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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鸟痴狂,海派花鸟第一人!

2017-12-04 搜画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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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我的父亲江寒汀

文/江圣行

我的父亲江寒汀1904年出生于江苏常熟虞山镇东城脚二十四号。祖父一生清贫,除了给我父亲两兄弟留下一幢二开间的旧楼房之外,就什么也没有了。听母亲说,父亲自幼喜爱画图、养鸟,十六岁便师从陶松溪先生学习花鸟画。从此常游虞山,山鸟活动得以饱览。饥则啃干粮,渴则饮山泉,必待夕阳衔山,方步行返城。回家后,首先摊开纸作画,众鸟情态跃然纸上。 



父亲二十八岁时开始专业绘画。祖父去世后,父亲家累太重,便流寓沪上,以卖画为生。此时父亲结识了几位很有名的收藏家,与他们交往密切,得以纵观私人收藏的历代名家之作。父亲视野拓宽之余,勤学苦练。他深入研究宋元以来各派名家花鸟画技法,同时着重写生,两者互为参悟,再经过自己的消化,所以无论双钩、填彩、没骨写生,均颇有心得,尤擅画禽鸟,即便信手拈来,随意挥写,都能形神毕肖,栩栩如生。 



为鸟痴狂 


父亲平时很喜欢养鸟。记得在我童年时,父亲有空便带我一起去五马路 (现在的广东路),那里有长长一条鸟市街,出售各种各样的飞禽、鸟食、鸟笼等。几乎每家店主都与我父亲很熟,见面主动和父亲打招呼,每当有新的品种鸟,他们总先给父亲看,甚至有时还向父亲请教鸟的名称、特性等。我在旁边听得不耐烦,就吵着回家。



为了做生意,店主总是特别优待我这个小客人,买些糖果之类的零食,哄我坐在旁边,总希望我能安静地让他们谈论养鸟经验。有一次,我又跟父亲去广东路鸟市街。那时正值春天,到处是一笼笼的黄嘴绿毛的幼雏,忽见一家店里有几只长尾巴的鸟,父亲停住脚步,便开始观察,观察了好长一会儿,他便和店主开始攀谈起来了,我等得不耐烦,就一直朝前乱走,几乎将一条鸟市街走尽了,人又挤,我找不到父亲心里紧张便哭了。



这一幕正好给一家店主的儿子看到,认出了我是江寒汀的女儿,便陪我一路返回找到父亲。谁知父亲居然还在津津有味地谈论着长尾巴的鸟,丝毫也没发觉自己最喜欢的小女儿走失了。那位领我回来的青年,就是后来也跟父亲学画的哑巴师兄赵观祥。父亲将这长尾巴的鸟带回家后,亲自喂养,精心调配食物,用煮熟的鸡蛋黄拌小粟子后再喂用,还用小刷子轻轻地刷洗鸟尾上的羽毛。日子长了,这只长尾巴的鸟似乎被驯服了,和父亲有了感情,每天叫声不绝,极动听。



父亲养鸟用心之专,令人惊叹!当时师兄们常跟我闹着玩说:“老师喜欢的不是你,而是那只长尾巴。”说真的,当时我还真有点妒忌那只长尾巴的鸟,在我幼小的心灵上似乎受不了。后来我才知道这长尾巴的鸟就是唐山鹊。上海画院成立后,为了让画家对禽鸟有更多的感性认识,特地在画院的一角上,建立个高大的铁笼,里面有各种禽鸟。父亲将自己家中的几十种鸟和鸟笼一起送进这禽鸟天地中,并且和几位著名画家如吴湖帆、来楚生、张大壮、张聿光等主动承担喂养任务。时隔不久父亲与这几位画家相继创作了一批可贵的花鸟画作品。 


