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丨大明余晖（59）：到处都是“陈胜吴广”

是什么造成崇祯的不幸？即“溃烂而莫可救”，笔者以为是十六、十七世纪之交，支撑中华帝国的士人政治已经走到了尽头，这个政治困局，当时的皇帝和文官集团都没法破解，即使是唐宗宋祖再世，也难力挽狂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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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处都是“陈胜吴广”

发源于西北黄土高原上的农民造反，最终埋葬了大明王朝，也要了崇祯帝的命。官逼民反，几乎是中国王朝更替的周期率，无数的陈胜吴广隐藏在草莽中，有的火星没有烧起来就被扑灭，但总会有一两处可能会引起燎原大火，救火队毕竟不能控制一切。

明末的土地兼并很厉害，这是个全国性的问题，不独西北和中原，江南的富庶之地也是如此。土地抛荒成为一种恶性循环，因为一个地方要上缴给朝廷的赋税是固定的，十户人家若有一户抛下土地远走他乡，原来的赋税就归剩下九户平摊，若有两户走了，赋税由八户平摊，依此类推，农户平均赋税越来越重。如此下去，土地撂荒越来越厉害了。崇祯朝流行一个顺口溜，说“田是昔日富之基，今日累之首。”中国老祖宗造字真是精妙，“田”既是“富裕”的基础，也是被拖累的首要原因。一个农业帝国，种田的农民负担越来越重，宁愿当流民而不愿意呆在土地上，那么这个帝国的基础，已经发生了足以引起地动山摇的变化。

江南一带，自然条件好，尤其是晚明工商业十分发达，农民不种地，涌进城镇照样可以在丝绸、棉花等作坊中找到活计，社会矛盾还不是特别突出，而贫瘠的西北就大不一样了。《明季北略》说：“流贼所由起，大约有六：叛卒、逃卒、驿卒、饥民、难民、响马是也。天下形势莫强于秦，秦地山高土厚，其民多膂力，好勇敢斗，故六者之乱，亦始于此，而卒以亡天下。”

明朝的秦地比今天的陕西要广，还包括甘肃、宁夏大部分，究竟明末秦地农民造反是谁最先发起的，至今没有定论。因为明末的农民造反，不像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清末的太平天国起义那样有宗教方面的准备工作，领导者一开始就基本上确定了。明末的农民造反基本上是活不下去农民铤而走险，因此要考究谁放了第一枪，相当困难。一般认为是较早见于史载的是陕西白水县的王二起义。——王二无非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民的名字，如阿牛阿狗一样，因为饥荒杀死知县逃入山中。不多久，形成了十个较有威望的头目：闯王高迎祥、混天王、扫地王、整世王、塌天王、混世王、过天星、满天星、曹操王罗汝才、老回回马守应。可见这些造反头目，都如《水浒传》中的人物一样，名闻江湖的是他们的绰号，大名叫啥并不重要，造反前他们只是群氓中普通一员。

从《明季北略》的记载中可看出，饥民、流民只是造反队伍的基本群众，真正在队伍中起骨干和核心作用的，决不是刚刚从土地上逃出来的农民，就如《水浒传》中梁山的喽啰大多可能是农民，但一百单八将中地道的农民只有阮氏兄弟和陶宗旺，其余多是朝廷的小吏或下级军官，和原体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明末造反队伍也是如此，分析起来很正常。逃卒、叛卒、驿卒和响马，都经过武装培训，有相当的军事经验和组织才能，见过大世面，在一群饥民中容易脱颖而出，成为首领。

明末从万历朝开始，战事不断，先是西北、西南和抗倭三大征，然后就是和建州女真的战争，从山海关到嘉峪关，是明朝北部的边防线，所面对的是原来的蒙古部落，后来的建州女真，驻军多，防线长。到了后期政治腐败，军队更是腐败的重灾区，士卒领不到饷，没法活下去要么哗变，要么当逃兵，不愿意再回去当农民，那么加入造反队伍肯定是最好的选择。

