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证员蔡煜：一位有温度的“法律全科医生” | 法匠
在上海市杨浦公证处副主任蔡煜的办公室里，一排占据整面墙壁的书柜格外引人注目。里面静静躺着一本本厚重的党史文献、法律工具书、人物传记、文集，中间柜子里还郑重摆放着一些泛黄的旧纸片。当记者为其藏书量而感到惊讶时，蔡煜却笑着说道：“这只是一小部分，家里的书早已放不下，只能堆在房间地板上。”
公证，即公证机构根据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按照法定程序对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的活动。实际上，随着社会生活发展，公证涉足的领域远超于此，也绝不是有些人眼中的清闲“饭碗”。蔡煜从事公证行业已23年，处理过大量疑难复杂案件，是老百姓眼中“百宝箱”般的存在。在他看来，从事公证并不是简单盖个章，办好一起公证需要求真务实、以法律解惑，捧真心奉献。他认为，公证员既是一位“亲民法律顾问”，又是一名“法律全科医生”，各行各业知识都要懂一点。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蔡煜从数万件的公证办理实践中提炼出办理公证、调处矛盾的理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蔡煜工作室”是全国首家试点。他还大胆创新并办理过数起“首例”：首起涉外继承公证法律意见书、首起引用宪法条款解决当事人难题的涉外遗嘱信托承继案......凭借扎实的业务能力，蔡煜先后被评为“全国优秀公证员”“上海市学雷锋、文明服务示范标兵”。用脚步丈量公证历史的他更是深研理论，为公证著史立说，至今已出版（发表）书籍、论文、调研报告百万余字，涉及公证、中国法制史、犯罪学、劳动法、明史、语言学、刑事诉讼法等领域。
见习记者 | 谢钱钱
视频剪辑 | 谢钱钱
图片来源 | 上海市杨浦公证处
编辑 | 刘家杭
出品 | 上海法治报融媒体编辑部
上海市杨浦公证处副主任蔡煜
2021年2月8日，农历春节将至，坐落在杨浦区平凉路一角的杨浦公证处仍是人来人往。下午2点刚过，一位颇有岁数的阿婆颤巍巍地被一对男女搀扶进来。阿婆年过八旬，老伴、独子都已去世，身边照护的只有儿媳（已再婚）。今天，她和儿媳来咨询遗产公证及养老问题。
一进门，阿婆就紧紧地握住蔡煜的手，诉说苦楚：“我的眼睛去年年底就已看不见了”，说着说着眼泪就流了下来。阿婆年纪太大，眼睛已经看不清了，如今心头念叨的只剩下养老问题。
“蔡主任，老人家她只信你，就麻烦你了。”一旁的儿媳杨兰（化名）和她的丈夫刘成（化名）说道。
“别哭，别哭”蔡煜慢慢劝说着，扶着老人坐下，很是揪心。
杨浦公证处副主任蔡煜询问阿婆基本情况
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前年，蔡煜进社区普法时，年过八旬的阿婆听过他的课，感到很实用。就在去年12月，老伴肺癌晚期住院后，没能挺过去。阿婆身边无人陪伴，在老伴生病期间，也都是儿媳一家照顾老爷子的生活。老人心里既感动又过意不去。此次上门，主要是为了商议老伴的遗产继承问题，以及是否可以就养老、遗产等问题跟儿媳达成一致意见。
“蔡老师，我害怕以后没人照顾我，外地两个妹妹也住得远，以后有苦说不出可怎么办……”阿婆说道。
对于阿婆担忧的养老问题，蔡煜完全可以理解。因为阿婆年纪大，耳朵有点背，蔡煜加大音量，放慢语速与其交流，耐心询问着老人的情况。
“你是什么单位退休的？退休工资多少？”“退休工资四千多”
“你有几个兄弟姐妹？”“两个妹妹”
“妹妹还跟你联系、照顾你嘛”“他们离得远，管不到”
“杨兰对你是否认真照顾了？”……
蔡煜为其分析了几种养老方案，并为其详细介绍。各项流程下来已是暮色时分，这项委托才刚刚开了个头，蔡煜准备为老人与其儿媳拟一份扶养协议。“现在已了解基本情况，接下来还要上门沟通，如亲属有意见还要进一步协商。”蔡煜说道。
蔡煜为市民办理公证
近年来，上海失独老人数量与日俱增，他们的养老问题成为一项“难啃”的社会问题。对于常年奔波在基层一线的蔡煜来说，往往能够最先接触到各类养老难题，也对其倾注了更多思考。
