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义灭亲的实质就是恐怖主义，这样的行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
上海画家奚文渊画作：《徐锡麟》
文| 周英杰
本文以《徐锡麟的奇怪逻辑》为题，全文刊载于2013年第6期《随笔》杂志，后被选入中国散文学会编辑的《2013年中国最佳随笔》
一
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1907年7月6日），在当时的安徽省省会安庆市爆发了一起影响深远的重大突发性历史事件——
这一天，以“革命排满”为己任的光复会会员、担任清政府安徽巡警处会办兼安徽省巡警学堂监督的革命党人徐锡麟，借着安徽巡警学堂毕业典礼之际发动武装起义，亲手射杀了清政府在安徽省的最高行政长官、巡抚恩铭。之后，徐锡麟率领少数革命党成员与清军激战4个小时，终因孤军无援、寡不敌众而兵败被捕。身犯“谋逆”大罪的徐锡麟旋即被清政府凌迟处死。
根据时人柳亚子等多人的记述，徐锡麟死得很惨，他的睾丸被清军砸碎，并被剖腹挖心，其心肝尽被恩铭的卫兵生生吃掉！由此不难看出，鲁迅先生的名作《药》里面的主人公——夏瑜的身上就有徐锡麟的影子。
正所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在晚清那个风雨激荡的特殊年代，同盟会、光复会等革命党成员使出一些非常规的“雷霆手段”暴力反抗满清政权，很早就演变成为一种常态化的行动模式。与更加血腥的使用炸弹在公共场合实施暗杀等暴力手段比起来，徐锡麟此次的行动也还算是比较中规中矩的，因为此次行动毕竟没有伤及多少无辜。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地研究一下被徐锡麟所射杀的这个满族官员恩铭和徐锡麟本人的私人关系，就会发现这里面还是存在着许多至今依然让人唏嘘不已的地方。
二
那么，恩铭究竟是何许人也？他和徐锡麟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首先要说明的一点是，恩铭贵为巡抚大人，属于清政府在安徽省最高行政长官，约略相当于今天的省委书记。恩铭出身于满清“八旗”之一的满洲镶白旗，属于根正苗红的满清王朝的继承人。他还是晚清时期权倾一时的“政坛不倒翁”庆亲王爱新觉罗·奕劻的女婿，说他是皇亲国戚或者“太子党”也当之无愧。
尽管如此，平心而论，恩铭这个人并非是一个胸无点墨的纨绔子弟，而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有一定识见并积极赞成和推行新政的能吏。
有一点可以旁证上述结论，这便是在那个大部分“八旗子弟”依靠着“祖荫”，过着提笼架鸟的玩乐生活的大环境下，恩铭居然通过了顺天府乡试获得了“举人”的身份，属于实实在在的依靠着科举制度晋身的作为“正途”官僚。
恩铭也并非是一个糊涂的保守派官僚，而是一个有着比较开放的思想和战略眼光的开明派官僚。1900年春夏之交，在中国北方爆发了带有极端排外色彩的义和团运动。其时，恩铭正在义和团闹得很凶的山西省任职。在酷吏毓贤担任巡抚的这个省份，支持义和团乱杀无辜的逆流一时间占据了主导地位，最终导致了在山西省的多个城市发生了令人发指的针对所有外国人和他们的家属的大屠杀。而根据《清史稿》所记，恩铭当时是极不赞成毓贤的所作所为的，他曾经顶住压力，向毓贤建议偷偷地将那些在晋的外国人护送出境，但很可惜的是毓贤根本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在义和团运动后期，恩铭顶住压力率先在自己的治下“发帑金仓粟周济”流离失所的教民，保护了一大批教民。由于恩铭所采取的政策有别于他的极端仇外上司毓贤，所以在当时的在华外国人里获得了良好的口碑。正因为此，当八国联军尾随从北京一路西逃的慈禧太后一行，进兵至山西大同时，恩铭担当起重任，立刻派出被自己庇护的外国传教士与联军将领据理力争，使得联军得以从大同周围撤兵后退。
在他被徐锡麟射杀之前的前一年，也就是1906年，恩铭被清政府派往安徽担任巡抚。在安徽期间，恩铭积极推行新政，陆续创立了安徽陆军测绘学堂、安徽讲武堂、安徽绿营警察学堂，安徽将校研究所等西式学堂。
铭在安徽期间的另一个值得肯定的施政重点是大胆启用严复等受过西方教育的新式人才。徐锡麟正是这个开明政策的受益者之一。
众所周知，徐锡麟曾经和那个时代的很多“摩登青年”一样到日本短期留学。当然，这些人去了日本，多数参加的是“速成班”，其目的和今天的某些官员们在职期间糊弄个学位并无什么不同，能够真正潜心研究学问的实在寥寥无几，其中的大部分人名副其实是在“游学”而已。
