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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文东读鲁迅:夜晚的宣谕|天涯·头条

2017-06-20 敬文东 天涯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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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有际,思无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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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天涯》2009年第6期。


夜晚的宣谕

       ——读鲁迅札记


敬文东



夜晚,踹击……

  

  上小学三年级时,我就在川北一个小山村一间破旧的、堆放着两口棺材的小小教室里,知道了两个关于鲁迅的故事(那也是我第一次知道鲁迅的名字)。一个是说鲁迅走夜路回家途经一座坟岗时,看见坟丛中有一团白色的物体在蠕动,但鲁迅仍毫不迟疑地迈步向前,朝那堆挡道的白色蠕动物狠踹了一脚,紧接着便从故事的底部发出了“哇”的一声令人惊悸的尖叫。故事最后以揭开谜底的口吻告诉我们:原来只是个盗墓的。我那时分明有出了一口长气的感觉。尽管这个故事带有明显神化鲁迅的漏洞,但我宁愿相信它是真实的,因为从鲁迅的作品中不难发现与它的许多吻合之处。这个过于简单,犹似童谣的传说。想要说明的,不过是鲁迅不怕鬼,尤其是不怕夜间的鬼。在一篇表情相当复杂的文章里,鲁迅就直抒过胸臆:我是到底相信人死无鬼的(《且介亭杂文末编·死》)。在另一处,他还更加诚实地说他的作品里很有几分“鬼气”。他之所以会那么喜欢一位叫作安特莱夫的作家,就是因为后者的作品中充满了阴森森的幽魂……可鲁迅大约忘记了说,他自己就是一个比所有鬼都可怕、都有力量的鬼,是他的时代的鬼,也是出没在时代夜间的鬼……在一个没有上帝和神的时代与国家中,鬼魂无疑是唯一有力量的生灵,不管是人间的鬼还是非人间的鬼。

  更加有着神话色彩的第二个故事,是这么回事。一位小偷躲在鲁迅的窗下,想等他熄灯上床后去偷东西。这厮虽然很有耐心,可到底运气欠佳:直到天亮,鲁迅也没有休息的意思,反倒是小偷自己疲倦地睡在了窗外……这个小偷也许永远不会知道自己都干了些什么。他在无意间充当了一回偷窥者的角色:通过他的眼睛我们才得以明白,鲁迅在夜间的确是难以入眠的。说到底,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这个小偷的好运和机会。夜间的鲁迅究竟在干什么呢?他那双良性“毒眼”睁得老大,他把自己的几乎所有时间都处理成了夜晚:鲁迅的文字莫不打上了黑夜的颜色,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了。他是一位迥异于常人的夜间的鬼,在稿纸上急行军的时候,形成了他自己所说的专和白天“捣鬼的夜气”(《准风月谈·夜颂》)。

  鲁迅在黑暗中说,“哇”的一声,夜游的恶鸟飞过了(《野草·秋夜》)。很有意思的是,这个声音和第一个故事中盗墓者嘴里发出的尖叫有着十分相似的质地:这是另一种鬼的尖叫。鲁迅坐在自己的书桌前整夜不眠,想听到的就是这种声音,他想通过对夜的谛听和另一种鬼类接上头。他说,我忽而听到夜半的笑声,吃吃的,似乎不愿意惊动睡着的人,然而四围的空气都应和着令人惊悸的笑声。直到这时候,鲁迅才猛然发现,现在已经是半夜了,根本就不会还有别的什么人,所以,他才以恍然大悟的口气说:“我即刻听出这声音就在我嘴里,我也即刻被这种笑声所驱逐,回进自己的房。”(《野草·秋夜》)有关这一点,那位倒霉的小偷是可以作证的。这是鬼类的笑声,是鬼类之间接头的口令、暗号和邮政编码。鬼与鬼之间的交往,就是通过令常人恐怖的笑声来达成的(参阅段成式《酉阳杂俎》、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的有关描叙)。但这是人间的夜游鬼和臆想中阴曹地府里的真鬼之间虚拟到近乎真实的交往。有意思的是,鲁迅的恍然大悟正好体现了他一贯不带笑意的幽默:他把一个自己早已洞明的事实,用几乎是刚刚才发现的神情来表达。这也是鬼类最常用的表情之一。

