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心语 | 一顶草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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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命运或许就像这顶草帽一样，草帽对于江水来说是如此渺小，江水要把她推到哪里，她就到哪里，她只能随波逐流。然而，草帽亦有草帽自身的伟大，草帽的伟大在于，无论怎样的波浪，她都能拼命挣扎着不往下沉，正因为她的不往下沉，她总能等到向前的那一天。

——徐扬生

一顶草帽

                文 |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徐扬生院士

已经是秋天了，但在江南，有些天比夏天还热，俗称“秋老虎”，太阳晒得柏油马路吱吱作响，行人很少，除了一些急急要办事的人以外，大家都不会在这个时候上街。

我在街上扫垃圾，是村里派我到城里干活，是记工分的。我下乡的那个村平时在农闲时，经常派人到城里扫垃圾，不是为了清洁马路，而是为了收集肥料，当时的农村很贫困，买不起化肥，到城里的大街小巷去扫垃圾是一种很实用的有机肥料的收集办法。生产队派我来城里，一方面是照顾我，因为扫垃圾是个轻松的活，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家住在城里，住房方便一些。

清早，我与队里的几个农友一起撑一只大船，从村里出发向城里摇去。大家轮流着上岸做纤夫，纤夫的工作是把一条绳子系在船上，另一头背在自己身上，要小跑着用力背着绳子往前走，很累的活，每个人大约跑一个小时就要换下来。中午的时候到了城里，农友们就随便在河岸边搭一个棚子，作为临时睡觉的地方。我比较幸运，因为我可以回老家睡觉。在城里扫垃圾，虽然不是件很辛苦的活，但我心里其实是不大情愿的，因为在城里的大街小巷上扫垃圾，不时会碰到熟人，有的是同学，有的是邻居，人家都衣着整齐，很风光的样子，而我却在大街上扫马路，这种感觉很不好受，我情愿到大家都不知道的荒郊僻野去干活，即使再苦再累，也不会被人耻笑。现在来了城里，我只好带农友们去离我老家远一些的地方，在那里碰到熟人的概率或许会少一点。

记得那天是在一个闹市区附近的小巷里扫垃圾，好像是笔飞弄附近，天很热，行人很少，这时一位老太太从对面冲过来，手上拎着一大桶垃圾，见到我就说，“我认识你妈妈，”她很亲切地称我妈妈为“大姐”，她说，“大姐的儿子看上去还蛮流亮的，怎么在做这种事？”（“流亮”在绍兴话里是“聪明相”，意思是我不该做这些事。）说着就把大桶垃圾倒在我的垃圾车上，“你就不用去扫了，拿回去吧。” 虽然我不认识她，但她看起来真是个好心人，说着还叫对面站在家门口的老伴，“把家里的那顶草帽拿来！”她拿来一顶上新的大草帽送给我，说太阳太大的时候要戴上草帽，这顶草帽的边很宽，看样子放在家也没有人用过。我连声道谢，把草帽戴在头上，蛮舒服的。

到了晚上，我回老家睡，我对祖母说，“你能不能把这顶草帽的边加宽一点？”我祖母做过裁缝，她做这类活计很能干，拿来就用青蓝色的布在草帽上加了一层边，又在边上加了一层帘子。祖母也没问我什么，但她估计明白了我的意思，人家的草帽是用来遮太阳的，我的草帽其实是遮人家眼的，是不愿意被人家见到。

在这之后，每次在城里扫垃圾我都会戴上这顶草帽。戴上这顶草帽时我常常记起鲁迅先生的一首诗：“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这首诗很像我在那个年代的心境，白天，草帽遮颜过闹市，晚上，早早地上楼，找一本书看看，越来越少跟人说话，朋友也越来越少，“躲进小楼成一统”，只要晚上有书读，“管他冬夏与春秋”。

那个时候，每天晚上躲在老家的楼上看书是一种享受。那时候找书很难，凡是能找到的书我都看，其他人都会看小说之类消遣，而我是什么枯燥无味的书都看，哲学的、逻辑学的、数学的、历史的、文艺评论的……都有。白天扫垃圾，晚上看旧书，我祖母调侃我是“文武双全”。

然而，戴着这顶草帽在城里扫地，下雨天还会穿着蓑衣，人们都说我愈来愈像个农民，被城里人另眼看待是常有的事。有一次在街上，天很闷热，有人在吆喝着：“棒冰，棒冰（棒冰指冰棍）……”一个穿着时髦的女孩，草绿色的军裤在那时是很流行的，推着一辆自行车，车上有冰棍箱，不一会儿就有十来个人围在她的自行车旁，她叫大伙儿排好队，每个人她都问一声，“要赤豆的，还是奶油的？”赤豆冰棍三分一支，奶油就贵一点，七分一支。每个人她都会问一下，可是轮到我，她就直接把赤豆冰棍递给了我，都不问我一下，我想她大概是觉得我买不起奶油冰棍吧，这着实把我刺激了一下，我说：“给我两根吧，赤豆、奶油各一根。”回来我分给了农友一根，自己吃了一根。

我尽量忍着，对自己说，要宽恕人家。很快卖冰棍的就离开了，地上留下了一大堆冰棍的纸屑和杂物，我马上过去把它扫干净。有人说，紫罗兰把它的香气留在那只踩扁了它的脚上，这或许就叫宽恕吧。