“老人的小孩、老伴已经去世，手头积蓄也不多，这套房子是她唯一的居所。”蔡煜说道，除了衣食住行的保障，还需考虑如何给予老人更多心灵上的关怀与帮助。蔡煜认为，对公证部门而言，除了要认定当事人真实意思表达，对扶养人资质进行把关，如何做好后续的监督工作也是相当重要的一环。平时，对于一些特殊公证事项，在办结后，他定会定期跟进、回访，了解当事人的困难是否切实解决，思考还有哪些工作环节需要改进。
在蔡煜眼中，公证员还是一个“调查员”，一个“社会问题研究者”。
蔡煜工作室
实际上，早在大学时期，蔡煜就展现出了非凡的调查能力和理论敏锐性。指针拨回到1995年，蔡煜尚在华东政法学院（现华东政法大学）求学，他在暑期社会实践期间，关注到了当时的社会热点问题——“儿童乞丐”问题。
在那个酷热的暑假，每天实习下班后，蔡煜自掏腰包买好饮料到“儿童乞丐”们经常聚集的火车站广场，一边请他们喝饮料，一边询问他们的日常生活与生活经历，对这个特殊群体开展实证研究。根据调查，他写成文章发表刊登在全国法律类核心期刊上，呼吁加强对流浪儿童的保护，推动流浪儿童保护中心的建立。此后，他还参与社保基金管理调研，著文优化社保基金管理制度，以及对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优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指标体系建立等领域研究，无一不倾注了他对社会问题的理解，有关研究成果除发表在《人民检察》《青少年犯罪问题》等刊物上，还得到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单位肯定。
求学时期的实践，使得蔡煜的调查、逻辑思维等能力得到提高，而更加重要的是，他会对社会问题倾注更多关注，思考如何通过法律制度与人性化规则设计解决难题。1998年进入公证处后，蔡煜最先从事的是调查工作。每天一大早，他便拎着公文包，走街串巷穿梭在上海的大街小巷，核查各类公证证据。“原本我是路盲，第一年我就去过一千多个单位，翻烂过N本上海地图，抄过成千上万个被调查单位联系方式、地址。”蔡煜笑着说道。
每当遇到当事人无法提供证据的难题，蔡煜总是千方百计解决，主动寻找线索，解决了很多疑难案件。有的名人案件的调查还是从旧报刊、地方志、名人日记、传记中找到线索，一步步寻找知情人与书证。每次蔡煜到小区居委会调查，居民们知道后，就一窝蜂涌上来，提出各种各样的法律问题。“这时候，公证员代表的就是党和政府形象。”蔡煜认为，如果能够尽心尽力为居民们提供咨询，那么不仅可以帮助他们解决一些法律问题，还更有利于公证核实工作的开展。
在公证这一方小窗口前，蔡煜目睹过各种各样的人生，因此更能懂得求助者的苦楚，在办理公证问题时，也就倾注了更多关怀。
一位70来岁的阿姨来咨询继承公证。详细询问后，蔡煜发现案件非常复杂，涉及到的继承人有几十个，阿姨又自诉得过精神分裂症。这么重要的家里大事，为什么子女为什么不陪同咨询呢？“小孩工作很忙吧？”婉转地一问后，阿姨叹了口气，说出了她的苦恼。原来，阿姨家里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儿子，工作上受过挫折后，人变得非常“自闭”。不上班，基本不出门，不与人交流，不上网，只在家里看电视，没有朋友，成为一名“啃老族”。阿姨身体不好，不高的退休金要维持母子两人生活，还要看病，非常拮据。阿姨更是担心儿子将来怎么办？听罢，蔡煜非常同情，他强烈要求阿姨请她儿子到公证处来谈心。两人足足谈了三个多小时，从人生经历、兴趣爱好、养生之道一直聊到如何回归职场、储蓄理财。最后阿姨儿子非常感动，深感后悔，握起了拳头表示要工作，要照顾好妈妈。事后得知，阿姨儿子终于上岗就业了，在一家单位当保安，收入不高，但工作稳定，阿姨解决了一个多年压在心头的老大难问题。
除了面对无助的老人，蔡煜也多次帮助遭遇特殊困难的孩子，他曾遇到一位极具音乐天赋的脑瘫儿童。小男孩从小由外婆抚养，虽身体患疾，却始终未放弃音乐爱好，并凭借天赋和努力取得了优秀成绩。但他在受邀参加欧洲音乐会比赛时，因爸爸下落不明，无法提供同意出行证明而犯了难。蔡煜非常同情，小男孩身患重疾却能有如此成就，不能参加比赛的话太可惜了！但如何解决却是个难题。思索再三，蔡煜指导小男孩的外婆补充小男孩爸爸下落不明的证据，并指导其妈妈将有关情况如实发表声明，并予以公证，最终顺利办成出国比赛手续，助力小男孩实现了这次比赛的机会。
蔡煜接待过为规避税收与购房政策而多次结婚离婚的岳母与女婿的委托公证、办不成变性手术知情同意书公证就要自杀的男青年、判处死缓的囚犯同意未成年非婚生子女随生父出境的声明公证、无国籍人继承遗产的公证，三教九流、各色奇葩案件，见证了人生百态、生活的甜酸苦辣。基于此，2013年，杨浦公证处成立“蔡煜工作室”，目的就是探索运用公证调解功能化解以遗产继承为重点的社会矛盾纠纷。如此专业的工作室，在全国范围尚属首家试点单位，填补了国内公证调解领域的空白。