关于这些来自于大清国的留学生的形象，躬逢其盛的鲁迅先生曾经在他的散文《藤野先生》一文中有一段极为辛辣和形象的描写——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象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
除了形而下的吃喝玩乐之外，相当一部分人并不关心学问和学业，倒是一味地醉心于“排满革命”。徐锡麟就是其中的一员。他在第一次于日本逗留期间就结识了浙江老乡、革命党陶成章等人，从此成为坚定的排满革命的急先锋，并在上海加入了光复会。
从日本回国后的徐锡麟，主张打进清政府的内部实施暴力革命。他先是花钱捐了个有名无实的官位，后来经过自己的表叔俞廉三等人的大力推荐，投到了安徽巡抚恩铭的旗下。在过去那个科举为王的时代，俞廉三和恩铭属于典型的“座师”和“弟子”的师生关系，关系非同一般。因此，恩铭对于徐锡麟青眼有加，大力栽培，徐锡麟由此坐上了官场上的直升飞机。在短短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徐锡麟先后担任安徽武备学校副总办、巡警处会办、陆军小学监督、巡警学堂会办等要职。
恩铭对于徐锡麟不仅不遗余力地加以提拔重用，对于那些关于徐锡麟思想激进、参加革命党的举报也报以一笑了之的态度，特意袒护和保护徐锡麟。据说，徐锡麟也有过“感恩戴德”的表现，公开奉恩铭为“恩师”。
但恩铭大人做梦也想不到的是，自己的掘墓人正是这位自己着力培养提拔的得意门生。
三
徐锡麟在起义失败被捕之后，留下了很多大义凛然的生动故事。由于这些故事很可能都经过了后来的国民党文宣人员的加工润饰，所以有些似乎并不可信。但是，尽管如此，却并不妨碍我们拿来作为我们今天重新检点这段历史的一个重要参照。
据说，在审讯徐锡麟时，有位清朝的官员曾经公开质问徐锡麟：“恩铭待你不薄，为何刺杀？”徐锡麟厉言答道：“恩抚待我，私惠也；我杀恩抚，天下之公也。”
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汉语大意就是：“恩铭是对我很好，但这属于私人之间的小恩小惠；我杀恩铭，则是为了报天下的公仇。”
好一个“私惠”与“公仇”，这是多么厉害的说辞！这个看起来义正词严的正义表态，一下子就将自己多少有点“欺师灭友”意味的令人齿寒的行径，抹上了一层光芒万丈的道义上的光辉，为“大义灭亲”的古训又平添了一个鲜活的案例。
然而，徐锡麟的表态凛然则凛然矣，但是他的这个奇怪的逻辑真的就那么经得住推敲吗？
在我看来显然未必。
先说“私惠”。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莫不有父母、兄弟、姐妹和众多的亲朋好友。我们时时接受这些人的“私惠”，也经常给亲爱的人以“私惠”，这是维系人类社会正常运转的润滑剂，可说是人伦关系的基石。如此让人眷顾留恋的充满温情的社会关系，难道可以像臭袜子一样的被轻易地牺牲掉吗？
然则，“公仇”又是什么呢？这个问题粗略看起来貌似简单，仔细琢磨起来是相当得复杂。自然，在革命党成员徐锡麟的眼里，当朝的满清王朝就是最大的“公仇”，而恩铭作为这个政府的代表，自然也就属于他要杀掉的最大的敌人。
但徐锡麟忽略了一点，恩铭固然是统治阶级的一员，然而统治阶级里面也是由形形色色的不同的个体所组成的，这些个体未见得都和他所从属的那个阶级一样反动、腐朽和落后。即使是打着完全正义旗号的排满革命，又岂能不分青红皂白，见着戴着“红顶子”的人就一律砍杀过去呢？若是按照徐锡麟自己发明的这个逻辑，他自己也戴着象征着清王朝法统的“红顶子”，是不是他也应该出现在别的革命党人的必杀名单里呢？
另外，既然为了“公仇”可以置“私惠”于不顾，可以公然杀死对于自己有恩的人，那么在革命党成员徐锡麟的逻辑里，私人之间的恩情显然属于是一钱不值的东西，排满的大目标才是他的终极追求，也就是他坚定不移的信仰。
正如法国人勒庞在他的名作《乌合之众》中所云，“信仰”这东西于人类社会而言实在是有点怪异，尽管它往往只是一些宏伟而虚幻的理论说辞，但却可以左右信众的思想和行为。在信仰这面大纛的指引下，某些原教旨主义者不仅可以将自己的身家性命轻易地置之度外，慷慨赴死，无所畏惧，而且经常不惜为此而突破一个社会数千年来所形成的各种道德底线，公然杀害亲朋师友，株连无辜，制造出一幕幕玉石俱焚、血流成河的人间惨剧。在中外历史上，这样的一些人往往被套上“革命者”这样的光环缭绕的帽子，但是不能忘记的一点是，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有一个更加全球化的新名字，叫做“恐怖分子”！
当然，这里必须郑重声明的是，革命烈士徐锡麟绝对不是“恐怖分子”！然而尽管如此，他的这种为了“公仇”而不惜“大义灭师”的逻辑也是很有可以质疑的余地的。