  鲁迅的“毒眼”早已看穿了,他的几乎所有人间同类大半都是些披着人皮的饿鬼,是一些贪得无厌、无聊透顶的恶鬼,很会做一些粲然、勃然、恍然、混然、俨然的好文章(《准风月谈·夜颂》),却比夜间的真鬼更令人讨厌,当然,也更加色厉内荏。和夜半发出笑声的真鬼相比,人间的鬼是最不可信也是最没意思的鬼类。鲁迅和他们实在是没有什么好说的,更不可能和他们交朋友;回到夜半,回到夜半的鬼族当中,鲁迅终于有了一种自绝于白天、自绝于人间的鬼类的残忍快感……

  在许多人眼里,鲁迅是怀着近乎恶毒和绝望的快意走进夜晚的,也是怀着近乎热爱的心绪将自己的生存时空和作品时空处理成黑夜的。这显然和胆小“鬼”卡夫卡很不一样。后者要么把自己的全部生存时空缩小成一张床(比如在《变形记》中),要么就把它理解成一个地洞(比如在《地洞》中)。卡夫卡对夜晚有着超过常人的恐怖感,他只有躺在床上或龟缩在地洞才会觉得些许安全。1917年10月18日,卡夫卡怀着惊悸的心情在日记里写道:“对夜的恐惧,对非夜的恐惧。”这和鲁迅说我屋后有两株树,一棵是枣树,还有一棵也是枣树决然不同,尽管它们在句法构成上有着相当的同一性(在此,我们肯定不能听从结构主义的意见)。卡夫卡只是想说,他对一切都感到恐惧,几乎没有例外的东西存在,鲁迅的意思是,他只有两棵树;前者是全,而后者近乎于一个选言判断;前者全部都想拒斥,后者则是选择性的──鲁迅必须要选用(顶好是爱上)其中的一棵“树”。两害相较从其轻:尽管黑夜和白天都令鲁迅讨厌,但黑夜显然比白天要稍稍可爱一微米;和夜间的鬼打交道也肯定要比和白天的人打交道安全得多。白天和黑夜一样混蛋,但两个混蛋的质地是不一样的;这中间的差价正好构成了鲁迅选择自己夜晚贯常动作的主要理由,也是他觉得晚上比白天更好,宁愿所有的白天都是黑夜的主要理由。鲁迅要比卡夫卡勇敢得多。那位小偷可以在白天的法庭上为鲁迅作证。

  实际上,鲁迅就是这样爱上自己的夜晚这棵病树的。对于人间的白天和在白天满地滚动的鬼魂,鲁迅的确是一棵病树,正因为这样他才刚好可以在夜间和鬼类接上头。鬼是让常人惊恐的,它会不失时机地向白天的人间使绊子。常人很害怕走夜路,因为他们怕鬼类从他们意想不到的地方向他们踹出一双大脚。正是参透了这一点,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才为我们发明了走夜路可以凭持的“手电筒”。我们把这种东西尊称为真理,并以此去对付可恶的鬼类。许许多多号称不怕鬼的人物,他们的种种教义恰恰曲曲折折透露了他们很怕鬼的心理动因。鲁迅明白这一点。他用踹击的姿势表达了对人间鬼类的蔑视和愤怒。踹击是鲁迅在夜半的惯常动作。他的踹是很有名的,也是相当有力的:他几乎是用非人间的夜晚的力量,提供了有关人间的白天混蛋质地的证明。在踹击那里,这道需要证明的方程式的解可以来得轻易而举:鲁迅的踹击就有这样的力量。尽管他曾经为踹了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薄子一脚颇感后怕(《呐喊·狂人日记》),但很快就发现了踹击的用处:在一个毫无意义,几乎所有别的动作都无法引来真正回声的世界,有兔子没兔子先放它两枪再说。踹击既有力,却也相当省力。他的大脚引来了铁屋子内外许多梦游者和非梦游者的惊恐,引来了各种真理的颤抖,也招来了许多人间的白天剧烈的咳嗽——因为鲁迅关闭了许多人赶夜路的手电筒。但鲁迅这棵病“树”却从中获得了无尽的快感,也把难以打发的夜晚给消费掉了。

  鲁迅在踹击过程中,取消了自己的白天,也取消了人间的白天,当然也暂时放下了斜视和讨厌。在夜间他还有另外的事情要做,这另外的事情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动作。鲁迅的踹击给所有的光天化日都抹上了夜色,但这是在给光天化日运送专属于它们的真实的白天的真实动作——这就是踹击的基本涵义之一。鲁迅对他们说,朋友,时候近了,我将向黑暗里彷徨于无地。可你还在想着我的赠品,我又能奉献给你什么呢?仅仅只有黑暗、空虚和踹击而已。当然,这也只是我自己的想法:我愿意只有黑暗,或者能够尽快地消失于你们的白天,“我将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夜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野草·影的告别》)但鲁迅并没有由此消失,他的踹击,使白天始终感到了他阴森森的存在。鲁迅就这样以自己的夜晚成了别人优质白天的敌人。他从暗夜中来,穿行在众多的白色走廊——这些走廊不断地连接着两个夜晚——把裹挟着捣鬼的夜气的大脚踹向了无数自命的真理、信仰、正人君子、流言家、捣鬼者、资本家的乏走狗、革命和投枪……


