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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年会 | 希拉里:目前美国经济改善都是奥巴马八年的成就,自己未来不会再竞选总统

2017-11-28 财经

“我们国家的经济状况确实有所改善,这都是感谢奥巴马总统当年的领导。当特朗普总统上任之后,有17个月经济的连续增长,确实我们的就业率上升,股市的表现也不错,所以我也感谢这样好的状态。当前的政府,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有效的行动,成功的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也没有什么行动创造了这样的经济繁荣。所以,我们更公平的评价,应该是几年以来的状况,不要仅仅看到这届总统和他当前的团队要做什么,可能要几年之后再评价更公平一点。”11月28日,当《财经》杂志总编辑王波明问到对特朗普上任一年以来的表现作何评价时,美国前国务卿、美国纽约州前参议员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在“《财经》年会2018: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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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杂志总编辑王波明对话美国前国务卿、美国纽约州前参议员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


谈到中美之间的关系时,希拉里表示希望中美之间能够继续进行合作,她认为中美之间经济和安全紧密结合在一起,两国同时也面临着一些共同的挑战,现在两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不仅仅是政府之间的关系紧密,人们之间的关系也日益的紧密,高管人员、企业家、科学家、运动员、学生、老师,各种各样的公民,都在帮助塑造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中美两国未来的目的是在合作和竞争之间达成一种稳定的相互接受的平衡,因为如果没有和平,对于美国、中国和亚洲的和平与稳定,都会被那些无法预料的形势所影响,这也会带来严重的威胁。

希拉里认为中美之间确实有很多重要的领域需要进行合作,她提到要保持中美之间的贸易和经济关系,要加强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要一起保护维持亚洲的和平繁荣和安全的法律、规则。

当王波明问到希拉里对于特朗普总统的外交政策有何评价时,她谈到:“很不幸的是他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外交政策,我们知道,他也拒绝了奥巴马政府期间达成的几项协议,其中之一,就是把美国从《巴黎协议》的成功当中退出,我刚才也提到了,这也是中美两国,还有很多其他的国家非常努力达成的一项协议。”

美国会在不远的未来迎来一位女性的总统吗?

希拉里谈到:“我认为会的,我也希望时间越快越好,希望我们可以很快的迎来一位女性的总统,我在我的书里也提到了这个问题,我当时也确实非常努力的成为第一位女性的总统,我认为可以为美国和世界做出一些积极的贡献,但是没有成功。所以,我希望会有另外的一个女性愿意介入政界,寻求成为一位女性的总统,可能下次大选就有的。”

对于希拉里自己,她谈到未来她将不会再参与总统竞选

以下为王波明与希拉里对话实录

《财经》杂志总编辑王波明

王波明:各位来宾,大家早上好。马上我们就要开始与她,称之为国务卿克林顿女士的对话。在此,之前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克林顿女士。克林顿女士是1947年出生于芝加哥,也就是我们当今语境的40后。然后她又去了耶律法学院,在那里认识了克林顿先生,也就是后来的美国总统。从1993年到2001年,希拉里女士就成为了美国由于克林顿当选为美国总统,她就变成了美国的第一夫人。但是,她并不甘于第一夫人的角色,所以从2000年开始她竞选美国参议院,她是作为第一任美国第一夫人成为美国参议院。2006年她又连任。2007年成为美国民主党的代表竞选美国总统。在同一年,她成为了美国国务卿,2016年她再次创造历史,代表民主党竞选美国总统。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她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40年活跃于公共服务领域,从律师、第一夫人、美国总统候选人到国务卿,各种的角色。

在未来几十分钟的时间里,我们会听到,她对中美关系的发言。下面把希拉里女士的镜头切进来。

您好,听得到吗?

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听得很清楚。

王波明:我曾经拜访过您,希望您记得。

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是的,我记得。

王波明:我们当时跟您抱怨过,说访美的签证是非常复杂的,实际上在上次会晤之后,您立即增加了在中国大使馆的签证官,现在我们美国,签证就容易多了,这都是因为您的帮助。

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我也很高兴,您能跟我分享您的关切,因为我们需要共同努力尽可能的合作,所以,我也非常荣幸今天可以进行远程交流。

王波明:在您的丈夫兼总统克林顿先生也站在这个舞台上过,您可能看不见在座的观众,我们现在台下有差不多1500人等待聆听您的演讲。现在就把话筒交给您吧。

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好的,非常感谢。感谢在座的各位观众,尤其要感谢《财经》杂志邀请我参加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会议。我也要祝贺《财经》杂志十周年的庆典。我也知道,我的丈夫曾经也非常珍惜在这里发言的机会,所以,我也期待我的一些想法。

首先,我想跟大家分享我对中国的一个记忆。像很多美国人一样,我对中国第一次真正的注视是1972年,当时尼克松总统对中国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当时我和克林顿(那时他还是我的男朋友)都是法学院的学生,那时候还没有电视机,因为我们都是穷学生,但是我们并不愿意错过这个历史,所以,我们跑去租了一个电视。我们把电视机放到公寓里。尼克松总统说,这是改变世界的一周,对于两国发生了那么大的成就,我们也非常振奋。1995年,我有机会第一次拜访中国,当时是在北京举行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我当时宣称人权就是妇女权利,妇女权利就是人权。这次旅行也是我人生当中最难忘的经历之一。

