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和文字
2013年3月，閆修篆（左） 劉雨虹（中）古國治（ 右）
說到修正南師講記的書籍，古國治老同學已經加入修訂的工作，並且從他整理的兩本書開始了。
為什麼連老古的書都需要修訂呢？最根本的原因是，在老師帶領同學們奮鬥的過程中，專業人少，多數是業餘熱情效力老師的，連最重要的校對工作，都沒有專人負責，因為沒有錢，請不起。
就拿“人文世界”來說吧，那是42年前（1971）的事了。雜誌只賣八元一本，可是統一公司的林蒼生先生立刻送來四萬元贊助。這四萬元可以印一萬本了，而我們只印了兩千本。好在無人要稿酬（老師也不要），靠這筆款項才得以繼續出版。林先生後來對老師的文化事業捐助不斷，前幾年看到林懷民的一篇文章，才知道林蒼生早年還是一個文藝青年呢。
五年後（1976）古國治奉老師之命成立了老古出版社，當時只有他和李淑君二人，另有三兩個同學，都是外行的年輕人抽空來幫忙，大家都沒有薪水。
又過兩年多（1979），古國治結婚了，要找工作賺錢養家，才離開老古，投入職場。此時老師也結束閉關，開始管理老古，又辦了十方書院，在這段時間內，老師曾請過一個專業校對。
老師在六年後（1985）赴美，老古公司由陳世志負責，直到1988年才離開。在他負責的三年之中，出版了很多書，老古轉虧為盈，是他的功勞。但是有些書，不免有欠缺嚴謹之處，需要仔細訂正。舉例來說，《易經雜說》這本書，原是蔡策整理的，在陳世志離開前匆忙印行，後來只得煩請易學專家閆修篆老友義務幫忙，仔細訂正修改有五六次之多，才在意義方面減少差錯。
再說老師的課程，包羅學問實在太廣，有時必須專業知識才能校對，這也是困難之處，不是文字好就能整理講記的。我整理老師不少講記，常常遇到有費解之處，需再三考量，以免錯解。
所以，我所整理的老師的書，都是經過老師過目的。有一次老師說：“不必看了，你怎麼對自己沒有信心啊？”意思是說，我寫的沒有問題。我回答老師說：“不是沒信心，是不願負責”。我心裡想，老師看過後，如仍有錯誤，那就不是我的問題了。
其實，我是沒有信心的，因為學養不夠，有時很難確定老師講的真正涵意所在。如果是一篇文章，除了字句外，還有字裡行間的深意；如果是整理講話錄音，那就更加麻煩了，常會把意思弄反。
現在有許多人很有自信，又熱心想與大眾分享，就把錄音整理成文字公諸於世，卻不知道大家正在替他捏把冷汗呢。
說到整理老師的講記常有錯誤，在早期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我們這些糊塗學生，都認為老師講的絕對不會錯，所以沒有去查核資料。
其實，由於老師腦海中的資料太多，太複雜了，免不了時有張冠李戴，人事倒置以及口誤的情況發生。又因為大家都是義工，沒有專業訓練的背景，自然會產生誤差。
最可笑的事就是，現在網路上查資料，有些竟然是出自南懷瑾的書，而偏偏就是老師的口誤。
老師講課時常引用古人的話和詩詞，又因為老師對於作詩是優等之中之優，所以也常將古人的詩改一兩個字，認為比較更貼切，所以就變成引用錯誤了。
其實古詩詞的流傳，常有不同版本，費大勁考據出來的，也只能說大概不錯罷了。
大約一兩年前，老師看到一篇文章，其中有一句“助紂為虐”的話。老師立刻說：“不是助桀為虐嗎？什麼時候變成‘助紂為虐’了啊？我小時候唸的書都是‘助桀為虐’啊”。
我當時就回答老師說：“我小時候唸的可是‘助紂為虐’”。
其實夏桀與商紂王都是暴虐的人，不管是助桀或助紂，都是一樣暴虐，意思都一樣嘛！大家習慣不同，言辭有別而已。所以看老師的書，能注重涵義才是重要的。
關於老師書的問題，到了2005年開始，就大大的改進了。具體的說，是從《莊子諵譁》這本書開始的。