黄昏,跋涉……

  

  夜晚不是一个突然到来的事实,它有着自己发生学上的经历。作为白天和夜晚的桥梁,黄昏是这种经历中最值得注意和分析的时间片段,因为它是莱辛所谓富有“动作包孕性的时刻”。和夜晚一样,黄昏决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现象,更是一种精神征候。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会很难理解为什么我们的老祖宗一提到黄昏,总会有那么多的话要往外呕吐:“暝色起愁”、“暮云凝愁”、“夕阳销魂”、“落日断肠”、“断肠落日千山暮”、“波渺夕阳迟,销魂不自持”、“断送一生憔悴,只消几个黄昏”……同样的情景也发生在鲁迅那里;不过,鲁迅在黄昏使用的动作和古人们在同样时刻使用的惯常姿势很不一样。在日落时分,中国古人们常常习惯于捶胸顿足、低头皱眉、长嘘短叹或者马上掏出手巾来擦眼睛,转眼之间手巾一拧就有声了……当然,也有少数故作乐观姿态的妙人儿高喊什么“乐山”、“乐水”、“乐以忘忧”(朱熹《水调歌头》),但也始终抹不去动作上的静止色彩。鲁迅给黄昏赋予了跋涉的姿势。很显然,这是一种冲动的姿势。

  黄昏很早就来到了鲁迅身上;黄昏不仅仅是一个外部事实,更是一种心理事件。是时代、社会、消灭理想的生活以及它们诱发出的鲁迅的斜视和讨厌心境共同培养了鲁迅的黄昏意识。但活下去的念头,必须要有事可做才能活下去的宿命召唤,始终使黄昏的鲁迅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捶胸顿足之类的标准动作上(鲁迅当然也有这样的动作,只不过很隐蔽,这在《野草》里有过相当含混的暴露),因为那不大符合鲁迅生命质地的基本表情。鲁迅曾经以相当激烈的口吻劝青年人最好不要读中国书,因为中国的书籍让人静止、无声,而绝大多数的外国书,鲁迅说,除了印度人写的,一般都令人不由自主地联想起哒哒的脚步声。鲁迅的毒眼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捶胸顿足、低头皱眉、长嘘短叹、用香巾擦眼泪……仅仅只是一些静止的动作——是老不争气的中国人的心理使这个原本不可能存在的命题成立,而且几千年来一向如此。中国人常常会使一些看起来相悖的东西化作现实中的尤物。这真了不起。比如,鲁迅说,红肿的烂疮在中国向来就是艳如桃花的意思。

  与捶胸顿足之类的标准动作截然相反的跋涉就这样来到了鲁迅身上。但跋涉本身有无意义,它仅仅是消费时光还是在为着别的什么故作姿态,鲁迅并不知道,他笔下的过客更无从知晓。鲁迅和他的过客只明白,跋涉是一个真正的、担负了沉重命运底蕴的活人唯一正确的动作选择。这的确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心理事件。尽管跋涉也是人在早晨、中午更应该选择的姿势,但它在黄昏却有着自己更加严重的涵义。通常情况下,黄昏意味着回家,意味着休息的前奏,所谓“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所谓“日之夕矣”,“牛羊下来”,所谓“野老念牧童,依杖叩柴扉”……但早已准备抛弃人间的白天甘愿来到鬼魂的夜晚的鲁迅,他选择跋涉不过是为了尽快赶到夜晚,尽快和鬼族接上头,尽快赶制一些捣鬼的夜气,给另一些人在白天的各种更加无聊并且有害的跋涉制造一点麻烦……

  老人对黄昏时分的过客说,前边是坟,你别再走了;孩子对过客说,前边是野百合、野蔷薇花,你走吧;过客对他们说,是的,前边是野百合、野蔷薇,但它们是坟,可我还要走。这个衣服破旧,不知道从何处走来,不知道将向何处去,也从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谁的过客对自己说,我没有办法,跋涉是我的命运,是我的“事业”——一种艰苦的、荒诞的事业。他褴褛的衣裳,显示了他是从人间的白天在暂时放弃了斜视和讨厌的心境一路跋涉,才来到黄昏的荒郊的。他不是为了回家,更不知道是否还有家——家对他是一个陌生得过于怪诞的词汇。我们通常意义的家,在跋涉的过客那里不过是些关猪的地方(家,就是宝盖头下的“豕”),它有着不可思议的性质(《野草·过客》)。

