持的候选人纳比耶夫（Rakhmon Nabiyev）成为第一位民选总统，原莫斯科支持的精英集团依旧掌握国家政权，并拥有广泛权力。纳比耶夫代表北方部族（列宁纳巴德人）依旧掌握政权，引起其他精英集团的强烈不满。北方集团试图通过改革体制以维持这一秩序的稳定，但来自南部（库利亚布地区）和中心地区（杜尚别）的精英集团渴求打破这一平衡，实现公共权力的再分配。塔吉克斯坦社会很快就陷入到了社会—文化断裂的局面，族群民族主义势力迅速膨胀，伴随而来的是人口激增与贫困、政府内部危机、法律和秩序的消解。塔吉克斯坦精英集团内部撕裂严重，各地区认同族群化、政治化也导致精英集团内部矛盾激化。共产党人、民族主义者、民主派与伊斯兰政治集团矛盾激化，内战爆发不可避免。
因此，巩固国家主权不仅能确保国家在领土地区暴力的合法性垄断，更能够推动国家治理中的能力建设，使得个体能够从霍布斯所谓的“人人自相为战”的状态中解放出来，朝着现代国家的方向演进。只有处理好这一态势，现代国家共同体的构建才成为可能。随着越来越多的地区、阶层和民族卷入到民族国家构建的政治工程中，一些本来相互分离的零散族群被政治糅合，在经济和文化上逐渐形成共有价值取向，越来越清晰地显露出共同特征。这一国家建设的最大系统效应即是促成“国家精英”的诞生。
三 中亚国家精英的诞生
对大多数欧亚国家而言，精英集团就如建筑商一般构建国家，打好地基（寻找权力资源）、建设主体结构（立宪、修宪，建立制度规则）、引导水电配合跟进（建立顺畅垂直权力体系）、封顶（重塑民族—国家意识形态），最后整体竣工。这一主流的政治隐喻强调国家并不是通过“战场上消灭敌人”建立起来的，也不是通过税收控制和官僚系统的扩散构建起来的，而是具备组织结构的精英集团将能力统一在单一机构中的努力。国家构建就体现为首要任务的调整及政治与行政领域的革新，其背后反映的就是代表国家力量的国家精英集团与社会各阶级之间的权力博弈。一旦精英被吸纳到国家制度构建中，这些精英就会被塑造成为“国家精英”，成为国家利益的代表。
在欧亚地区，转型不仅是90年代的“政治正确”，也是欧亚各国国家构建的重要内容，更是精英斗争的体现。如何在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赢得合法性，并被社会普遍承认，就成为精英集团动员与斗争的关键性问题。在中亚，这一过程基本上通过经济增长与民族—国家构建来实现。由此反观，“颜色革命”之所以被视为中亚政治秩序的“威胁”而非“喜剧”，其主要原因在于通过政权更迭的方式并不能提升国家精英的合法性，反而在经济发展和民族—国家构建上“一塌糊涂”，削弱了精英集团的国家性。这种方式反而将国家塑造成为外来力量“代理人”或“地缘政治棋子”，致使这些精英集团在未来的经济和政治改革中举步维艰。正如福山所言,外来权威（美国及西方）不论是以外部援助和支持的方式进行的制度干预，还是通过对较为失败的国家进行直接的制度输出，都必须承认这将削弱新执政精英集团的国家性问题。
中亚国家精英的塑造主要是通过经济增长、“去俄罗斯化”与“民族—国家”建设完成的。在从经济转型到发展的过程中，各个领袖的偏好形成了较有特色的经济体制。尽管一些国家一开始采取“休克疗法”，但这种激进式的改革并没有创造经济绩效。多数国家采取适应了本国政治现实的经济体制，不仅在渐进改革时促进了增长，同时又能实现独立自主。因此，欧亚各国很难实现“可持续性市场经济”的转型。采纳西方民主制度和自由经济的欧亚国家（如吉尔吉斯斯坦、乌克兰）并没有获得持续的经济增长成就，民主和自由改革与经济绩效的相关性至少在短期内是存疑的。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对欧亚转型评价的结论，即“政治改革得分越高的中等收入国家，经济状况越糟糕”。因此，经济转型也需同政治转型一样，必须服从精英集体的意志与安排。这样一来不仅能够巩固本国体制安全，以规避被大国迅速渗透的风险，同时又能增强本国精英在经济事务中的影响力，推动政治精英的国家化。
