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 | 大明余晖（41）：把视野投向民间的士大夫

是什么造成崇祯的不幸？即“溃烂而莫可救”，笔者以为是十六、十七世纪之交，支撑中华帝国的士人政治已经走到了尽头，这个政治困局，当时的皇帝和文官集团都没法破解，即使是唐宗宋祖再世，也难力挽狂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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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视野投向民间的士大夫

孙鑨辞职后，接任吏部尚书的是他的浙江老乡陈有年。陈是余姚人，余姚这个地方在明朝出了王阳明和黄宗羲等思想界的牛人。和孙鑨一样，他也是名父之子，父亲陈克宅在嘉靖朝时是在午门前哭争“大礼议”的积极参与者，被廷杖。

陈有年是个清廉而刚直的官员，照样不给皇帝和内阁的面子。他履新的第二年即万历二十二年，王锡爵将要离开内阁回家养老，按惯例要补充一个人进内阁。阁臣的选拔除了特殊情况皇帝特简任命外，一般要经过廷推。即九卿汇集在一起，由吏部主持公开讨论人选，候选名单当然由吏部提供。皇帝对这次选拔阁臣的指示是“无拘资品”，也就是说要不拘一格选人才。这是皇帝的客气话，他才不希望选拔他不喜欢的人入内阁。

而陈有年和两位侍郎以及文选司郎中顾宪成，将在“争国本”和“京察”中惹怒皇帝而辞职的两人：王家屏和孙鑨列入廷推的名单中。这在皇帝看来，有故意给自己对着干的嫌疑，打回去让他们重新拟候选名单，吏部又把在京察中站在孙鑨同一立场上的左都御史李世达列入名单。万历帝再也忍不住了，下旨训斥吏部，并将顾宪成削职为民。

顾宪成在仕途浮沉了十余年，其间因国本之争被牵连，贬往外地数年。回到朝廷后，官运还算可以，熬到了六部最重要的司——掌管全国文官选拔的文选司的长官，再往下走，只要不得罪皇帝和内阁辅臣，当侍郎、尚书是可以看得见的前程。顾宪成未必不明白这个道理，但他是一个志存天下的大儒，升官并非他最重要的追求，宁可冒着触犯皇帝的风险，他也要坚持自己的原则。

被削职的顾宪成刚开始异常痛苦，寒窗苦读，由解元到进士，进入到权力中心，他所想的，就是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现在仕途已是一场春梦，他心中的沉痛可想而知。回到老家无锡后，他大病一场，濒临死亡。病愈后，他想通了，就如王阳明当年在贵州龙场驿的顿悟。

皇帝靠不住，庙堂抛弃了自己，那么路在哪里？路在民间，要办书院讲学，传播自己的思想，启迪民智。他曾说过：“官辇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意思是在朝廷为官，应当劝谏皇帝做一个仁君；出京当地方官，则要关注民生；居于乡野无官无职，则要致力于匡正世道人心。

王阳明曾提出若“得君行道”不能实现，就要“觉民行道”，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社会启蒙，唤醒民众。明朝中叶后，皇帝越来越让士大夫们失望，想实现一番抱负的士大夫，不得不把视野投向民间。在明末的那种政治环境下，像顾宪成这种失望的士人很多，再加上他的名望和学问，在老家振臂一呼，应者如云，常州府知府、无锡县知县都敬佩顾的道德学问，更重要的是他们有着共同的价值观，两位地方官为顾办学鼎力支持，“东林书院”顺利开办起来。不久后他的弟弟允成以及一些弟子、朋友都汇集到东林书院。

东林书院的开办、顾宪成的选择在当时很具代表性，代表一批对国家和社会有责任感的士人，在失望之余一种突围，一种探索。他们希望有另一种方式影响政治，重建一种更合理的社会秩序，他们喊出了“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口号。

部分士大夫很不情愿地和皇帝开始分手，痛苦而无奈，他们在找一条新的出路。

祸国殃民的“小金库”

“矿使”、“税使”之害，是明朝万历年间另一项苛政。

所谓“矿使”就是皇帝特派宫中的太监，到全国各地开采矿产，然后直接将所得钱财交给宫中，后来发展为派太监出去设卡收税了。这两种收入，名曰是国库所有，实际上户部管理的公共财政难以支配，而是入了皇帝的“小金库”。

派遣矿使始于万历二十四年，最初是民间一些奸商，勾结太监说动皇帝，便有了圣旨这杆天下第一虎皮大旗。在中国，要发财最好的方式是和公共权力捆绑在一起，要批文要项目要土地就会一路绿灯，何况打的是替皇帝办差的大旗。

在周朝时，政府的公共财政和王室的小金库是分开的，天下田赋归政府的公共财政使用，田赋之外的山林河川滩涂的收益归王宫支配。但明朝的政府财政和宫廷费用混杂在一起，难分清楚，皇帝用钱很不方便。

钦差是最好假公济私的，何况这些充当矿监、税监的人是有些变态的太监，而非按正常程序任命、经过科考的御史，后者尚有一定的道德自律。

凡是奴性越强的人，一旦翻身做主人，一定是趾高气扬凶神恶煞，一帮伺候皇帝和妃子的阉人，手持令箭，那威风可想而知。这些矿使、税使，名为皇帝生财，实际上是借此谋私，对地方敲诈勒索无所不用其极。他看中的矿山，说怎么开就怎么开，而且开矿的器具、民工由当地政府承担。矿监如果说哪一户人家的宅院或祖坟下面有矿产，那么就要拆掉房子刨掉祖坟开采，要想免祸主人必须奉送银两请求网开一面。因此不管人家宅院祖坟底下是否真的有矿，矿监及随从动辄用这招敲诈钱财。不但普通百姓怨声载道，连地方官也不堪其苦。如果地方官不配合，他们就上奏某官阻挠开矿，藐视皇帝，轻则免职，重则入狱。

