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浙沪才有的“安徽料理”，深藏长三角与安徽的新关系

“安徽料理”背后活跃的安徽人。（图/视觉中国）

来源 | 吴晓波频道

作者 | 徐涛  责编 | 何梦飞

占领江浙沪的“安徽料理”

在江浙沪大都市的打工人，深夜下班就餐或外出吃宵夜，总能在路边看到四个醒目的大字——“安徽料理”。

“料理”一词来自日语，常见于高档餐厅，但当它搭配着红底黄字的招牌，夫妻二人推着餐车忙前忙后，贩卖十块一份的炒粉，一股反差感和荒诞感不免袭来，字里行间颇有调侃之意。

一探历史，“安徽料理”出自2003年以上海都市为背景的情景喜剧《都市男女》，编剧正是两年后凭借《武林外传》成名的宁财神。

剧中，主角团被一名安徽籍外来务工者做的“臭鳜鱼”等安徽菜惊艳到了，遂助其策划融资开店打广告，取名“安徽料理”。而后“安徽料理”在大上海站稳脚跟，逐渐发展全国。

现实世界中的“安徽料理”因何得名无从知晓，但由“安徽人经营的路边小食摊”却有着一段真实历史。

上世纪9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缺乏政策扶持和工业底蕴的安徽出现了一波“打工潮”，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周边大城市扩散，比如上海、苏州和杭州。而东南沿海的房地产行业极速扩张，催生了具有时代特色的“农民工”群体，尤以安徽籍居多。

彼时，建筑业正经历了由国营到市场化的转变，工程项目被拆分，转由个人承包。当层层转包后，最后承揽者的利润已所剩无几。于是，原本国营时代的食堂用餐福利遭取消，以农民工群体为主要贩卖对象的路边小食摊便应运而生，经营者主要来自其家属。

“安徽料理”是激荡年代安徽籍外来务工者的生存缩影。到了今天，这块“招牌”逐渐构建了以大爆款、多矩阵为特色的“小吃宇宙”，像杭州巴比馒头、北京蒸功夫、广州自洲包点、苏州天添包子皆为“安徽制造”。

“安徽料理”背后活跃的安徽人

事实上，只有江浙沪地区才有的“安徽料理”，深藏着安徽与长三角的联系。

整个江浙沪，由于民企众多，服务业生态完善，近十多年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安徽籍经营者和务工者。据“七普”数据，江浙沪总共吸纳了865万安徽人，占安徽户籍人口的1/8。

以前江苏省是安徽人闯荡的首选地。清朝中期撤销江南省，分为江苏和安徽两省，安徽又因省内经济中心徽州和政治中心安庆而得名，因此在地理、历史和文化层面，安徽和江苏两省有着天然的联系。改革开放后，江苏乡镇企业（苏南模式）和外向型经济发展起来了，催生了对周边城市的劳动力需求。如今在江苏的安徽人约308万人，占江苏外来人口总量的30%。

上海是安徽人的第二大热门打工地。作为国际化大都市，上海凭借顶级的教育、医疗、就业资源，产生巨大的虹吸效应。根据2020年“七普”数据，在沪外来人口中安徽籍高达240万，占比23.2%，于松江一带落脚居多。

尽管这个比例常年超过20%，但上海实际吸引力在不断减弱——2019年之前，根据上海市统计局数据，在沪安徽籍人口比例能接近30%。

浙江省则是目前安徽籍打工者最为聚集的地方。同样根据“七普”数据，浙江外来人口第一名就是安徽人，高达313.9万，占比19.4%。

去年，浙江还率先提出实行长三角地区（沪、苏、浙、皖）户籍准入年限累计互认，社保年限，可在浙江当地合并计算。

所以按省份排名，安徽人最喜欢跑的省份是浙江、江苏、上海；如果再细分到城市，上海吸引了最多的安徽人，南京次之，但“浓度”更高——安徽籍占南京总外来人口的29.8%。

排第三的是杭州。由于近几年的互联网和直播经济新业态，加上更为激进的基建计划，一时间来自安徽的“杭漂”涌入。2022年杭州积分落户申请名单显示，外省户籍最多的是安徽人，占比高达18.71%，超过了河南籍的12.44%，成为最爱落户杭州的外省人。

“安徽料理”与杭州愈发密切的关系也反映了这个趋势。时至今日，其他地区的“安徽料理”或多或少地被淘汰、转型或升级，但在杭州总有一块自留地，以至于新一代安徽籍“杭漂”不免对这一既熟悉又陌生的东西感到惊讶。

曾几何时，杭州的文一西路，每天零点到五点，若你初到杭州生活窘迫，只要拿几块废弃纸板，就能在“安徽料理”的小店里换一顿餐食。

不过反过来看，安徽人涌入江浙沪意味着本地人口的大量流失。2020年，安徽流向外省（主要为苏浙沪）的人数高达1152万人，占常住人口的18.9%，流出人数位居全国第二，较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又上升了11%。