  鲁迅很少用明显伤感、自恋的语调说起自己,《过客》算得上一个例外。《过客》把鲁迅如何从白天走到夜晚的艰苦过程给淋漓尽致地表述出来了。黄昏是一个渡口,是这个渡口边唯一的渡船,也是这个渡船上摆渡的艄公。黄昏是鲁迅生命中一个富有包孕性的时刻。耶稣说:“手扶着犁头向后看的,不配进天堂。”(《新约·路加福音》)鲁迅背着自己的满腔愤怒,甚至是恐怖的心绪,既未向后看(那是多么荒凉的地方),也没有像耶稣所暗示的应该向上看(那里是如此的寒冷,如此的不可能),他向前看了看,马上就看见了古旧的黑夜,鬼魂出没的夜晚。黑暗像潮水一样撞到了鲁迅的瞳仁上。马克斯·韦伯说,我们只看见了前方却忘记了上方,这真是不幸。鲁迅正是这样一个不幸的人。在《过客》的篇末,他用一句话就把这一切给捅了出来:“过客向野地里踉跄地闯进去,夜色跟在他的后边。”他已经到达他的黑夜了。那不是白天的许多人想进入的天堂。而鲁迅的黑夜,却要比过客的晚上来得更早、更及时和更无可防备。

  卡夫卡以仇恨的语调,曲折地表达了自己对夜晚的恐惧。他说,只有夜间成群的魔鬼才能构成我们白天的不幸。他们为什么不互相杀光,只剩下一个呢?或者他们为什么不隶属于一个伟大的魔鬼呢?这两者在魔鬼原则的意义上说,也许最为彻底地欺骗了我们。在此,卡夫卡有一大半是错误的。在鲁迅的时代,魔鬼不在夜间而是出没在白天。鲁迅就曾经讽刺过自称光明的胡适之。后者以“光明使者”的身份去查看国民党的监狱,他对外界说他从中看见了光明。鲁迅就此议论道:“光明一去,黑暗又来了也。……光明只跟着光明走,监狱里的光明世界真是短暂得很!”(《伪自由书·“光明所到……”》)看看吧,白天的亮堂在怎样美化它的阴森森呢。这也很像钱钟书坦言的,魔鬼本人就在一个寒冷的冬夜对他说过,我是做灵魂生意的,可我现在的生意很清淡。因为现在有灵魂的东西实在是太少了──没有灵魂比魔鬼的灵魂还要坏,这就是钱先生见到的那位魔鬼的有趣结论(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

  出于“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原因,白天的魔鬼永远地失去了拥有一个共同首领的机会——卡夫卡就这样失算了。这也是革命内部的计算法则决定和促成的庞大事实,倒怪不得众多的魔鬼们,也怪不得可怜的卡夫卡。他们注定只是些自得其乐、斤斤计较、各自为政的幽魂,却又并不自知,也无从自知。正是这些白天的魔鬼,造就了卡夫卡所说的不幸。但人间的魔鬼却有着充足的真理库存!他们互相叫嚣着杀向对方,鲜血曾染红了各种圣战的旗帜,至于语言的暴力更是小菜一碟。而留在夜间的鬼类,都是一群对人间的魔鬼满怀鄙夷的幽灵。这就是鲁迅为什么要穿过自己的白天长途跋涉赶往夜间,并拼力发出令人惊悸的笑声和自己的同类接头的原因。

  黄昏(当然还有白天)就这样最终由夜晚所取代,跋涉(当然还有斜视和讨厌)也被踹击所置换。跋涉是踹击的准备、童年和过门。跋涉的全部目的似乎仅仅是为了等来踹击。应该说,鲁迅为了踹击的到来耗费了无法计算的心力,也忍受了许多白眼、嘲讽、流言。当鲁迅终于找到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动作,并反复地、得心应手地使用它时,他不仅自绝于人间的白天,而且也分明有了一种强大的快感,这快感是他得以继续填充空白日月的动力源,也是他在夜间屡屡不眠的主要理由。我们明白了,把自己变作时代和时代夜间的鬼类,只是为了和人间的白天捣蛋,向人间的白天、“光明”和“光明使者”们唱花脸、吐口水。他随意踹击着白天的一切。踹击不是一种鲁莽的动作(鲁迅是深谙“壕堑战”、“韧的战斗”和横站的精髓的),但踹击却带有相当大的随意性,这使它具有了非常顽皮的面孔。如果我们参不透踹击带出来的如此意味(倒反而是徐志摩这样的人能明白踹击的涵义。徐在1926年2月3日的《晨报·副刊》里称此为“混斗”,虽说是贬义,但它确实道明了踹击的真实意味),我们也将不会明白,鲁迅屡屡说及自己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玩玩”的真正意味(参见《两地书》)。这也就是黄昏、跋涉、鬼魂和夜晚最重要的涵义。

