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厂员工，买房降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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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授权转载自每日人物（ID：meirirenwu）
文 | 易方兴
编辑 | 楚明
换个小房子？
年龄是同压力一起增长的。
从事人工智能领域的孙明买房是在32岁，当时是2018年，公司要从中关村搬到后厂村自建大厦。因为离新公司比较近，他决定在马连洼买房，那时候马连洼的房子7万多一平米，一套房子接近500万元，光房贷每个月就要2万元。当时夫妻二人工资的一半拿出来还房贷，他这人很乐观，还跟媳妇说：“我再跳两次槽，年包再涨两次，这些房贷就不是事了。”
结果到了今年，别说跳槽，原本240个人的团队，现在只剩下100人，“今年已经裁员两拨了，每个人都岌岌可危”。孙明说，两种员工很危险，一种是高薪，但能力不足，另一种是低薪，但是不听话的，他生怕自己成为其中任何一种。
他的乐观消失了，而且妻子已经怀孕了，未来急需用钱。他决定，无论如何要保住工作，“哪怕降薪20%”。
该来的还是来了，得知被裁员的那天是晚上9点，平时对他挺照顾的部门leader给他倒了杯茶，“现在大环境不好，每个人都困难，你的绩效没达标，没办法”。
互联网招聘圈流传着这样一句话，“P7、30岁以内，P8、35岁以内，P9、40岁以内”。这意味着，如果中年失业，而你又没有升到相应的级别，大概率往后的收入水平还要降低。
他还记得那天被hr约谈之后，他不敢让家里人知道，那天中午他去便利店买盒饭，一盒米饭，只点了一个粉丝炒白菜，店员还问他，“就这些？”
真正聊多了，会发现每个同事面对房子，都有自己的难处。还没有被裁之前，孙明在公司经常跟人聊房子的话题，产品线的小姑娘为还房贷的事跟老公吵过架；隔壁工位的程序员大哥刚刚生二胎，房子住不下了，也在发愁；而做测试的小哥刚被上家公司裁员，房贷都是父母在帮着还，现在跟孙明一起又被裁了……
结果，又过了2个月，整个业务线没了，就连当初裁他们的部门leader也被裁了。他们还出来吃了顿饭，leader安慰他，“绩效没达标不是你的问题，当时每个人都没达标，只是找个理由”。吃饭的时候，他跟leader有了同一个身份——需要发愁房贷的中年失业者。
聊天中，一个选项冒出来，“为什么不把现在的房子卖了，换个小房子？”
降级之前，是升级
徐晖是听着大厂人买房的故事进的大厂。
2018年前后，是互联网行业第三次上市潮，B站、爱奇艺、小米、美团，创造了一大批上市富豪。那时候徐晖在京东，周围的同事聊的还都是买房升级。有个编号在300之内的员工“H哥”，总是话题的中心，因为H哥手上几万股京东的股票，按照当时一股30美金的价格，就是身价2000多万元，正在发愁买两套小户型收租，还是买一套大的。
相比之下，那时徐晖还租住在亚运村，房子即将到期，房东把租金直接加价1000块。后来他从京东离职，保持着每年一次的跳槽频率，最近跳槽到一家创业公司，直到被公司通知裁员之前，他都攥着期权，盼着上市。
▲ 有房补的大厂员工会被房东涨房租。图 / 脉脉截图
2020年8月，是互联网大厂人买房的另一个高潮，北京昌平东小口镇的绿城奥海明月，刚好赶在那时开盘，里面百分之七十的买房人都是码农。
周强就是在那时买的奥海明月，价格上，54000元一平米，以他当时的收入，能接受88平方米的中户型。地理位置上，小区位于朝阳、海淀、昌平三区的交汇处，上班也方便。当时，他记得跟自己一起看房的是一个快手的员工，对方还抱怨：“如果能再早进快手两年，就不会看上这种小房子了。”
那个年代的互联网人，似乎还没有焦虑这个概念。尤其是在后厂村，买起房来都是拉帮结派的，通常是一个人买了之后，回到办公室里一聊天，第二天就会有几个同事去看房。当时周强还加了个交流群，聊得最多还是房子，码农们买房有个特点，对于刚需盘，只要总价够得上，位置距离公司近，付定金很少犹豫，一般不超过3天就能做决定。
这种果断，也从侧面说明了大厂人在当时，是一种轻松的买房心态，不会为资金发愁。
对于后厂村的腾讯、百度的员工来说，西山壹号院小区是一个传奇，它几乎是互联网大厂人当时“买房升级”的象征。这种象征，首先体现在地理位置上，在腾讯、百度的北京总部与西山壹号院之间，只隔了一条西北旺东路，从公司的落地窗向西远望的话，总能看到这个小区。