这些逃兵，在政府的队伍里，由于没有激励机制，自己流血奋战多为上司做嫁衣，所以遇到战争常一窝蜂散去，战斗力很差。一旦当了造反者，首先要拚杀才能不使官军剿灭，其次如果勇猛善战就可能得到更多的战利品，或者升为头目。压力加上动力，逃兵到了造反队伍中，立马和在官军中判若两人。

想想不奇怪，多少在国有企业里混日子的年轻人，一旦下海自己干，精神状态和业绩一下子就变好了。

简单裁员的后果

这农民造反和市场竞争一样，刚开始群雄并起，同类产品大大小小的企业一股脑进入市场。到了后来就优胜劣汰，活下来的总是几个大公司，其他的昙花一现然后被无情地淘汰了。明末农民起义到了崇祯登基以后，一些首领战死，一些投降，一些死于内讧。从混乱中活下来并有所成就的，除了运气成分，其智商、权谋和勇猛坚韧一定是出类拔萃的。

到了后期，名头越来越大的只剩下高迎祥、李自成和张献忠诸人。高迎祥是响马头头，有点像《水浒传》中的托塔天王晁盖，江湖上名头很响，李自成名义上是他的部属，但那时候上下级关系多是松散型的，远没有朝廷官场里那样严格。当孙传庭生擒高迎祥，押送到京师凌迟处死后，李自成犹如晁天王受伤而死后的宋江，接过了“闯王”的名号，成为各路造反军中声势最强的一支。

张献忠和李自成一样，也属于造反首领中的后起之秀，他当年是老回回马守应的手下，骁勇善战，绰号“黄虎”。他曾经在地方当过捕快，就如《水浒传》中的雷横、朱仝那样，大概是因为触犯律条被革职，便去从军，又触犯军法当死，被推出辕门准备斩首师，一个叫陈洪范的将军看他相貌不凡，便向总兵求情，饶过张献忠一命。

李自成、张献忠这类能在百战中成长首领的人，不是目不识丁的寻常农民。有胆有识，有勇有谋的人才可能熬到领导人的位置。刘邦是个小吏，懂文牍谙世情，办事能力很强；朱元璋造反前当小沙弥行走江淮之间，对天下大势很有了解；洪秀全是落第秀才；宋江是不得志的县衙吏目。总之，大动乱中，最可能掀起惊天骇浪的总是这类边缘人群中的精英，一般农民无论进官军，还是被造反队伍挟裹，基本上是做炮灰。

李自成和张献忠都在童年时上过私塾，粗通文墨。张献忠因为与同学殴斗，引发校园暴力事件，一拳把人打死，家产因此耗尽，父亲讨厌这个丧门星，便辍学行走江湖。张献忠是陕西榆林人，李自成是米脂的，两地相距不远，都是陕北土厚沟深的苦寒之地。李自成少年时和年龄相仿的侄儿李过一起读书，读书不成又去学武，天生不安分，不满足于穷困的现状。当兵是这类人的一条出路。和张献忠一样，李自成也有从军的经历，他在家道中落后，去本县的银川驿（非今天的银川市）谋了一个驿卒的差事——类似现在兵站里的士兵。也有史书记载他曾经在总兵杨肇基手下当过兵，参加剿匪，经常把抓获的盗贼放走。那么很可能是他从战斗部队中退伍，找人安排到离家比较近的驿站做一名后勤兵。驿卒可以当一辈子，除了薪水外，因为要接来迎往，有油水可揩。但驿卒的地位是很低的，过往的大老爷稍不如意，就可能拿驿卒出气。海瑞任淳安知县时，都督胡宗宪的公子因为驿站的招待不好，就鞭打驿卒泄愤。