在欧亚地区地缘政治转型的大格局中，中亚新兴国家的地位与身份越发强烈地呈现出来，这也给各国政治精英塑造国家认同留下广阔的空间。基于对后殖民时代国家重获尊严和荣耀的政治目标，中亚精英通过对民族历史的重新书写，伊斯兰世俗教育的复兴以及对政治符号和象征手段的熟稔运作，逐渐在提升了真正的“民族价值”的同时又提升了政治精英的国家性。哈萨克斯坦强调爱国主义的重要性，乌兹别克斯坦积极宣扬帖木儿（Amir Timur），塔吉克斯坦盛赞伊斯梅尔·索摩尼（Great Somoni）和雅利安人历史，土库曼斯坦未来理想国家蓝图被设计在《鲁赫纳玛》之中。
通过持续性的历史叙事、英雄崇拜，中亚政治精英顺利将本国或本民族在新时代民族重建与国家构建的任务承接过来，从而获得可持续执政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另外，几乎所有的中亚国家无一例外将俄罗斯和俄罗斯人作为国家民族构建的“他者”存在，对俄罗斯统治时期的文明教化进行否定，甚至以“去帝国化”“去俄罗斯化”为本国民族主义正名。独立后，中亚五个国家几乎一致提升国语的地位，语言政策呈现出显著的“去俄罗斯化倾向”，通过“降低”和“排斥”俄语的地位恢复主体民族的历史文化。此外，在公务员录用、街道地名的国语改换以及恢复伊斯兰宗教地位上，中亚精英也不遗余力。中亚各国主体民族在自豪感满足的同时，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也在滋长。非主体民族尤其是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等缺乏对新国家的认同，大量迁离可见一斑（参加表2）。
最后，宗教复兴在欧亚民族—国家构建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伊斯兰复兴运动在中亚各国的作用更为明显。在苏联时期，中亚各加盟共和国成功将伊斯兰教改造为适应国家建设的重要元素，同时也将中亚穆斯林与以中东为中心的伊斯兰世界相对“隔离”。70年来的政治和民族现代化进程已经削弱了激进伊斯兰思想中反西方、反现代性的吸引力。中亚穆斯林不仅积极拥抱现代化，同时也对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并不抵触。传统主义者认为，伊斯兰观念是可以与民族主义相融合的，国家利益的重要性要远高于全球伊斯兰化。中亚精英依赖这些传统主义者并极力推动伊斯兰在地化。中亚政治精英尝试融合伊斯兰文化构建新的国家，地方政府也获准同国际伊斯兰组织合作，拓展官方、商贸和文化往来，传统伊斯兰的社会控制正让位于中亚迅速崛起的政治精英。这也引发另一方面的矛盾，即伊斯兰个体主义的兴起。即便是在尊重宗教自由的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光顾清真寺的人依旧不多。政府尝试将宗教管理集中在学校和公共设施之中，穆斯林们对主流宗教信仰的尊崇产生了一些疑问，政府支持的宗教权威的公信力也无法获得保障。一些信众反而强调自己是伊斯兰教的“真正信众”，并指责“不纯信者”“瓦哈比主义”倾向。这使得宗教越来越依赖个体发起的精神集合，而非中亚政治当局制造的“宗教游戏”。即便趋势如此，宗教已经成为中亚精英国家化的重要力量，持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亚国家精英的政治领导力和政治技巧在造就现代国家和政治制度过程中发挥的作用非常关键。在中亚独立的30年间，通过经济转型、“去俄罗斯化”的国族建设以及“自主性”现代国家的塑造，中亚精英成功实现了从苏联到后苏联时代的顺利过渡，并完成国家性的转换。中亚各国的领袖也在巧妙塑造政治合法性，从之前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感”到把握现代中亚国家发展方向，对发展紧迫感节奏的把握反而彰显出国家构建的优势。即便如此，第三世界国家依然面临民主化的压力。去殖民化、大国干涉以及精英斗争不同程度推动了国家的政治变革。因此，在多重压力的影响下，政治强人的出现以及“赢家通吃”制度设计的定型是欧亚转型国家积极应对外部压力、塑造政权韧性的必然选择。
四 精英集团与超级总统制的韧性