更为重要的象征，是体现在价格上。2008年，融创中国联手首钢地产，以20.1亿元拿下了北五环外的西北旺地块。3年后，西山壹号院入市，锁定的就是财富迅速增长的互联网大厂人。户型上，两三百平方米做三居，四五百平方米做四居。如今，西山壹号院一套277平方米的二手房，售价3000万元，以至于西山壹号院甚至成了西北旺码农们的财富计量单位。2021年快手上市之后股价翻番，持股员工平均身价超3000多万元，被戏称为“快手人手一套西山壹号院”。
那是属于大厂人的“买房升级”时代。
降级求生
如今，谁也没想到，短短一两年时间，一些互联网大厂人已经进入到股价缩水、身价下跌，甚至需要为保住饭碗而担忧的时代。相应的，买房也并不意味着财富的持续增值，相反还可能带来不确定性的压力。
真正让孙明决定卖房的，是母亲得了喉癌。去年下半年，好在发现得早，他专门回了老家一趟，跟医生聊起了自己的房贷压力，医生说得很隐晦，这个病急不来，长远来看，需要做一定的资金准备。跟媳妇商量之后，他们决定把马连洼的房子卖了，换套小房子，然后把多的钱买成理财应急。
正式决定买房降级之前，他们决定先看看房子。扣除贷款以及为治病做的储备部分，计算下来，手头上资金只有200万元左右。这么一点钱，看房子成了一件很苦闷的事。
“回龙观、天通苑、北苑、立水桥都看了，现在是看房的区域越来越大，离公司越来越远。”北京地铁13号线被称为“码农专线”，所以还是考虑沿着13号线买房，“但是望京就别想了，买不起，看来看去，可能只有选择回龙观了。”
然而去了回龙观，发现也不是那么回事。“回龙观的房子都太大了，就算是两居室，也有90到100平米，总价比较高。”最后算下来，他可能只能够到北郊农场宿舍这样的房子，一下子降级到住“砖楼”，周边也没什么学区。
看到最后，他发现自己如果卖掉手中的房子，在北京甚至到了“无房可买”的境地。
在大厂里，就连谈论房子话题的人都在变少。另一个工作在后厂村的大龄程序员许磊发现，如今公司里，就算是聊，也多是一些关于房贷、生娃的忧愁情绪。“几年前大家抱怨内卷，抱怨加班，现在感觉有个工作做就不错了。”他发现自己36岁的年龄，做设计已经没有竞争力了。从上一家大厂出来后，他又创业失败，再找工作，投了40多份简历，只有5家面试通知。他报的期望薪资也越来越低，之前是每年30万元，现在自己给降到了20-25万元。最后终于进了另一家大厂，还是在后厂村，在原来的公司对面。
这些年他攒了100多万元，原来还幻想着在公司附近买房，两年前还实地跑过十几个楼盘，甚至还看过大兴的一个首付100万元的“上车盘”，当时差点就付了定金，但还是放弃了。如今，工作变动，希望彻底破灭。他决定回老家武汉买房了。
被迫适应的新生活
孙明在北京看了一圈房子之后，发现没有一个能够满意。要么是房子太破，要么是没有学区，要么是周边没有配套，要么是离公司要2个小时的通勤时间。
“买房可以降级，但生活水平不能降级，人总要占一头吧。”今年上半年，孙明和媳妇用了另一个办法，利用之前积累的人脉，自己开了个编程工作室，偶尔到平台上给新人讲讲课，收入也能维持。
更重要的，是不用非得留在北京了，孙明决定回老家广东韶关。而在三四线城市里，他之前的那套买房逻辑也失效了。一二线城市里，市场最热门的房型里，永远是小户型，不愁卖不出去。相比之下，在孙明老家，150平方米以上的大户型才是热门。他手握上百万，在韶关看中了一套大户型二手房。中介极为热情，把在北京买不起房的他当成大客户，每次看房都带上三四个人给他们夫妻服务。
只用了一周，他们就在韶关的浈江边买了一套江景房，这下孩子上学也不愁了。就是到了晚上9点之后，他总觉得很失落，以前这时候他还在工作，但这边街上基本上见不到什么人了。他每天骑1个小时自行车，从晚上9点骑到10点。在这个城市的主城区，一个小时就能骑一个来回。
他觉得自己运气算好的，还能做跟原来的领域相关的工作，他的另外两个中年失业的同学，已经开始转行卖保险了。
同样的，回到武汉之后，之前攒了100万想买房的许磊去了一家小公司。他特地选择了周边房价不是那么高的公司。他已经做好打算，如果面试能过，就在这附近看看房子，100多万元的首付，买个小的刚需房还是可以的。按照他的经验，面试的那些题目都很简单，但面试过程让他郁闷。对面坐着的人目测比他小10岁，是个小姑娘，放下简历问他，“为什么选择我们公司？”
他心里觉得憋屈。“我这么一把年纪，来这里难道是为了追梦吗？肯定是北京买不起房，待不下去啊。”
他一边想，一边嘴上回答说：“为了追梦。”
（文中孙明、徐晖、周强、许磊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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