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邓小平 40 年前的讲话，我热泪盈眶

作者：刘胜军

来源：刘胜军微财经 ID:caijingknowledge

思想一僵化，条条、框框就多起来了。比如说，加强党的领导，变成了党去包办一切、干预一切。

——邓小平

小平曾经三落三起。

1976 年四人帮落马后，全国百废待兴，全国人民都期盼拨乱反正。1978 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中国命运的转折点。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日期是 1978 年 12 月 18-22 日，而 12 月 13 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被称作“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点讨论并据此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的，正是邓小平这个讲话。这篇讲话，是在文革结束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为中国下一个 30 年指路的历史宣言书，是邓小平为中国改革开放而制定的顶层设计。

▲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

参与讲话起草的经济学家于光远保存了小平同志用铅笔写在 16 开的白纸上的讲话提纲：一共 3 页，近 500 字。提纲列了 7 个方面的问题：一、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二、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三、向后看为的是向前看；四、克服官僚主义、人浮于事；五、允许一部分先好起来；六、加强责任制，搞几定；七、新的问题。

邓小平最初请另外的同志起草了一个稿子，看了不满意。他就亲拟了这份提纲，并召集胡耀邦、于光远等来起草讲话稿。题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也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

▲经济学家于光远

当时，胡耀邦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于光远是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之一。胡耀邦、于光远找了国务院研究室林涧青等执笔起草。邓小平逐字逐句地边念边做修改，形成了最后的讲话稿。

1978 年 12 月 5 日，邓小平又把帮他起草讲话稿的几位“秀才”找去谈话。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提出：

要为敢想敢做创造条件。怎样才能敢想敢做？从制度上解决，根本是民主制度。总不能随便打击同志，对新事物采取支持鼓励态度嘛！特别是学术研究、思想领域内，更需要民主讨论嘛。武断可不行，要真正搞“双百”方针。

定稿后的第二天，邓小平把于光远找到他家里，要他单独起草一段话，举一些实例，专门批评追查所谓“谣言”，动不动就“立案”的错误做法。在同于光远谈话时，邓小平就几次说过：

有的人、有的机关听到一点尖锐的议论，就当作“谣言”，追查所谓“政治背景”，就“立案”，进行打击报复。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

40年后重读邓小平这篇扭转国家命运的讲话，依然令人热泪盈眶，伟人的历史远见、博大胸襟、改革勇气和政治智慧，无不令人感佩。

1

解放思想

由于中国改革开放脱胎于计划经济和苏联模式的意识形态化治理，文革更主张以阶级斗争为纲，观念的障碍成为最大的绊脚石。不解放思想，人们就缩手缩脚，改革开放就无从谈起。邓小平说：

•  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不少同志的思想还很不解放，脑筋还没有开动起来，也可以说，还处在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是好同志。这种状态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

一是因为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大搞禁区、禁令，制造迷信，把人们的思想封闭在他们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不准越雷池一步。否则，就要追查，就要扣帽子、打棍子。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就只好不去开动脑筋，不去想问题了。

二是因为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党内确实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常常以“党的领导”、“党的指示”、“党的利益”、“党的纪律”的面貌出现，这是真正的管、卡、压。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这样，大家就什么问题都用不着思考了。三是因为是非功过不清，赏罚不明，干和不干一个样，甚至干得好的反而受打击，什么事不干的，四平八稳的，却成了“不倒翁”。在这种不成文法底下，人们就不愿意去动脑筋了。

•  思想不解放，思想僵化，很多的怪现象就产生了。思想一僵化，条条、框框就多起来了。比如说，加强党的领导，变成了党去包办一切、干预一切；实行一元化领导，变成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坚持中央的统一领导，变成了“一切统一口径”。

•  思想一僵化，随风倒的现象就多起来了。不讲党性，不讲原则，说话做事看来头、看风向，满以为这样不会犯错误。其实随风倒本身就是一个违反共产党员党性的大错误。独立思考，敢想、敢说、敢做，固然也难免犯错误，但那是错在明处，容易纠正。思想一僵化，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书上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一切照抄照搬照转。把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负责对立起来。

•  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 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  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肯动脑筋、肯想问题的人愈多，对我们的事业就愈有利。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没有这样一大批闯将，我们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就无法赶上更谈不到超过国际先进水平。

2

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

如何才能推动思想解放？邓小平说：

•  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

•  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现在敢出来说话的，还是少数先进分子。我们这次会议先进分子多一点，但就全党、全国来看，许多人还不是那么敢讲话。好的意见不那么敢讲，对坏人坏事不那么敢反对，这种状况不改变，怎么能叫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四个现代化怎么化法？

•  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

•  群众提了些意见应该允许，即使有个别心怀不满的人，想利用民主闹一点事，也没有什么可怕。要处理得当，要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有判断是非的能力。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现在党内外小道消息很多，真真假假，这是对长期缺乏政治民主的一种惩罚。有了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小道消息就少了，无政府主义就比较容易克服。

•  对于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压服的办法，要真正实行“双百”方针。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毛泽东同志历来说，这种状况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的各级领导，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这是一个必须坚持的原则。

