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丨大明余晖（63）：屡杀大臣 于国不祥
是什么造成崇祯的不幸？即“溃烂而莫可救”，笔者以为是十六、十七世纪之交，支撑中华帝国的士人政治已经走到了尽头，这个政治困局，当时的皇帝和文官集团都没法破解，即使是唐宗宋祖再世，也难力挽狂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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屡杀大臣 于国不祥
崇祯朝政治一大特点是：内阁变换如换马灯，大臣被戮如杀猪狗。这表明政局极不稳定，措手无策的皇帝只能用频繁地免官、杀人来立威，以求力挽糟糕的局面。和明初朱元璋杀戮大臣好像是一种轮回，然建国初期如此做是朱元璋为了巩固皇权的需要，崇祯帝快三百年后还这样做，则表明王朝快到山穷水尽了。
据统计，崇祯在位十七年，内阁辅臣换了五十个。诛杀大臣无数，开始还是总督、经略、侍郎、尚书级别的，到了后来开始杀首辅。——首辅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再往下杀，就是皇帝本人了。
温体仁投崇祯帝之所好，排挤善类，贻误国事，终于被觉察到，命令其回家养老，张至发接任首辅，做了不到两年，皇帝不满意，让他回家歇着。再接任的是司马迁的老乡，陕西韩城人薛国观。
当时帝国已是外忧内患交加，但朝廷内一帮大臣们还在争权夺利，各立门户，不以国事为重，官僚体系内已经呈现可怕的“逆淘汰”，文震孟这类有气节有责任的官员被罢免，薛国观这类善于损公济私的官员倒受到重用，权柄在手。
这薛国观和温体仁一样对国家毫无责任感，而且个人品德还不如温体仁，至少温体仁不贪污。当上首辅的薛国观一方面收受贿赂，一方面诿过于其他官员，显示自己的能干。有一日皇帝对他感叹官员贪婪，他作为首辅不但不检讨，反而说责任在东厂和锦衣卫责，因为厂卫负责监督百官。——这显然是没有找到吏治腐败的根子，东厂、锦衣卫的监督只是治标，不可能治本。这下惹怒了掌管东厂的太监，得罪特务系统可不是好玩的，哪怕你贵为首相，尤其是自己屁股不干净。既然怪罪东厂监督官员不利，那么首先拿首相本人开刀，掌管东厂的大太监布置下来，让厂卫人员秘密收集薛国观贪污腐败的证据。
接着薛国观又得罪了外戚，因为国库枯竭，朝廷得想办法弄银子。薛国观撮弄皇帝向外戚“借银子”，这些皇亲国戚个个都是爱才如命的铁公鸡，国事如此，他们更不愿意拿自己的钱去填无底洞，因此阻力很大。皇帝便拿武清侯李国瑞开刀，李国瑞在惊恐中死去。这李国瑞是万历帝的母亲、崇祯帝的曾祖母李太后的侄孙，按辈分是皇帝的表叔。这下让其他外戚深有唇亡齿寒之感，便散布谣言说李太后成了九莲菩萨，她在上天恼怒皇帝对外戚如此刻薄寡恩，她要降罪于诸皇子，巧合的是，不久崇祯帝最疼爱的第五子夭折了。
对皇帝有威慑力的除了老祖宗就是上天，这下崇祯帝懊悔极了，安抚众外戚，而把一肚子怨怒发在出馊主意的薛国观头上。
薛到了这个级别，竟然不深谙官场潜规则，太监和外戚是最不能得罪的两类人，他们是皇帝亲近的人，首相官再大，也疏不间亲。
这时候一个当时还是小萝卜头的小官直接要了薛国观的命，这人叫吴昌时，乃复社人士。复社是太仓离职在家的官员张溥、张采主持的一个文人团体，远宗东林，因此号称“小东林”，当时海内稍有名望的士人俊秀都网络其中，有些已经开始进入朝廷的要害部位，因此这个民间团体对政局的影响越来越大。
吴私下里向薛国观跑官买官，薛国观答应给他吏科给事中的职位——掌管干部部门监察权力当然很大。可最后薛国观违背了官场上的规则，收了人家的钱，只给一个六品礼部主事，这是个没油水的职位。吴昌时气极了，联络东厂的人，将薛国观收受贿赂的证据一一呈给皇帝。正想找理由收拾薛国观的崇祯帝，命令薛国观上吊自尽。