几年之后,我又回到了中国,那是一次正式的国事访问,和我的丈夫、女儿和我妈妈一起,后来我也作为国务卿再次回到了中国。我一直有一个信仰,我信仰全球经济的轨迹,美国自身的繁荣、民主和人权的进步,都取决于亚太地区的发展,我也希望看到美国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来帮助塑造亚洲的未来,包括管理我们和中国之间的关系,鼓励中国作为国际负责任的一个成员,参与更多的事务。希望北京更多的参与到本地区的多边机制,鼓励中国和邻国更多的合作,可以共同塑造21世纪的地区局势。所以,在拜访中国的时候,我同政府领导人、外交官、商界人士都谈过,我们说到需要建立一个坚实的美中关系。当然其中的一些努力取得了成功,有一些没有那么成功,我们成功地建立了一些亚太的区域机制,比如东盟和东亚峰会,我们加强了在气候变化和防止核扩散方面的合作。我们也化解了一些潜在的危险状况。在我的书里也写到,例如担任国务卿的时候,当时有一位人权人士前往美国使馆寻求避难,我们也跟中国进行和平的协商,我们也努力地遏制了朝鲜的核野心。可以说,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并没有得到非常有益的进展。我们也看到,在东海和南海地区的紧张局势。

我当时相信,今天也相信,美国应该接受而不是拒绝冷战时代开始的这个区域方面的合作,尼克松总统的访华之旅,已经确立了我们与这个地区的合作。在21世纪以及共同的未来大部分将会发生在亚洲,如果美国和中国都是可以以一个开放、乐观、参与的态度参与到一系列活动当中,我们所有人都会变得更好。

自从我上一次来到中国,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包括我两次成为祖母,你知道,成为祖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事情。我也参加了总统的竞选,但是结果和我预期的不一样,我写了一本书,写了关于我在美国总统竞选的,在书中我谈到了我们合理的辩论,还有对一些事实的解释和拥护,我们是如何保护民主的。当然还有我们所遇到的一些困难和不稳定性。对于我们两国来说,也出现了很多的变化,两国在数年内都发生了很多变化。特朗普政府在外交方面有点后退了,看起来在全球的责任和领导力方面也有后退,这造成了人们对于亚太区域稳定性的一些担忧,同时人们也开始质疑美国在全世界的领导力。与此同时,中国在习主席的领导之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整合,正变得越来越强大,也引发了人们的一些思考。现在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真的是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在过去,我们也面临着同样的十字路口,在70年代的时候,中国进行改革开放,那时候美国政府赞成中国入世,在很短的几十年之内,我们两个国家过去是没有任何联系的,但后来我们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变得越来越强,现在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必须决定一下在国际舞台上,我们 32 45607 32 14853 0 0 8595 0 0:00:05 0:00:01 0:00:04 8595何进行互动。我们所做出的决定真的是特别重要,而我们的行动产生的结果,将会影响全世界,而且会影响到将来数代人。

当我作为国务卿的时候做了一个演讲,讲了一个崛起的大国,如果能力不强意味着什么。那时候我明确的指出,希望中国能够和平的崛起,希望美国和中国能够认识到,我们可以开启一个新的征程。很多中国的领导者,在我发言之后,跟我沟通了新的大国关系的模式,我们应该如何管理日益百变的中美的关系。实际上,我们两国之间的原则并不是新的,它们已经有了很多年的历史了。什么样的国家才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这些原则没有改变,要求为共同的问题承担责任,要去支持和维护国际的规则和普遍的权利,而且必须要在保护和推动所有人利益的机制和制度下去工作,不仅仅是中美之间的关系在十字路口,我想中国也面临着自己的十字路口,因为你们的政府必须要决定,现在是否做好了准备要承担一个真正的伟大的21世纪大国的责任。当然,我希望中美之间能够继续进行合作,我是持有着很高的希望的,我们的经济和安全都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当然,我们面临着一些共同的挑战,现在两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不仅仅是政府之间的关系紧密,人们之间的关系也日益的紧密,高管人员、企业家、科学家、运动员、学生、老师,各种各样的公民,都帮助我们塑造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所有这些人代表着非常多的需要我们关注的问题,他们也有自己关注的问题,有自己的看法,他们都是我们沟通要建立的一个未来的利益相关方,我们未来的目的是在合作和竞争之间达成一种稳定的相互接受的平衡,因为没有和平,对于美国、中国和亚洲的和平和稳定,都会被那些无法预料的形势所影响,这也会给我们带来严重的威胁。