3

权力要大胆下放

文革结束后，恢复经济活力是中心任务。邓小平说：

•  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我国有这么多省、市、自治区，一个中等的省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大国，有必要在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之下，在经济计划和财政、外贸等方面给予更多的自主权。

•  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一个生产队有了经营自主权，一小块地没有种上东西，一小片水面没有利用起来搞养殖业，社员和干部就要睡不着觉，就要开动脑筋想办法。全国几十万个企业，几百万个生产队都开动脑筋，能够增加多少财富啊！

•  为国家创造财富多，个人的收入就应该多一些，集体福利就应该搞得好一些。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

4

依法治国

文革十年，法治生态遭到严重摧残。如何重建法治？邓小平说：

•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

•  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例如工厂法、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外国人投资法等等，经过一定的民主程序讨论通过，并且加强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国家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企业和个人等等之间的关系，也要用法律的形式来确定；它们之间的矛盾，也有不少要通过法律来解决。修改补充法律，成熟一条就修改补充一条，不要等待“成套设备”。总之，有比没有好，快搞比慢搞好。此外，我们还要大力加强对国际法的研究。

5

团结一致向前看

文革期间，由于法治生态荡然无存，出现了大量政治化的冤假错案，受害人当然需要平反，但更敏感的问题是：如何对待文革期间的那些违法行为的参与者？邓小平说：

•  这次会议，解决了一些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分清了一些人的功过，纠正了一批重大的冤案、错案、假案。这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安定团结的需要。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

•  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有的问题不能够一下子解决，要放到会后去继续解决。但是要尽快实事求是地解决，干脆利落地解决，不要拖泥带水。对过去遗留的问题，应当解决好。不解决不好，犯错误的同志不做自我批评不好，对他们不作适当的处理不好。

•  但是，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解决得十分完满。要大处着眼，可以粗一点，每个细节都弄清不可能，也不必要。安定团结十分重要。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促进他们自己总结经验教训，认识和改正错误。要给他们考虑思索的时间。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有了认识，检讨了，就要表示欢迎。对于人的处理要十分慎重。对过去的错误，处理可宽可严的，可以从宽；对今后发生的问题，要严些。对一般党员处理要宽些，对领导干部要严些，特别是对高级干部要更严些。

•  今后选拔干部要严格。对于那些搞打砸抢的、帮派思想严重的、出卖灵魂陷害同志的、连党的最关紧要的利益都不顾的人，决不能重用。对于看风使舵、找靠山、不讲党的原则的人，也不能轻易信任，要警惕，要教育，要促使他们改造世界观。

6

克服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是顽症。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期，毛泽东就曾发表《反对党八股》。对于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官僚主义依然是主要敌人。邓小平说：

•  在管理方法上，当前要特别注意克服官僚主义。要搞四个现代化，把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地转到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来，非克服官僚主义这个祸害不可。现在，我们的经济管理工作，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政治的空谈往往淹没一切。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  在管理制度上，当前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现在，各地的企业事业单位中，党和国家的各级机关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无人负责。名曰集体负责，实际上等于无人负责。一项工作布置之后，落实了没有，无人过问，结果好坏，谁也不管。所以急需建立严格的责任制。列宁说过：“借口集体领导而无人负责，是最危险的祸害”，“这种祸害无论如何要不顾一切地尽量迅速地予以根除”。

7

改革开放

面对当时经济社会面临的全面危机，如何寻求突破？邓小平说：

•  我们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学习，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不仅新引进的企业要按人家的先进方法去办，原有企业的改造也要采用先进的方法。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拿出来以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中央各部门要允许和鼓励它们进行这种试验。

•  今后，看一个经济部门的党委善不善于领导，领导得好不好，应该主要看这个经济部门实行了先进的管理方法没有，技术革新进行得怎么样，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利润增长了多少，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增加了多少。各条战线的各级党委的领导，也都要用类似这样的标准来衡量。这就是今后主要的政治。离开这个主要的内容，政治就变成空头政治，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

•  我们在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时候，要切实做到职责分明。要使责任制真正发挥作用，必须采取以下几方面的措施：一要扩大管理人员的权限。责任到人就要权力到人。当厂长的、当工程师的、当技术员的、当会计出纳的，各有各的责任，也各有各的权力，别人不能侵犯。只交责任，不交权力，责任制非落空不可。二要善于选用人员，量才授予职责。要发现专家，培养专家，重用专家，提高各种专家的政治地位和物质待遇。用人的政治标准是什么？为人民造福，为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积极贡献，这就是主要的政治标准。三要严格考核，赏罚分明。要根据工作成绩的大小、好坏，有赏有罚，有升有降。而且，这种赏罚、升降必须同物质利益联系起来。

•  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建议同志们认真加以考虑和研究。

8

干部要抓三个方面的学习

改革开放能否搞好，首先取决于担负领导责任的干部。邓小平要求：

•  这些年来，应当承认学得不好。主要的精力放到政治运动上去了，建设的本领没有学好，建设没有上去，政治也发生了严重的曲折。现在要搞现代化建设，就更加不懂了。所以全党必须再重新进行一次学习。