唯好饮酒 

父亲生活很朴素,除冬天挑选一顶“法国帽”戴在头上之外,其他穿着极为普通几乎没有要求。在吃的方面更为随便,特别喜欢吃带皮带肥的红烧肉,瘦肉就给我吃,因此吃饭我喜欢挨着他坐。还有葱油拌豆腐,即使每天吃,他也百吃不厌。再就是喜欢吃“阳春面”,他说这样既省力,又可节约时间,但如果碰到吃“大闸蟹”、“油爆虾”那就不知道时间观念了,细细品尝,精心吐壳,吐出的壳还可以拼出原样的虾蟹,形象生动,似活的一般,有时还叫我姐姐(江圣华)照样在宣纸上画出来,总之父亲做什么事都是有些与众不同而且新奇、特别。 


饮酒是他的嗜好,酒喝得越多,作画时精神越好。他刻过一方闲章“一月二十九日醉”可见对饮酒的痴迷。有一次他在张乐平伯伯家里饮酒论画,兴致特浓,吃到半夜才回家。到家后,他便在一张整页大宣纸上画了一幅水墨牡丹,带醉题上“不饮一斗酒,写花不精神”。这张画后来一直挂在他画室墙上,凡来做客的人,都带着赞叹眼光看上几遍,而且每次来都要重复看上几遍,可谓百看不厌,令人着迷。 


以画会友 

我有一位堂叔江石鄰(生前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告诉我说,你父亲在上世纪40年代时画就有相当成就,深受当时文艺界名流的爱好。



记得在1942年左右,父亲认识一位海上名家张中原先生,他在现在的南京路黄陂路口附近开了个“大观艺圃”,父亲负责花木盆景画方面的事。父亲的画引起周信芳学画的兴趣。当时周信芳住在瑞金路高福里,他通过张中原认识了父亲,要向父亲学画,所以父亲与周信芳有过一段时期的交往。



听堂叔讲,周信芳学画相当认真,就像学戏一样。由于大观艺圃地处市中心,交通方便,引来了不少社会名伶,如金少山、梅兰芳、徐天红等,也引来了不少画家,如唐云、若瓢和尚、来楚生、张炎夫、张石园、张大壮、熊松泉等。后来大观艺圃扩大成画廊,成为“人观雅集”。父亲也就在这个时候与这些海上名画家成为莫逆之交。他与唐云先生交往甚密,还经常相约到小酒店小酌,研讨历代名家画技法、汉玉刻印。



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一起进入上海画院,共同创作过不少作品,其中有一幅父亲画“木桃双鸟”、唐云先生画竹石,是在1954年合作画的,当时画好后都没有落款。父亲将这幅画送给了堂叔。事隔三十年后,堂叔请唐先生补款,唐先生看了这幅画深有感触地填上“石鄰同志属,江寒汀写鹊并木桃,后三十年唐云署款,其时已补竹枝,而江兄早逝世矣。一九八三年六月一日记”,虽片言只语但表达了唐先生对父亲的怀念之情,使人感怀。 

授徒有道 

父亲平易近人,人人称他为“好好先生”,与任何人都能极好地相处,不论来人年岁大小,总以礼相待,所以深受同仁和学生爱戴。他去世时,大弟子乔木师兄一下子消瘦了一圈,精神一蹶不振,他讲:“老师去世,我好像整天有种失落感,打不起一点精神,足足有一个多月。”当时与大师兄一起在上海美专任教的山水画家应野平、俞子才先生总劝他应该用自己的艺术创作成就来表达对老师的怀念,后来他才慢慢地恢复过来。



从父亲去世一直到1989年我母亲去世,乔木师兄总是经常来探望我母亲,逢年过节不必说,夏天送西瓜,冬天送补品,只差时辰,不脱日期。乔木师兄经常对我母亲讲,他从一个布店小艺徒成为今天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的教授是与老师的教诲分不开的,老师要是只重门第不重人的话,他今天也不知去干什么了。虽然是短短几句话,却表达了师生之间的情深,也反映了父亲爱才惜才之一斑。