确实有非常多的重要的领域需要两国之间进行合作,我这里简短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可以在哪些领域进行合作。首先,目前朝鲜方面的危机,朝鲜年轻的领导人变得越来越挑衅,越来越危险,而成百万上亿人的生活,都会受到这样的危机和平解决的影响。美国是朝鲜半岛上稳定的力量,我们一定会尽全力维持和平,保护我们在亚太地区的盟友,我们要遏制朝鲜带来的威胁,当然我们知道,要解决这样的挑战,是没有魔力的,但确实要有一些措施,首先要对朝鲜施加一些压力,为了这样,中国必须跟我们合作,要把朝鲜带到谈判桌上,我们不能采用威吓和个人嘲弄的方式,必须要利用我们的创意,必须要下定决心寻求民主,包括让整个区域的所有国家都参与到谈判桌上,希望我们能够恢复六方会谈,实现民主要求美国发挥着更加强大的作用,这也要求韩国、日本,尤其是中国,也都要积极参与到这些争端的解决当中来。毫无疑问,中国在解决朝鲜问题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北京才能给平壤施加真正的压力,来促使平壤能够改变他们的路线。我知道,现实更加复杂,中国也有自己的利益,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如果中国不希望在自己的门前有美国军队的累积,如果中国不希望美国在韩国和日本这里建立军事的防卫,如果中国不希望美国再在去保护日本和韩国方面采取更加激进的措施,中国必须要帮助我们解决这个危机,这是对中国作为一个区域和全球领导者角色的一个考验。当然没有简单容易的选择,但是北京必须要记住,无所作为也是一种选择,如果选择无所作为的话,会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美国、韩国、日本,我们是无法坐视不管的,我们不能等着朝鲜领导着发射洲际导弹攻击夏威夷,我们不能容忍这样的威胁,希望通过我们努力进行合作,而且不断地进行合作,避免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

另外一个进行合作的领域,就是保持我们之间的贸易和经济之间的关系,我们两国是经济合作伙伴,中美两国一块贸易、投资、工作,利用我们的创造力繁荣发展,当然能否这样做,取决于我们如何解决双方的差异,我们进行合作,可以推动中美两国之间的繁荣发展,当然中国有自己的目标,包括你们希望能够在美国有更多投资的机会,美国也有自己的目标,包括停止对美国公司的歧视,更好的保护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停止对中国国内公司的优待,希望能够给美国的产品和服务进入中国市场提供更多的机会。当然,我们仍然希望能够停止任何不公平的扭曲的货币的做法。

大家知道,在上一次总统大选当中,经济问题确实是一个很棘手的,有很多争议的问题,在我们政治界也有共识,即美国的工人必须要获得更多的机会,他们不能再继续被利用了。很多美国人希望和中国开展更多的贸易和投资,因为我们相信,如果这样做会推动更多经济的活动,会推动健康的竞争,但是为了让这样的经济活动健康,它必须是公平的,基于规则的,而且透明的。如果整个竞争环境不公平,对中美关系的信任、信心和希望就会慢慢的减少。

再一个需要我们加强合作的领域就是气候变化,这是一个非常迫切的挑战,我们必须应对这个挑战,气候变化是存在的,当我作为美国国务卿的时候,我们特别关注中国和美国之间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在气候峰会上,我们把气候合作作为重中之重,最近两国也共同合作来应对气候变化。但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尤其是在美国,我们的那些理论家和联邦政府拒绝接受气候变化的坚实的科学证据,而美国政府决定要退出《巴黎协定》,这使美国成为唯一的一个没有参与该协议的国家,这让我们的领导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都特别震惊,因为这样的一种退出,不仅仅让我们感到特别尴尬,而且也会影响到我们将来的经济的增长,因为我们没有竭尽全力的来创建产品和服务,来创建知识产权,来应对气候变化。

我必须要祝贺中国,因为中国政府和领导者都有非常好的学术界的研究,你们已经做出了承诺,要去投资风能和太阳能这样的可再生能源,有一些专家说,如果你们按照目前的速度进行可再生能源的投资,你们甚至会提前十年实现巴黎提出的目标。与此同时,还有一些担心,说中国好像在国内的进展方面有一些倒退,而且可能在海外正在建一些燃煤电场。当然我们两个国家必须共同应对挑战,来应对气候变化,绝对不能动摇,我们必须要加大努力。我们听到美国的州长、市长、商业领导者承诺,他们是致力于实现《巴黎协定》的,而且他们和德国进行合作,展现他们的承诺。

第四个合作的领域,就是要去保护数十年以来,维持了亚洲的和平繁荣和安全的法律、规则。我们如何解决争端,如何确保人们行动的自由?如何去实践法治?所有这些规则和原则推动了亚洲的繁荣和发展,而中国是最大的受益国。现在在亚洲有一些人比较担心,认为中国现在好像要调整这个系统,要使它倾斜来更多的保护中国的利益,我想这可能会影响到该区域的和平和稳定,最后也会让中国的利益受损。实现合法性和领导力,以及获得尊重的路径,应该是通过合作,通过东盟这样的机制,而不是通过在岛屿上建立一些军事力量等等。中国和美国需要加强之间的合作传统,我们要发展出一种合作的框架,在这样的框架下,我们不是寻求零和的解决方案,而是要获得双赢的结果。亚太区域真的是特别大,而且对于我们两国来说都是足够大的区域,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对于中美两个大国来说也足够大,因此我们必须应对。