早期研究转型的文献强调中亚各国发展的差异性，对改革和政治制度演进的分析往往会令人产生认知错觉，即中亚五国会成为“发展不一”的现代国家：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一直较为稳定，吉尔吉斯斯坦因民主化而经常出现混乱，塔吉克斯坦“弱政权”逐步强化。尽管中亚各国真实的政治与社会活动各异，但现代国家体系构建是推进“简单化”过程，中亚各国转型目标几乎都是实现体制安全和秩序。中亚的国家精英获得社会承认后，稳固现有的政治秩序和确保权力的有序交替成为精英集团稳固地位的关键。除了通过制度设计实现“赢家通吃”的局面以外，精英们迫切需要一些工具确保体制的安全和韧性。这就需要国家精英发起庞大的社会工程，从国家构建转向社会工程的零敲碎打。在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看来，这项持续性的长期社会工程需要完成四项重要任务：一是普及现代化的意识形态，重新设计社会秩序；二是推动有效率的、理性的行政权力扩张，将宏观的权力秩序向微观的、低层级的社会扩展；三是构建紧密团结的精英互动体系，推动强力国家和魅力领袖的出现；四是塑造一个软弱的公民社会，确保体制没有过强的反对力量。
斯科特还漏掉一项重要内容，即整体的权力更替，即国家精英的有序再生产。这将在下文展开分析。在中长期的国家治理过程中，治理技术的前四项确实满足了一些后苏联空间的发展中国家实现政治秩序的迫切需求。中亚国家精英集团不断进取的学习和实践这类治理技术，同时相互之间也在模仿和学习。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罕见的“政治奇迹”，即中亚制度差异非常大的各国竟不约而同形成了对超级总统制的政治共识，政治强人能够超越精英集团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力。在此基础之上，中亚在西方加速民主推进的战略前提下能够迅速规训“民主”，形成了中亚21世纪初长达20年的“稳定奇迹”。
（一）精英集团的政治共识：体制安全与现代化
一些西方学者强调中亚政权韧性来自于外部环境的变革。罗伯特·杰克逊（RobertJackson）认为现代国际社会约定“不干涉内政”的主导优势，即使是失败国家都能生存下来。有学者据此推断中亚国家能够生存下来主要来自于国际体系“友好”地支持中亚各国的稳定和发展。这种视角混淆了中亚社会工程中本土化秩序建设与西方政治民主化塑造秩序的差异性。中亚国家精英极其小心地对待西方主导的全球政治民主化浪潮。在吉尔吉斯斯坦“颜色革命”之后，西方力量深度介入中亚地区，反对派和示威者以“非暴力”冲突方式同当局抗争，更易加剧政权更迭的风险。如果任凭美西方国家削弱领袖权威，在国内外“去政权合法性”；悄悄地组织、训练和资助国内反对派；发掘和支持新的亲西方政治领袖；威慑任何反击性的国际力量，威权国家政治领袖都可能会成为下一个“米洛舍维奇”。相比其他威权国家而言，中亚国家幸运得多。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拥有大批忠诚的政治精英。在目睹塔吉克斯坦内战和吉尔吉斯斯坦骚乱之后，两国的政治稳定显得尤为珍贵。两国政治精英早已将体制安全和现代化视为最大的政治共识。
推动现代化是中亚政权获得社会支持和合法性的重要因素，而现代化的实现依赖于民众保持对国家的忠诚。但国家并没有实形，需通过对领袖的支持和认同体现出来。国家是看不见的，在它能被看见之前必须对之人格化，在它能被爱戴之前必须对之象征化，在它能被认知之前必须对之形象化。纳扎尔巴耶夫同其他中亚领袖相比，擅长“意识形态话语上先发制人，通过不断削弱反对派的政治剧目巩固在精英集团的领导地位”。纳扎尔巴耶夫更为迫切让全社会明白他对哈萨克斯坦现代化的迫切需要，以及构建现代国家的重要性。2011年哈萨克斯坦西部扎瑙津（Zhanaozen）出现连续数月石油工人罢工，最终演变为流血冲突，但政府很快恢复秩序，阿特劳地区前州长贝尔盖·雷斯卡里耶夫（Bergei Ryskaliev）因在扎瑙津组织犯罪集团活动而被指控。这些行动对破坏稳定的政治精英起到了较大的震慑作用。