2005年，我秉承老師的意旨，到了廟港，開始整理老師講的《莊子》。從2005年，直到2012年老師辭世，這七年間，總算把老師所講重要的典籍都完成了整理，大多數已出版。
在這個時期，得力於不少同修同學的助力，才能減少錯誤，完成工作，所以天下許多事不是一個人可以做成的。又因為其中的許多不確定，隨時可以得到老師的解答和教導，工作才得以順利進行。新書在大陸的簡體字版，起先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後來改在北京東方出版社陸續出版，都是老師選定的。
90年代初期，老師在香港看到“十方”雜誌有關“唯識”方面的文章後，特別打電話給我，老師說，不可以整理他所講的唯識。
老師為什麼這麼說呢？當時我也有點納悶；我猜想，唯識學是一個很嚴重又重要的學問，老師在對大眾講這個課時，大概是方便說法為主，所以，總說是唯識研究，不是講解。這就更說明老師對文字，對學術的慎重和嚴謹了，哪像現在的人那樣自信，那樣自滿。老師常常告誡大家，小心！不要以好心得惡果。因此，我始終沒有整理老師講的唯識，當然主要原因是能力不夠，更重要的是，老師沒有許可將他的錄音變成文字，所以我才會聽到唯識就頭昏。
說到唯識的問題，以我的淺顯了解和個人的想法，老師注重的是對佛法修證方面的印證；因為老師一生是專注在修，在證，在教化。
老師所教的修法，可不只是理論的，而是他自己先做過實驗，是閉關專修過的，所以是過來人，才能教人，才能對人指導修法。
同時老師的教化，並不只局限於佛法，而是包羅許多許多，都是互通互補的。很多人說老師不是學者，這話也對，因為學者是講學理的，講理論的，講得頭頭是道，但是能否實踐，能否活用學理，就不一定了。
但老師是重視實踐的，學問再好不能應用也是白說，就像有人說得一手好菜，卻不會做，那有啥用？古人說：“說食不飽”，會說不會做，沒用！
但是，唯識名相太多，不先知道是不行的，可是容易陷入名相之中轉來轉去，最後變成一個唯識學者，反而偏離了修行。所以，一般研究唯識的，多半成為學者。倒是有些出家人反而會與修持配合研究。
熊十力是有名的學者，早年梁漱溟請他到北京大學講唯識，他卻講他（熊）自己的《新唯識論》。梁漱溟可不只是一個學者，當然就對熊不客氣的指責了。
梁先生20歲前原是一個學佛的人，本來想出家的，但考慮到多方面，才決定不走出家之路。所以他對唯識的了解，並不只是學者論點。
有一個居士對南陽慧忠禪師說，想要寫文章解釋佛經。禪師即命人端來一碗水，內放七粒米，碗上放一雙筷子，並問居士，這是什麼意思。居士說不懂。
禪師即說，你連我的意思都不懂，你還能懂佛的意思嗎？
熊十力這個著名的唯識學者，他的心得著作《新唯識論》，引起了太多的爭論，因為他是學者，所以他的了解與論點，與實際的佛法修證，定有偏差，也因為文字無法具體表達修證的確切含意之故。
也就是這個原因，南師不願將他講的唯識整理成書文，因為聽和看對人產生的效果是很不同的。所以方便講解和淺顯說明如果成為文字流傳，會產生偏差甚至誤解。至少這樣做違背了老師的意願。
老師也曾說過，要重新講唯識，那是三﹑四年前，老師在餐桌上對張尚德老師說，“我不久要講唯識，到時候你來聽吧”。
可是在老師最後的三年，領導大家研讀唯識時，卻用了《王肯堂成唯識論證義》這本書。
南師看過很多古來講解唯識的著作，認為王肯堂所講解的比較好，也說明王是個講求修證的人，所以悟解與學者就是不同。
王肯堂是明朝人，進士出身，更是一個著名的醫生。許多醫生都接近佛法或道家，醫屬於生命科學，唯識也好，佛法也好，醫學也好，都是對生命，和生命的一切活動有關的，所以這些研究，就列入了生命科學的範圍了。
摘自劉雨虹《東拉西扯：說老師、說老人、說老話》，南懷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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