  踹击是鲁迅在夜间的惯常动作,它有着别的动作不可比拟的力量。这中间的原因仅仅在于,鲁迅把黄昏时用于跋涉的力气,全部集中性地用到了他的踹击姿势当中——这是一种改变了方向的、更加集中和凝聚的力。踹击是跋涉的焦点。那个盗墓者可以为踹击的力量作证;而那个躲在窗下的小偷,可以向我们表明,鲁迅在夜间是怎样踹击的和踹击了什么。


好的故事……

  

  鲁迅关上房门,端起了大脚,这是一把满载着脚臭的锋刃,鲁迅将它称作“金不换”。它的特殊味道向我们表明,它的主人曾经经历了怎样艰苦的、漫长的跋涉。它的主人称它是刺丛中的行走和求索。鲁迅首先向白天的鬼类踹去,这是一种鬼对另一种鬼的战争,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战斗:鲁迅把长有眼睛的脚锋首先奉献给了人间鬼类的排泄物,那些被鲁迅称作垃圾,而被他们自己美化为精神食粮的各种美妙说教。鲁迅向那些真理、“从来如此”、节烈观、倒掉的雷峰塔、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高喊费厄泼赖的妙人、中国人的脸、在大炮指挥下的文艺、铲共大观、泛起的沉渣、辱骂和恐吓、推背图、向观众暗中指点自己主人漏洞和预先知道倒霉即将到达自己主人身上的二丑、中国的野火、中国的大监狱……猛然踹去。鲁迅爱上了这些兔崽子们,因为它们的存在为他空闲的脚锋准备了实有的对象。

  鲁迅说,你们白天的动作都是垃圾;对付垃圾,踹击是最管用的方法。为什么不呢?因为它们貌似强大地挡了你的道,用手就是过分抬高了它们;用沾有脚臭的锋刃,却刚好与之相匹配。威廉·拉日杰表扬垃圾的话,正好符合踹击的动作所包含的精义:垃圾不是一个抽象的论调,而是具体的事实,所以在大多数时候可以作为有效的矫正标准。白天的鬼类一向留下了许多描述他们生活和他们精美真理的记载,但那些只不过是自我吹嘘的广告。我们可以理解历史学家必然会为这样的书面报告所吸引,但垃圾却像是茶余饭后的闲谈,反而更能明白忠实地记录事实。本着同样的看法,鲁迅对那些制造了垃圾的具体人物几乎毫无兴趣,他的大脚只是踹向垃圾本身:他要先看看垃圾都讲了些什么。

  在鲁迅大脚板的努力运作下,垃圾们被逼无奈纷纷吐出了真言,它们争相向鲁迅,但首先是向鲁迅的脚揭发了它们主人的真实心思。它们说,我只是在为一个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辩护,我只是想做个稳当的奴才(《坟·灯下漫笔》);我尽管是一匹落水狗,但我一上岸肯定还要咬那些痛打过我的人(《坟·论“费厄泼赖”应当缓行》);尽管我说了很多精美的话,其实,我也不知道是官话呢、匪话呢、民话呢还是衙役马弁话呢(《华盖集·学界的三魂》)?我想复古,的确是因为我曾经阔气;我想保存现状,那仅仅是因为我正在阔气;我要革命,不过是想将来阔气(《而已集·小杂感》);我的文艺比你们的好,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那是因为我的屁股后边有枪的支使和支撑(《二心集·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现状》)……鲁迅的踹击在改变了跋涉的方向后,在夜间终于集结起来,他要的就是这种经不起几下拷打就马上招供的情景。鲁迅说,我的八十四种残酷刑罚都还来不及使呢,这么快就招了吗?