除此之外，这位领袖善于使用“软性权威的工具箱”，发动全民公投修改宪法延长总统任期，将中央巡视工作制度化，空降地方长官，创造性构建了体制内稳定的庇护/被庇护的关系，使得总统权力超然于体制之外，建立权力金字塔体系。权力金字塔的中坚力量是后苏联时代追随纳扎尔巴耶夫的温顺的国家精英，占据高位的是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的亲属和朋友。在现代化的治国技术之中，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巧妙将权力恩庇关系同行政管理体系融合在一起，推动了超级总统制的形成。精英集团也愿意追随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哈萨克斯坦在他的领导下被视为中亚“成功榜样”：更富有、更发达、更安全。
（二）国家精英的强势：推动权力秩序向地方和基层社会扩展
要让全国的精英集团看到“国家”的力量，就需要推动有效率、理性的行政权力的扩张。卡里莫夫在构建“中心化”国家上非常有经验。乌兹别克斯坦类似于亚洲的一些正在成长的“脆弱国家”，权力体系分散，地方主义势力较强。这种基于地方势力所生成的政治势力，影响了乌兹别克斯坦的政治整合。卡里莫夫当政初期，乌兹别克斯坦由于缺乏整体性的行政和法律约束力量，导致地方精英非正式权力网络掠夺国家财富，形成强有力的恩庇集团。卡里莫夫上任之初就面临实施社会工程的两大困境：一是部族政治的强大势力，二是基层治理政府缺位。部族领袖们希望保持对地区的控制，并通过新制度获得更多的资源，因此对权力平衡尤为热衷（参见表3）。卡里莫夫在掌握足够权力之后，运用正式制度限制各部族“元老们”的权力，通过系统性人事变动将更忠诚人选调任各州领导岗位，并消除有组织独立政治反对派势力(参见表4)。通过对苏联遗留下来的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1991年改建为乌兹别克斯坦人民民主党）组织资源的娴熟运用，卡里莫夫成功增强了中央和地方的直接联系。在牢固巩固权力之后，卡里莫夫辞去乌人民民主党主席职务，保持“超然于各党派之上”姿态，通过2002年和2011年两次修宪牢牢稳固了总统职位。
除加强制度构建外，卡里莫夫还发挥了“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力：一方面通过延展恩庇制度、部族网络赢得地方精英的支持，另一方面将传统价值观和规范融入社会工程之中。在乌兹别克斯坦，部族是较为松散的地域和血缘群体，既包括亲族关系、乡里友谊，还包括非血缘的恩庇关系。基于地域和部族中心为中心形成了范围不等的自治组织马哈拉（Mahalla）。马哈拉在卡里莫夫政权中被成功嵌入到国家构筑的“核心组织管理型网络”：一是代表国家向民众传递国家意志，二是代表民众向国家提供建议，形成了良好的共生关系。除此之外，卡里莫夫为了推动中心化国家的构建，不仅整合了苏联时代发展起来的群团组织——青年组织卡莫罗特（Kamolot）和妇女委员会，同时大力培养国家精英，削弱了地方势力的权力基础和正当性。为了限制住部族元老们的权威，卡里莫夫将重要战略资源（特别是棉花部门）收归国有，在此基础之上生成了新的部族元老，由此加剧了部族首领相互竞争。在软性权威的作用下，乌兹别克斯坦的社会工程迅速推展，超级总统制不断得以巩固，依然是当前世界上最稳定和安全的国家。
（三）有效的精英互动体系的成型
精英寻租在中亚普遍存在，但中央政府要预防地方权力精英因不满采取不配合或反抗性行动。塔吉克斯坦历经内战，一时难以构建起有凝聚力的现代国家。1997年,塔政府与反对派在莫斯科签署了建立和平与民族和睦总协定，保证塔反对派在强力部门（安全、国防和内务部）占有30%的职位，其他武装指挥官也被逐步纳入到国家机器。
通过大赦和给予恩惠的承诺将内战中的指挥官纳入新成立的国家安全机构不仅能够确保武装力量不会对中央政权构成威胁，同时在名义上能壮大国家安全机构的力量，又能构建“向心式”的国家认同，实属一举三得。总统拉赫蒙认识到,在“弱势国家”构建社会工程除利益让渡外更需在“网络”上下功夫。同乌兹别克斯坦相仿，塔吉克斯坦也存在着不同忠诚捆绑（家族、乡里、工作、教育和庇护关系）的“网络”。塔吉克斯坦的“网络”既非纯地域性的，更非部族化的，而是类似于精英之间形成的恩庇关系。
