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真实的张宗昌并非是一个十恶不赦的魔鬼，“三不知将军”断不止他一个
文 | 周英杰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诸多军阀里面，张宗昌算是名声最臭的一个。国共两党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曾经势同水火，绝难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一致。但至少在臭骂张宗昌这件事情上，两党却出奇地立场相同。所以，只要看翻翻提及张宗昌的书籍，无论正史、野史，无论左、右，几乎清一色地都是痛诋和丑化。
张宗昌的名声如此之臭，实际上与他在掌权时发生的两起震动中外的杀害记者的案件有关。
这两起案件分别是林白水案和胡信之案。
关于《社会日报》总编辑林白水被杀案，根据现在披露出的史料来看，张宗昌之所以在京期间逮捕林白水，主要是因为他的朋友潘复在背后的煽动。
政客潘复为什么对林白水“必欲出之而后快”呢？这就不能不提一下潘复和林白水的关系。在北洋政府里一度担任过财长、总理等职务的潘复实际上和林白水并非是陌路人，在潘复主管财政部的那段日子里，甚至多次赞助过林白水办报。
两人之间翻脸，导因于潘复在政坛上的一度失势。正因为潘复被罢官，不能继续满足林白水的财力支持要求，所以林白水一直耿耿于怀。当时，由于张宗昌和吴佩孚两位胶东籍的军阀联合驱逐冯玉祥部成功，张宗昌大得张作霖的欢心，所以在张作霖和吴佩孚尚未进入北京之前，张宗昌曾短暂地掌管过北京城的防务，声势倾于一时。
张宗昌和潘复是旧相识，两人都是山东人。因此，张宗昌入京后干脆就住在了潘复的家里。而潘复也想借着张宗昌的关系，从张作霖政府那里谋得“黄河督办”一职。于是，张宗昌在京期间，潘复对之百般殷勤，出入必亲自陪同。
潘复对张宗昌的这幅媚态，给了一直想心存报复的林白水一个攻击的口实。他在自己主办的《社会日报》上撰文，将潘复比喻为张宗昌的一只“肾囊”，讽刺潘复和张宗昌是“阴茎”和“肾囊”的关系。
林白水此举自然惹毛了潘复。他找到张宗昌，以“《社会日报》宣传社会主义”的理由，请求张宗昌抓人。张宗昌信以为然，立即命令宪兵司令王琦将正躺在床上吸食鸦片的林白水抓获。
林白水被逮捕后，在杨度、薛大可、叶恭绰等人的斡旋下，张宗昌曾有悔意，很痛快地答应了放人。但是，牵连此事的另一个当事人潘复决意要杀掉林白水以泄愤，于是在张的放人手令还没有达到之前，就命人将其枪毙。等到张的手令达到的时候，林已经命丧于枪口之下。事后，张宗昌对潘复的行为大为不满，骂他说：“你小子心胸狭窄，被人说两句就杀人，你小子比周瑜的气量还小。”由此可见，张的本意其实是不想杀林白水的。
至于《青岛公民报》总编辑胡信之的被杀，则的确是张宗昌的主使。根据河南师范大学苏全有先生在《张宗昌逸事》一文的说法：“胡的被杀使他的女儿立志要为父亲报仇。在张宗昌被刺后，她乘机大造舆论，据说骂张的文章不下百篇。胡女的所作所为是张宗昌后来名声不好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实，即使胡信之没有这么个女儿，单凭着张宗昌执政下发生的这两起杀害文人的案件，他的名声就不会好到那里去，因为报章等舆论工具从来都控制在文人的手上，在物伤其类的情绪导引下，恐怕也没有人会站在张的一边，为他说哪怕一点点的好话。
在众口一词痛咒张宗昌的风气下，我所见过的唯一替张宗昌说过几句公道话的人乃是民国时期的政客、福建人刘以芬，他在自己著述的《民国政史拾遗》（又名《宋荔山房随笔》）一书中，有专门的《记张宗昌》一节，在文章的结尾处，刘这样写道：“平心而论，张亦非全无足取，只以不学无术，致使不免于祸国殃民，岂独一张宗昌哉？当时军阀中如张者，恐比比皆是，无怪乎军纪、政治日趋败坏也。”
当年，我在读到刘以芬的这几句断语之后，真是“心有戚戚”焉，不由得对刘以芬的这种不人云亦云的独立精神感到由衷的敬佩。古人对良史有“不隐恶，不虚美”的要求，刘以芬的这种境界庶几可近之也。
其实，提到张宗昌，我自认为还是有点发言权的。这倒并不是因为我是研究张宗昌的专家，虽然前些年我的确想写一部别开生面的《张宗昌传》，而主要是因为张宗昌乃是我的掖县（今山东省莱州市）老乡，我从小就从父辈那里听到了不少关于张宗昌的故事，在高中时还曾从莱州史志办公室借阅过有关张宗昌的史料的缘故。
