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朝核问题的历史演进与前景展望(上)

2017-05-10 傅莹 刀口谈兵


喜欢此文请点击⬆️⬆️"刀口谈兵"的蓝色字关注我们,本文纯属转载,并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平台仅提供发布,请读者仅作参考。

商务、投稿专用微信号:dktbmsz  欢迎投稿及合作!


作者:傅莹


朝鲜半岛核问题是东北亚安全局势中最具复杂性和最具不确定性的因素,也是当前亚太乃至国际社会高度聚焦的安全热点。随着朝核问题的升温,国际社会上不断有人在问:中国为什么不能在管住朝鲜上负起更大责任?

中国是自2003年起应美方要求斡旋半岛核问题并且主持多边谈判的。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朝核这个涉及地区安全的问题上,中国的立场是坚决反对核扩散。

自从承担起斡旋责任以来,中方明确要求朝鲜停止核研发,也督促其他各方,尤其是美方,关注和解决朝鲜提出的合理安全关切。然而,美国与朝鲜之间深刻的互不信任使得多年来谈判达成的协议总是得不到落实。中方坚持不懈地履行了自己的责任,努力斡旋,并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参加了对朝鲜核导活动的制裁。但是,中国在督促美国和朝鲜承担起应尽责任的问题上缺乏强制力。

中国不掌握解决朝核问题的钥匙,在说服朝方停止核项目上也缺乏关键筹码;而被朝鲜视为安全威胁来源的美国,对朝方安全诉求这个解决核问题的关键条件不愿予以考虑。美朝双方的意图南辕北辙,致使朝鲜半岛核问题陷入困境。

朝方伺机推动核导发展进程,2005年以来已经进行了五次核试验和难以计数的导弹试射。与此同时,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制裁也层层加码,美韩针对朝鲜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不断升级。半岛对抗和对立的气氛日趋紧张,和平谈判迟迟无法重启,目前的局势相当危险。

在国际舞台上,民族国家是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享有国际法赋予的主权权利。强国通常拥有比较大的主动权,同时也必须承受自己言行所引发的结果。小国或弱国会对强国的压力做出反制性应对,同样也会付出代价。国际形势就是在国与国之间对具体问题的处置和应对所引发的波澜涌动,国家之间出现的紧张关系往往会在这个过程中相互折冲,甚至导致局势走向与预期不同的方向。

因此,中国方面认为通过和谈解决核问题是一个“帕累托最优选择”。虽然不能满足当事各方的最高诉求,但却能以最小的代价实现利益最大化,当然这也需要各方都承担责任,都做出应有的妥协。目前和谈未能取得成效,恰是由于已达成的协议得不到全面执行,并由此导致谈判的中止。

无论过去还是将来,为了维护地区和平和稳定,中国一直致力于推动实现半岛无核化,支持通过对话妥善解决朝核问题。半岛南北双方间只有一线之隔,又都是中国的近邻,中国与朝鲜的边界线有1300公里的,如果半岛双方发生武装冲突,必然危及地区和平,导致大量无辜平民的严重伤亡,并且使事态滑向难以掌控的方向。过去几十年在世界许多地区发生的轻率动武带来的教训是深刻的。

本文试图梳理近年来朝核谈判的经纬,包括从三方会谈到六方会谈再到会谈破裂的历程,所讲述的事情有些是笔者亲身经历的。本着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真实面目的态度,笔者希望帮助人们了解:事情何以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和谈成功的机会何以被一再错过?但愿这些回望可以为将来更明智的选择提供借鉴。

解铃还须系铃人,要打开朝核问题的“锈锁”,还是要找到那把钥匙。

《美朝框架协议》与第一次朝核危机

说到中国在朝核问题中扮演的角色,2003年是一个分水岭。关于朝核问题的国际多边解决机制在这一年诞生,中国作为多边谈判的重要斡旋者,被卷了进来。在此之前,朝核问题一直是由朝美两家在谈。事情要从2003年2月美国国务卿鲍威尔访华说起,当时笔者作为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参加了接待。

鲍威尔来中国有两个重要的背景:一是2003年1月10日,朝鲜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二次朝核危机爆发;二是海湾地区局势日益紧张,美国对伊拉克军事行动已箭在弦上,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为避免陷入中东和东亚两线压力的困境,派鲍威尔到中国游说。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胡锦涛会见了鲍威尔一行。鲍威尔提出希望中国出面斡旋朝鲜核问题,并表示美方无法再相信朝鲜,但是愿意采取多边方式寻找解决办法,建议由中国邀请美国和朝鲜派代表来北京“谈一谈”。

