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过南楼听远声——读张耀铭《学术期刊与学术创新》有感
辛丑年十月初三，北京洋洋洒洒地下了2021年的第一场雪，福州是正要入冬之际。相对于北方，南方总是在等待一种“静谧的激情”悄然出现。这天早上，刚步入单位，便被保安叫住：有个书的快递。打开一看，是张耀铭先生惠赠的《学术期刊与学术创新》一书。
书躺在我的办公桌，一整天来回不住地翻阅，也不知道翻了多少次。“何故乱翻书”——我被书牵着脑袋，驮着一种无始无终的感觉。同样是作为一位退位了的总编辑，突然就有了灵魂相望的感动。
初识耀铭兄，是2000年一月份。其时在北京有个机缘，熙熙攘攘一堆人，与他聊了一阵子，却十分投缘。谈的话题大都已经模糊，只记得谈起敝刊《东南学术》1999年发了一组由厦门大学副校长、历史学家郑学檬教授主持的文章，内容是关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一组三篇悉数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其时，刊物刚从《福建学刊》更名《东南学术》不久，整体还处于弱势阶段，能得到《新华文摘》如此青睐，实属不易。不能免俗，我对《新华文摘》和耀铭兄满怀深深的感激。
那次会面，记得耀铭兄告诉我，一本优秀的学术期刊，最终是以好文章说话的。当时，他是《新华文摘》副主编，我则刚从一家科研单位调入《东南学术》任常务副总编辑。2002年我任《东南学术》总编辑，耀铭兄于2003年任《新华文摘》总编辑。两个人的任职时间都差不多。我们都出身于“工农兵学员”，他比我高一届，我于1977年入学，属于最后一届。两个人惺惺相惜，握手言欢，居然聊到不愿释手。法国作家加繆说过：不要走在我后面，因为我可能不会引路；不要走在我前面，因为我可能不会跟随。请走在我的身边，做我的朋友吧。时光太快，岁月太晚；一生相识，来自缘分。
我们都是为作者作“嫁衣裳”的，但都是为意义而来。他是大刊，我是小刊，无论如何，我们都在信仰中努力。进入二十一世纪，办刊适逢机遇，也面临挑战，无数个“生动的在场”引领着我们，一次次反思性的萌醒，都在催促着我们不能偏离轨道，不能在知识世界里丢失了“存在的意义”。
这一切，都被耀铭兄写入他《学术期刊与学术创新》里。这本书如书名所言，贯穿了两大关键词。在那里，我经过了耀铭兄的内心，同时经过了那些他经历、思考和记忆的学问。他是把《左传》的“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作为他追求的最高人生理想境界；他是把办刊这件事“想明白了”——“明白”到敢于触碰自己心灵的内容，“明白”到经验生命的方式，“明白”到必须切切实实“关怀”自身。
作为一位智慧型的总编辑，耀铭兄主持《新华文摘》，我以为至少有三个要诀：一是审时度势，适时改为半月刊。由此加快传播速度，提升了前沿性；由此加大承载容量，增强了学术性；由此加强精选精编，体现了权威性。这三个“由此”，除了他“明白生活的意义”，如果说得再接地气一些，那就是学会了“积极的生活”。二是加强学术分量，认真以质取文。在他的主持下，《新华文摘》大幅度调整了刊物栏目，增设了“新华观察”“法学”、“社会学”、“管理学”、“国外社会科学”等栏目，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这在《新华文摘》的历史上是具有创新精神的。三是不以老大自居，着力服务期刊扶植新刊。这三个招数，不是什么“思想在外面”的东西，而恰恰是经过精神的闪光，经过“省察”出来的期刊价值理性。
在《学术期刊与学术创新》这本书里，我得到了一种启悟，“弄明白”作为学术期刊主编的三重职责：一，主编就是灵魂，就是旗手；二，主编必须注重编研结合，既选文也著文；三，主编必须关注学科和学术的生长点。一位主编，办刊实践是“痛并快乐着”的，只有思考和思想，才是唯一的途径。“睁大主体鹰一样的眼睛”，带着思索的泪水与青草的芬芳，让思想回归学术，让身体回到阳光之中——这才是经过“省察”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
今年三月，耀铭兄有一趟福州之行，我跟他在福州鼓岭厮磨了半天时间。他握着一部手机，四处循迹拍照——原来，他是如此地热爱生活。他说此时北京刚刚是春青初吐，南方却依然是一片生机盎然，令他向往至极。我能感受到他对于人生“幻美如斯”的审美感觉，这无论如何是一种自我诗化。他出身于山西交口一个小山村里，山野深处的希望和期待，让他有了一副“不负所爱不负被爱”的心灵世界——这个世界是温暖的。他经历过人生几次的“灵魂转向”，最终还是把灵魂留在了高处，留出了人生的“最值得”。
我跟他有足足二十年时间未见面，也从未有微信联系。但懂你的人，无言也懂。那天，他说“我们加个微信吧”，我突然觉得有一种“圣徒的激情”在撩拨着——这其实是一种“关怀他人与关怀自身”的灵性的相互映照。我突然发现，他的昵称叫“雁过南楼”，这么富有诗意和弹性的名字，不由得让我想起了一句诗：“雁过南楼听远声”。耀铭兄如今赋闲了，“不理”原先的“窗内事”了，但他依然在“听远声”，依然在关怀那一缕永远的、无始无终的阳光。
于是，我为他胡诌了一对“嵌字联”——
雁过南楼光影耀，
编研岁月自留铭。
2021.1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