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丨大明余晖（49）：辽东之战惨败的根子是政治腐败

武汉的熊廷弼公园

是什么造成崇祯的不幸？即“溃烂而莫可救”，笔者以为是十六、十七世纪之交，支撑中华帝国的士人政治已经走到了尽头，这个政治困局，当时的皇帝和文官集团都没法破解，即使是唐宗宋祖再世，也难力挽狂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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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东之战惨败的根子是政治腐败

在讲述东林人士和阉党大火拼之前，有必要介绍当时辽东的局面，因为辽东之战的惨败，经略辽东的熊廷弼被逮治，直接成为阉党陷害东林的入罪大筐子。

熊廷弼是个文武双全的人物，《明史》说其“身长七尺，有胆知兵，善左右射。”他是湖北江夏人，万历二十五年湖广乡试第一，第二年进士及第，科举的道路一帆风顺。晚明时代湖北出了两个真正有经国筹边之大才的牛人，他们是上天送给明帝国的礼物：张居正和熊廷弼，可惜不得善终，被自己效忠的皇帝无情地对待，从这点来看，明祚覆亡，没什么值得惋惜的。

从万历三十六年开始，熊廷弼巡按辽东，因此他对辽东的地情、民情、敌情了如指掌。当时明朝在辽东的最高统帅是年高勋重的李成梁，赋闲一段时间的李成梁以七十余岁的高龄出镇辽东时，已无盛年的胆略，采取了一种最笨拙、祸患无穷的治辽政策，将新开辟临近女真人的八百里疆域全部抛弃，强行将该地六万户汉民迁徙到内地，弄得无辜百姓流离失所、死者枕藉。对国防来说，此乃下策，李成梁一介武夫，只能从纯军事的角度考虑，以为和女真之间设立一个无人区，有利于攻防。而熊廷弼坚决反对这种做法，认为应该反其道而行之，因为辽多肥沃的荒地，应迁内地百姓去垦殖，既有利于守土，又能供应军粮。

无疑，熊廷弼的建议更有远见，自古单靠军人是难以守土的，从长远来看，某个地方的主体居民最后对这块地方的归属有决定性作用。如果不是清末不准汉民出关的禁令废弛，没有成千上万的山东、河北人闯关东进入而成为东三省的主要居民，日本建立伪满洲国、侵占东三省恐怕更加容易。

万历四十七年，经略辽东的杨镐丧师失地，举国震惊，已快去见列祖列宗的万历帝在用人方面倒很有决断，启用颇有知兵之名的熊廷弼成为辽东军政最高负责人，并赐尚方宝剑，表示充分信任。熊廷弼这人有才略，但性格不好。“至刚负气，好谩骂，不为人下，物情以故不甚附。”（《明史•熊廷弼传》）也就是说，他在官场的人缘太差。在中国官场混，首先要混个好人缘，然后才可能做事。

熊廷弼到了辽东，看到满清兵锋头正盛，明军处于局部劣势，且部卒无甚训练，厌战畏战，提出步步为营的固守战略，督造火器，挖壕沟、固城墙，杀掉和罢免一批贪将、庸将，亲自祭奠烈士，稳固军心。辽东局面为之一新，满清兵也不敢贸然挑战，万历帝也充分肯定了熊廷弼的战略，在他的奏疏上御批：

审度贼势，分布战守方略，颇合机宜。防守既固，徐图恢复进剿，尤是完全之策。

万历帝贪财、懒惰，不理朝政，是因为他讨厌那群动不动就向他提意见、互相打笔墨官司的廷臣，可对军国大事一点也不敢马虎，别的奏疏他大多无限期压下去，而熊廷弼从边疆递来的报告随到随看，并迅速做出批示。这个懒皇帝在大问题上，并不糊涂。

可是熊廷弼才经略辽东一年，初见成效，万历帝宾天了。一朝君王一朝臣，对嘴巴不饶人的熊廷弼来说，信任他的万历帝一死，立刻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成为众言官攻击的靶子。后来依附魏忠贤的御史冯三元上疏弹劾熊廷弼无谋者八、欺君者三，若不罢免他，辽东将不保。

熊廷弼呆不下去了，被罢官回家歇着。

取代熊廷弼出任辽东军政最高首长的是加兵部侍郎衔的袁应泰。此人志大才疏，能说大话，却无实际的军事才干。意气风发地摆出一副“不斩楼兰誓不还”的架势，到了辽东后，首先上疏向皇帝表决心，说他老爸来信告诫他，病了在辽东治疗，死了埋在辽东，如果因罪被贬斥，也愿意就地编为普通士卒参加杀敌，反正不敢入山海关一步。

打仗可不像表决心那么容易。袁应泰到了辽东，将前任熊廷弼的策略统统改变，大肆收编对方的叛将、叛卒，以为拼凑起一支看起来庞大的队伍，就能马上立功，其他在辽东的重要官员张铨、何廷魁、崔儒秀无论怎样劝告他，他都充耳不听。没多久，明军在辽东的两大重镇，也是北京的门户沈阳、辽阳相继陷落，后金取沈阳为都城，野心已经不限于东北之一隅了，随时可能挥师入关问鼎中原。袁应泰虽然误国，但不失是一条硬汉，在城破前留下遗书，自缢殉国。——可对于军事主帅来说，光有不怕死的精神是远远不够的。

辽东局势更加危急，朝廷又想起了重新起用被罢官的熊廷弼。此时熊廷弼被召出关，是憋了一肚子气的，第二次身负重任出征时，兵部尚书张鹤鸣设宴于北京城郊三十里外饯行，席间想对他有所嘱托，毕竟辽东战事好坏对最高军事长官来说太重要了。