整个安徽省除了省会合肥以及芜湖等地，淮南、安庆、六安等10个城市人口都出现了负增长。

安徽人为何喜欢往外跑？

正如今天所调侃的“南北方交界不供暖，江浙沪周边不包邮”，安徽的尴尬之处在于，既不沿海，也不深入内陆，扭扭捏捏，很容易成为政策的真空地带。

但是没有政策又如何，安徽是个资源大省，本可以自力更生，发展工业，正所谓“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历史上的徽商鼎鼎大名，凤阳小岗村的十八个农民的“血印”则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

然而，安徽又深受地理限制，特别是皖北，真的算是“七分天注定”。安徽位于淮河中游，饱受水患，直到现在还有24个泄洪区，数量占全国1/4，安徽有不少带有“圩”和“坝”的地名，听着很土，实际上这些地方就是不折不扣的泄洪区，承担了“上保河南，下保江苏”的重任。大面积的泄洪区无法发展制造业，只能适应性地发展农业和水产养殖。

因此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安徽的农业生产力起来后开始最大限度地支持工业，成为交税纳粮的农业大省。而不愿忍受农业之苦的人，则背井离乡，朝东寻求机遇。

直到2008年后，神州大地的一条条工业巨兽加速起飞，开辟了一个新的效率时代，也极大地改变了安徽的命运——它们就是高铁。

从此，安徽与江浙沪地区的经济串联成了一个大动脉。影响更为深刻的是，到了2019年，安徽全域被纳入长三角范围。江浙沪如何带动安徽，实现长三角地区高质量发展成为核心话题。

帮扶安徽，共同富裕

2021年，国家发改委印发《沪苏浙城市结对合作帮扶皖北城市实施方案》，帮扶城市是上海3个区，江苏省3个市，浙江省2个市，受帮扶城市为安徽省的淮北、亳州、宿州、蚌埠、阜阳、淮南、滁州、六安。

可见，帮扶城市集中在安徽经济最为不发达的皖北地区，而这块区域的经济总量加起来也抵不过一个苏州，如果不把这块短板补齐，长三角扩容、向内辐射的战略也无从谈起。

从具体的帮扶结对来看，也能发现一些“小心思”。比如南京帮扶滁州，因二者相邻，去年建成的滁宁城际铁路，使得滁州到南京最快仅需40分钟。效果也不错，如今滁州已成为一匹黑马，经济总量已上升至全省第三。

除了和滁州关系紧密，南京都市圈还升级为第一个获批的国家级都市圈，横跨苏皖两省，囊括滁州、马鞍山、芜湖、宣城四座城市。

对于被长期调侃为“徽京”的南京而言，GDP在省内经济首位度仅为13.75%，省内辐射力度和带动力度有限，难以融入苏南城市圈。但在地理上南京又被安徽三面环抱，想要施展拳脚，只能进行“西进”策略。

但近几年来，安徽和杭州的关系愈发紧密。特别是皖南地区，与杭州直接接壤，方言同属吴语区，在文化认同和感情上更愿意融入。所以“新徽京”的头衔花落谁家尚不知晓。

2007年，由杭州、湖州、嘉兴、绍兴组成的“杭州都市圈”正式成立。

2008年，杭州都市圈首次扩容，衢州和安徽黄山加入。两年后，安徽宣城和杭州申请“入圈”，成为观察城市。从最初的“一省四市”到“两省六市”，杭州都市圈作为“长三角金南翼”的“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展。

随着合福高铁、杭黄高铁等相继通车，皖南地区的高铁网络逐渐成形，一个以杭州为中心的高铁经济圈正加速形成。杭州有数字经济、电子商务、云计算等新兴产业，杭州企业不断在皖南设立分部或生产基地，皖南则有农副产品、旅游产品，通过高铁，优化了两地资源配置和产业协同。

当然，投资和转移产业的地区不仅仅是杭州。2022年的时候，江浙沪在安徽投资的在建亿元以上项目个数比2018年增长50.7%，实际资金占全省投资资金的比重近60%，像服装加工、面料加工等附加值和含金量不高的产业是这波转移的主力——这不仅为安徽带来更高的人均收入，也让江浙沪的重点城市能够腾出土地，发展更为紧迫的高端产业。

根据今年一季度中部六省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安徽以10569元位列第一，高于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山西——长三角城市群绝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城市，不希望成为第二个贫富差距悬殊的珠三角。

当然，近十年安徽自身也在努力，省会合肥依靠“风投模式”创造亚洲发展最快城市的奇迹。2014年至2023年，合肥常住人口增加219万，安徽人口开始回流。不过也留下了一些被人诟病的地方，比如虹吸效应明显，风投模式存在泡沫及吃财政补贴之嫌，扶持中小企业力度不够，营商环境有待提高等等，安徽仍然有很多向江浙沪取经和融合的地方。

但无论如何，一个不可否认和忽视的事实是，只要这片土地上生活着吃苦耐劳、生存力极强的个体，这里的经济就垮不了。每当夜深人静，在那一个个冒着热气、微光渐明的小食摊前，我们看到了他们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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