  鲁迅从这之中体会到了无以言喻的快感。很多人以为鲁迅在踹击时是带着愤怒的心情,但他们没有搞明白,鲁迅揣带更多的是可以让他有趣“玩玩”的恶意快感。马克思曾经说过,我们其实都误解了伏尔泰愤怒的笑声,面对他的敌人,老伏哪里是在愤怒,不过是调笑罢了。马克思指点我们说,你们难道没有看见过吗,老伏尔泰养了很多狗,他给每一条狗都取了一个敌人的名字,伏尔泰每天都要鞭打它们,也偶尔给它们吃食,因为他还不想在自己有生之年就让它们死掉从而搞得自己无事可做。马克思自己呢,也把所有来自敌人的攻击都当蛛网一样轻轻抹去了。这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了。鲁迅的快感也有那样的性质。这一点从鲁迅不带笑意的幽默中我等早就看出来了。

  鲁迅之所以根本不屑于检视那些具体的鬼魂,更多是把自己的脚锋对准了鬼魂们制造出的普遍的垃圾,就是因为他参透了这一点。踹击是一种省力、省心和表示蔑视的最有效方法。那些自以为鲁迅在攻击他们的人(比如梁实秋、高长虹等),是抬高了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和拾垃圾的波德莱尔相反,鲁迅是一个踹垃圾者;波德莱尔想从垃圾中翻检出诗意,鲁迅却想从踹击的姿势中拷问出正人君子及其真理的真面孔。马丁·格海西在他的大著《城市的垃圾》里开玩笑说,资产阶级的反讽之一,就是出人意料地促成了局部的社会主义。与此相似,那些白天的鬼魂们在作出美妙的动作并记录下这些动作的美妙涵义时,完全忘记了正在为自己制造反讽:正是他们精美的排泄物(号称真理也好,号称主义教义也罢),为踹击提供了绝好的靶子。

  白天的鬼魂也有可能通过飘逸的姿势(不是跋涉的姿势)潜渡到夜晚,他们试图把夜晚弄成自己的白天。鲁迅没有忘记这一点。他看见了那些偷越国境的家伙。他们也发出了令人惊悸的笑声,试图和自己的同伙接上头。鲁迅偶尔也会把他们的暗号误以为是向自己发出的(比如许许多多对鲁迅试图加以利用,后来又被鲁迅无情抛弃的团体和个人),钱玄同把这叫作鲁迅的“轻信”。当鲁迅明白了这些无一例外都是骗局后,也诚如钱玄同所说,他马上向他们伸出了大脚:鲁迅的踹击姿势由此也往往被误解为翻脸不认人、是作绍兴师爷状和广泛的怀疑癖好……钱玄同就曾以“多疑”见赠鲁迅,他说:“鲁迅往往听了人家几句不经意的话,以为是有恶意的,甚而至于以为是要陷害他的,于是动了不必要的感情。”(钱玄同《我对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这正反两个方面情形,都可以从乱喊的暗号和踹击对它的反应上得到理解。那些自称鲁迅同党、同伙、同盟、同志的白天的鬼类,很快就从鲁迅身边消失了。他们经不起鲁迅的踹击。而在此之中,鲁迅的踹击是否有误伤的嫌疑,这里暂且不要理会。

  鲁迅说,我在朦胧中,看见了一个好的故事,这故事很美丽、幽雅、有趣。许多美的人和美的事,错综起来像一片云锦,而且万颗奔星似的飞动着,同时又展开去,以至于无穷。正当我要凝视他们,我自己却先于凝视而醒了过来(《野草·好的故事》)。这是一个只有夜晚的人的真相:他无法相信色彩斑斓的、哪怕是虚拟的白天。尽管偶尔到来的有关美好的人与事也曾让鲁迅有过短暂的惊讶;但经历过漫长跋涉的人是再也不会相信这一切的了:好的故事是鲁迅为自己制造的反讽之一,也是他在沉重的夜间为自己的幽默制造的可以“幽”它一“默”的材料。它曾经是好的,它也许是好的,它差不多是好的,但它终究是不存在的,顶多只像一个传说。所以鲁迅才会这样讲:“我爱夜,在夜间作《夜颂》。”(《准风月谈·夜颂》)因为更真实的夜是白天的“人鬼”造成的,鲁迅的夜只是向他们“捣鬼”,和他们随便“玩玩”——没有夜,没有铁屋子里的广泛黑暗,踹击就会完全失去了用场。而我们早就听说了,从相当早的时候起,鲁迅就只记住了踹击的动作要领,甚至把跋涉都忘记了。

  踹击并非只针对白天或白天的恶鬼造成的真实的黑暗,它也针对它的主人。这是一个彻底怀疑论者的典型姿势:他的脚锋最终也是指向自己的。鲁迅早就说过,我解剖别人比解剖我自己要少得多。没有理由怀疑鲁迅的表白:因为他并不完全相信自我,并不绝对信任踹击本身,他甚至无法说明踹击的意义、用途和最终目的究竟是什么。鲁迅有着强烈的自虐倾向,造成这种倾向的原因无疑会有很多很多,但自我踹击肯定是理解它的有效线索之一。这也是踹击最终的涵义了。