中国领导者长期以来一直谈到稳定性的重要性,如果把稳定作为限制民主,或者限制人权的一种借口,我们当然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有共同的保持稳定的目标,并不是每个国家都有这样的目标。实际上,现在在全球普京领导的俄罗斯已经成为一个动荡的因子,破坏了全球的制度。同时也干预了主权国家的内政,包括美国的内政。习主席和中国的领导者现在要决定做出,是否要和冲突、和混乱的势力站在一起,还是说要和稳定的势力站在一起,我想并不是很多人是这样思考地缘政治的。当然,我们之间的关系现在面临着非常多的挑战,我们两国必须要共同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

确实,我们面临着很多的挑战,我们是两个非常大的复杂的国家,我们有完全不同的历史、政治系统和展望,我们的相互依赖性意味着我们必须要共同走向成果,要想一国取得成功,另外一个国家也必须要取得成功,因此,我们必须要共同合作,创建我们的未来,我们的未来和过去将不一样,这个未来也充满了挑战,但是过去我们也共同应对了一些棘手的问题。在1972年的时候,当尼克松总统到达北京和周恩来总理握手的时候,双方都冒着一种风险,但是他们决定两国的互动是值得的。他们知道,如果中美两国之间的峰会能够平稳顺利的开展下去,两国之间的对话也会持续下去,这会加强我们的关系,确实后来发生的情况就是如此。在那次国事访问当中,中美两国有很多的差异,但是我们开始了负责任的对话,而这样的对话,可以帮助我们在更多的领域降低差距,扩大可以合作的领域。

现在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和世界上任何两国之间的关系一样,都越来越复杂,而且影响力也非常大。在2010年的时候,我特别荣幸到上海世博会上看了美国馆,特别高兴看到有些公民帮助我们建立了美国馆,当时有一些年轻的美国人学习汉语,他们成为美国馆的导游。很多人感到特别震惊,看到在美国馆有这么多年轻的美国人,来自各个不同的领域,可以跟他们讲中文,他们彼此相互问问题,开玩笑,分享了他们的故事。实际上,那个时候我们建立的联系,正是我们以前的领导者所采取的伟大的一步的结果,而且这也提醒我们每天要做这样的工作,思想家、政策的专家、外交人员等等,我们都在这样做,因为我们承诺要为年轻人创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美国和中国将是永远的竞争关系,但是我们必须坚持和平的竞争和和平的合作,就像我们共同面临的威胁一样,我们面临的机遇也是两国分享的,如果我们能够抓住这个机会,就有机会共同推进繁荣,追求创新,改善本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生活,并且保护和平,从东北亚一直到中东。

我也非常期待后续有机会跟各位探讨这些问题,和王波明总编辑,和在座的观众一起来探讨这些问题,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

王波明:谢谢您。您对于中美两国关系的评价,让我们印象深刻。接下来的20分钟左右回答一些问题吧。第一个问题是美国国内的问题,您也提到,在过去您最大的遗憾就是输给一个不够格做美国总统的人。几天之前,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面说,股市处于高位,您对于他上任以来一年的表现作何评价呢?

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我会说,我们国家的经济状况确实有所改善,这都是感谢奥巴马总统8年的领导。特朗普总统上任之后,有17个月经济的连续增长,确实我们的就业率上升,股市的表现也不错,所以我也感谢这样好的状态。但是当前的政府,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有效的行动来促进经济的增长,也没有什么行动创造了这样的经济繁荣。所以,我们更公平的评价,应该是几年以来的状况,不要仅仅看到这届总统和他当前的团队要做什么,可能要几年之后再评价更公平一点。

王波明:特朗普总统推出了很多政策,尤其是外交政策领域,他从您这边的很多政策方面有所退缩,比如在亚洲加强美国的联系,您对于他在外交方面的评价如何呢?

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我觉得很不幸的是他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外交政策,我们知道,他也退出了奥巴马政府期间达成的几项协议,其中之一,就是让美国从《巴黎协议》当中退出,我刚才也提到了,这是中美两国,还有很多其他的国家非常努力达成的一项协议。随着叙利亚也加入了巴黎协议,我们现在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不参与巴黎协议的国家,叙利亚也加入了《巴黎协议》。我和我的继承人非常努力推动在伊朗核问题上的进展,特朗普现在也要退出,我觉得这也是个遗憾,也是危险的。另外,也看到中美两国曾经做出的大量努力,创造了战略和经济对话来加强联系,我们会一年在北京,一年在华盛顿进行对话。通过这样的对话,可以让政府的很多层面来学习如何相互合作。中美间有很多方面的问题都需要沟通,并不仅仅是那些能上新闻头条的事情,所以,不论在白宫当中执政是哪一党,这样的对话应该持续下去,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相互理解,来打破中间的障碍。但我并不认为,当前这一任政府充分理解这种对话的价值,也没有理解在这样的关系上投资的重要性。我在白宫的时候,双方也有一些分歧,但当时我们与很多中国领导人有正式的午餐和晚餐对话,我们都彼此交换家人的照片。所以,当有问题的时候,我就可以打电话问他说,这个政策是什么意思?当时我们有非常积极的对话,这对于两国来说都是有意义的,我觉得当前这一任政府没有这样做,我希望他们能够回到这样的做法上来。

王波明:在您刚才的演讲当中,也提到了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这个十字路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中美两国的关系和过去比起来有什么区别呢?