我边扫垃圾边想，世俗的人啊，你遇到人时，为什么就不能直接看看那个人，为什么就一定要先看他头上的那顶帽子呢？草帽，阳帽，抑或是礼帽，那都是人戴的呀，那是“虚”的东西，人是“实”的。凡俗的人为什么一定要追求“虚”的东西呢？

如果天上真的有上帝的话，上帝大概不会这么看人。就像看到一块绣花布一样，世俗的人啊，总是看到绣花布的反面，那些错综复杂的线索，而上帝不会，上帝看到的是绣花布正面的一朵干干净净的花。

扫垃圾次数多了，慢慢地也就习惯了。最后一次扫垃圾的时候，我已经在外村一个小学做代课老师了，那几天我正好在城里，于是就跟农友们一起去扫垃圾。那是初冬的一天，天已很冷，我戴着草帽出门，从城西扫马路扫到城东，已经是下午了，我低着头只顾扫马路，不想，也不希望有人看到我，谁知就在我极不情愿被看到的时候，有人在我肩上拍了一下，喊了我的名字，“谁呀？”我不耐烦地抬头，一看是我老家的邻居，他说，“你好像考上了！”“考上什么？”“你不是参加了高考吗？”我忽然记起来，一个多月前是去参加过高考，那是第一次高考，十一届的毕业生都去参加考试，人山人海，我没做什么准备，其实也不知道要准备什么，与所有人一样，我对考上大学不抱任何希望。我问他，“你怎么知道的？”他说城中的百货大楼门口的墙上有榜贴着，你去看看。

于是我就把垃圾一放，赶去百货大楼。天下起了大雨，赶到时已近黄昏，黑蒙蒙的，挤着很多人围着在看，高高的墙上贴着很多人的名字，因为天下雨，大字报贴得不够牢，雨水把大字报打湿了，上面的那部分已经卷着挂了下来，那上面的名字是看不到的，我在能看到的那些名字里找不到我自己的名字。草帽已经湿透了，雨水沿着帽檐滴下来，滴到旁边人的衣服上，我连声说着对不起，边说边离开了那个地方。

我想这可能不是真的，那位邻居是做木匠的，平时说话喜欢开玩笑，我想也许是在与我开玩笑吧。第二天我就回农村去了，又过了几天，公社打电话给我，那是一个中午，对方说着一口既不是标准的普通话，也不是标准的绍兴话，听起来很费劲，大致意思是说我已被浙江大学录取了，是按第一志愿录取的。我忽然记起几个星期前，我确实是按《浙江日报》公布的志愿表来填的志愿，报纸上的第一行，我就填在我志愿的第一行，因为是《浙江日报》，我记得第一行是浙江大学。因为我填得比较快，所以那天在公社里填志愿的人都让我来帮他们填，他们把姓名和准考证号码写好，我帮他们填上志愿，我就是按《浙江日报》上的大学名字，随便填上去的，因为大家都想着，要是能考上大学就好了，没有人在乎究竟要去哪一所大学。

所以，当我收到通知后，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哎呀！还真有这么一回事，你填了志愿，人家还真的会录取你！”我突然对那些让我帮忙填了志愿的农友们感到非常抱歉，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我帮他们填了什么学校，我自己也不知道帮他们填了什么学校。我拔腿就走，立即去公社，想要弄清楚上大学这回事到底是真还是假。

到了公社后，那里的秘书我以前认识，他说，只有我一个人考上了大学，其他人都没有考上，我帮助填写志愿的那帮伙计都没考上，我填的那些志愿都作废了！我不禁如释重负！

公社秘书给了我录取通知书，那是一张很简单的、格式化的通知。我问他，这是不是正式通知书？他说是正式的，可以用这个通知去办理户口迁移等手续。到这个时候，我才真正意识到，这消息可能是真的，我确实要上大学了。很奇怪，那时的心情并非很激动，倒是有点淡淡的惆怅，我意识到我要离开这个地方了，这虽然是一个充满苦难的地方，但也是一个永远难忘的地方。

离开公社时，已是黄昏时分，我走在回村的路上，这是一条石板铺成的小路，路的一边是一条大江，另一边是田野，初冬的田野上，油菜开始长高了。夕阳下的云朵好像特别低，那天的风又大，云朵好像就在头上飘过。

天一会儿下雨，一会儿又晴了，我一会儿把草帽戴在头上，一会儿又把草帽取下来，拿在手上。不料，一个大风把我刚想戴上去的草帽吹到了大江上面，啊！这可怎么办？江岸很高，我不可能爬下去捞我的草帽，附近也没有打捞的杆子，又找不到江上的船只可以帮助，我就只好眼看着这顶草帽一点一点地往前漂去。

我忽然想到，啊！我已经考上大学了！我可能再也用不着这顶草帽了！

看着草帽慢慢地向前漂去，我想，人的命运或许就像这顶草帽一样，草帽对于江水来说是如此渺小，江水要把她推到哪里，她就到哪里，她只能随波逐流。然而，草帽亦有草帽自身的伟大，草帽的伟大在于，无论怎样的波浪，她都能拼命挣扎着不往下沉，正因为她的不往下沉，她总能等到向前的那一天。如果是一团淤泥，老早就沉没在江水里了，哪有往前漂动的机会呢！

我就这样静静地站在岸上，目送着这顶陪伴着我度过那个苦难岁月的草帽，越漂越远，直到消失在血红血红的天边与大江浑然一体的地方。

图 | 梵高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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