恩庇网络或许基于工作上隶属关系或情谊。不同于血统或地域联系，恩庇中的情谊可能来自于乡情、邻里之情或者同窗之谊，包括婚姻缔造的纽带。同样，相似的教育背景、类似的工作经历和共同的社交圈也容易产生精英之间的网络。同乌兹别克斯坦不同的是，塔吉克斯坦的恩庇网络更加个体化、更为复杂化。同乡之间可能存在竞争，同学之间或许是职业对手，政治化恩庇网络的生成样式多种。对政治精英来说，在招聘公务员重要岗位时往往考虑是否有同样的出身背景。尽管如此，在拉赫蒙政府之中，政府尽量照顾到地区平衡，给偏远地区以更多的份额，这就产生了政治上的制衡。拉赫蒙政府内部的一些强势地区的政治精英，不时面临着来自偏远地区的新晋人员所组成精英集团的挑战。这些精英更为看重国家给予的资源和职业机遇，更容易将原有的地区和部族的认同转化为对总统的效忠。
除以偏向性政策塑造忠诚感以外，拉赫蒙政府尤其注意寻求“共同利益”的重要性。当双方找不到合适的“供需关系”时，恩庇网络就会破裂。除了地区情谊，物质利益、职位诱惑、工作待遇与教育培训等都可以视为构建网络的重要利益。塔吉克斯坦资源稀缺，寻租机会有限。要想获得政治精英的支持，除对关键性物质资源进行让步，通过庇护网络实现软性统治是最优策略。这些精英更垂涎于当地的石油、天然气、棉花和黄金资源，并争取获得这些目标。由于塔吉克斯坦城市化水平较低，大量民众生活在农村，这就导致基于地域的部族集团所处地域相对稳定。这些长期经营的部族集团（军阀）非常有影响力，是封闭的集团。这些部族集团贯穿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级，通常以家族为单位构建，但同时也相互竞争。但同时他们缺少从这些资源中获得收入的手段，也就是从资源中获得财富，即便拥有巨额的自然资源或农产品，在塔穷困地区没有政府的投资或贸易便利化支持，财富就无法得到转化，甚至无法运输出去，因此，与政府合作是明智的选择。拉赫蒙政府赋予地方部族影响力，并向当地部族提供经济和政治影响力，支持他们将资源转化为财富。这些精英拥有贸易特权，并可以垄断相关资源的进出口。拉赫蒙政府在弱国家成功建立起恩庇关系，与此同时相互间竞争压力也促使他们竞相获得国家的支持。因此，在现代化水平较低的塔吉克斯坦，这种弱性的“寻租特征”反而塑造出了中央—地方强势部族关系的恩庇体系，加之特殊的“网络联系”，呈现出“国家脆弱却矛盾总体可控”的稳定性特征。
（四）世俗观念的扩张：塑造新型公民社会
国家的特征在于强大的和相对自主的政府结构，它寻求给社会强加一套强制的、有限的多元主义的利益代表机制。在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塑造下，保持国家世俗化的道路是必然之意。苏联解体后，为应对独立初期国内外政局动荡、政权不稳的局面，土库曼斯坦赋予了总统较大的权力，经过30年的政治转型和发展，逐步形成了高度集权的“超级总统制”。在超级总统制度的影响下，适应总统制度的新型市民社会呼之欲出，而社会思潮演变的主动权牢牢掌控在精英集团的手中。伊斯兰文化作为土库曼斯坦悠久的传统之一对土库曼民族—国家建构具有重要作用，是土库曼斯坦民族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构建现代国家的同时，土总统尼亚佐夫将宗教文化与民族主义相结合，推动伊斯兰文化融入土库曼斯坦民族—国家建构的进程中。这一点在尼亚佐夫所著的《鲁赫纳玛》中可见一斑。在尼亚佐夫在位时期，《鲁赫纳玛》是土库曼人的重要书籍，成为了构建土库曼斯坦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途径。书中多次提到《古兰经》，称土库曼斯坦民族历史文化遗产与《古兰经》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也对土库曼斯坦民族主义进行诠释。2020年，别尔德穆哈梅多夫撰写的《土库曼人的精神生活》（the SpiritualLife of the Turkmens），进一步阐释了民族信仰和文化。土官方媒体多次称别尔德穆哈梅多夫为“哈吉”（Hajji），这是对前往麦加朝圣穆斯林的尊称。此外，土还约束伊斯兰政治化、防范和打击伊斯兰极端势力，从而实现国家精英的观念扩展。
