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战在信访一线的“黑脸包公”

3月30日，上海迎来了一个春日里的暖阳天，上班族踏着晨光行迹匆匆，路边早餐店飘出的香味也满是生活的气息。走入位于东兰路248号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信访接待室，一位戴着眼镜、肤色黝黑的中年男子已做好了新的一天接待信访人员的准备，他就是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信访办公室副主任于德军。因为肤色黑，许多人戏谑地称他为“黑脸包公”，而历经12年的信访工作，于德军常常在外协调奔走，风吹日晒下，朋友们笑称他“更黑了”，这背后映射的则是他看遍人间百态的酸甜苦辣故事……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信访办公室副主任于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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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与陪伴下的“心理咨询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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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于德军从部队转业，离开黑龙江老家，来到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法警总队，从一名一线战士成为了守卫法院安全的司法警察。今后的两年中，他经过不懈的努力与钻研，通过了司法考试，成为了高院立案庭的一名书记员，2008年成为助理审判员。四年的时间里，于德军一次又一次完成了角色的转变。

彼时，36岁的于德军立志成为一名出色的一线法官，用自己的判决惩恶扬善、秉公办案。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隶属于立案庭的信访部门由于人手紧张，于德军被临时借调。由于工作能力出色，领导希望他能留在信访一线。

从法庭办理案件到窗口接待信访人员，面对这一改变，于德军坦言他最初有过一丝抵触。“不办案子还能叫法官吗？”他在心中问着自己，但最终他选择了留下。

坐在窗口，于德军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语言障碍。一些信访人员一见面就长枪短炮的上海话常常让他一头雾水。“您能用普通话再说一遍吗？”面对这样的请求，一些当事人会耐心复述，但许多本就心情烦闷的当事人却不能理解。

“上海话都听不懂你坐在这里干什么？”回忆起最初接待当事人时的场景，即使见惯了大风大浪的于德军仍表示，那时自己甚至会紧张地发抖。随着多年的磨练，现如今语言早已不再成为障碍，日复一日，于德军逐渐发现了“聆听”所蕴含的能量。

于德军2019年2月27日在上海法院开展的”今日我当班“信访体验活动中，讲授信访接待技巧

几个月前，上海高院审理了一起非法集资案件，一位在场旁听的老阿婆听到判决后突然晕了过去，醒来便开始哭闹。她希望法院不要判决，认为只要这家企业还在运营，自己的“投资”总有一天能要回来。

当时于德军恰巧在场，看着眼前这位不愿面对现实的阿婆，他在劝说之余主动邀请她下周来到信访接待室聊一聊。

到了约定时间，阿婆和老伴如期赴约，于德军在信访窗口接待了他们，阿婆一坐下，就开始嚎啕痛哭。

原来，早年间阿婆从外地嫁来上海，靠着出摊叫卖赚了一笔血汗钱，多年来省吃俭用，到了晚年却被一次上门推销的投资项目骗去了将近200万。“我真是越活越糊涂了，到老攒了这点钱一下子就被骗光了！”

一个多小时里，阿婆将自己的大半段人生都诉说给了于德军听。听着她的遭遇，于德军心中不免唏嘘。“阿姨，你和老伴还有退休金，你们还有子女，仍然可以把当下的日子过好。”除了开导，于德军还向阿婆分析了“非法集资”案件判决与赔付的相关流程，解开了缠绕在阿婆心头的“疙瘩”。

“跟你聊完之后我感觉自己好多了。”阿婆终于擦干了眼泪，脸上也露出一丝笑意。临走时，于德军让阿婆把头上戴着的这顶破旧的帽子扔了，鼓励她开始下一阶段新的人生。

“信访干部有时候就是一名‘心理咨询师’，聆听是我们需要掌握的一项必修课。”在于德军眼中，“聆听”不仅是对信访人员的一份尊重，也是信访法官整理思路、搜索信息的过程，通过梳理问题与倾听陪伴，心中郁结与矛盾焦点有时也能逐步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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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在路上的“积案终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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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信访工作的12年来，于德军累计接待过2万余人次的信访群众，每一次接待之后，无论信访人员的诉求是否有理有据，他都努力给到当事人一份合理的说法。

于德军（右一）在北京同市信访办信访干部一起劝导信访人返沪

于德军有一个小本子，记录着他手头几位老信访户的最新情况。何时又来信访？讲了什么新信息？最近的状况怎么样？于德军将每一次的接待成果在本子上记录下来，在心头也清晰地列出一笔笔“账”，其中有些人让他印象尤其深刻……