薛国观的罪名是贪赃，案件审结后认定赃银只有区区九千两。这点赃银要了首相的命，大家都知道这只是皇帝要薛国观死所找出的理由，真正的原因不便明说。崇祯帝一再用这一招对付他痛恨的大臣，反腐也成了皇帝整人的工具。
要善于替领导背黑锅
几乎是首辅薛国观被杀的同时，领兵“剿匪”的五省总理熊文灿因张献忠在湖广抚后复叛，也被皇帝下令处死。这熊文灿的死可说是自找的，杨嗣昌被委任主持“剿匪”的全面工作时，想倒找交情不错熊文灿做帮手，便向崇祯帝极力推荐，崇祯帝对他是言听计从。
当时熊文灿正总督两广军务兼旬巡抚广东，这是个肥差使。那时候满朝文武把带兵“剿匪”视若畏途，因为下场不是战死就是被皇帝逮捕处死。崇祯帝给熊文灿玩了道花招，派太监以南下采办的名义，顺便拜见了熊文灿。熊在酒桌上款待太监时，太监装着无意说到了中原战乱，没有能干的大臣站出来替君父解忧。喝了两杯酒的熊文灿拍着胸脯慷慨激昂说诸臣误国，若我文灿前往，决不可能如此。太监看到他入瓮了，便说：实不相瞒，皇帝并不是派我来采办的，而是请先生去担当剿匪重任。
这下熊后悔自己的“忠君”秀表演过头了，但是没法拒绝，不得已离开富庶太平的广东，踏上了不归路。
熊文灿、薛国观被处死后不到一年，兵部尚书陈新甲也被杀掉了。他死得更冤，被皇帝推出去当了替罪羊。
崇祯十五年三月，松山、锦州陷落，广袤的东北地，除了宁远孤城外，几乎全是满清人的土地了。早在这场战争开始前，陈新甲就认为应该和谈，满清的后勤因天寒地冻跟不上，也有此意。但当时谁也不敢违背“灭寇雪耻”的谕示，硬撑到大败。
松山大败后，对满清已无牌可打的崇祯帝只得承认现实，决定作出一些让步，对满清和谈。理由是“仰体上天好生之仁”，而辽沈（满清方）早有休兵息民之意。这天朝上国的皇帝，到了这时候，pose还是要摆出来，否则就有伤国体，那帮把面子看得最重要的大臣们会吵嚷不休的。在崇祯眼里，满清只是和朝鲜一样的藩国，天朝决不能以平等的姿态和对方谈判，当年他爷爷万历帝和日本谈判时，也是居高临下，以册封丰臣秀吉的名义进行。所以他写了一道谕示兵部尚书陈新甲的圣旨，表示可以和谈。而把这道给臣下的圣旨送到了皇太极案前。——现在看来真是滑稽，信封上的收信人和实际的收信人不一致。皇太极当然很不高兴，等了解到明朝皇帝死要面子的心思后，也不甘示弱，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以谕示英郡王阿济格的形式，答复明朝。
满清开出的和谈价码是：明朝每年给满清黄金万两，白银百万，满清回赠人参千斤、貂皮千张。让明朝正式承认现在双方的控制区，宁远以南归明朝，塔山以北归清朝，宁远和塔山之间为缓冲区，开设互市。
条件虽然有些苛刻，但不至于太离谱，当时明朝已无力再战，用土地和金钱买下一段和平，把国内的局势平定后，再休养生息，以图将来未尝不可。和谈是秘密进行的，崇祯也准备答应这个条件。谁知道陈新甲和谈判使节之间的文书泄漏出来了，舆论哗然，大多数文臣特别是科道官纷纷上书谴责，大有将唾沫把兵部尚书淹死的态势。
中国人是最善于口头上爱国的，面对众怒，崇祯帝也必须政治上正确，和建州鞑虏谈判，且割地赔款，这个包袱他也背不起。如果陈新甲聪明，应该主动把这个屎盆子扣在头上，说自己擅作主张，顶多也就是免官充军。可他上疏申辩，把真相说出来，说这是皇帝的旨意。这下他死定了，皇帝必须杀人灭口。
可拿和满清谈判为理由杀陈新甲有些牵强，必须从国内问题找罪由，于是崇祯帝指责陈新甲作为兵部尚书，对剿匪毫无建树，使七位藩王被流贼杀害。陈新甲就这样以渎职的罪名被杀了。真正的原因是：关键时刻他不主动替领导背黑锅，反而出卖了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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