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文轩：儿童阅读如何规避"毒书"
曹文轩，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北京大学教授，获国际安徒生奖
我不是一个十分典型的儿童文学作家，因为我在写作过程中一般较少考虑我作品的阅读对象是儿童，更少考虑他们是我作品的惟一阅读对象。在书写的日子里，百般焦虑的是语言、故事、结构、风景、意象甚至是题目和人名之类的问题。不时闪过脑海的可能是契诃夫的一句话：如果在第一幕挂上去一把剑，那么在最后一幕务必要将这把剑拔出剑鞘；或者是卡夫卡的一句话：一本书必须是能砸开冰冻海面的斧子；或者是帕慕克的一句话：文学是什么？文学就是用一根针挖一口井。
我曾经许多次发表过一个偏颇的观点：没有艺术，谈论阅读对象是无效的。但我十分走运，我的文字引来了成千上万的儿童。当那些书以每年每种十万册的增长速度被印刷时，我暗自庆幸我所选择的文学道路。
我要在这里告诉诸位：儿童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读者。
这一次，我想谈论的话题是：儿童文学作家如何面对浅阅读时代。这些观点可能是非常个人化的，没有普遍意义。
如果要讨论今天的儿童文学写作状态，可能要从当下儿童的阅读状态谈起。道理很简单：生产出来的作品是供人阅读的，阅读状态影响着写作状态，尤其是当世界运行到今天这个高度商业化，并将娱乐作为重要取向的时代，写作状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受到阅读状态的影响和制约。
这些年我一直在关注一个无处不在的事实：当我们用尽天下最优美的言词去赞美阅读时，我们却同时面临着泛滥成灾的无意义的、劣质的、蛊惑人心的、可能会使人变得无知和愚昧，甚至会使人堕落的书。
童书的状况也大致如此。
这些书几乎与那些优美的图书一样多。它们也是书，问题就正在于它们也是书。书和书是一样的面孔，我们无法说它们不是书。有时，它们甚至比书还像书。事情的复杂性一下子使我们陷入了似乎永不能走出的泥淖。
因为知识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因为道理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我们很难指认哪些书不是书而是垃圾。它们混杂在好书中间，甚至是冠冕堂皇地与好书堆放在一起，我们望着它们，却根本不能判断它们。
加上当今世界的唯利是图，这些书在被出版商们以及被出版商们贿赂过的媒体的大肆宣扬与轮番炒作之后，竟然都成了善书——甚至还被美化为经典。而那些养精神、长智慧的书则显得默默无闻。这些书严重败坏了儿童的精神世界，损伤了他们的心智。
这是我们面对的现实。
这一现实告诉我们：一个图书丰富——丰富到泛滥的时代，却有可能是一个阅读质量严重下降的时代。
读不读书，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它甚至可以被解读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人的文明程度。而我以为读什么书，却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对于儿童来说，这个问题则尤为重要。
什么是“儿童阅读”？
我的定义是：所谓儿童阅读，应当是在校长、老师以及有见地的家长指导乃至监督之下的阅读。道理很简单：中小学生的认知能力与审美能力正在成长中。换句话说：他们的认知能力与审美能力是不成熟的，甚至是不可靠的。
我们在持有民主思想与儿童本位主义时，忘记了一个常识性的问题，这便是：我们是教育者，他们是被教育者。这是一个基本关系，这个关系是不可改变的，也是不可能改变的。我们在若干方面——包括阅读在内，富有审视、照料、管束、引导和纠正的责任。这是天经地义,既是一种现实,也是一种伦理。
我们可以在这里张扬人权。但当人权成为教育与被教育这一关系的颠覆者时，那么，这种人权要么是错误的，要么就是被我们曲解的。当我们沉浸在人权主义的高尚、正义的情感之中为今天的孩子仗义执言，摆出一副保护神、代言人的架势，完全不加分辨地尊重他们的包括阅读在内的若干选择时，我们怀疑过自己行为的正确性吗？
人的认知能力与审美能力，是在后天的漫长教化中逐步趋于成熟的,不可能一蹴而就。他们的选择，可以成为我们根本不需要疑惑的标准吗？只是因为他们喜欢，我们就可以判断这是优秀的作品吗？因为他们喜欢，所以好，所以优秀，这个逻辑关系可以成立吗？
如何确定一些书籍算是好的、优秀的，大概要组织一个陪审团。这个陪审团肯定不只是有孩子，还应当有成人、专家等。只有这样，一个陪审团作出的判断才是可靠的。