尤能（化名）是一名搬运工，2012年，他在工作时不慎摔倒，不幸变成了“植物人”。经人社局调查核实，尤能被诊断为患有疾病，不符合工伤认定的标准，无法获得相应的赔偿。尤能向法院提起诉讼，但是并没有获得他所期望的结果。

“我们没法活了……”尤能的家人多次将他抬到信访办门口，情绪激动地要求维权。于德军在了解情况后，翻阅了所有卷宗，得出了初步结论——这起案件的判决并不存在问题。但是他仍然耐心地接待着尤能和其家属，并到他的家中进行实地考察，眼前的一幕却让他大吃一惊。

当时正值酷暑，一家人却窝在了一个小小的集装箱中，沦为“植物人”的尤能忍受着闷热躺在床上。原来，尤能是江苏淮安人，此前居住在公司宿舍，目前一家人在上海没有固定住所。面对这样的场景，无奈与同情萦绕在了于德军的心头。

“有什么办法可以在法度之外为他们一家提供帮助？”于德军一边与尤能所在公司沟通，争取提供人道关怀，一边以专题报告的形式将情况汇报给上海高院。最终通过多方协调，尤能的司法救助方案通过了，于德军还和同事一起护送他回到老家，前往当地村委会、镇政府，协调政策上的适当照顾。

返回上海之际，尤能的妻子泪流满面地紧紧握住了一行人的手，“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你们的帮助……”法外有情，于德军用行动为法律注入了一份温情，能够帮助这样一个身处困境的家庭，他感到前所未有的舒心。

于德军（左一）陪院领导接待信访人

于德军认为，身为信访干部需要秉持一份内心的正义感，倘若信访人员所述的案子真的有问题就要去改，如果法理上没问题情理上却有缺憾也要努力弥补。12年来，于德军协调化解了238件涉诉信访矛盾，“每当能真正化解一个案子，我都能开心好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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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了”案件的“情绪回收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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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每天面对形形色色的信访人员提出各式各样的诉求，信访干部也并不是无所不能，面对一些“无力回春”的“死局”，于德军在聆听、陪伴的同时，也有着自己的立场。

“于法官，我对不起你。上次答应你不再来闹，我还是来了，没办法，我得解决问题啊！”刘勇（化名）是一位老信访户，他定期来到信访办“报到”，每次见到于德军都会说出这句话。

上世纪50年代，刘勇的外公在安徽服刑，位于上海黄浦区的一处老公房被没收，后来，老人得到平反与补偿，他在安徽的一些子孙被允许返回沪籍，刘勇就是其中一员。

10年前，刘勇与老婆离婚，随后身体又被查出肝硬化，丧失劳动能力的他开始记挂起外公当年被没收的房子，走上了信访之路。闹得最凶的时候，他甚至采取违法手段，好在被民警当场制止，刘勇也因此被判刑。

但是刑满释放后，他还是放不下心中的“执念”，仍然坚持来信访。“我要我的房子，你们法院得帮我解决……”于德军为刘勇提供了多种解决方案，但是他始终不满意，而他提出的诉求过高，于德军也无能为力。

信访就这样陷入了死胡同，但是刘勇仍时不时来到信访办闹着“解决问题”，于德军在表明态度的同时也尽其所能地进行劝导、安抚。其实，像刘勇这样无法了结的案件还有很多，许多信访人员作为信访办的“常客”定期就会来“打卡”。

于德军（右二）陪院领导接待信访人时，对方突发高血压，于德军正在帮信访人服药，并安抚其控制情绪。

“于法官，我今天就说5分钟。”陈大爷作为老信访户，时常会来到于德军这里“报到”，掐着表说满5分钟后就自行离开，而于德军就会陪着他一起聊一聊。

审判工作追求的是案结事了，但对于信访工作来说，一些老案可能是永远也“了”不了的。作为信访干部，于德军能做的只有在阐明立场的同时尽可能地去开导与陪伴。

面对纷繁复杂的人间百态，身为“不满情绪回收站”的信访干部也同样需要舒缓自己的心态。“只有自己保持良好的心态，才能够去帮助他人解决问题。”每当提及此处，于德军总是会十分感谢爱人对自己工作的支持。“每次案子有新的进展我都会和她说，遇到什么烦心事她也能给我支持和鼓励。”

虽然皮肤黝黑，但是于德军却有着一颗最赤诚的热心，在平凡的岗位上实现着不平凡的人生价值……

见习记者 | 张旭凡

编辑 | 王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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