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车卖浆者是市场这座青山的灌木和花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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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应该是由人而非建筑构成的，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如何，是衡量这座城市魅力的主要指标，不应靠打分、评比来为城市的优劣下结论。李克强总理把市场比喻成“青山”，很精准。一座青山，决不能只有参天的乔木，而没有低矮的灌木和随处可见的小草和野花。

文 | 《财经》新媒体主笔十年砍柴

编辑 | 涂伟

昨天（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后，李克强总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表明，越是困难越要坚持改革。首先要让市场主体活下来。政策的真金白银要确保落到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上。1亿2000万市场主体就是青山，留住他们，就会赢得未来。不仅要让市场主体活下去，更要通过‘放管服’改革把他们激活起来。”

就在几天前，有消息称中央文明办主动适应常态化防疫形势，在今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标中，已明确要求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

两条内容结合一起看，笔者的感受是，在应对疫情给经济带来巨大影响的非常时期，高层认识到小微企业包括个体工商户的重要性。构成“青山”的中国1亿2000万市场主体，大多数是小微企业和小商店、街上的摊贩。看到中央文明办所采取的举措，我才知道以前“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影响着文明城市测评。可以想见，为了评选或保持文明城市的称号，流动商贩在许多城市生存是何等的艰难。层出不穷的城管和摊贩冲突报道，即可证明这一点。

在为政府高层英明决策点赞的同时，笔者心中不由得也涌现出一个疑问：为什么要到困难的时候才强调让市场主体活下来，才允许贩夫走卒在城市繁华处引车卖浆？难道，一座城市的街道上看不到摊贩和提篮小卖，就说明这城市变得文明了？

笔者以为，文明不能看街衢表面上是否整洁有序，更要看这个城市市场是否有活力，法治是否公正，穷人在城市中的生存空间如何。没有市场活力的城市，人们生活不方便的城市，穷人谋生之路不畅的城市，看上去豪华气派，街衢井然有序，又有何意义呢？

城市应该是由人而非建筑构成的，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如何，是衡量这座城市魅力的主要指标，不应靠打分、评比来为城市的优劣下结论，这个道理并不复杂。而允许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的存在也不能是应对疫情的权宜之计。

“放管服”的重点应该是简政放权，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为企业提供高效服务，营造便利的市场环境。“管”是创新监管，以维护和促进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环境，而不是挥舞行政权力的指挥棒给市场主体设置障碍，出各种难题。它与“放”和“服”三足鼎立，互为依存，而不应是冲突的。

小商小贩群体遭遇的监管态度，往往能反映出其经济体制的活跃度。在这方面中国可谓殷鉴不远。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了片面追求“一大二公”，对个体商贩简直是穷寇猛追。以“投机倒把”治罪是商贩们头上的达摩克斯之剑，为了“割资本主义尾巴”连农家自己饲养的鸡鸭猪羊拿到市场上售卖亦被干涉，许多乡镇和城市的集市被取缔。中国人民为此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历史已经给了答案。1978年中国启动改革开放，各地激活市场、搞活经济的切入点，往往是政府鼓励摆摊和开店。1992年小平南巡后，笔者正在西北的兰州读大学，市场经济之风吹进这座内陆城市。一个周末，当时的兰州市长柯茂盛在东方红广场摆摊叫卖，我还上前买了双袜子。市长此举就是想在那座重工业为主的城市提倡小摊小贩。

中国的经济在短短四十年内，从民穷国弱成长为世界第二经济体。其实也没过几天富足的日子，一些城市就对引车卖浆的贩夫走卒很不客气。似乎没有街上的小商贩，这座城市就上了档次，就显得文明。认识何其浅陋也，经济发展水平超过中国的日本、韩国，小摊小店很多，各个城市的夜市很繁华。

刘邦是沛县的基层小吏出身，对民间疾苦颇为了解。《史记》载“高祖六年，立大市”。这一年为垓下之战的第二年，大战过后，商业萧条，商贾稀少，朝廷在长安设立“大市”就是要鼓励商贩们活跃起来。汉惠帝二年，丞相萧何去世，朝廷派使节赴齐国征召齐相曹参进京接任。曹参临走前对继任的齐相说，“以齐狱市为寄，勿扰。”即叮嘱不要去干扰齐地的民间词讼活动和市场交易。接任者大惑不解，问他难道治国没有比这件事更重要的吗？曹参向他解释，“不然。夫狱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扰之，奸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曹参所说的“奸人”是唯利是图的人，这是多数人的本性。没有包容性强的市场，这些靠做买卖的“奸商”们活不下去，那世道就乱了。汉初立国后，到文帝、景帝，皆采取“黄老之术”治国，即朝廷推崇“贵清静而民自定”。主张无为而治，掌握政治要领即可，因势义导不要作过多的干涉。遂有“文景之治”。到了汉武帝，这个国策有了大的改变。

刚刚去世的“赌王”何鸿燊的曾祖父是从荷兰来到香港谋生的犹太人何仕文，他先是在一家银行做职员，后开了一家烟酒店才发家致富。民国初年上海的华商领袖虞洽卿，早年间从家乡宁波镇海县跑到大上海一家颜料店当学徒。当时的上海、香港，能够出现虞洽卿、何仕文这种穷小子逆袭的传奇，乃是因为两座城市很包容，有贩夫走卒、小摊小店的巨大生存空间。如果把这个生态破坏掉了，很难想象浙江一位乡下孩子能在亚洲第一大都市成为“财神”。

《红灯记》中有一段李玉和的唱词，表扬铁梅的能干：“提篮小卖拾煤渣，担水劈柴全靠她。里里外外一把手，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家人虽然艰难，但在工业区能够活下来，铁梅能“提篮小卖”功不可没。

李克强总理把市场比喻成“青山”，很精准。一座青山，决不能只有参天的乔木，而没有低矮的灌木和随处可见的小草和野花。如果因嫌弃灌木和花草而将其铲除，只留下高大的乔木，那么这座山一定会水土流失，最终乔木也无处可扎根，青山变成秃山。

保护青山上的灌木和花草，让其自由生长、争奇斗艳，应该是长久之计。如此才能青山常在，绿水长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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