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少傑：〈戴鴻慈傳〉之跋
正月初三，陪小強去位於江蘇吳江的“太湖大學堂”看望南懷瑾先生。南老高壽90，仍然神采奕奕，談鋒甚健，與我們暢談四小時。談話中，南老主要是在聽小強關於全球化對中國經濟發展所形成的挑戰的一些見解，並不停地要求其他人發表意見，南老也時有插言。我由於是初次見面，不敢造次，一直沒有發表言論。在飯局接近結束之時，我談到了我的一個觀點，即中國作為一個大國所具有的承受能力問題，不料卻引起了南老的一通議論。
南老先談到了最近熱播的電視片《大國崛起》和電視劇《貞觀長歌》，談到了中國文化的包容能力。他說，他當年出國留學時，已經在中國的傳統文化方面有了較好的造詣，以此為基礎去接觸西方文化，就能夠取其精髓，悟出一些道理。接著他不無幽默地說，中國改革的很多問題出自“海歸”，很多年輕人出國留學，雖然就學於名牌大學，但一方面對中國文化沒有足夠的修養，另一方面則由於迫於生計，每天在餐館洗盤子，吃“冷狗尾巴”，很難真正瞭解國外政治經濟體制的運行方式。而他們一回來就指點江山，甚至參與決策，其結果只能是誤國誤民。南老建議我們去看《清史稿》，看看當年的清廷官員們是如何研究改革問題的。
查閱《清史稿》通篇，我知道南老所說的就是“五大臣出洋”的故事。對這個故事，我們都以為已經耳熟能詳。無非是出洋之時就有革命黨人搞“人體炸彈”，其後又由流亡日本的梁啟超、楊度捉刀，寫了洋洋數百卷的“考察報告”，並在此基礎上推動立憲改革，最後不了了之。這個故事，最早出自高陽的《慈禧全傳》，按高陽的說法，這五大臣出國就是去吃喝玩樂的。但看了《清史稿》的〈戴鴻慈傳〉，才知此說大謬不然。從他們回國後的奏摺裡，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的考察並非只是在公費旅遊，而他們考察的心得，也確實有其高明之處。
治理大略
日俄戰爭之後，滿清政府面對危局，為了“起衰弱而救顛危”，派遣鎮國公載澤、戶部侍郎戴鴻慈、湖南巡撫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國政治，“以期擇善而從”（引文出自光緒31年6月14日“諭旨”）。這個考察團級別很高，載澤作為宗室、公爵，至少相當於現在的人大副委員長或政協副主席，戴鴻慈為副部級，端方為正省級，其他兩位也是省級幹部。這五位省級以上幹部兵分兩路，歷時八個月，考察了15個國家（這種情況在現代中國好像還沒有過）。他們回國後的奏摺就各國的強國之道（所謂“治理大略”）向慈禧和光緒做了一個概括的彙報。
在奏摺中，他們從“政體”、“國力”、“政略”和“民氣”四個方面討論了各國的“治理大略”。在他們看來，各國因其發展歷史、民族構成之不同，而會有不同形式的憲政體制。而憲政體制的形式，又因為國情的差別而會具有不同的實質。而憲政體制的不同，又會對國家的穩定和強盛產生不同的影響。“美為合眾，而專重民權；德本聯邦，而實為君主；……法、意同族，不免偏於集權；唯英人循秩序而不好激進，其憲法出於自然之發達，行之百年而無弊。”由此，他們對各國憲政制度得出了一個重要結論，叫做“種因既殊，結果亦異”。就是說，對應於不同國家的民情、文化和發展過程，同樣的制度會產生不同的結果。為了說明這個結論，他們特別指出了那些未能充分考慮到國家的歷史傳承的憲政體制所可能帶來的惡果。在奏摺中，他們列舉了有憲法而“不聯合”、“不完全”、“不平允”的例子，包括在1905年分裂的瑞挪聯邦、國勢日衰的土耳其、埃及以及內亂不已的俄羅斯。因此，立憲改革必須適合國情，否則，“故有雖革改而適以召亂者，此政體之不同也”。
不過，他們對“治理大略”的討論並沒有僅止於此。在討論各國的憲政體制的同時，他們還討論了其他幾個對國家強盛有著重要影響的因素，那就是“國力”、“政略”和“民氣”。這裡，值得注意的是對“政略”和“民氣”的討論。
所謂的“政略”，用我們現在的話說就是國家競爭戰略，這一戰略可以分解為互相配合的三個方面，一是外交戰略，二是軍事戰略，此兩者“既互相倚助以求國勢之穩固”，“又各審利害以為商業之競爭”，而國家的經濟戰略則又配合著外交和軍事，無論是修鐵路、開運河或滿世界做FDI，“均有深意存焉”。在還沒有“經濟全球化”的20世紀初，這一見解確實是很有水平的。
最有意思的是他們關於各國“民氣”的討論。俄、法、德、美、意、英的民族特點，在他們的奏摺中躍然紙上。看上去，他們似乎預見到了俄國因“失之無教”而爆發的“十月革命”、德國因“失之太驕”而發動的兩次世界大戰。在百年之後看到他們對這些國家的點評，確實讓人不得不佩服其洞察力。
三項基本原則
我們知道，五大臣出洋的目的不是簡單的學術考察，而是要給政府提出改革建議，“以期擇善而從”。他們的建議是什麼呢？從奏摺中我們看到，他們提出了改革的一個基本原則，那就是“君臣一心，上下相維，然後可收舉國一致之益。否則，名實相懸，有可以斷其無效者。”
那麼，如何能夠實現“上下相維、舉國一致”呢？他們提出了三項基本原則。
