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间的冲突、理解和爱——百年父子关系的反思

《父亲》筷子兄弟

理想的父子关系是怎样的？其实自有文明以来，人类可能也都在探索这个问题。这是一种亲密而又矛盾重重的关系。在中国古代，父子关系是以绝对的等级制来解决的，父亲对子女拥有绝对的权威，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也，父子关系实际成为政治关系的一个基础。现代以来文化的一个进步体现在家庭中，就是父子关系的趋于平等。鲁迅1919年在《我们现在应当怎样做父亲》一文中就对传统的父权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否定父权传统的一个釜底抽薪式的工作，就是断言：父亲对子女没什么恩。为什么没有恩呢？在鲁迅看来，生育不过是一种生物学的行为，有了性欲，有了延续生命的欲望就会有生育的产生，这算得了什么“天大的大恩”呢？当然鲁迅否定“恩”的目的不是为了离间父子，而是要建立一种更为理想的关系模式：变“恩的关系”为“爱的关系”。鲁迅认为“恩的关系”是一种利益关系，债务关系，等级关系，而“爱的关系”却是非占有的、无私的、利他的关系，也是更符合天性的关系。然而在理想的父子关系模式建立以后，一百年以来，父子间的冲突依然不断，冲突与爱的纠缠成为百年父子关系的主旋律。

一、我们如何理解父子间的冲突？

其实，父子之间的冲突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中国古代有没有父子冲突呢？有的，只是在儒家传统里，强调子辈以顺从的方式让之消灭于无形。可是现代以来，父子之间的冲突明显化了。冲突的明显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子辈的个人权利意识觉醒了，他们可以大胆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二是现代以来社会转型的剧烈性，以至于每一代都在与前代完全不一样的生活环境和文化语境之中生活，他们的价值观念、人生信条、理想目标因此可能全然不同，所以冲突成为一个文化事件。在一个超稳定的社会里，在子承父业相当普遍的社会里，父子冲突也会因年龄和性情不同而产生，但必不如此剧烈。很多文学作品描写了父子之间的冲突。巴金的《家》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一部，它写的是新旧转型时期的家庭。大哥觉新已经接受了时代的新潮思想，可是囿于长房长孙的位置，不得不做着对大家庭的“箍桶”工作，而三弟觉慧却已然成为“大胆的叛徒”，这是五四时期父子关系的缩影。而最近重读林岗教授的回忆散文《父亲的奥德赛》，更是对中国现代社会的激进转型所造成的父子间的冲突与伤害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林岗先生的父亲林若，是林岗祖父的晚年得子，在此之前因为没有生育，他老人家已经买了三个儿子和几个孙子，做生意积攒了一些钱财，又买下一些田地，于1940年代后期分成几份分给儿子们，其时正是土改来临，儿子们像逃离烫手的山芋一样逃离这些土地，亲生长子林若更是早已远走高飞参加革命，最终老夫妇被划为了地主和地主婆。林若见父亲最后一面是1948年，直到1961年，当时已是县委书记的林若才在亲戚家里秘密见到了阔别十三年的地主婆母亲，其时父亲已经去世三年，母亲匆匆一见之后更加郁郁寡欢，因为“已是县太爷的儿子都保护不了她，她还有什么希望活下去呢？”于次年去世。林岗说，“写到这里，我似乎能理解父亲对于往事的缄默。这是一个两代人之间的结。中国社会的现代演变走到晚生一代埋葬早生一代的节点，而他们两代人之间的血缘亲情纠结一体，无从割裂。五四先驱所呼唤的“‘少年中国’‘青春中国’终于以新阶级取代旧阶级的方式降临在子代与亲代的更替中，演变成为两代人之间的反噬故事”。而在很多文革背景的文学作品里，我们读到百年来最为奇特的父子关系叙事。比如筱敏的一篇小说写到，一个小孩想象自己不是现在的父母所生，她的亲生父母早已“光荣牺牲”，她不过是寄养在现在的父母家里，这反映了对于“革命父母”的强烈期待。小说写：“关于父亲的话题，是个困扰我们的话题。这个话题极度敏感，生死攸关，无论在明处还是在暗处，都纠缠着那一代每一个少年人。”人人都希望自己有一个“红色的父亲”作为护身符，再不济也不要影响到他们的生存。而王安忆和郭小东等作家都写到过，一旦那个曾经高大的父亲被打成“坏人”，子辈投向父亲的怀疑目光就会接踵而至，折磨着两代人。可以说，直到八十年代，父子之间的冲突才恢复到比较素朴的性质，政治的庞然大物退隐了，当然文化的代沟依然存在。它们是一个残存的专制父亲和要求更多民主的子女之间的矛盾；是生长在物质贫乏时代和物质充足时代的两代人生活方式之间的矛盾；是生长在理想主义时代还是理想没落时代所引起的价值观的矛盾，是经验多寡的矛盾，是语言方式的矛盾等等，但它们都是更日常的矛盾。