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有几点:首先是贸易。在我们上一次竞选的时候,还是候选人的特朗普对中国和中美贸易表达了很多看法,他就任以来没有实施过任何的计划正式开始中美两国关于未来贸易和经济方向的探讨。我们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如果两国不相互交往,可能做出的决定会让两国的利益都受损,可能会切断一些领域的联系,阻止更广泛的繁荣。您提到了一个特别的问题,就是当时访美签证的问题,我觉得本届新政府可能也在这个领域有所退缩,让外交官完成他们的工作都很困难,处理签证需要很多人力的资源,因为必须要有面签,必须要有足够的签证官,您当时过来跟我说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增加了更多的签证官,这样就可以有足够的人来处理面签的问题。如果现在减少了,从政府这边派遣官员的人数,就会有签证的问题,这是大家都不想看到的。我们相信,我们有非常好的商界、学术界和政界人员的交流,但是这样签证的问题会导致一些误解,会让中国的商人或学者,因为签证的问题不去美国,去其他的地方,这也是一个问题。

十字路口,还有朝鲜的问题。在这个年轻的朝鲜领导人上台之前,我们可以更好的处理朝鲜问题,因为中国在这个方面的关系深厚。我们也相信,中国可以阻止朝鲜。但是,现在我们没有办法更好的控制这样的一个年轻的领导人,他实际上是非常激进的,对于两国的利益都有伤害,这也是一个十字路口。

王波明:好的克林顿国务卿,接下来我就会问一下,看他们有什么问题。好的,这个问题是来自《财经》杂志的,您一定会喜欢这个问题的,这个问题是关于妇女权益的,我仍然记得克林顿前总统2012年的时候在这里发言,他说美国的女总统可能还要很远的时间才会出现,所以问题就是,美国会在很近的未来迎来一位女性的总统吗?

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我认为会的,我也希望时间越快越好,希望我们可以很快的迎来一位女性的总统,我在我的书里也提到了这个问题,我当时也确实非常努力的成为第一位女性的总统,我认为可以为美国和世界做出一些积极的贡献,但是没有成功。所以,我希望会有另外的一个女性愿意介入政界,寻求成为一位女性的总统,可能下次大选就有的。

王波明:在四年之后,您会再次竞选吗?

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不会了。我在政界的作为总统的竞选人或者作为一个国家的高级官员,可能已经过去了。但是,我相信我会继续促进美国的发展,帮助发展美国和世界各国的关系的。

王波明:中石化总裁有一个问题。

傅成玉:非常感谢您,克林顿前国务卿,谢谢您的精彩分享,您对于中美两国在过去和未来的关系的描述都非常棒,您也描述了中美两国在未来可以在哪些领域上开展合作,并且如何加强未来两国之间的关系,非常感谢您跟我们的分享。

我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吧,您跟我们说一说亚太再平衡的战略和印度、中国和太平洋的政策有什么区别呢?它们对于中美两国的关系有什么影响呢?尤其对中国的影响?

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这个问题非常好,非常感谢您。我们在奥巴马政府期间,是希望在亚太促成再平衡,尤其在中国,在东亚这个地方,我们现在认识到印度和南亚也是一个关键活跃的国家,包括了能源、气候变化,保持区域间的和平,避免印度半岛上的冲突都非常重要,我也很关注这样的一种对话,并不仅仅在中国和印度之间,中国和美国之间,也在中国和印度之间。所以,我相信这些国家有很多的机遇,中国的发展让世界瞩目,中国做出了大量的贡献,在短期之内让大量人脱离贫困,也是中国在历史上极大的一个成就。印度现在,也在努力希望做到这样的事情,您也知道,印度有广泛的中产阶级,但是在农村地区、贫困人口方面有很多的问题,我也确实相信,两国之间有着更多的合作机遇,美国在印度和印度半岛,在东亚方面都有非常强有力的关系,我希望看到这届政府可以做出更多努力,来加强中印两国对于共同未来的对话。

王波明:谢谢。下一个问题是来自一家很大的网络平台新浪的,他的问题是,2016年大选已经过去了一年,很多人回顾这届大选的时候会说,您没有当选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美国的精英没有很好的倾听底层人民的声音,底层人民成为了安静的大多数,为特朗普投票,您在这方面是怎么想的呢?