从读书中获得愉悦，甚至以读书来消遣，这在一个风行享乐的时代，是合理的。对于一般的大众阅读者而言，我们大概没有必要要求他们放下这些浅显的书去亲近那些深奥的、费脑筋的书。因为这个世界并不需要有那么多的过于深刻的人。对于一般人而言，不读坏书足矣。
但一个具有深度的社会、国家、民族，总得有一些人丢下这一层次上的书去阅读较为深奥的书。而对于专业人士而言，他们还要去读一些深奥到晦涩的书。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阅读阶层的存在，才使得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阅读保持在较高的水准上。
我们来说孩子的阅读。
因孩子正处于培养阅读趣味之时期，所以，在保证他们能够从阅读中获得最基本的快乐的前提下，存在着一个培养他们高雅的阅读趣味——深阅读兴趣的问题。他们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未来的阅读水准。未来的专业人才，也就出于其中。如果我们不在他们中进行阅读的引导而只是顺其本性，我们就不能指望有什么高质量的阅读未来。
不久前，我曾在一次演讲中有过一个发问：儿童文学的读者是谁？听上去，这是一个荒诞的问题——儿童文学的读者当然是儿童。可是，儿童在成为读者之前，他们则仅仅是儿童。他们是怎么成为读者的呢？什么样的作品使他们成为读者的呢？回答这些问题就远不那么简单了。
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那些顺从了儿童的天性并与他们的识字能力、认知能力相一致的作品使他们成了读者。可是有谁能确切地告诉我们儿童的天性究竟是什么？古代并没有儿童文学，但儿童们并没有因为没有儿童文学而导致精神和肉体发育不良。
写《红楼梦》的曹雪芹没有读过安徒生，但无论从人格还是从心理方面看，都是健康的、健全的。鲁迅时代，已经有了儿童文学，他甚至还翻译了儿童文学，他与俄国盲人童话作家爱罗先珂之间的关系还是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但鲁迅的童年只有一些童谣相伴。然而，这一缺失并没有影响他成为一个伟人。
从这些事实来看，儿童文学与儿童之关系的建立，其必然性就让人生疑了：儿童是否就必须读这样的儿童文学呢？儿童喜欢的、儿童必须要读的文学是否就是这样一种文学呢？这种文学是建构起来的还是天然的？
但不管怎么说，后来有了一种叫“儿童文学”的文学，并使成千上万的——几乎是全部的儿童都成了它的读者。问题是：他们成为读者，是因为这种文学顺乎了他们天性，还是因为是这样一种文学培养和塑造，最终使他们成了它的读者？一句话：他们成为儿童文学的读者，是培养、塑造的结果还是仅仅是因为终于诞生了一种合乎他们天性的文学？一些儿童文学作家在承认了儿童自有儿童的天性、是还未长高的人之后，提出了“蹲下来”写作的概念。可是大量被公认的一流儿童文学作家则对这种姿态不屑一顾。
怀特说：“任何专门蹲下来为孩子写作的人都是在浪费时间……任何东西，孩子都可以拿来玩。如果他们正处在一个能够抓住他们注意力的语境中，他们会喜欢那些让他们费劲的文字的。”蹲下，没有必要；儿童甚至厌恶蹲下来与他们说话的人，他们更喜欢仰视比他们高大的大人的面孔。
经验告诉我们：儿童确实有儿童的天性。但经验也告诉我们：他们的天性之一就是他们是可培养、可塑造的。应该有一种叫“儿童文学”的文学，但这种叫“儿童文学”的文学应该是一种培养他们高雅趣味、高贵品质的文学，而不是一味顺从他们天性的文学。
“读者是谁”的发问，只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儿童文学的读者并不是确定不变的，我们可以用我们认为最好的、最理想的文字，将他们培养成、塑造成最好的、最理想的读者。
浅阅读时代，给孩子读一些高贵血统的书
当下的中国儿童文学，大面积的文字只是停留在对儿童天性的呼应和顺从上。至于文学性则更无从谈起。而当下中国孩子的阅读，差不多都是没有引导的自在阅读。他们阅读着，但只是一种浅阅读。无数的出版社争相向他们提供着这些文本。有充足的浅文本供他们进行初级的享受。
这些书也许是无害的，但却并不能提升他们的精神和灵魂。简单而轻松的快乐取代了一切具有深度的感受和思考。这种阅读的过程是片刻的、短暂的，没有阅读的延伸与扩大。这些书给予的，会在那个阅读者正在阅读的那段时间里全部结束，书合上之后，就像火熄灭掉一般，什么也没有了。
一种具有深度的阅读仍然是愉悦的。不同的是浅阅读的愉悦来自于阅读的同时，深阅读的愉悦来自于思索、品味与琢磨之后的刹那辉煌。阅读者的乐趣不仅仅在文本所给予的那些东西上，还在于探究与思考的过程中。浅阅读只给他们带来一种愉悦，而深阅读给他们的是两种愉悦，而这两种愉悦中的无论哪一种，都一定在质量上超越了浅阅读所给予的那一种愉悦。