二、父子之间的理解和爱

《我们现在应当如何做父亲》真是称得上一百年以来论述父子关系的第一宏文，很多论述都富有超前性，都至今在实践中未得到完全的实现。比如鲁迅说到要变“恩”的关系为爱的关系，但是，如何爱？爱的关系里就不会有专制存在吗？中国人的爱里最容易附带的色彩就是专制，尤其是在孩子尚小的时候。所以鲁迅认为“爱”包括三点至关重要的内容：一是理解，理解孩子之为孩子与成人的不同，不要把他看做“缩小的成人”。二是指导。鲁迅对于中国人的“只生不教”深恶痛绝，认为他们没有尽到责任，但是这个教者是协商者，而不是命令者，因为每一代的生活都在“进化”。三是解放。“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但既已分立，也便是人类中的人。因为即我，所以更应该尽教育的义务，交给他们自立的能力；因为非我，所以也应同时解放，全部为他们所有，成一个独立的人。”最近读到70后作家黄金明的《和父亲的战争》一书，深有感触。一个作家，能够写整整一本书来清理自己和父亲的关系，这也是不多见的。这本书写出了自己和父亲之间爱恨交加的关系。从爱来看，有无数的细节表明父亲对儿子的爱。作为粤西地区一个农民的长子，下面还有四个弟妹，家里又穷，可是因为小时候体质弱，父亲从不让他干粗重的农活。生了病，是父亲用自学的中医知识亲自治疗。为了他的上大学，当年让两个妹妹同时辍学。可是父亲的专制、他的软暴力也是明显的。黄金明的父亲从不打儿子，他是用滔滔不绝的说教来让儿子就范的，只要他认为应该如此的，哪怕说上七天七夜也不会罢休，不管儿子是在床头还是上厕所，父亲都会尾随，直到把儿子拉回“正确的道路”。可是在黄金明的描述里，父亲在外时分明又是一个懦弱的人，一个在村子里处处受欺负而把“吃亏是福”当做口头禅的人，但他在儿子面前还是表现出了专制和压抑的力量。所以鲁迅在世纪初所提出的“解放的爱”其实是不容易做到的，就是我们现在对待儿女，也常常不自觉地表现出一种“隐性的专制”，比如“希望”他读什么学校，“希望”他读什么专业，孩子也许是真如你所愿的去了某校某专业，却始终激发不起内在的兴趣，被扼杀的是他们的生命热情和创造性。由于时代的关系，鲁迅在文章中主要讨论的是父亲如何对待子女，并且强调要“义务的、牺牲的、利他的”，那子女如何对待父亲呢？其实，我觉得是同样的方法：把父亲也看成是一个独立的人，带有他的历史、使命和局限性的人，一个有他的童年、少年、壮年和老年的人，从一个“人”的角度去理解父亲，而不是仅仅从一个父亲的角度去理解父亲,这样你才会心平气和地去对待父亲的一切。他不是天生就是父亲，他也有一个学做父亲的过程。除了父亲之外，他还要承担多重社会角色，他的懦弱有时是为了保全，他的失败有能力的原因也有机遇的原因，甚至是基于人格的善良与孤傲。我认为黄金明在《与父亲的战争》里最终完成了这样的理解，他不仅重现了父亲的一生，也重现了他的处境他的背景。最后，黄金明写道：“近年来，我认识到，这不能怪父亲。他的背后是积淀了数千年的家长制及独裁，他瞻前顾后，忧心忡忡。他的身躯中矗立着以为高大巍峨、神情肃穆而生活了几千年的古老父亲”。我欣喜于这样的理解终于来临，也知道这样的理解终究会姗姗来迟，因为子代要懂得父辈的整个生存及其与历史的关系，是需要时间的。正如林岗写《父亲的奥德赛》也是在父亲死后，经过了很多的家族调查才更好地理解了父亲，达到对父亲的认同：“我拂去覆盖着的历史尘埃，看见父亲一生的点点滴滴，突然觉得父亲确实是一个比我高大的人。他的高大，不在于他的政绩。他的所有政绩包括绿化广东，如同历史上无数政绩的命运一样——‘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他的高大，在于他青年的时候，能够出发，追求理想；而在壮年磨砺之后有所感悟，能够返璞归真。”将父亲作为一个“全人”去理解，并理解他所背负和置身的历史，这是困难的，但总有人在认真的做清理工作，从他们的工作中可以照见大多数人的影子，于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也得到清理和传承。当然，我们可能更羡慕汪曾祺在《多年父子成弟兄》之中所描述的这种关系：“我十七岁初恋，暑假里，在家写情书，他在一旁瞎出主意。我十几岁就学会了抽烟喝酒。他喝酒，给我也倒一杯。抽烟，一次抽出两根，他一根我一根。他还总是先给我点上火。我们的这种关系，他人或以为怪。父亲说：‘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其实，“多年父子成兄弟”的秘诀也在于将彼此看成有着血缘之爱的真正独立的个人，舍此还有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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