听母亲说父亲经常约几个朋友或师兄去天津路一间小酒店饮酒,有一天店主(人称卖酒居士,也喜欢画画)对我父亲说,他有位客人,人很正直,酷爱画花鸟画,因是干“泥水匠”工作的,遇不到好的老师指点很可惜。父亲听后,不假思索地说,只要肯下苦功,有恒心画下去,这个学生就收了。



于是众多师兄中又多了一位干“泥水匠”的师兄,当时的名字叫田军。此人刚来时很少讲话,穿着很朴素,下雨天穿草鞋,但学画特别用功,每次带一卷练习画,父亲见后,总是倍加赞赏,有意识地加以指点培养,这位师兄就是现在上海画坛上有相当知名度的画家富华。直到1949年后我们才知道他是搞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 


1958年画院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父亲与张大壮等画家一起深入农村劳动,体验生活。那时候他收了三个杨姓农民子弟学生,当初他们都在念中学,喜欢画画,父亲耐心教他们如何正确地运笔用纸用墨及画画基本技法,如何对大自然环境进行仔细观察和写生。



后来其中一位去参军,另一位由于家境原因,其父告诫他,上海滩有这么多名画家,都下乡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同劳动共甘苦,学画有什么用,还是要多挣工分,因此他放弃了学画。后来只有杨正新坚持学画,父亲下乡劳动半年后回上海,对杨正新这个学生特别有意培养,经常利用星期日休息时间,带着我,自己花钱买笔墨纸下乡去教他,杨正新也总是骑着自行车到公共汽车站来接我们,他的父母是淳朴老实的农民,只要我们去,总是热情接待我们,带我们去菜园看各种新鲜瓜果、蔬菜和鸡鸭棚。身处乡村田园的杨正新仔细观察周遭环境,认真琢磨,加上勤学苦练,1959年考上上海美专后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上海画院,并在当今画坛上享有盛名。



总之我众多师兄师姐如今在各自岗位上都有了卓越的成就,有的还经常到国外开画展,在国际上也闯出一片天地。正如吴湖帆先生送给我父亲的一副对联上写的“一山桃李同时发,千里湖湘入兴新”,真切反映了我父亲学生众多的实况。 


壮志未酬 

1961年,我父亲决心在绘画风格上来次“变法”,而且已刻好一批新的印章。正当他在艺术上攀高峰时候,经医生检查,被诊断患上不治之症。在死亡即将来临时,父亲利用仅有的珍贵时间,带病游览祖国各地名胜风景,手不离笔地作画。



在他生命最后的时日,画了近百幅作品。父亲病重后,上海市有关领导同志,亲自陪送他住院,上海中西名医为他会诊,许多朋友与师兄日夜轮流守护在病榻旁。在生命垂危时,我父亲断断续续地说着:“我尚未到达高超的艺术境界,正想‘变’……现在这样……可惜。”为了鼓励学生积极学习并为师生情谊留一纪念,他将自用印分赠给学生们,并嘱咐他们:“好好学画,努力上进。” 1963年2月6日凌晨3点50分,父亲与世长辞。 


噩耗传出,艺坛震惊

父亲追悼会在万国殡仪馆进行,花圈从灵堂一直排放到大门口,灵堂四壁,挂满挽联,其中有父亲挚友吴湖帆先生送来手书挽联:“江水咽南朝,学士才高空费草;梅林歌画友,彩笔梦断竟无花。”追悼会由王个簃先生致悼词。遗体当时安葬于上海龙华公墓。吴湖帆先生书碑:“画家江寒汀之墓”,碑石刻成砚形,表示埋葬在这里的是曾为绘画事业的繁荣做出卓越贡献的一代大师,故以砚为田。非常可惜的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一场无情的“文革”,将我父亲的坟墓毁于一旦。 


1990年,我们与几位师兄又重新在苏州的太湖石壁上给父亲安了衣冠冢,以作纪念。父亲虽然离我而去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他的教诲,仍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我想念你,我的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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