说句实话，我接触的原始材料越多，就越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能了解到的张宗昌的形象，其实是一个被严重扭曲了“漫画式”形象，也可以说一个被“妖魔化”了的形象。历史上真实的张宗昌固然不是一个“完人”，但也绝对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魔鬼”。别人且不论，即与同是奉系的张作霖的宝贝公子张学良相比，往大处说，不仅张宗昌祸国的程度似乎远远赶不上后者，就是论私生活的糜烂程度，张宗昌也绝对难望张学良的项背于万一。
具体来说,那些丑化张宗昌的言论，基本上可以将其概括为一下几点：
首先就是不学无术，草莽一个。张宗昌出身于寒末，从小就跟着莱州乡间的老父亲谋生，后来从胶东过海“闯关东”，做警察，当“胡子”，自然是没有机会接受正规教育，这是不争的事实。但中国近代史上，像他这样“出身绿林”、胸无点墨的军阀何止他一个呢？张作霖、杨虎城等等，不都是一个德性吗？又何必抓住张宗昌一人大做文章呢？须知“刘项从来不读书”乃是中国军头们自古而来的传统啊。
实际上，张宗昌虽然胸无点墨，但他还是尊重知识分子和学问的。关于这点，至少有三件事情可以一记：一是在他督鲁期间主持印刷了全套的《十三经》，据张鸣先生在他的《历史的坏脾气》一书中说：“那是历史上印刷和装帧最好的《十三经》。”二是主持合并组建了新的山东大学，并有意聘请辜鸿铭氏担任首任校长，后来因为辜氏未及到校便去世，而改为由张的莱州府治下的潍县老乡、末代状元王寿彭接替。三是重金聘请王寿彭、杨度等文化界名流来山东，并由王状元担任教育厅长，还拜为他的老师，不但教导自己习字作文和作诗，（后来的成果就是出版了一本《效坤诗钞》），而且在全省范围内推行旧式教育，力倡“读经”，说是要“挽回世道人心”，这实在可以看做是现在那些整天吵吵着“读经”的声音的先声。以上这三件事情，以前提到的甚少，或许因为有给张宗昌脸上添光的成分吧？
其次是说张宗昌昏庸无能、私生活糜烂。到现在为止，在山东民间依然流传着各种各样的段子讽刺张宗昌的昏庸和无知。其实，稍加分析这样的一些段子也仅仅只是段子而已，实在不是历史真相。历史上真实的张宗昌能在那样一个群雄并起、大浪淘沙的时代里，由一介平民而崛起成为叱责中国南北的一方军阀，可以断言他绝对不是一个凡庸之辈。当然，由于出身问题，他说话、办事可能是粗俗了一些，譬如动不动就用我们莱州方言骂人并且动粗等等，但说他无能和昏庸则未必，实际情况可能恰恰相反，这家伙虽然一副没有城府的样子，大大咧咧，但其内心可能极为精明。
在所有讽刺张宗昌无能和昏庸的段子中，流传最广、最为人知晓的是所谓“三不知将军”的称谓。哪“三不知”呢？这就是：一不知道自己手下的士兵数量有多少，二不知道自己的钱财有多少，三不知道自己的姨太太有多少。
这样的一种说法表面上看起来，的确很有说服力，其实稍微加以分析，也未必尽然。
第一、在那样的一个军阀混战的岁月里，各个军阀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几乎每天都在收罗散兵游勇，再加上不断地征战减员和散兵逃溃，可以说任何一个军阀手下的士兵数量都是一个在不断变化中的数字，要弄明白自己的军队到底有多少，恐怕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更大的可能是根本就弄不清楚。这一点恐怕不仅张宗昌是这样，同是胶东老乡、以治军严格著称的吴佩孚大帅(山东蓬莱人)也只能是这样。
第二，说张宗昌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也并不能证明他的糊涂。实际上，能够说清楚自己有多少钱的人断然不是一个很有钱有势的人，钱越少，越能够说清楚具体的数字。张宗昌贵为一方诸侯，南征北战，养兵无数，后来又一度督鲁，大权在握，当然不可能搞清楚手里有多少钱。这个问题有专门为他掌管财政的人负责，他也没有必要每天斤斤计较于钱的数量。而且以张的为人来说，一向是花钱如流水，不太在乎这个“阿睹物”的，关于这一点时人有许多记载，譬如他经常赞助朋友赌博、给庸人小费从来是大手大脚等等。这样的一个人不知道自己的财政情况完全是有可能的，但似乎并不是一个太大的缺点，这性格要是放在别的人身上可能就是一个优点了。我就想起来，某伟人不是也从不沾钱的吗？看来，某伟人和鄙乡张宗昌至少在这一点上还是十分相似的。