土库曼斯坦两任总统都致力于推动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文化相结合，推动伊斯兰文化融入到民族—国家建构中。土库曼斯坦国家精英持续将反恐与伊斯兰极端主义建立联系，确保了超级总统制合法性的长期存续，为新的社会工程世俗化努力扫清障碍。
五 中亚权力更替与国家精英的再生产
中亚国家精英在稳定的总统制下，要扩大权力需向社会寻求更多的支持，并以此构建“庇护关系”，依靠族群、部落、地区和其他传统政治，形成以中央政府为中心的权力网络。政治领袖也同样能够通过现代国家管理技术影响“庇护网络”的发展，运用现代化与民族主义话语不断构建现代民族国家，并借此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借助现代官僚政治和民事机构扩张的进程，一些中亚国家领袖通过非正式制度的权力网络，迅速建立起忠诚于个人的权力结构，将非正式权力网络融入正式的制度建设，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
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政治演进并非纯静态前进，它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特别受时间政治的影响。对政治精英而言，早期的竞争优势一般意义上是自我强化的，国家精英能够巩固早期优势，并实现持久的优越性。一些中亚国家政治精英执政到现在已有三十多年，当前政体大体反映了精英们的偏好。新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规则）的诞生受到精英之间的权力分布以及为符合其自身的制度所付出代价的影响。由于国家精英之间存在权力差异和竞争，制度的转型与其说是精英之间的“供需”合作，倒不如说是精英们在不断为确保“权势”而斗争。
中亚的权力更替对各国精英而言意义非凡。政治继承问题是由人的死亡或脆弱构成的，其产生的冲击是永远存在的。顺利的权力更替可以提高政权的合法性和稳定性，反之会让政权产生严重的压力甚或崩溃。潘托研究了2000~2015年32个国家的政治转型，发现有21个案例是因为权力更替的失败而导致旧政权崩溃。新一代的政治精英可能发现，资源已被早期的赢家所占据，要获得更大的政治优势就必须投身于新的政治动员，因此相对时机具有重大的意义。权力更替对国家精英而言是一个新的机会窗口。当政治领袖酝酿某种形式的权力交接时，精英们开始为未来的新政治秩序作好准备。而早期赢家对未来领袖承诺的不确定性会导致他们在未来的政治态势中要么成为“赢家”，要么完全“被抛弃”。超级总统制容易陷入政治精英对于未来的权力更替后期望发生斗争或联合的情况，并容易产生一种“跛脚鸭”综合征。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情况，国家精英在有限时间内对自身的力量和制度的期许是不同的。早期玩家若觉得当权的领袖可能会丧失权势时，就纷纷“跳水”，组建新的政治联盟。吉尔吉斯斯坦对总统的不断失望成为政体变革的重要原因。2020年10月，吉尔吉斯斯坦因议会选举引发骚乱，多个落选政党抗议集会，成功孤立了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统索隆拜·热恩别科夫。现任总统扎帕罗夫虽然不属于受西方影响的政治精英，出生于北方“望族”却又和南方的政治派别关系密切，善于沟通新旧政治精英并负起领导责任。对于新老精英而言，扎帕罗夫的当选是双方尽快达成了利益协定，减少双方争竞的较好选择。
曾向红团队在研究后苏联空间11国政权非正常更迭时指出，中亚领袖已经意识到国内精英的有效整合是巩固现有政权的关键条件。从该分析中可推出一个有意思的观点，即中亚精英必须在领袖权势衰微时组建新的联盟，以最快的速度达成新的利益协定，否则会出现“告密者”而导致“全盘皆输”的下场。期许的差别成为走向不同的关键。而领袖权势衰微往往是政权权力交替的时候，因此国家精英的再生产必须以“迅速”的方式完成。