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我觉得当时没有当选有很复杂的问题,确实我当时得到的票数多出300万,但是我们的投票体系比较特殊,我不会因为大多数的票数能够当选,我们采用的选举人团制度。在这之后,我也考虑的几个特朗普当选的原因。比方说,您的问题当中也提到,有很多很愤怒的人,感觉到他们的声音没有被足够倾听,确实是这样子,或有很多的担忧,或有反感,还有愤怒,他们希望改变,但是他们不在乎改变到底是什么样子。与此同时,在大选期间,发生了严重的网络攻击,是俄罗斯那边入侵了邮件系统,通过社交媒体把信息作为武器,在我们国家范围内扩散了很多关于我的不实信息。美国,以及欧洲国家都知道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正在努力干涉我们国家的内政;另外还有大选系统的干预,因为这些人能否登记投票是比较成问题的,我在书里分享了这些事情。有一些确实是美国本国的问题,但俄罗斯在美国、荷兰、英国、德国想要做的其他的事情,他们这些技术公司做的事情,以及不良信息的扩散,他们都有很多不良信息的分享,这可以在中国发生,可以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发生,所以我们必须要清楚的认识到技术可能会对人们的想法造成的影响。如果有一些坏人,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必须要找到一些方式防止这些坏人得逞,如果出现坏人做事,我们也必须要让他们停止。

王波明:下一个问题就是涉及到您的书的,在您的这本书当中,你责怪脸书造成了大选的结果和您的预期不一样,您觉得社交媒体对民主来说是否是一种威胁?

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我并不觉得社交媒体是一种威胁,但是,那些下定决心的坏人,就像俄罗斯一样,他们可以利用社交媒体宣传他们的政治意图。我也可以这样说,在我们的总统大选当中,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状况,当它发生的时候,很多人也不理解为什么会发生,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被盗取信息的使用,我们也没有看到俄罗斯以及其他外部人士,能够在我们总统大选当中发挥这么大的作用。因此,很多人对于所发生的状况感到特别的惊讶,也特别的困惑,技术公司也感到特别的震惊。脸书最开始说,他们并不觉得发生了这样的状况,后来说可能发生了几次,后来又说发生了几千次。你知道发生这种情况,即使是技术公司都没有意识到的,要让我们的技术公司更加警惕。社交媒体可以提供一个特别棒的沟通渠道,不仅仅可以和朋友沟通,而且也可以了解新的东西,可以买东西。但我们不是希望人们不使用社交媒体,但是我们要防止别人滥用社交媒体。

王波明:我们的对话已经接近尾声了,最后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来自凤凰网的。这个问题涉及到特朗普对中国的贸易政策,特朗普总统上台已经有一年了,您觉得他对中国的贸易政策是否是不太好的?

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我觉得他可能总的言语是这样的,但总的来说并没有做太多的事情,实际上很多的言语并没有转换成行动,没有带来结果。他表达了一些担忧,能他的这些贸易言论是鹰派的,但并没有采取具体的行动,还没有产生结果。在我们国家,人们也对于他究竟要从这些鹰派的言语当中实现什么目标感到很困惑。

王波明:我不知道他讲的这些话是否是鹰派的,但是你知道,他的行动背后是否有原因呢?

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我根本不知道他究竟要实现什么样的目标,我根本不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对于美国以及世界各地的人来说,尤其是中国,我们需要知道能够从他这里预测到什么,当然在总统大选当中,我们就一团雾水,不知道怎么个情况。你知道特朗普是一个电视真人秀的明星,在我们的大选当中,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电视真人秀明星参加,我们现在是需要稳定性、可预测性,希望将来能够有一定的可预测性,作为美国人我是有这样的希望的。

王波明:好的,非常感谢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女士,谢谢您抽时间跟我们做演讲,并回答了这么多问题,希望您身体健康。我觉得您黄色的衣服特别漂亮,非常感谢您。

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特别感谢您给我提供机会跟大家沟通。


以下为希拉里演讲实录:

美国前国务卿、美国纽约州前参议员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

HILLARY RODHAM CLINTON 
REMARKS TO CAIJING ANNUAL CONFERENCE 
MONDAY, NOVEMBER 27TH, 2017  
BEIJING, CHINA

Hello, everyone.  Thank you to Caijing Magazine for inviting me to be part of this important conference, and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15th year.  I’m looking forward to answering some questions from your esteemed Editor-in-Chief, Wang Boming [WAHng BOE-ming] after I say a few words. 

Now, like a lot of Americans of my generation, my first real look at China came in 1972, when President Richard Nixon made his historic trip across the Pacific.  Bill and I were law students, and we didn’t have a television set.  But we were not about to miss history being made, so we rented one.  It was an old portable model with rabbit ears.  I lugged it back to my apartment and we tuned in every night to watch scenes of a country that had been blocked from view for our entire lives.  I was riveted and proud of what our two countries accomplished during what President Nixon called “the week that changed the world.” 

More than two decades later, in 1995, I had the chance to take my first trip to China.  At the Fourth World Conference on Women in Beijing, I declared that “human rights are women’s rights and women’s rights are human rights.”  The trip was one of the most memorable experiences of my life.  I returned to China again a few years later, along with my husband, my daughter, and my mother on an official state visit.  And I came back again during my first trip as Secretary of State, convinced that the trajectory of the global economy and our own prosperity and the advance of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hinged on what happened in the Asia-Pacific.  I wanted to see America do more to help shape the future of Asia, including by managing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and pursuing a strategy that encouraged China to participate as a responsible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hile standing firm in defense of our own values and interests. 

During my time as Secretary of State, I sought to engage Beijing in the region’s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 in ways that would encourage it to work with its neighbors and play by the rules.  I talked with government leaders, civil society, and diplomats, about the need to put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on sound footing for the sake of future generations.  