•  学习什么？当前大多数干部还要着重抓紧三个方面的学习：一个是学经济学，一个是学科学技术，一个是学管理。学习好，才可能领导好高速度、高水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实践中学，从书本上学，从自己和人家的经验教训中学。要克服保守主义和本本主义。几百个中央委员，几千个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干部，要带头钻研现代化经济建设。

9

感 怀

邓小平 40 年前的讲话，今天依然振聋发聩：

第一，邓小平的很多观点具有强烈的历史穿透力。小平说：

加强党的领导，变成了党去包办一切、干预一切；实行一元化领导，变成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坚持中央的统一领导，变成了‘一切统一口径’。

打着加强党的领导的旗号“包办一切、干预一切”，最终必定削弱党的领导。这种现象笔者称之为“高级黑”。40 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面临“高级黑”的考验。“高级黑”是“越左越安全”的典型症状。2018 年 11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民企座谈会上对此提出了批评和警告：

•  有的人提出所谓“民营经济离场论”，说民营经济已经完成使命，要退出历史舞台；有的人提出所谓“新公私合营论”，把现在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曲解为新一轮“公私合营”；有的人说加强企业党建和工会工作是要对民营企业进行控制，等等。这些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不符合党的大政方针。

•  有些部门和地方对党和国家鼓励、支持、引导民营企业发展的大政方针认识不到位，工作中存在不应该有的政策偏差，在平等保护产权、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等方面还有很大差距。

刘鹤副总理也指出：

•  有些机构的业务人员认为，给国有企业提供贷款是安全的，但给民营企业贷款政治上有风险，宁可不作为，也不犯政治错误。这种认识和做法是完全错误的。

第二，邓小平警告的官僚主义依然是改革的巨大阻力。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传达文件，依然是根深蒂固的陋习。2017 年，习近平就新华社一篇《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新表现值得警惕》的文章作出指示：

文章反映的情况，看似新表现，实则老问题，再次表明“四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新华社的文章反映：一些领导干部调研走过场、搞形式主义，调研现场成了“秀场”；一些单位“门好进、脸好看”，就是“事难办”；一些地方注重打造领导“可视范围”内的项目工程，“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领导不注意”；有的地方层层重复开会，用会议落实会议；部分地区写材料、制文件机械照抄，出台制度决策“依葫芦画瓢”；一些干部办事拖沓敷衍、懒政庸政怠政，把责任往上推；一些地方不重实效重包装，把精力放在“材料美化”上，搞“材料出政绩”；有的领导干部热衷于将责任下移，“履责”变“推责”；有的干部知情不报、听之任之，态度漠然；有的干部说一套做一套、台上台下两个样。

第三，邓小平非常注重经济规律。邓小平说：

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

2017 年中央发布关于弘扬企业家精神的意见，这是党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企业家精神。要激发企业家精神，就必须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规律，在制度安排上创造相应的物质激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提出推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员工持股等，都是非常必要的改革举措，理应成为下一步深化国企改革的重点突破口。

第四，要建立思想的市场。邓小平说：

现在敢出来说话的，还是少数先进分子。许多人还不是那么敢讲话。好的意见不那么敢讲，对坏人坏事不那么敢反对，这种状况不改变，怎么能叫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四个现代化怎么化法？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在 2011 年曾经提出类似的忠告：

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

如果能鼓励经济金融问题的健康讨论，一些不合适的政策就可以避免，一些政策偏差就能更快地加以纠正。今年以来经济金融风险加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思想市场不活跃，导致国进民退现象未能及时纠偏。同时，社会舆论的压力，也可以形成倒逼改革的强大动力。

第五，改革开放的本质是“放开搞活”。邓小平说：

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中央各部门要允许和鼓励它们进行这种试验……只交责任，不交权力，责任制非落空不可。

在改革步入深水区的今天，进行顶层设计是非常必要的，但在改革实施过程中，应该鼓励各地进行“基层探索、因地制宜”，否则政策“最后一公里”就难以打通。对于国企，更不能以行政管制代替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否则只会窒息国企的效率与活力。“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不能叶公好龙。上海科技创新板试点注册制改革能否取得突破是一个重要观察窗口。

第六，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有句至理名言：

好的制度使坏人变好，坏的制度使好人变坏。

因此，要善于从制度的层面去思考和对待历史问题，向前看。由于这样的智慧，改革开放初期并没有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十八大之后，中央在反腐中提出：

要重点查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领导干部。

这一思路就体现了“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深刻理念。同时，“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十九大之后，我们应该加快推动体制改革，实现治本。

第七，干部的考核激励是改革的“牛鼻子”。邓小平批评了一些逆向的激励：

什么事不干的，四平八稳的，却成了“不倒翁”……名曰集体负责，实际上等于无人负责。

领导得好不好，应该主要看这个经济部门实行了先进的管理方法没有，技术革新进行得怎么样，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利润增长了多少，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增加了多少。

十九大之后，中央提出设计围绕高质量发展的政绩考核标准，这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有助于克服官场不作为的现象，推动经济社会转型。

伟哉邓小平！

本文转载自刘胜军微财经，不代表《财经》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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