正是这种权力交替的情况带来很多理论上的想象，超级总统制度结构下中亚国家的总统显然也意识到权力过渡稳定有序的重要性。在中亚地区，国家精英往往利用自己的地位帮助自己的亲戚和朋友，这种恩庇关系形成了强有力的精英互助网络。家族或亲族关系在权力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政体变革往往从庇护网络发展成为单一的金字塔网络，转变为竞争开放的金字塔网络。精英之间的合作协调往往更为突出。土库曼斯坦的权力变革可以作为典型案例。土库曼斯坦第一任总统病逝后的权力更替显然有序稳定。尼亚佐夫作为新独立国家的“建国者”，对新的政治精英的筛选大多基于政治忠诚和与总统相关的权力网络成员。除此之外，新的精英的升迁提拔还需要经受住尼亚佐夫政治顾问的考验。这些人分布在宣传部门、强力部门、商业和油气领域。尼亚佐夫周围也聚集了大量忠诚官员，形成了对总统未来接班人的侧近精英集团。这导致一些因素在选择接班人时发挥重要作用。别尔德穆罕默多夫能够顺利成为新任领袖，除了在面对挑战时候拥有强力部门的重要支持之外，在部族出身、总统亲密程度以及其他方面都独占优势（参见表5）。
由此可见，要在稳定的中亚政权中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大多数中亚精英愿意采取“等待”的方式来创造时机，而非急切的发动“政变”。这种模式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与精英的形成和国家化、超级总统制的确立与巩固以及社会工程的构建关系密切。超级总统制的形成方式与社会工程的塑造密切相关。在哈萨克斯坦，总统的实用主义风格致使政治反对派并不强势，政治精英相互之间更容易实现妥协与合作。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强国家策略使得反对派几无存在的土壤，政治格局极其牢固，权力更替往往迅捷有序。塔吉克斯坦的“弱国家身份”导致其权力变革存在较高的风险。而在吉尔吉斯斯坦，权力更替的机会主义传统使得政权更迭更为迅速，该国更容易成为活跃的舞台具体。因此，可以看到，吉尔吉斯斯坦出现过三次“革命”式的权力交接，民众参与的程度高且政治制度容易变迁，而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在权力交接过程中总体稳定，并没有出现大的政治秩序危机的局面。
因此，精英集团在权力变革中很难在“政权内部”发起大规模的动员。由于权力更替的有序性，超级总统制框架下新老精英互动更为谨慎小心。因此，对不满的表达必须放在“幕后”进行，而体制外的反抗恰恰容易成为针对权力变革后精英矛盾的重要表征。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中亚经济深受负面影响，一些民众希望政府能够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提供基本的社会服务，帮助缩小贫富差距。
中亚人口的快速增长加剧了危机的深重性。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的数据，中亚地区人口平均增长率为1.64%，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人口增长较快，分别为1.81%和2.41%。人口日益增长的需求增加，对政府有更大的期望，期待获得更多的收入和稳定的工作，但人口增长的速度要远超城市和经济的承载力。例如当前塔吉克斯坦城市育龄妇女平均哺育不超过3胎，而乡村依然是4胎，给塔经济发展带来较大的压力。2019年，塔吉克斯坦政府决定控制出生率，启动《2019~2022年国家生殖健康规划》，旨在在未来三年内将育龄妇女怀孕数量控制在45万例以内。随着经济问题的加剧，各国民族主义越来越明显。在快速城市化的影响下，新移民正涌入快速发展的中亚城市。这些新来的城市居民往往生活在城市郊区的恶劣条件下，给现有城市基础设施造成了压力。人口的涌入加剧了城市居民和新移民之间的紧张关系，新移民经常被指责为犯罪率上升的罪魁祸首。