  “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又何由知?”(《野草·墓碣文》)在黑漆漆的夜晚,在否弃了有关夜间“好的故事”之后,鲁迅就这样自我反诘着。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设问;正因为不可能有答案,它才显示了设问的深度,这也是自我怀疑的深度,它是一部现代中国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一问。大怀疑主义者笛卡尔通过大排“转折亲”运动,从怀疑一切导出“我思”的真实存在,然后惊慌失措的,当然也是满怀侥幸的心情到底从“我思”中推出了上帝的存在。米兰·昆德拉曾经用皮笑肉不笑的语气说,看啦,黑格尔把“他真勇敢”的赞叹都献给了他!笛卡尔勇敢吗?当然。但鲁迅比他还要勇敢,不过,也更要绝望:从很早起,他都在试图通过艰苦的踹击,找到一个不可能有答案的问题的解答。这正是踹击的悲剧性之所在:当踹击找不到敌人时,或没有人堪称它的敌人时,踹击就只好把自己当作最后一个敌人了;如果自己都成了自己最忠实的敌人,虚无性也就从中生成了,失败感也就从中出现了。

  鲁迅的踹击最终发现,一切东西都是不可靠的,甚至是根本就不值得踹击的。就这样,踹击到最后只剩下了为踹击而踹击。鲁迅曾说,只有虚无、虚妄才是实有。而向虚无、虚妄挑战的,唯有踹击。在这里,战斗对象和战斗工具是同一个东西。它不是马克思所谓批判的武器或武器的批判一类有区别的什物。鲁迅的真正愤怒,实际上也不是针对他曾经踹击的那些垃圾和白天的鬼类,因为他们毕竟还是实存的,他们也不会让踹击放空,他们还能使鲁迅产生一种有对象的感觉,也会让他感到有事可做并且大有趣味;鲁迅的真正愤怒是针对踹击自身的,因为那是广大的虚空,它不会产生反弹力。诗人昌耀对此有过绝好的描写:


  我不理解遗忘。

  也不习惯麻木。

  我不时展示状如兰花的五指

  朝向空阔弹去——

  触痛了的是回声。

  ——《慈航》


  也仅仅是回声罢了,它只是一种虚拟的后坐力。而随着踹击的单向用力,鲁迅把自己放倒了。出于这样的原因,鲁迅的倒下始终是前赴的而不是后仰的。长期以来,我们把鲁迅前赴的方向当作了前进的方向,这真是滑稽。而鲁迅的愤怒决不是一种单一性的情绪,它具备着综合性的质地,这中间包含着愤怒、悲哀、叹息、欲哭无泪的辛酸和说不清道不明的惆怅……以致于使鲁迅都有些怒发冲冠了,我们从众多的木刻、版画和各种肖像画上看到的鲁迅无一例外都是这副模样。这完全称不上是一个好的故事,那位躲在窗下的小偷实际上早就看见了。


啊,夜晚,夜晚……

  

  “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常觉得唯有黑暗与虚无才是实有”,鲁迅对许广平悄悄地说,他分明已有了怕人听见、怕人偷窥真相的慌张神情。他接着说,“(我)偏要向这些做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两地书》四)正是如此,他的踹击也有了相当激烈和快速的性质,而且越到后来越无以复加。这是洞明了一切、看清了真相之后的踹击和它发出的“绝望的抗战”之音。

  鲁迅自从由黄昏一闪进入了黑夜后,再也没有出来的打算了:他宁愿在一个暗无天日的战场上,与一个没有敌人的对手交战(即无物之阵)。战斗也由此明显具有了虚拟的面孔。但鲁迅的黑夜却是千真万确的;除了短暂的日出,鲁迅的作品空间没有给我们留下过真格的白天:白天是反向介入他的夜晚的。