换个人可能要装出一副虚心接受的样子请兵部尚书指示。熊廷弼也许在想，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如果我一直在辽东按既定方针办，不至于丢掉沈阳、辽阳。于是他对兵部尚书没好脸子，拍案大叫，今日不要谈战场上的事。一句话，把兵部尚书得罪透了，便想方设法给熊廷弼穿小鞋。

此番熊廷弼入辽，和前番形势迥异，不但没有了充分信任他、赋予他先斩后奏大权的万历帝，而朝廷多的是要找他毛病的言官和兵部尚书。朝廷既要熊廷弼立功守土，又对这个不听话的人不放心，兵部尚书张鹤鸣等推荐王化贞巡抚辽东，分经略辽东的熊廷弼之权，整个辽东出现了两个最高首长，犹如一个司令员一个政委，还彼此不团结。而北京城的兵部职方司郎中耿如杞、主事鹿继善和兵部尚书一样偏袒王化贞，阻挠熊廷弼。王化贞这人，还不如不知兵但能死节的袁应泰，《明史》评价他，“为人騃而愎，素不知兵，轻视大敌，好谩语。文武将吏进谏悉不入，与廷弼尤抵牾。”“騃”就是傻的意思，人傻不要紧，最怕还自以为聪明，刚愎自用，这样的人受朝廷重用派往辽沈对付反叛的女真人，焉能不败？

朝廷中有内援的巡抚王化贞处处和熊廷弼作对，他自领十三万军驻守广宁城，而熊廷弼只能率五千老弱残兵守右屯。王化贞不能审时度势，对自己和后金力量的对比没有起码的认识，主张速战速决解决辽东问题。和熊廷弼主张以静制动的意见相左。王自作主张数次出兵主动进攻后金兵，都无功而返。可他不检讨自己，继续问朝廷要军队，要权力，并夸下海口，如果再给六万精兵，将一举荡平敌军。

后金人根本不给王化贞立功的机会，接下来的广宁之战，使明朝丧失了在辽河沿岸最后的一个重要据点，辽东明朝的劣势的已无法挽回。

熊廷弼第二次被召为辽东经略出山海关时，辽河以东领土全部丢失，十三万重兵由巡抚王化贞率领驻守在河西的广宁城，而熊廷弼空有经略之名，以五千人守左屯。可见，此时山海关外最重要的守土责任由王化贞担负。

后金人的谍报工作做得很好，派出大量间谍在当时明军的指挥中心广宁城里收集情报、策反将领，而王化贞懵然不晓。他御敌的本钱是：西面指望今天科尔沁草原一带的蒙古部落，与蒙古虎敦兔、沾化诸部落首领歃血为盟，相约满清进犯时出兵支援明军，东线仰仗的是降将李永芳，内部依靠的是心腹骁将孙得功。熊廷弼一再移书告诫王化贞蒙古部落不可恃，李永芳不可信，广宁城内敌谍多堪忧。然而都被王化贞置若罔闻。

当时朝廷内部，首辅叶向高是王化贞的座师，当然偏袒自己的门生，再加上兵部尚书张鹤鸣讨厌熊廷弼喜欢王化贞，经、抚不和，庙堂不公，这是后金人的福音，广宁溃败的因早就种下了。

天启二年（1622）正月，满清兵西渡辽河，明朝军队望风而逃，清兵追到西平堡，围而不打数天，广宁城的王化贞听信心腹孙得功的话，悉数派出大军组成兵团东进驰援，广宁成了空城。援军到了振武，两军还没有交战，早就暗中投降满清的孙得功大呼：兵败了！然后带兵逃窜。早已再次反水重新归附满清的李永芳带兵攻下了古城西平堡，守城的参将罗一贵自杀。广宁守军不知道孙得功已经降敌，打开城门放他领溃逃的士卒进城。一进城的孙得功就吓唬军民，满清大军已到了城外，快快剃头归降，并吩咐手下封存仓库等待清兵，还想生擒王化贞邀功。可怜的王化贞还蒙在鼓里，正在官衙里整理文书，参将江朝栋排闼而入，说：事情紧急，公请速逃。而他的坐骑已被手下人窃走了，在江朝栋护卫下，狼狈西逃，城门口已经投降的乱军要扣留这位最高统帅，幸亏江朝栋拼死将他救出城。——如果他当时被俘了，难说不成为洪承畴、祖大寿之类的人物。

王化贞逃到大凌河边遇到了前来接应的熊廷弼，悔不听忠言的王化贞当场大哭，熊廷弼竟然不忘讽刺一下王化贞，微笑着说你当初要用六万精兵一举荡平，现在怎么样了？由此看出熊廷弼的心胸狭隘，大敌当前，怎能如此幸灾乐祸？羞惭非常的王化贞建议固守宁远，熊廷弼认为五千人挡大军，无异以卵击石，顶多是博取成仁之名。他提议用这五千人保护难民进山海关，败军之将的王化贞，当然一切听熊廷弼的吩咐。熊廷弼大约以为这场大祸是王化贞引起的，与自己无关。

可是一入关，两人都被逮捕。熊廷弼定罪比王化贞还重，被诬陷贪污军资十七万，家产没收并被追缴贿赂，其长子和老乡张居正的长子一样上吊自杀，他本人被斩，并传首九边。而王化贞直到熹宗崩驾，魏忠贤败亡后，于崇祯五年才被诛。

熊廷弼即使有罪，也仅仅是提议撤军，可这种局面不是他造成的，如果王化贞听他的劝告，何止后来的局面，他顶多负连带责任。可他除了性格太暴烈，得罪人过多外，更重要原因他成为了政治牺牲品，阉党要借他的案子来整肃东林人士，他本人岂能活命？

这显失公平的责任追究造成的结果是士林寒心，熊廷弼成了朝廷内部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前情回顾：大明余晖（48）：短暂的“众正盈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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