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颯：作家的自由與責任
文/索颯 摘自《彼岸潮湧——拉丁美洲隨筆》
離那股“拉丁美洲文學爆炸”帶來的中國熱浪已經有好幾個年頭了。像近年許多來去匆匆的潮流一樣，在中國這塊拼命吸吮的鉅大海綿上，拉美文學也留下了它所能夠留下的痕跡。但這並不是說浪潮已隨波而去，其實真正的咀嚼才剛剛開始。今天不加區別地談“拉美作家”，將失之於淺薄；然而，仍有一些重大的共同命題值得我們三思。
命題之一即“作家的自由與責任”。
政治干預藝術的歷史陰影似乎使我們厭倦了這種討論，但是作家作為知識分子在當代社會——尤其是文化意義上的大時代——的姿態，又使我們時時與這個命題相撞。
西班牙文中有一個詞叫“compromise”，它的內涵好像比中國語境中的“社會責任感”更豐富。除了意味著“責任”、“信約”外，它的動詞還可以表示“捲入”、“牽連”、“冒險”等等。在拉美，人們經常提及這個詞，圍繞它也有過許多可供我們參照的爭論。
關於加西亞·馬爾克斯（García Márquez）這位大師，我們已經不失機會地譯介了他一篇又一篇的作品。但是，當他最初被介紹給我們時的一個細節——穿著哥倫比亞白土布農民服領諾貝爾獎——似乎仍像一個未被徹底解讀的符號。應該靜下心來多讀幾遍他在瑞典文學院的演講。他嚴厲地質問授予自己文學最高獎勵的歐洲：
為什麼在文學上可以毫無保留地接受我們的獨特風格，我們在社會變革方面的艱難探索卻遭到形形色色的猜疑而被加以拒絕呢？
加西亞．馬爾克斯捲入了他生活於其中的苦難大陸。
古巴愛國者何塞·馬蒂曾說過，“祖國就是那個我們生活於其中的、就近看到的人類。”一個以人學為天職的“人文學者”——像今天的說法那樣——不可能對自己的祖國無動於衷。1986 年加西亞·馬爾克斯與秘魯作家巴爾加斯．略薩（Vargas Llosa）有過一場關於“作家責任”的激烈爭論，前者明確表示：
不管怎麼說，我是個負責的作家，我把責任分成兩種，第一種是對故土的責任，第二種是對人們的幸福所負有的責任。
阿根廷人胡利奧·科塔薩爾（Julio Cortázar）以擅長寫現代派風格的短篇小說享譽世界文壇，他的著名長篇小說《跳房子》（Rayuela）被比作拉丁美洲的《尤利西斯》。這部小說已在中國譯出並出版，它的名聲會引起中國文學界的注意。但是我想，這位拉美現代派作家的另一部作品也許遲遲不會受到注意，那是一本 80 年代問世的散文集，題目叫《尼加拉瓜，你這酷烈中的溫柔》，大多數是他在將近十年的跨度裡，幾次冒著紛飛的戰火深入尼加拉瓜內地訪問的印象記和隨感。他用一個優秀作家所擁有的最熱情的語言描寫了一場革命中的人民，他們的宗教生活、藝術創造，他們的理想、感情和英雄主義精神，其中一些作品仍然嫻熟地運用了荒誕派手法。在書的扉頁，我們能讀到一段醒目的文字：“本書的著作權完全歸尼加拉瓜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的人民所有。”為了支援尼加拉瓜人民在結束戰火之後的重建家園計劃，科塔薩爾在一篇題為《新尼加拉瓜》的散文裡呼籲國際援助，他在文章的結尾寫道：
尼加拉瓜人不會向你們要任何東西，但他們不能阻止我替他們要求，我懷著敬意和愛心替他們要求，他們的勇氣，他們以自己的行動為我們苦難的拉丁美洲所提供的歷史經驗，使我產生了這樣的敬意和愛心。
科塔薩爾不僅“捲入”了，而且“冒險”了。科塔薩爾的政治色彩不是美術上的敗筆，也不是音樂裡的不協調音；相反，我們因此看到了一個更加飽滿的人，因為美感與正義感在本質上是同源的。
也許更有借鑒意義的是 20 世紀 30 年代的一位秘魯詩人——塞薩爾·巴列霍（César Vallejo）。這是一個具有鮮明獨立人格的藝術家。他是革新西班牙語詩歌語言的先鋒，但在“世界文化中心”的巴黎，他從未盲目追隨流行的先鋒派藝術，他曾企圖用“塞薩爾·秘魯”作為自己的筆名，這是一個值得回味的象徵行為。巴列霍是一個感情和語言上的革命者，但不是一個政治家。他對藝術與政治的關係始終有自己的獨立主張。在一篇題為《藝術與政治》的雜文中，他提出，藝術家必然具有政治敏感，但是，藝術家的真正使命不是直接參與政治，不是築街壘、蹲監獄，而是喚起人們新的政治敏感，是給人性增加新的政治原料。藝術家的政治作用不一定顯示於第二天，而可能顯示於幾個世紀之後，“否則還要這些精神大師幹什麼呢？”巴列霍被人們稱為寫盡了“貧窮”的詩人。他寫過這樣一段詩：
我這一幅筋骨屬於別人；
也許我曾偷了它們！
我所給予自己的，
或許曾分配給了他人；
我想，假如我未降生，
另一個窮人將端起這杯咖啡！
我是個卑鄙的竊賊……
我無地自容！
巴列霍的獨立性並沒有妨礙他以最本質的方式對“人”負責，與“人”有約。
這個約定是人與他人的原初約定，原罪就來自於約定的破裂，而拯救人於墮落的也正在於恢復人與人之間的團結。這個思想已經是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學”思想了。實際上，這樣一種責任意識在拉丁美洲根基深厚，它的確可以追溯到原始基督教神學思想。
在拉丁美洲知識分子的思想裡我們可以讀到這種意識。誕生於 70 年代的拉丁美洲“解放哲學”，其基本出發點就是：人總是對他所處的環境以不同的方式負責，貌似純客觀、純科學的西方主流哲學其實掩蓋了強烈的排他性意識形態。在人們喜愛的歌曲裡我們也可以聽到這種聲音：
我只請求上帝，
不要讓我對苦難無動於衷……
我只請求上帝，
不要讓我對不公無動於衷……
我只請求上帝，
不要讓我對戰爭無動於衷……
熱愛自由是人最美的天性，追求自由是知識分子最寶貴的品格。但是，最熱愛自由的人其實是最不自由的人，因為正是對自由的愛使他們與他人有了約定，使他們受到了責任的約束。偽自由意識在強權時代依附於偽政治——即少數人的利益集團政治，在以追逐私利為潮流的時代，又成為逃避責任的美麗託辭。
摘自索颯：《彼岸潮湧——拉丁美洲隨筆》大風出版社2007年
索颯 青年時代於內蒙古草原插隊。畢業於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西班牙語專業。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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