  临死之前,鲁迅坚定地发愿说,对于他的“敌人”,那些垃圾的制造者们,他一个都不宽恕(《且介亭杂文末编·死》)。在通常情况下,这样的话只能是唯一真理的拥有者——比如上帝——才能说出。我们早就听说过,上帝却宽恕了所有的人。但我们又千万不要把“一个也不宽恕”仅仅理解为鲁迅的偏执。这是踹击本身的偏执,因为这个动作最后带出来的是虚无,是叫喊在空无一人的旷野。周作人对此曾经有过非常到位的看法,他说,鲁迅的思想最终转到虚无性上去了。他对一切事情,仿佛都很悲观,我们看见他的《阿Q正传》,里边对于各种人物的描写,固然是深刻极了,可是对于中国人的前途,却看得一点希望都没有(1936年10月20日《大晚报》)。出于这样的原因,踹击最后只剩下它的惯性,孤零零的惯性:停止踹击已经成为不可能,它已经无法使自己停下来了。宽恕不仅意味着停止踹击,还意味着要否定以前的踹击。踹击不会同意对自己的背叛,它宁愿赞同踹向自己的主人,也决不允许鲁迅同意背叛行为的发生。这是鲁迅真实的大悲哀,也是他深刻体验到的大失败。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鲁迅偶尔也会记起他在白天的斜视和黄昏时的跋涉,尤其是对跋涉有了相当的怀念,难道鲁迅在后期的踹击中,当真不包含对跋涉的一丁点悼念吗?但他已经非常清楚,自从将跋涉置换为踹击,自从他由黄昏过渡到黑夜和来到鬼族之中,跋涉早已经是一种被广泛遗忘的动作了。那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鲁迅曾对洋鬼子说,我还想站起来,我还想走下去(《集外集拾遗·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这成了鲁迅永远的遗憾:他的身体使他既没有力气用于跋涉,也忘记了跋涉的动作要领。鲁迅的全部悲哀,其实都不可避免地包含在他的踹击之中,更包含在踹击的最后涵义——踹击的虚无性——上。

  上帝说,要有光,于是有了光。这是《圣经》的口吻,也是上帝本人的口吻。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人有资格、权力和能力这样说话。退一万步说,也没有任何人有资格对任何别的人说:一个也不宽恕。这是踹击的虚无性最沉痛的表达。听到这个话时,我们往往会以为它代表了鲁迅毫不妥协的倔犟脾气;但我们令人遗憾地抹去了、忽略了这中间的所有辛酸:它是被逼成为的,它不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愿望,也决不会是鲁迅本人一开始就抱有的愿望。我们听说了,耶稣的所有门徒都提议用石头砸死那个肮脏的卖淫妇女,耶稣说,你们中间没有罪的人就去砸吧。所有的门徒都知趣地退了回来。鲁迅的“一个也不宽恕”,在用上帝的口吻说话时也表达了上帝的意思:“一个也不宽恕”必须要和鲁迅说的“我解剖自己比解剖别的人更多”联系在一起才能明了。它也是踹击对准自己主人的软肋的严重后果之一。“一个也不宽恕”的对象命中注定包括了踹击的主人。

  夜晚给鲁迅提供了这样的机会,这样的契机也为夜晚的出现创造了必要的前提。究竟是踹击制造了夜晚还是夜晚生出了踹击,这个到底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式的问题,其实是毫无意义的。正是这种联为一体、难辨因果的事实(即鲁迅式阐释学循环),造成了鲁迅普遍的夜晚,也造就了鲁迅的鬼魂性质。他穿行在众多的鬼类之间,既指点着他们的丑陋面孔,也把自己的身份给悬置起来了;他在踹击“鬼人”时(比如在我小时候就听到的有关鲁迅的第一个故事所说的那样),也把自己弄成了不祥的猫头鹰:他报告着死亡的来临,预示着彻底的虚无主义的到来,既把自己不受白天欢迎的面貌捎带了出来,也把自己即将失败的身份给预告了。黑夜不仅来自鲁迅的心灵,也来自于他的踹击;夜晚不仅造成了鲁迅写作空间的黑色质地,也把所有的白天取消了。是的,没有白天,没有星光,有的只是虚无。这就是鲁迅独特的夜晚乌托邦:它是对所有在夜晚制造出来的乌托邦的反讽,它促成了各种型号的乌托邦的最后破产,它们是挂在鲁迅夜晚乌托邦嘴角的冷笑。

  保罗·艾吕雅说,我怎么会热爱痛苦,我比谁都更加热爱幸福。这位渴望白天的伟大诗人还说:正因为这样,我才在写作中制造黑暗。而在夜晚中穿行得太过长久又不堪忍受的茨威格在自杀前对他的朋友们喊道:“愿你们穿过黑暗能见到光明!可我这个格外性急的人现在就要走了……”谁也不愿意碰上虚无,谁也不愿意遇到夜晚,谁也不想永远生活在夜间。如果命运只给了你晚上,却没收了你的全部白天,你就是想生活在光明之中,这种自欺欺人的可能性又在哪里?至于生活在夜晚是不是一定会在内心充满黑暗,也就是说,夜晚是否和内心的黑暗之产生有着必然联系,对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我们是给不出答案的。


敬文东,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被委以重任的方言》、《写在学术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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