“其实调解并不是公证员的必需工作，但如今面临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复杂，老百姓个性化的公证法律服务需求越来越多，一些财产公证的时间节点往往是家庭矛盾大暴发时期，这就需要公证员变‘被动’为‘主动’，积极促成矛盾纠纷的最终化解。”
蔡煜占据了一整面墙的书柜
而蔡煜在调解方面也大有技巧。他介绍，如果仅仅是按照书本上介绍的调解程序操作，看上去很规范，其实能真正调解成功的情况少之又少。蔡煜表示，在调解过程当中，公证员既要符合国家基本的法律规则，同时，讲述的道理、调解的方式也要让老百姓易于接受，针对不同调解对象，采用不同的调解方式，“一定要接地气，让老百姓口服心服。”
在蔡煜的办公室里，有架占据了整面墙壁的书柜，各色书籍资料琳琅满目。中间一排书柜里，一些泛黄的纸张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这些薄薄的纸张分别覆着塑料纸。蔡煜轻轻捧起一张，在书桌上展平，透过斑驳模糊的字迹，原来这是一份1952年的结婚公证书。
蔡煜淘来的珍贵公证历史资料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市人民法院公证处办理了几万件的婚姻类公证，那是因为在1952年12月22日前，上海没有婚姻登记机关，故仍延续民国末期兴起的上海公证结婚新风俗。”蔡煜起身在书柜中翻找着他“淘”来的文献资料，小心翼翼地捧出一张发黄的结婚公证书，在那个时期“结婚公证书至少有三个格式，单单是这个公证人图章（签名）至少就有四种款式。”蔡煜神情专注地沿着公证书一寸寸扫过，眼神中满是挚爱。
这些珍贵的公证历史资料是他花大价钱自费从各地“淘”来的，是进行中国公证史研究的第一手资料。为了写好中国公证历史，蔡煜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四处求访资料，在忙碌的工作之余，几乎天天熬夜写作。经过长达五年时间的编撰，2019年4月，《中国公证史编年（1902-1979）》正式出版，该书一举填补了中国法律制度研究空白，荣获当年第六届“中国法律文化研究成果奖一等奖”，并被国际著名出版社购买英文版权，目前正在进行英文版翻译工作。
蔡煜著《中国公证史》编年
蔡煜还喜欢阅览名人传记、日记，他曾经为花40块钱买到一位中国公证行业已故“老法师”的生活照而欣喜不已。曾经为了帮助一位没有证据的文艺界名人亲属办理落实政策的公证，将近三年，几乎每个星期，蔡煜都要到有关图书馆、档案馆翻阅与其有来往的人物传记、找资料、查旧报刊，大海捞针式地寻访知情人......孜孜不倦，乐在其中。
为什么对历史特别是公证历史抱有如此热爱？蔡煜淡淡地说道：“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历史、记录历史，可以净化自己的心灵，看淡名利”。“写中国公证史，一方面是为了普及、宣传中国公证文化和公证制度小成本预防纠纷的独特优势，另一方面可以为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证制度提供历史经验。”“公证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盖章收费的工作，它是一个有历史有温度的行业。”
前些年公证遗嘱高峰期时，蔡煜一年要审核一千多份遗嘱，遗嘱受益人是谁？为什么给？给什么东西......蔡煜也会隐去个人隐私数据，另外摘要记录下来，这便是某段时期上海公证遗嘱习惯的抽样调查记录，以后也是一份宝贵的法律、民俗资料。
蔡煜讲述新中国公证发展史
“一部中国公证史，就是一部中国近现代司法制度史的缩微版。”蔡煜说道。公证制度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民俗、对外交往、国际关系和各种社会热点问题，公证档案记录着一载又一载人民的生活轨迹，是时代的显像镜。而他是捧出真心为老百姓解难答疑的服务者、用脚步丈量公证历史的虔诚赶路人。
（上海法治报2021年8月4日B4版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