人口的快速增长使得青年人口急剧增加。对苏联时代并无印象的新一代青年希望政权履行其保障更美好未来的承诺，但现行的精英集团更趋于保守，这就导致社会抗争将取代精英斗争成为中亚政权演进的新趋势。从2022年哈萨克斯坦的全国性骚乱可以发现，民众因生活压力发起的社会抗争引发了政权的稳定性问题。相比权力更替发生的精英斗争相比，民众的期望难以被满足，更容易塑造中亚政治的张力，并带来深刻的政治危机。由于精英再生产依然保持着“路径依赖”，在部族、恩庇网络和权力关系塑造新政治精英的惯性下，新一代精英很难满足民众对新政治领袖和精英的期待。一些中亚民众憎恨根深蒂固的地方精英，他们推动自己狭隘的经济利益，而不是整个社会的利益。在超级总统制下，精英集团加剧巩固既有权势的前提下，体制外的挑战将逐渐增多，国家精英面临的体制稳定压力将更为突出。
结 论
国家是精英斗争的产物，当前中亚的政治景观是精英政治与强人政治互动的结果。在中亚转型30年中，中亚精英的成长面临诸多挑战，但矛盾主要集中在政权内部。在建政初期，精英之间的斗争推动多种形式国家的形成。政治强人倾向于建立权力金字塔体系，吸纳精英阶层集团，不断增强其权力优势。通过制度设计与协调，精英阶层就权力运作本身达成了妥协一致。同时，在主权问题上，一些中亚领袖们巧妙发挥着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政治策略，推动国族共同体建设，使得国家克服了内乱和分裂的风险。在参与国家制度构建的过程中，中亚精英被塑造成为“国家精英”，成为国家利益的代表，而国家精英集团逐渐成型，在经济增长、“去俄罗斯化”与“民族—国家”建设三个维度中表现不俗，顺利完成了合法性构建的任务。
在新时期，为了推动中亚各国的体制安全与稳定，克服西方政治民主化浪潮带来的“颜色革命”的挑战，中亚政治精英开启了社会工程，宣扬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并推动现代化实践，推动有效率、理性的行政权力扩张，构建紧密团结的精英互动体系，并塑造新公民社会，确保体制外没有过强的反对力量。在社会工程建设中，超级总统制的韧性增强，并形成了长期执政的传统。中亚政治强人与精英集团形成了共生关系，在根本性政治利益上达成共识。
所有的精英和非精英应该由国家来定义，其权利和义务也由国家来规范。在中亚政治转型中，精英与政治强人的共生关系已获得社会的认可并成为较为稳定的统治形式。中亚超级总统制的稳定性因为新冠疫情和油价波动遭受到沉重的冲击。在外部环境更为复杂的情况下，中亚的政治稳定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2020年2月特朗普政府公布了《美国的中亚战略（2019~2025）》，中亚取代阿富汗被美国视为重新整合自身国际治理体系的重点对象。而美国向中亚提供大量援助，通过修建基础设施、加强民主建设和政府援助，推动中亚各国的“去俄罗斯化”，这与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一体化”战略相冲突。两国在中亚的竞争加剧了中亚政治的复杂性。此外，美军从阿富汗的撤出，塔利班重新掌权，给中亚政治转型带来更多外部不确定性。
同时也应看到中亚内部的复杂形势。一些中亚国家尽管完成了权力交接，但精英再生产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一些国家的部族力量、恩庇关系网络和地方家族势力较为强大，却很少愿意同国家分享收益和权威，更谈不上对领袖的政治忠诚。一些国家精英的自利行为以及宗教原教旨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一样，主要通过政治实体内部既定的政治动态来发挥影响力。由于中亚精英大多承继了苏联时代的干部队伍，并与地方特色相结合。其生产模式与现代政治标准还有差距。当前中亚国家精英面临最大的困难就是既有的精英再生产的路径越来越难以满足新冠疫情以来民众对精英的期许。2020年的吉尔吉斯斯坦的“政变”，2022年初哈萨克斯坦的全国性骚乱昭示着中亚政治新时代的开始。当前中亚政治演进发生了诸多重大变化，中亚政治转型研究新范式即将开启，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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