可李自成好不容易谋来这个饭碗，不久也被崇祯帝给砸掉了。

崇祯从他哥哥接手大明帝国这个烂摊子后，最忧心的是财政危机。赋税收不上来，农民不原意种地，而用钱的地方太多，特别是对后金的战争，简直就是个填不满的无底洞。面对这样的状况，进行开源节流自然是不错的办法。

但开源节流学问很大，如果根本的体制不改革，单单进行单项改革效果不会太大，就如《红楼梦》中的贾探春搞改革，节省几两小姐们的胭脂钱，公子的学费钱，于事无补，反而激发矛盾，搞得亲生母亲赵姨娘来羞辱自己。崇祯新政也差不多，他的“开源”最后成了对本来已负担很重的农民进一步横征暴敛，竭泽而渔。他的“节流”就是尽可能减少公共财政的支出，裁掉一些不必要的机构和人员。裁拆驿站便是其中一项新政，结果是让李自成这类失业人员加入造反大军。

李自成是天启六年谋了这个差事的，没准请客送礼花了些银子，到了第三年即崇祯二年，朝廷下圣旨，裁掉大批驿站和驿卒，李自成这类没什么后台的驿卒统统下岗回家呆着。

撤驿站的主意是一位叫刘懋的给事中出的，本意当然是好的，当时的驿站管理之混乱，钱财之浪费让人瞠目结舌。明朝初年就制定了驿站的管理办法，天下驿站归兵部管理，主要为办公事的官员、军队和地方公文来往、老资格的官员致仕回家提供免费饮食和车马。最初管理非常严格，一般人是享受不到的，退休的高官如果蒙圣旨准许乘驿传回乡，那是天大的荣耀。可是这种向上而不向下负责的帝国体制，一项公共政策到了后来一定会变味，因为免费使用驿站服务是占用公家的资源，这些公共牧地的好坏和管理牧地的官员个人利益没有直接的关联，那么管理者一定要拿公共利益来做人情，谋私利。到了后来，免费使用驿站越来越滥了，兵部管这件事的官员随便发执照——当然个人是得好处的。而使用驿站的执照原来是一次使用，事毕缴回，到了后来不上缴了，转让给别人继续使用。这个口子一开，管理驿站的各级官员有了很大的寻租空间。《喻世明言》中有一篇《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说徽州商人陈大郎病了，要把信尽快送到老家。当地一个叫吕公的人，送给一位去徽州办事的公差五钱银子，这封家信就成了公文。小说说道：“‘自行由得我，官差急如火’，不勾几日，到了新安县。”一个小公差都如此，遑论其他官员。

刘懋在奏疏中说裁掉驿站能每年节省银两数十万，崇祯帝大喜，命令天下推行。有官员提出不同意见，一心只想省钱的崇祯帝听不进去。任何一项改革必须要有配套措施，不能简单地一刀切。但裁驿站就是一刀切，不管后果。最后相当多的驿卒加入了造反队伍，见多识广的驿卒给造反队伍带来了活力，这次裁员成就了李自成。计六奇评论道：“祖宗设立驿站，所以笼络强有力之人，使之肩挑背负，耗其精力，销其岁月，糊其口腹，使不敢为非，原有妙用，只需汰其冒滥足矣，何至刻意裁削，驱贫民而为盗乎！”

失业的驿卒归罪出这主意的刘懋，绘其图用箭射之，刘在郁闷中死去。棺材到了山东，没人愿意给他运棺材，棺材在旅店里暂厝了数年。其实怪不得刘懋，明朝的整个政治制度烂到这个样子，一项小改革都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成了饮鸩止渴、剜肉疗伤。崇祯帝的驿站改革，本来是要针对那些损公肥己的官员，可改革一旦展开，又必须依靠这些官员推行。哪有官员主动把自己利益给改革掉的道理，他们一定会想办法把损害尽可能转嫁到李自成这样的下层职员身上，那么改革的后果就可想而知了。

前情回顾：连载丨大明余晖（58）烂透了的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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