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员工勾结借款人骗取过桥资金，工行已回收贷款被判返还过桥方

一笔已回收的贷款，对银行而言，基本不存在坏账风险。但近日工商银行一笔已回收贷款却被判决返还给民间过桥资金方。

《财经》记者 张建锋/文 杨秀红/编辑

近期，河北省赞皇县人民法院的一份刑事判决书显示，判决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桥西支行（以下简称“桥西支行”）已回收的贷款给予追缴返还给民间过桥资金方，原因是桥西支行员工和借款人骗取过桥方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该案因较为罕见而引发市场关注。

一位银行信贷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已经回收的贷款被判追缴，意味着银行将需要重新从借款人收回贷款，如借款人无力偿还，则这笔贷款将面临坏账的风险。如果此类判决引发示范效应，那么民间过桥资金将不再担心借款人的还款风险。他们可以认为有银行做最后的兜底只要起诉即可，风险将大面积转移到银行身上。

骗取过桥资金偿贷

上述案件的起因源于2012年桥西支行的两笔贷款业务。

2012 年8 月份，桥西支行员工岳树林和田洪涛在办理石家庄市悦坤煤炭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悦坤公司”）从桥西支行贷款过程中，违反国家规定，没有认真细致进行核查，致使悦坤公司的王春生利用伪造的贷款资料，从桥西支行骗取贷款1200万元。

彼时，王春生将增值税发票复印后再将复印件进行涂改，扩大发票复印件数额后再复印，用伪造的增值税发票复印件组成贷款资料，从桥西支行骗取前述1200万元贷款。

同年10月份，岳、田两人在桥西支行工作期间，在办理赞皇县石家庄林昌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林昌公司”）从桥西支行贷款过程中，违反国家规定，没有认真细致进行核查，致使林昌公司安素婷（另案已判）使用租用他人的煤场以及该煤场内他人的存煤、设备等通过银行验收，并伪造贷款所需资料，从桥西支行骗取贷款1500 万元。

2013年6月份，王春生从桥西支行所贷1200万元贷款即将到期，但其无力偿还，遂经人介绍认识民间资金贷款方霍环梅。后王春生用价值低廉的煤矸石冒充正常价格的煤炭和两套房产做抵押，分别于2013年7月13日、2013年8月29日与霍环梅签订贷款协议，向霍环梅借款用于偿还银行贷款。期间，岳树林为了能将发放的1200万元贷款收回，隐瞒 “悦坤公司”实际经济情况，向霍环梅表示归还贷款后即可继续为王春生发放贷款。

最终王春生从霍环梅处骗取800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王春生将该款还给桥西支行后，桥西支行不再继续为其发放贷款，该款至今未归还。经石家庄市涉案物品价格鉴证中心鉴证，王春生用作抵押的5000吨煤矸石作价8.5万元。

同年，利用类似手法，安素婷共计骗取霍环梅964万元归还了银行贷款，但桥西支行也不再继续为安素婷发放贷款。

经赞皇县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鉴证，安素婷用作抵押的煤渣、存煤作价共计245.5万元。后安素婷陆续归还霍环梅225万元借款，20万元监管费等，至今仍有708.29万元借款未能归还。

上述两笔未归还给霍环梅的借款共计1508.29万元。

回收贷款被追缴

银行顺利回收上述千万贷款，不过，近期法院的一纸判决却再掀波澜，令上述贷款的追缴一波三折。

河北省赞皇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6）冀0129刑初39号>判决：岳树林帮助安素婷、王春生共同骗取被害人霍环梅归还桥西支行的违法所得1508.29万元依法给予追缴，返还被害人霍环梅；王春生骗取桥西支行违法所得800万元予以追缴，返还被害人桥西支行。

对此，京师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中央财经大学预防金融证券犯罪研究所副所长李大伟对《财经》记者表示，根据以上规定，判决主文是明确的，是应当具备可执行性的，进入执行程序后，就不是银行是否应当把已经收回的欠款返还给霍环梅的问题，而是司法强制力会通过直接划款的方式进行执行。

此外，该案一审还判决：王春生犯合同诈骗罪、骗取贷款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35万元；岳树林犯合同诈骗罪、违法发放贷款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12万元；田洪涛犯违法发放贷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2万元。

在岳树林的辩护律师河北乾骥律师事务所主任康君元看来，岳、田两人在已回收银行贷款的背景下仍被判违法发放贷款罪，这在国内非常罕见。

《财经》获得的《关于岳树林涉嫌违法发放贷款、合同诈骗案的法律论证意见》显示，通过对中国裁判文书网以违法发放贷款罪为关键词搜索的2001—2016年间的684个案例进行仔细分析发现，最终认定为违法发放贷款罪的案件主要有以下两类：第一类，贷款未还清并且行为人主观上具有违法发放贷款的故意，在贷款操作过程中严重违反银行发放贷款的程序。第二类给银行造成重大损失并且行为人主观上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争议回收贷款追缴