第三，说张宗昌不知道自己的姨太太到底有多少，这的确可以说明他的糜烂和放纵。但放眼那个时期的各个军阀，又有几个不是穷奢极欲、花天酒地的呢？单就玩弄女性的程度而言，张宗昌在军阀中可能并不是“冠军”，我知道四川的军阀杨森和东北的张学良大概都在张宗昌之上。杨森去台之后，在80多岁时还在张群的倡议下，霸占了一个年轻的女护士，这劲头儿断不是张宗昌能比得了的。杨森那可是真好这一手的。更进一步说，在私生活领域，张宗昌可能也比不上现今的许多贪官们，从已经揭露出来的贪官在私生活领域的糜烂程度看，他们中许多也是搞不清楚自己的情妇到底有多少的人物。
最后，说一说我从先父那里和一些文史资料上听到、读到的关于张宗昌的几点信息。
先父在世时，曾经告诉笔者说，他在幼时曾经亲眼看到过张宗昌顺着烟潍路（即现在的国道206线，这条大道正从我们村子边上经过）返莱州老家时骑在高头大马上的“英姿”。据先父回忆，张身高马大，十分魁梧，在队伍里颇有些木秀于林的感觉。（这可以被史料所证实，张的身高可能在2米以上，相貌堂堂，端的是一个标准的山东大汉，张因此还有一外号叫做：“长腿将军”。）先父还告诉我说，张宗昌的口才很好，在济南开会训话从来不带稿子，虽然出口成“脏”，但颇有魅力，能滔滔不绝地讲上半天，其嬉笑怒骂的劲头，常常让听众不忍离去。
另据资料记载：张每次回家乡，无论骑马还是坐车，一律是离城数里下马下车，步行入城，别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父母之邦，不敢摆那些臭架子”。
张宗昌有一股浓郁的桑梓情结，他在担任山东督办期间在家乡掖县（今莱州市）办了不少实事。根据《烟台文史资料》在第三辑中所刊出的《张宗昌的家世及其他》一文所记，这些实事集中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办学。民国十四年（1925年），张宗昌在家乡创办了“昌武小学”。张宗昌在学校大门口亲自题写了“昌武小学”的匾额，还写了一副对联：“才全三育，人树百年”。
二是修路。张宗昌出资先后在当时的掖县城和住家村修路。在张的资助下，掖县城从县政府到南关、从东小十字街到西关、从县政府到北关等三条路，均由长0.54米、宽0.31米的块石砌成。这些路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还保存着部分的遗迹。
三是打井。民国十七年（1928年）。张宗昌出资在祝家村开凿了一眼“八卦井”，起名曰“古有泉”。
应当说，张宗昌的这些钱固然不是正当得来的，但这些钱花在这样的地方，总还是比花在吃喝玩乐上面要好得多。自然，张在吃喝玩乐方面也没有少花钱却也是事实。
张宗昌本人对莱州人和莱州有先天的亲切劲儿，经常在人前自称自己“家住莱州府”。而重用莱州人为军官，则是当张宗昌部队里的一个尽人皆知的官场“显规则”，以至于省会济南有“会说掖县话就把军刀跨，会拉莱州腔能把师长当”的口头禅。实事求是地讲，这则民间俗语所反映的乃是当时的实情。证之以史实，则张宗昌部队里的高级军官像方永昌、程国瑞等的确绝大部分都来自于莱州一地。也正因为此，当时的掖县人在省城济南时颇为“展扬”的。有一则未经证实的史料说：在张宗昌治下的济南城，很多掖县人在晚上出行时手里所提的大红灯笼上赫然写着两大宋体大字：掖县！看到这样奇特的灯笼，无论黑道、白道对于提灯笼的人都会敬而远之，不敢招惹……
必须指出的是，关于张宗昌喜欢重用乡人的政策取向，其实并非张宗昌自己的发明。而是自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以来，中国军队尤其是军阀部队的一个颠扑不破的传统。张宗昌对之不过就是承袭了而已。对此冷嘲热讽，明显有点“只见泰山，不见森林”了。
反正别人怎么想我不知道，也管不着，在我则一向这样认为：一个如此重视乡谊的人，其实是不容易完全堕落为一个完全不近人情的十恶不赦的恶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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