Of course, some of those efforts succeeded, and some fell short.  We succeeded in building up Asian-Pacific regional institutions like ASEAN and the East Asia Summit.  We increased cooperation on issues like climate change and nuclear proliferation.  And we defused potentially dangerous situations, like when a blind human rights dissident sought refuge in the American embassy.  But we failed to make meaningful progress toward curbing North Korea’s nuclear ambitions.  Tensions continued to rise in the East and South China Seas.  And the Chinese people are still denied the universal human rights that should belong to all people, everywhere.

I believed then, and I believe just as fiercely today, that America should embrace, not reject, the bipartisan engagement that has underpinned our country’s strategy in this region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post-Cold War Era.  Much of our shared future in the 21st century and beyond will be written in Asia.  And we will all be better off if the U.S. is an open, optimistic, engaged player.

Now, a lot has happened since I was last in China.  I became a grandmother twice over, which is just about the greatest thing in the world.  As you may have heard, I also ran for president, and it didn’t exactly work out the way I planned.  I’ve also written a book called What Happened.  It’s about everything I’ve learned when it comes to standing up for facts and rational debate; protecting democracy; and learning to live in a world that feels like it’s been turned upside down.  That seems to be a particularly relatable topic these days.

A lot has changed for our countries, too.  The U.S. and China have each experienced our own dramatic domestic developments in recent year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retreat from diplomacy, and the prospect of withdrawing from global responsibilities and leadership, has raised questions about the stability and staying power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world.  Meanwhile, in China, under the rise of President Xi Jinping, we’re seeing an unprecedented consolidation of power, triggering anxiety about a more assertive Beijing that is trying to rewrite the longstanding rules of Asia. 

Toda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s at a crossroads.  We’ve faced similar crossroads in the past: Back in the 1970s, with the historic opening of China.  In the 1990s, when China was ushered in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In a few short decades, we’ve gone from being two nations with hardly any ties to speak of, to being thoroughly, inescapably interdependent.  And now, as China has risen on the international scene, our two countries are facing critical choices about how we are going to interact and engage on an increasingly contentious global stage.  The decisions we make next matter enormously, and the results and repercussions of our actions will reverberate the world over. 

Chinese leaders often speak of a new model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s, and it’s true that together, we need to manage our changing relationship in a changing world.  But the principles underlying our relationship aren’t new.  They’re age-old.  What it takes to be a great power hasn’t changed.  It requires shouldering responsibility for shared problems, upholding international norms and universal rights, and working with others within institutions that protect and promote the interests of all.

So it’s not only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that’s at a crossroads.  China stands at a crossroads of its own.  Now is the time for the government to decide if, as China flexes its muscles in the region and beyond, it is ready to step up and accept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being a true great power.

Even against this backdrop of rapid change and global tumult, my hopes for U.S.-China cooperation remain high.  After all, our economies and our security are tightly entwined.  We face shared challenges.  Our countries have never been more connected than they are right now – not only by our governments, as important as they are, but by our people.  Every day, executives and entrepreneurs, scientists and scholars, artists and athletes, students and teachers, family members and citizens of all kinds shape our relationship.  Together, they represent a vast range of priorities, concerns, and points of view.  And they are all stakeholders in the shared future we’re building together – a future that aims to strike a stable and mutually acceptable balance between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Because without cooperation, the peace and stability of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ia will be affected in ways that are difficult to predict, but pose a serious danger to us all. 
 
There are several important areas that demand cooperation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and I want to touch on a few today.  One of the most urgent areas is the current crisis with North Korea, which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vocative and dangerous.  With the fate of millions resting on a diplomatic resolution to this crisis,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be a steadying and consistent force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do everything in our power to keep the peace, uphold our values, and protect our allies in the Asia-Pacific.  

As the new administ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discovering every day, there is no magic solution that will solve the challenges of this region.  But there are steps we can and must take to move in the right direction – starting with putting pressure on North Korea to reach the conclusion that its nuclear weapons are a liability, not an asset.  

To do that, we need to bring North Korea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not resort to bluster and personal taunts that make it impossible for them to do so.  And we need to be creative and determined in pursuit of diplomacy, including by engaging our allies.  I, for one, would like to see the resumption of six-party talks.  Diplomacy in the Asia-Pacific will require a strong U.S. role, but it will also require the active engagement of South Korea, Japan, and particularly China.  

It’s often said that China holds the key to North Korea, and that only if Beijing brings real pressure to bear will Pyongyang change course.  I recognize that reality is more complicated.  But it’s true that if China doesn’t want an American military buildup on its doorstep, and continued instability or even a shooting war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it needs to do more.  This is a test of China’s role as a regional leader.  There may be no good choices available.  But Beijing should remember that inaction is a choice as well – one with particularly dire consequences. 

The second area wher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is essential is in preserving a strong trading and economic relationship.  As economic partners, the U.S. and China can make it possible for more people in both countries to work, trade, invest, create and prosper.  Whether we do or not depends on how our two countries deal with our differences.  China has things it wants, including more opportunities to inves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 have things we want, including an end to discrimination against U.S. companies and protection for their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 end to unfair preferences for domestic firms; more opportunities for American goods, products, and services; and of course, an end to unfair, distorting currency practices.  