这税使、税监的危害和矿监相当。《明通鉴》记载，万历二十六年（1598），“有奸民张礼等，伪为官吏，群小百十人，分据近京要地，税民间杂物，弗予，捶至死。”太常少卿傅好礼评论此事道，奸徒从中所得千万，输朝廷者也就十分之一，陛下如此做有何好处呢？疏入惹怒了万历帝，被连降三级。

因矿税激发的群体性事件接连爆发，一些正直的官员受到牵连。

太监梁永派往陕西征税，富平县县令王正志予以抵制，被逮捕入狱，关了四年后死在狱中。

前往湖北征税的太监陈奉诬陷佥事冯应京、襄阳通判邸宅、枣阳知县王之翰、武昌府同知卞孔时“抗阻税务”，皇帝下旨逮捕，引发一场“武昌起义”。抓冯应京的锦衣卫抵达武昌，百姓相率痛哭。陈奉为了杀一儆百，大书冯应京的罪状贴在大街上，武昌的百姓被惹火了，数万人围攻陈奉的官邸，陈奉逃到楚王的府里避难，武昌市民将陈的十六位随从扔到滔滔长江里喂鱼，还打伤了几位抓人的锦衣卫。坐在囚车里的冯应京劝解聚集在一起的市民，大伙儿才散去，事态没有进一步恶化。可是这位顾全大局的冯老爷，抓进京在监狱里被折磨致死。

史载因矿、税使引发民变的还有多起。

太监马堂被派往天津收税，他一到任，便纠集了数百流氓泼皮——好像自古这样的人很容易被朝廷用来当对付百姓的打手。持铁链手铐，大白天上街抢夺商民财物。大户人家的恶仆如果诬告主人隐匿财产，根本不调查就没收财产，赏给告发者十分之三，一时间破产的小康之家不知有多少。搞得全天津罢市，上万民众火烧了马堂的办事机构，杀死其党羽三十余人。朝廷派兵镇压暴民，大肆株连。

杨荣被派往云南开采银矿和珠宝矿，还引发了民族矛盾，直接影响到边疆的稳定。他开矿前拍着胸脯说每年可获利数十万两，可开采后每年不到预计的十分之一，完不成指标的他诬告知府熊铎侵匿所得，把他逮捕，并奏请朝廷下令丽江府的土官知府木增献土地让他开采。——当时西南许多地方采取高度自治，地方官不由朝廷委派而是家族世袭，比如丽江的木家，当年朱元璋派沐英等大将进入云南时，立即归顺，一向受到朝廷倚重，至今丽江古城还有木王府。可杨荣这个太监才不管民族政策，将木知府抓进衙门，这些土司在当地很有威望，于是有人杀了一名税官，杨荣杖毙千人作为报复。这下，矛盾更加激化了，当地的汉族和少数民族一起造反，焚毁了矿厂，由于杨荣向当云南指挥使（省军区司令员）贺瑞凤索要马匹未果，竟然将这位高级军官抓起来——太监有时也忒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当兵的可不像小老百姓那样温顺，一位指挥为营救上司，率领军民万余人，杀死了杨荣及随行二百余人。缅甸借口天朝的税使贪暴，攻陷了蛮莫，有司不得已杀死一位招缅人怨恨的官员，缅甸人才退兵。万历帝为此茶饭不思数日，准备严惩当地官民，内阁大臣密嘱皇帝的亲信太监陈矩申述边疆民变加兵变的利害，万历这才同意只处死几位带头哗变的军人。——内阁要影响皇帝，不得不走皇帝身边太监的门子，政治生态之恶化可见一斑。

矿、税使的肆虐引起了朝廷一些有识之士的忧虑，他们不断上疏要求废止这项苛政，万历帝置若罔闻。

给事中田大益力陈矿税之害，完完全全是掠夺民财，而非有针对地征税。名曰开矿却不凿穴名曰收税却不仅仅针对商人。民间丘陇阡陌都是宦官的“矿产”，官吏农工也都是宦官征税的对象。田大益讽谏皇帝欲以矿、税富国爱民，可内库每日增加收入，这些钱很少用于军国之事。如此下去将导致百姓揭竿而起。

这样的话万历帝听得太多了，自设矿、税使以来，廷臣谏言废止的不下百份奏章，全被万历搁置不议，将其完全当成耳边风。真金白银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

比财富更宝贵的是什么？是生命。万历三十二年，万历帝突然生了重病，眼看不治，开始交待后事，大概不想带着骂名进定陵，再说钱对一个死去的皇帝没用。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病榻上的皇帝当着大臣和太子、诸王的面废除矿、税。众臣弹冠相庆，首辅沈一贯马上出去拟好旨，送进宫中盖上玉玺准备向天下颁布。第二天，万历帝的病突然好转了，他还真做得出来，立刻命令一位太监去找沈一贯，要把这道圣旨取回来作废，沈一贯不给，太监将堂堂的宰相挥以老拳，抢回这道已经生效的圣旨。连司礼监的大太监也觉得皇帝如此出尔反尔太过分了，力谏皇帝不要反悔，羞愧的皇帝一腔怒火发在田义身上，差点手刃这位直言两句的太监。

矿税之害，一直拖延到万历帝驾崩，此时大明朝已经千疮百孔了。

前情回顾：连载 | 大明余晖（40）：一个真正的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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