引申一步来看，我们实在很难想象，一旦像徐锡麟这样的六亲不认的革命者成功之后所建立起来的崭新世界真的能够成为人民幸福、国家富强的“共和乐土”。
就其个人层面而言，一个置最起码的亲情和恩情于不顾的人，绝对不会是一个仁德的君子；同样，我们也有充足的理由相信，靠着“大义灭亲”的哲学所建立起来的社会只会是虎狼盛行，绝对不会是人间天堂。这也是我一贯旗帜鲜明地反对所有“大义灭亲”的人和行为的主要原因。
历史已经证明，自古以来，凡是践行“大义灭亲”的人很少不是人格极度扭曲的卑鄙小人！由此类推，凡是号召大家为了一个终极信仰，牺牲个人的私利私惠的政党和个人，都要对之加倍警惕。
徐锡麟的逻辑里面还有一个不能不正视的硬伤，这就是他并没有认识到：杀死一人，哪怕是杀死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皇帝溥仪，并不意味着革命的大功告成。徐锡麟可谓“大义灭师”的一个典型了。但问题在于，他是用血腥的方式杀死了恩铭，可他的“排满革命”并未成功。满清皇帝最后是逊位了，但是导致皇帝逊位的原因非常复杂，绝对不能将历史的功绩一股脑地都归到革命党的暴力革命上面。
四
在中国的儒家经典《论语·子路》里记载了这样一则很有意思的对话——
叶公问孔子：“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听了后大摇其头，告诉叶公说：“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对照《论语》中所记载的这则孔子的言论，再联系到革命党徐锡麟的言行，很显然，作为革命党的徐锡麟的“公仇大于私惠”的逻辑和孔子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逻辑，属于两种截然相反的两种价值观，他们对于“正直”的理解也是根本判然两途的。
在超级革命家徐锡麟们的逻辑里，公大于私，公在私前，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会提出“大公灭私”的主张；而在以“仁”为其思想核心的中国先哲孔夫子的逻辑里，私大于公，私在公前。
循着前者的逻辑，推导出的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大河有水小河满”的观点；而循着后者的逻辑，则只能推导出“小河有水大河才能满”的观点。前者倒因为果，无视天下所有“大河”的流水都是由众多“小河”的流水不断汇进来的事实，但依赖于意识形态的长期洗脑，公然也能畅行天下被尊崇为“至理名言”。今天，确实到了应该正本清源，恢复其真相的时候了。
一个正常的社会必须承认，“私”才是人类的本性，有“私”才有“公”，这虽然很无奈，但却是现实。无视这一现实，颠倒两者的次序，违背最基本的人伦常识，与个人而言，必然会做出类似于徐锡麟那样的极端行为；于社会而言，则只会是“口颂尧舜之言，阴行桀纣之实”的伪君子盛行，“两面派”吃香，分裂人格，扭曲人性；于国家而言，蔑视“私”字这一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原动力，公然号召“大公无私”的结果只能导致国贫民穷，百业凋敝，社会停滞。对此一结果，年龄在45岁以上的中国人相比都不会很陌生吧？
由徐锡麟大义灭师的激进行为，不免想起了通俗小说《三国演义》中所描写的关羽华容道释放曹操的文学故事。将两者对比一下，还是很有意思。关羽在曹操军中之时，同样受惠于曹操的知遇之恩。所以，当他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华容道遭遇了兵败如山倒的曹操之后，并没有将曹操置于死地，也没有将其抓获，而是让开一条道，让曹操和好友张辽等人顺利地从眼前逃走……
其时，属于刘备军事集团的关羽和曹操的关系应该算是“公仇”了。但是另一方面，关羽和曹操两人之间也存在着“私惠”关系。在两者之间必须做出抉择的关键时候，三国时期的关羽和晚清时期的徐锡麟明显给出了截然相反的两种答案：关羽选择了“私惠”为大；而革命党徐锡麟则选择了“公仇”为大。
两人谁的选择是正确的？中国民间的态度其实还是明白无误地透露了一点取向。关羽被民间奉为“关公”，甚至被皇帝册封为“武圣”。而徐锡麟的大义灭师行为呢？我想大凡是一个正常的人和社会是决然不会对之公然赞美的吧。
2013年5月13日-2013年9月21日作于Chef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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