This is a difficult, divisive issue here in the U.S.  But there is a growing consensus across the political spectrum that American workers have been taken advantage of for too long, and things have got to change.  Many Americans want to engage in more trade and investment with China, because we believe in the benefits that come with greater economic activity and healthy competition.  But for it to be healthy, it has to be fair, rules-based, and transparent.  If there is an unfair playing field, then trust, confidence, and hope for the U.S. – China relationship begin to fade. 

The third area is climate change – an urgent challenge we have no choice but to face, and face together.  During my time as Secretary of State, the United States made cooperation with China a priority at climate summits.  In recent years, our two countries have come together to tackle this issue, and help lead the global fight against climate change.  But here, too, we are at a crossroads, particularly in the U.S., where ideologues in our federal government refuse to accept the settled science of climate change at all.  The administration’s pledge to withdraw from the Paris Agreement has alarmed environmentalists as well as the business sector.  Retreating from our leadership on this issue is not only embarrassing; it’s dangerous, and detrimental to efforts to take on this global challenge. 

Here in China, you’ve made extraordinary commitments to investing in energy sources like wind and solar.  Some experts say if you continue at your current pace, China could meet the targets you put forward in Paris a decade early.  Yet at the same time, there’s reason for concern when China is starting to backslide on progress at home, and building coal plants abroad.  

No one is better positioned than our two countries to lead the world in confronting climate change, and investing in the jobs and industries of the future.  For that to happen, we cannot waver; we must double down on our efforts.  That’s why it’s heartening that so many governors, mayors, and business leaders in the U.S. have pledged together that they are still committed to the Paris Climate Agreement.  But we know more must be done to meet the climate crisis at home and around the world. 

The fourth area that demands cooperation from our two countries is protecting the essential laws and norms that have for decades protected peace, prosperity, and security in Asia – governing the resolution of disputes, freedom of navigation, and sanctity of law.  These norms have brought Asia the greatest prosperity in modern times, and the greatest beneficiary is China.  Today, some in Asia are rightly concerned that China is seeking to adjust this operating system, to tilt the scale in favor of Chinese interests.  That would undermine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to the detriment of all including China.  The path to legitimacy and respect runs through responsible cooperation in institutions like ASEAN, not through secret military buildups on contested islands, or bullying smaller neighbors.

For these reasons and many more,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ed to develop a habit of cooperation – to develop a framework where neither country seeks zero sum solutions, but instead focus on how to work together.  The region is big enough for both of us.  And the problems we face are certainly big enough for two great nations to tackle together, working in harmony.  

Chinese leaders have long talked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stability.  Americans have disagreed when that has been used as a justification for restricting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But stability is a goal we share, and not every nation does.  In fact, right now across the globe, Vladimir Putin’s Russia has become an agent of chaos, undermining the global order and meddling in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sovereign states, including the U.S.  

President Xi and China’s other leaders have a choice to make: Will they stand with the forces of chaos and conflict, or the forces of stability and order?  I know this isn’t how we normally think about the current geopolitical landscape.  But it’s accurate, and it’s inescapable.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is as full of challenges as ever.  We are two large, complex nations with profoundly different histories, political systems, and outlooks.  Our interdependence means that one of us cannot succeed unless the other does as well.  

Today more than ever before, the U.S. and China must work together to create a future that looks different from the past.  That is, by definition, incredibly difficult.  But we have done difficult things before.  

Back in 1972, when President Nixon disembarked in Beijing and took Zhou Enlai’s hand, both sides were taking a risk.  But they decided that engagement was worth it.  They knew that if the summit between these two countries went smoothly, the conversation would continue, and that would lead to cooperation, and in time, we both would benefit from it. 

That is precisely what happened.  Nearly everything that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disagreed about before that trip, we disagreed about after the trip.  But we began a conversation that has helped us mitigate our differences, and broaden the areas on which we agree.  And the result is the relationship we have today, which is as consequential and multifaceted as any in the world.  

In 2010, I had the honor of visiting the USA Pavilion at the Shanghai Expo.  We had invited young Americans who were studying Chinese to be the guides and hosts at our pavilion.  And many of the Chinese people who had come from all over the country were stunned to be greeted by a diverse group of young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speaking to them in Mandarin.  They asked questions, told jokes, and shared stories with one another.  The connections that were forged were as ringing an endorsement as any I have ever seen of that courageous step taken decades earlier.  And they were also a reminder that we do this work – as government officials, as diplomats, as thinkers and policy experts – because we are committed to building a better world for all of these young people.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will always compete; but we must strive for peaceful competition over daggers drawn.  Just like the threats we face, the opportunities before us are also shared.  We have the chance, if we seize it, to work together to advance prosperity, pursue innovation, and improve the lives of people in our own countries and around the world, not only today, but for generations to come.

I’m looking forward to talking about these issues and more with Wang Boming [WAHng BOE-ming] and all of you.  So with that, I would like to answer a few questions.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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