上述“桥西支行已收回贷款依法给予追缴，返还给霍环梅”的判决，引起了市场关注。

北京一位股份制银行高管对《财经》记者表示，要求银行退还已回收贷款的判决很少见，银行是否放贷不是一两个工作人员说了算，而是有自己的放贷程序，上述民间资本和银行没有直接业务关系。

“银行已回收的贷款被判追缴的情况不多，很罕见。”李大伟亦对《财经》记者表示。

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银行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季立刚对《财经》记者表示，上述案件中，“已经归还给银行贷款的款项再被追缴返还给民间贷款人”的判决值得探讨。目前，我国对于追赃行为缺乏规范。在银行收回贷款基于正常的业务时，刑事判决如何保护善意第三人的正常交易与正当权益，值得重视，不能以维护被害人权益为目的而任意侵害第三人合法权益。

康君元对《财经》记者表示，近年来，银行已收回贷款被判追缴的案例很罕见，对中国判例数据库检索发现，与银行工作人员相关的违法发放贷款罪、合同诈骗罪共有20个刑事判决，该刑事判决书均未将银行收到的贷款定性为赃款并判决返还；有9个包含违法发放贷款罪、合同诈骗罪关键词的民事判决，也只有3份判决书判决作为合同主体的一方银行依照合约约定返还资金。

其实，早在1987年，中国人民银行就作出过不同意此类判决的“表态”。

1986年6月27日，三明市梅列区人民法院在[86]梅法刑字第28号判决书中判定：从中国工商银行三明市列东信托投资公司追回龚永平（罪犯）的非法所得43.2万元，并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要三明市工商银行列东营业部扣划银行收回的三明市青少年贸易中心贷款43.2万元，作为赃款转入区法院账户。1987年3月4日，三明市梅列区人民法院以刑事裁定书的形式，要求银行退还早已收回的贷款。

对此，中国人民银行在1987年出具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依法收回的贷款不能作为赃款追缴和单位之间债务纠纷及经济损失不能令银行承担责任的复函》（银条法〔1987〕10号，时效性为现行有效）称，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是一般等价物，不同于一般财务，污盗窃犯用偷盗来的货币购买物品，追赃只能追缴物品，而不能到商店追缴货币，贷款关系是正常的经济行为，银行的这种债权关系受到法律的保护，不仅关系维护金融机构合法权益，还涉及国家信贷资金安全和保持金融稳定等一系列原则问题。

桥西支行一位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此前，并未遇到过这种情况，具体情况还需要跟上级相关单位进行沟通。

“此事已进入二审司法程序，我们将积极维护我行的合法权益。”一位工商银行河北省分行营业部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将积极配合司法程序。

“现实情况中，很多中小公司和个人在银行贷款到期前从民间拆借资金来偿还银行贷款，以期获得银行下一轮贷款的审批，在此过程中，银行收回贷款属于正常的业务范畴。”一位多年从事银行信贷的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将银行已经收回的贷款被判追缴返还给民间过桥资金，这也意味着已经回收的贷款没有收回，不仅在银行内部资金划转存在较大的麻烦，而且银行需要重新向借款人回收贷款，如果借款人无力偿还，则银行将面临坏账的风险。

其进一步指出，如果此类判决引起示范效应，那么大量民间过桥资金将不再担心借款人的还款风险，认为有银行做最后的兜底不用担心收不回所放贷款，会让此类过桥资金规模快速放大，风险将大面积转移到银行身上，银行此类贷款回收（包括已回收贷款被追缴）的风险会快速放大。对于银行而言，在后续回收贷款时，还要考虑借款人所归还贷款的资金来源是否合法，是否存在被追缴的风险，无疑会大量增加银行相关部门的工作量，而且这类归还资金来源和潜在风险的核查难度太大。

前述银行高管对《财经》记者表示，银行回收贷款是正常业务，银行不可能去核实还款资金的来源是否存在潜在纠纷，这种做法不现实。

上述银行信贷人士进一步指出，在信贷紧缩的被背景下，出于对风险的把控，后续银行或将会收紧对此类贷款的发放，相关主体要从银行获得贷款的难度也会进一步加大。

李大伟表示，判决一旦被执行，对于银行来讲，影响是巨大的。这将会导致银行的资产减少，但因为借款人进行了还款，银行的账面应当是显示该笔贷款已经还清，很难将该笔贷款划分成不良资产，仅以上一点，可以说对银行的影响就很深远。本案中的银行有构成善意取得之可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三人善意取得涉案财物的，执行程序中不予追缴，银行可以在执行程序中寻求救济途径。

2016年，工商银行不良贷款率1.62%，较上年末上升0.12个百分点，同比少升0.25个百分点；逾期贷款与不良贷款的剪刀差减少189亿元，同比少增860亿元。

截止发稿时，《财经》记者尚未收到工商银行总行关于上述判决的采访回复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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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制  |  李勇    责编  |  姜维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