第一，政府要有開誠之心，“無開誠之心者國必危”。第二，政府要有慮遠之識，“無慮遠之識者國必弱”。第三，政府要有同化之力，“無同化之力者國必擾”。這三條，確實是爭取改革成功的基本要則。
先說“開誠之心”。中國經濟改革20多年了，老百姓的日子也好了很多，但現在似乎問題越來越多。當年窮日子倒還過得好好的，現在“小康生活”反而過得不舒坦，很讓人看了納悶。這裡的核心問題是政府“開誠”不夠。當年小平同志提出“不爭論”，對改革的推進是有好處的，但也留下了一個隱患，那就是政府始終沒有講明白自己到底要幹什麼。我們只知道政府要建設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那麼“中國特色”究竟是什麼？“社會主義”到底又是什麼？政府從來就沒有明白地表述過。我們的表述似乎就是小平當年提出的“先富後富”論。但很顯然，這個說法已經無法充分表明政府的改革目標。於是乎，這20多年中先富起來的人不踏實，老怕來一個劫富濟貧，紛紛轉移資產，移民國外；而這20多年中沒富起來的人也不滿意，老覺著“後富”的進度太慢，個個牢騷滿腹，忿忿不平。近年來圍繞著“效率與公平”的各種討論，實際上都和這個基本問題沒有充分表述清楚、未能形成全社會的基本共識有關。
當然，小平同志提出“不爭論”，在當時那種錯綜複雜的政治環境中是有必要的，如果那時就“姓資姓社”爭論不休，我們的經濟也不可能取得現在這樣的成就。但到了現在，我們已經有了30年的改革發展經驗（從粉碎“四人幫”開始），如果我們還是“不爭論”，還是接著“摸石頭過河”，還是不能將我們的改革目標明示天下並取得全社會的基本共識，則我們的改革將會越來越困難。特別是當我們的改革進入了社會改革和政治改革階段時，如果仍然沒有明確的改革目標，如果不能就改革目標形成充分的社會共識，在社會利益逐漸多元化的條件下，我們將很難具有“上下相維、舉國一致”的成功改革的條件。
再說“慮遠之識”。一個新制度（無論是經濟制度還是政治制度）的建設，必須有從國情出發的長遠考慮。現在大家都已經認識到，中國的現代化並不是簡單的人均收入增長，它同時伴隨著整個社會結構的劇烈變化。農民進城，工人下崗，產業調整，國企轉讓，資源浪費，環境污染，官員腐敗，新“三座大山”，如此等等，對我們將以什麼樣的社會組織結構來調整社會各階層的利益、以什麼樣的政府治理結構來調整中央和地方的關係、以什麼樣的國家治理結構來調整社會與政府之間的關係等等，都提出了嚴峻的挑戰。
作為一個有著兩千年歷史的中央集權的大國，中國的現代化所要求的社會轉型既深且廣，有不少問題可能剛剛浮現，有很多問題可能還沒有破題，如果我們不能正視我們所面臨的基本問題，不能總結我們自己的發展經驗，不能參詳世界各國的發展過程，不能在此基礎上形成一個長期的發展計劃，而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我們將很難走上一條真正的強國之路。比如中央和地方的問題，就是我們建國以來一直面對的一個基本問題，所謂“一統就死，一放就亂”，主要由此而來。中國這麼一個大國，應當設立一種什麼樣的政府治理結構，才能夠發揮各方面的積極性，處理好社會各個階層的矛盾，同時又能保證全局的統一和協調，這裡的關鍵是要有深謀遠慮，設定我們的政制目標，並堅持不懈地加以推行。“治大國與治小國固不侔也”，小國“船小好掉頭”，找到一個產業，傍上一個大款，即使國內政制亂一點，也能混個幾十年。大國則必須依靠自己的能力，找到自立自強之道，而要做到這一點，沒有慮遠之識是不可能的。
最後說“同化之力”。所謂同化之力，也就是能夠凝聚全國人民的文化理念。毫無疑問，中國是具有自己的“同化之力”的，否則也不可能經歷過多次外族統治、經歷過一百多年的列強瓜分而至今仍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但我們的“同化之力”究竟是什麼？是孔孟之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還是科舉制度的垂直流動一夜功名，是血緣關係的尊老愛幼天下大同，還是馬列主義的三個代表和諧社會？我們究竟要靠什麼來維持我們的社會的一體化，究竟要靠什麼來保持社會的向心力，是更值得好好研究的。
作為一個經濟學家，關於文化問題我不可能有什麼高明的見解，這需要哲學界、史學界和文化界的有識之士共同探討。但是，我相信，中國的崛起將會充滿坎坷，這些坎坷不僅來自於國際上的貿易衝突和政治敵意，也來自於國內的階層矛盾和社會衝突。在面臨著百年未有之大機遇的時候，我們應當如何自處，應當如何保持社會的向心力，以便能夠使國家在日益強盛之際凝聚國民、推動改革，這是我們面對的基本課題。
摘自《參閱文稿》No.20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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