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极井：回忆父亲二三事
转眼父亲逝世已经十年时间了。回想起三年前，父亲的朋友和学生们为了纪念他百年诞辰（父亲出生于1912年4月15日），重新修订出版《张政烺文史论集》、整理出版父亲遗作《甲骨金文与周商史研究》、《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校读》、《文史从考》、《张政烺论易丛稿》、《张政烺批注〈两周紧文辞大系考释〉》、《古史讲义》和《苑峰杂著》，以及编辑出版《张政烺先生学行录》（续集）等种种往事，依然历历在目，只能感叹时间过得真快啊！父亲作为历经百年沧桑巨变的近代中国的一位普通知识分子，在离开我们这么些年之后，仍然得到他的学生、朋友的爱戴和怀念，我想父亲的在天之灵应该感到十分欣慰了。
父亲是一个不善言辞、生活严谨到近于木讷的人，这些在他学生的回忆文章中有着非常生动的描绘。他对子女更是如此。记得1982年1月我从合肥工业大学毕业，整理行装准备回京，因过于兴奋不慎摔了一跤，面部重创，眉骨上缝了七针，惨不忍睹。但是，当我带伤乘火车回家后，走进父亲书房对他说“我回来了”时，父亲坐在书桌前头也没抬地答应了一声，就继续忙他的事情去了。我当时的女朋友（现在的夫人）见状甚为不解，我只能对她说，这就是我的父亲。
然而，父亲对我的影响是深刻的，这些年来我还会在梦中不时见到他，看见他的音容笑貌。回想起来，父亲和我很少有深入的思想交流，可是有三次谈话却使我终身难忘，对我的人生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一次是在1966年夏秋之季，我11岁。那年“文革”动乱初起，社会秩序荡然无存。一天晚上，父亲把我叫到他的卧室，对我说，现在搞文化大革命，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我还算不上学术权威，应属于资产阶级学者一类，估计没有太大问题，但情况也可能变得更坏，你们要自己管理好自己的生活。我当时懵懵懂懂，并不能完全理解他的意思，却也知道以后很多事情可能需要依靠自己了。
第二次是在1977年底，我在农村插队，参加了“文革”后第一次高考。我报考的志愿是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梦想成为一名高能物理学家。但是考试成绩并不理想，最后被合肥工业大学真空技术与获得专业录取。我很郁闷，准备放弃入学资格而继续留在农村，等第二年再考。一天下午，我正躺在家里床上发呆，父亲走进我的房间，坐在床边（也是记忆中唯一一次）对我说，你应该去上学，这算不上什么挫折，读大学实际上是培养一种学习的思维和方法，以后还会有很多的机会。
第三次是在我加入中信集团之后。1984年底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在同学的鼓动下，加入刚刚成立几年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现在的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开始了我的职业生涯。对于我的选择，作为传统读书人的父亲很有一些不以为然。尽管如此，我在工作中取得的一点一滴进步，父亲还是很关注和高兴的。1988年，我33岁时被任命为中信集团下属地区子公司— 中信澳大利亚公司总经理，负责管理当时中国在海外最大的工业投资项目。母亲几次对我说，父亲知道我的消息后显得很高兴，不时就会念叨一句：“小青蛙怎么会进步这么快？”然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却是，20世纪80年代末一次我从澳洲回国，在回家看望父母时，父亲正式地把我叫到客厅里坐下，要求我郑重承诺，不能在工作中利用职权行任何贪腐之事。对父亲的承诺，我至今诚惶诚恐，不敢懈怠。
父亲的书法在学术界有一定的名气，但他从来没有主动给我写过一个字。我去澳洲工作之后，经过多次要求，父亲才前后给我写过三个条幅：一幅是周易上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一幅是宋人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还有一幅是荀子〈劝学篇〉中的“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我想，这些除了是父亲对自己儿子的期许之外，也许还代表着他们那一代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和挥之不去的家国情怀。另外，父亲最爱书写的一句话是“真诚求实是为人为学之本”。我以为，这是他对自己一生的要求。因此，我选择把这句话刻在了父亲的墓碑上，陪伴他到永远。
对于父亲的学问，我是门外汉，不敢妄加评论。他的学生们已有大量的回忆文章。但是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父亲留下来的著述、文章并不多，和其他一些学者的“著作等身”是无法相比的。所以，整理出版《张政烺文史论集》和其他尚未出版的著述，成为父亲病重乃至去世后，我母亲生活的主要内容，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生活目标。也正因为这样，母亲对《张政烺文史论集》第一版中的错误和瑕疵，深恶痛绝。每次我回家看望她时，母亲总是反复和我讨论这些问题，而我却是很惭愧，拿不出任何有价值的意见来。
晚年的母亲也是疾病缠身，特别是多年编辑生涯的伏案工作造成脊椎严重变形，压迫她的神经，使她对于许多问题无法做出深入思考，更惶论实际动手了。因此，大量的工作母亲都委托给了父亲的学生兼好友：张永山、王曾喻、李零、林小安、朱凤瀚、李伯谦、顾青、张文彬等去完成。我每次回到永安里家中，母亲都会详详细细地告诉我，某人在做什么，某人已完成了什么，还有哪些工作需要请某人完成，等等……
如果没有上述这些（还可能有一些我所不熟悉的）学者的艰辛付出和无私奉献，我们今天就不可能见到新版《张政烺文集》（五卷本）和父亲其他著述的陆续问世。他们的工作精神和学者风范使我深受感动。我相信，我母亲的在天之灵也一定是充满感激的。
在今天的市场经济环境下，有一句流行的时髦话语叫做“时间就是金钱”。我想，这些学者的付出，怎样用金钱来衡量呢？能够用金钱来衡量吗？我以为是不可能的。至少从我作为一名企业高管的角度看，他们的投入与产出是完全不成比例的。但我又想，这也许正代表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传统、一种精神。正是由于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对人文精神的追求、对传统信念的继承和发扬光大，才使得我们这个民族的五千年文化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
谨以此文纪念父亲逝世十周年，并向所有参与到编辑出版父亲文集和著述的学者们再次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注：原文是《张政烺文集》编后记，写于2012年3月；经小强兄力邀，现略做修改发表。
摘自《参阅文稿》No.2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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