鲍威尔访华是因第二次朝核危机而起,而危机之所以在此时爆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朝框架协议》没有得到执行,导致双方关系破裂。时至2003年,美国并未在指定时间用两座1000兆瓦轻水反应堆替换朝鲜的石墨核反应堆和其他相关设施,而朝鲜也没有完全履行协议。

其背景则是朝鲜半岛局势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风起云涌和相关国家关系的演变。正如《美朝框架协议》这一名字所体现的,美国和朝鲜是这段历史的主角。

考察朝核问题的根源,需要追溯到对朝鲜战争的战后处置。这场战争从法律意义上讲,至今没有正式结束。

(资料图片)1953年7月27日,在朝鲜板门店,朝方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右侧)与美方代表团首席代表哈利逊中将(左侧)在《朝鲜停战协定》及其附件和临时补充协议上正式签字。

1953年7月27日,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为一方,以联合国军总司令为另一方,双方在板门店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和《关于停战协定的临时补充协议》。但是那只是一纸停战协定,而非和平条约,也就是说,相关国家虽然休战了,但仍处于战争状态。这是朝鲜半岛局势长期以来稳定不下来的重要根源之一。

停战协定签署之后,以北纬38度线为军事分界线,朝鲜半岛一南一北继续处于分裂状态。南方即大韩民国,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扶持,北方即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其背后则是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朝鲜半岛成为全球冷战和美苏争霸的前沿。在美苏对峙相对处于均衡的情况下,朝鲜半岛在相当长时间内基本上是平静的。

战后朝鲜半岛军力部署基本上是南方占优。美国在韩国保留了驻军,并于1957年起在韩部署了包括战术核武器在内的一系列进攻性武器。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美苏核裁军倡议的实施,美国全部撤出在半岛的核武器,改由美军在美国本土和太平洋总部辖区的核力量承担对韩国的核保护义务。

冷战初期,面对巨大的外部生存威胁,朝鲜选择主要依靠苏联获得安全、经济和能源的保障和支持,并在苏联的帮助下进行有限的核研究。1959年,朝鲜建立了以和平利用核能为目的的宁边原子能研究所;1965年朝鲜拥有了自己第一个2兆瓦的小型轻水反应堆,此后苏联专家便回国了。需要提到的是,当时的苏联无意帮助朝鲜进行核武器的研发,在向朝传授核物理知识时并没有提供铀浓缩和钚生产技术。

上世纪80年代,朝鲜开始建造一座5兆瓦电功率的天然铀石墨气冷堆,反应堆建成后可以年产6公斤武器级钚。从这时起,美国开始注意到朝鲜发展核能力的意图,并在1985年通过向苏联施压,敦促朝鲜加入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

作为交换,苏联与朝鲜签署了经济、科学与技术协定,承诺提供新的轻水反应堆。但后来苏联并没有履行该协议,而朝鲜在加入NPT之后也没有按条约履行过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的“义务”。

进入上世纪90年代,苏联的衰落和解体以及冷战的终结彻底打破了半岛的均势,朝鲜陷入极度的无依靠和不安全感,国家面临一种“系统性困局”。经济上,朝鲜失去了来自苏联的援助和支持,工农业生产一落千丈。而韩国经济则在上世纪70年代起飞,并保持了多年的高速增长。

1991年9月17日,第46届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朝鲜和韩国同时加入联合国的决议。1991年《苏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到期,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没有声明自动续约(进而在1994年宣布废止该条约)。1991年10月5日,金日成主席访华与中国领导人讨论了苏联垮台后的国际形势和对策。

邓小平在会见时表示,中国此阶段在处理国际问题时“主要是观察,少露锋芒,沉着应对”。 “韬光养晦”成为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当时中国早已脱离苏联阵营,冷战结束并不意味着中国就要扛起领导社会主义阵营的大旗。

接踵而至的是1992年8月中韩建交,当时中韩两国各方面的民间交往已经在快速扩展,建立外交关系势在必行。而朝鲜显然对此感到不满和失望,也更加孤立。此后中朝高层互访几近中断,直到1999年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访华方得以恢复。

(资料图片)1992年8月24日,中国外长钱其琛(前右)和韩国外交通商部长官李相玉举杯互祝中韩建交。当日上午,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和韩国外长李相玉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签署了两国建交联合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韩民国政府决定自1992年8月24日起相互承认并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时至今日,人们也许仍不能对当时朝鲜深重的危机感有足够的了解。需要认识到的是,上世纪90代年初的一系列变故深深刺激朝鲜决定“走自己的路”,这包括在安全问题上的“核选择”。

在这一系列变故中,不能忽略的一个事实则是:苏联/俄罗斯和中国,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之后,主动顺应潮流,改善和发展了与韩国的关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为半岛停战直接当事方之一的美国,没有采取明显的对应措施改善与朝鲜的关系,它的盟国日本也没有,从而错过了“交叉承认”“恢复外交关系”的良机。