书是有等级的，是有不同用场的。尽管都是书，而实际上书与书是很不一样的，得有区分。
对于成长中的孩子而言，除去那些有害的不可阅读的书而外，即使都是有益的书，也还是有区分的。这些有益的书，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用来打精神底子的，一种是用于打完精神底子再读的书。
这里，我们不必去衡量前者与后者谁更有价值（当然，我个人认为，还是前者更有价值——前者是属于文学史的，是与“经典”、“名著”这些概念有关的），只是说，它们在进入孩子的阅读视野时，是有先后次序的，其情形有如用油漆漆门，先打底漆，而后才是面漆。
对于孩子而言，这所谓的打精神底子的书，简单来说，就是那种大善、大美、大智慧的书。这里，善、美和智慧，是用特有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它与孩子的认知能力是呼应的。它们的功能是帮助一个孩子确定基本的、合理而健康的存在观、价值观以及高雅的情调与趣味。
事实上，自有书籍以来，我们一直在为孩子的成长确认这些用于打精神底子的书，尽管因为时代的局限、认识能力的局限，有些时候，我们确认的这些书并不是十分理想，甚至还有害。但确认这类书籍的雄心和孜孜不倦的工作，却是应当肯定的。
当一个善良的、充满母爱并对自己的孩子的未来抱了巨大希望的母亲选择了某种书，我们基本上可以放心地说：那些书，就是用来为孩子打精神底子的书。相信一个母亲的直觉。如果你这样认为，那么，当一个母亲不愿意自己的小孩去看某些书时，我们当对这些书表示疑问——尽管母亲们的判断并不绝对可靠。
但孩子自己对图书的选择，也许是最不可靠的。
我们在说这样的话时，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略孩子的喜爱与厌烦。那些不能让孩子喜爱，而只会让他们厌烦的书，同样也是不可靠的。
我们只是要指出一个不可取的局面：当下，并未用打精神底子的文字来为那些孩子打底子，而用本来是打完底子再读的文字来打底子了。这一倒置，是很糟糕的。对于这一局面的形成，不要怪罪出版社，因为出版社完全有理由出版那些书，这是合法的。
也不要怪罪作者，因为作者完全由理由写那些书，也是合法的。需要检讨的，是我们——我们这些学者、批评家。我们缺乏对这一阅读格局的剖析与解释，缺乏理论上的辨析，更缺乏警钟一般的提醒。
书是有血统的——这是我一贯的看法。一种书具有高贵的血统，一种书则血统不怎么高贵。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但你得承认：鲁迅的书、《红楼梦》、《战争与和平》、安徒生的书、《夏洛的网》等，都是一些具有高贵血统的书。
我这么说，并不是在说：我们阅读具有高贵血统的书，而将一切非高贵血统的书统统排斥在外。我只是说：我们并不能让我们的孩子只是一味地读那些书，而没有机会去亲近那些具有高贵血统的书。那些具有高贵血统的文字，毕竟是最高级的文字，它们与一个人的格调、品味有关，自然也与一个民族的格调、品味有关——如果一个人或一个民族，想成为高雅的人或民族，不与这样的文字结下情缘，大概是不可能的。
一个愿意成为高贵之人的孩子，读一些具有高贵血统的书,这是无法丢失的前提。
如果一部儿童文学作品、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只属于读者的童年，而这个读者在长大成人之后就将其忘却了，这样的作品、作家当然不是一流的。一部上乘的儿童文学作品、一个一流的儿童文学作家，是属于这个读者一生的。儿童文学由“儿童”和“文学”组成。
在适当考虑到它的阅读对象之后，我们应当明确：它的文学性，其实没有任何特殊性。它与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所具有的元素和品质是完全一致的——儿童文学是文学。
如果只有“儿童”没有“文学”，这样的儿童文学只会停留在读者的童年，是无法跟随这个读者一路前行的。如果一个上了初中的孩子羞于谈论他在上小学时读的儿童文学作品，如果一个成人不愿提及他的童年阅读史，那么，那些所谓的儿童文学一定是很糟糕的。
一部儿童文学作品，若能在一个人的弥留之际呈现在这个人即将覆灭的记忆里，这部作品一定是一部辉煌的著作。一个儿童文学作家的最大幸福就在于被一个当年的读者在晚年时依然感激地回忆起他的作品。
这个境界对我而言也许非常遥远，但却是我向往的。
文章来源 / 北京阅读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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