1990年前后,美国根据卫星图片,认为朝鲜正在秘密研制核武器;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要求依据《核不扩散条约》(NPT)对朝鲜进行核查。1992年5月至1993年2月间,朝鲜接受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6次不定期核查,但双方对检查的对象和结果意见不一。

1993年3月美韩恢复曾于1992年暂停的“协作精神”联合军事演习,而此时国际原子能机构提出要对朝鲜进行“特别核查”。面对双重压力,朝鲜宣布退出NPT,这导致第一次朝核危机的爆发。当年4月1日,国际原子能机构将朝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而朝鲜则认为,朝核问题本质是朝鲜同美国之间的问题,而非朝鲜和国际原子能机构间的问题,因此只能由朝鲜和美国通过协商解决。

1992年美国民主党总统比尔·克林顿上台后,由于美苏两大阵营对抗的时代已经结束,美国判断自身面临的最现实和直接的安全威胁是日益增长的核武器与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在此背景下,如何解决朝鲜核问题成为克林顿政府在亚洲面对的首要课题,美国开始重新审视朝鲜半岛局势。

在美国,施压和强硬立场一度占据主导地位。1994年6月16日,美参议院通过决议敦促克林顿采取行动,让美军做好“威慑,并在必要的情况下击退朝鲜袭击”的准备。但经过评估,美认识到对朝采取军事行动会引发朝军对韩国的攻击,造成大量无辜平民的伤亡。

就在美商讨和评估军事方案之际,美国前总统卡特赴平壤访问,并面见了当时的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并传回了朝方愿就核问题与美国谈判的信息,这促使克林顿政府改变态度,选择了谈判的路径。

自1993年6月起,朝美双方分别在纽约和日内瓦进行了三轮高级别会谈,双方最终签署《关于解决朝鲜核问题的框架协议》(以下称美朝框架协议)。其主要内容包括:朝鲜同意放弃处在建设过程中的两座石墨反应堆。

作为补偿,美国将组织和领导一个国际财团,以融资方式在尽可能早的时间内向朝鲜提供价值40 亿美元、总发电能力为1000 兆瓦的两台轻水反应堆。为解决反应堆替换过程中的能源问题,美国将每年向朝鲜提供50 万吨重油。在上述整个过程中,主要是朝美直接谈判,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并未参与。

《美朝框架协议》签署后,朝鲜半岛局势缓和了下来,但是协议的落实工作进展缓慢。美国牵头成立了朝鲜半岛能源开发组织(KEDO),从国际上募集了一些资金开始向朝鲜运送重油,以帮助朝鲜弥补能源短缺造成的困难,宁边反应堆中8000根废燃料棒则被取出封存。然而美、日、韩帮助朝鲜拆卸石墨减速反应堆并为其建设轻水堆的工作却一拖再拖,没有落实。

可以看到,克林顿在第一任期内成功化解了第一次朝核危机。在第二任期,他试图通过与朝鲜加强接触来彻底解决核问题。1999年10月,美国官方发布了《美国对朝政策评估:成果与建议》,指出要“采用全面、综合的方式应对朝鲜核武及弹道导弹项目,以双边谈判为核心手段,辅以与日本和韩国的三边协调”。

但是在对具体承诺推进的过程中,双方却都没有表现出足够的意愿和行动力,框架协议中的大部分内容未能及时得到落实。

到了克林顿执政的后期,朝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一度打开了一条缝隙。2000年10月9日,朝国防委员会第一副委员长赵明录作为金正日特使访问美国。10月23日,时任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对朝鲜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历史性访问,并与金正日会面。

奥尔布赖特访朝期间,向朝鲜领导人转达了克林顿总统对改善美朝关系的设想,与朝方就朝鲜核导问题以及将朝从“支恐名单”中删除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就互设联络处和将联络处升格为外交代表处问题进行协商,也探讨了安排克林顿访朝的可能性。

奥尔布赖特回国后,美方甚至把安排克林顿访朝、进而促成金正日访美提上了日程,但由于美国当时已进入总统换届周期,跛脚状态中的克林顿政府没有时间和精力实现这个愿景了。据奥尔布赖特回忆,就在离开白宫前一天,克林顿还向她表示,自己应该去平壤,而不是留在华盛顿为巴以问题做最后的斡旋。

多年后笔者与奥尔布赖特就此交换过意见,说到那时也许是解决朝核问题的重要机遇,可惜错过了。

(资料图片)2000年10月23日,朝鲜国防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日在平壤会见正在朝鲜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


若喜欢本文

欢迎长按二维码识别,打赏作者!

谢谢!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