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蕾：父亲的一桩未了文案
近日（小编按：2013年初）在网上看到〈熊向晖与原中国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王珺的历史讨论文章（两篇）〉，想起父亲熊向晖与这位王珺及《炎黄春秋》杂志十多年前的一桩未了文案。现将父亲被扣未能发表的遗作与这两篇文章一起放在这里，供有兴趣的朋友分辨。这里仅就所知，做一点说明。
《炎黄春秋》杂志1999年第8期发表了王珺的〈中共特别工作开创者李克农〉一文。父亲以及当时活动自如、思维清晰的罗青长、陈忠经等经历过那些历史事件的长辈看了王珺的文章，认为与历史事实有很大出入，有打着纪念李克农的旗号抹黑周总理生前领导的情报保卫工作之嫌。于是父亲写出〈对《中共特别工作开创者李克农》一文质疑〉，交《炎黄春秋》于2000年第3期发表。父亲在文章中问王珺，断言王石坚“事后经李克农报告中央也定为叛徒”，断言“‘文化大革命’后，曾有个别领导借口保护情报干部竟公然宣布为王石坚及该案中几个叛徒翻案，此事在党的生活中及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受到严厉的批评”“有何根据？是何居心？”
紧接着，《炎黄春秋》在2000年第4期发表了王珺的〈复熊向晖质疑〉。父亲看了王的文章，不禁纳闷。王珺此文的文末注明写于“1999年12月”。难道父亲的文章还没有发表，王珺就在三个月之前写好了答复？这可真是文坛奇闻了！对此，父亲直至2005年9月去世，都没有得到《炎黄春秋》和王珺的任何解释。
王珺这篇提前三个月写就的答复文章中，引用了若干《炎黄春秋》发表的父亲文章中根本不存在的话。比如，王珺说：“熊在‘质疑’中肯定地说：‘原中央调查部的领导都不曾为王石坚及几个叛徒翻案，或为此而受到严厉的批评。’口气十分武断……”遍查父亲的文章，都没有王珺所引的这句话。王珺更说父亲认为他的文章说“中央将王石坚定为叛徒及个别领导为叛徒翻案，‘是重大政治原则问题’，是‘诬’了领导，‘国家安全部现领导一定会严肃处理。’”说这话令人“毛骨悚然”。查父亲的文章，也根本没有所谓“严肃处理”的语句，不知王珺的“毛骨悚然”从何而来？
王珺以知情者当事人自居，引用了貌似权威却似是而非的材料，造成了极坏的影响，父亲认为不能置之不理，于是根据权威部门编写或审定的公开材料，写出〈周恩来、李克农和我党情报史最辉煌的篇章—揭穿王珺对“王石坚事件”的胡言乱语〉一文。但是《炎黄春秋》以这样的争论“泄密”为由，拒绝发表父亲此文，尽管父亲这篇文章“只有一件是没有发表但不涉及机密的文件”，其余都是公开材料。这样，在当时，这件文案似乎以王珺最后发表的文章画上了句号。
12年过去，父亲已经不在，其余当事人或者也已故去，或者已无法说话。而网上对这段文案的流传，却依然还在继续。既然如此，我就替父亲把这篇文章发表出来，让该见天日的东西不再埋没。
这里还想强调的是，王珺在他那个部门，从一般干部到副部长，一直做人事工作，从未搞过情报业务。这从他的文章中，连国民党的军统和保密局的分野都分不清，王石坚情报系统被敌人破坏，被捕、被拘的情报干部及受牵连人员的数字都交代得不明不白即可看出。但是业务不行的人整起人来，好像没有说的。1950年代，此案被捕人员有23人陆续回到中央社会部后，社会部对他们进行了审查。王珺文中说李克农自任主任，却矢口不提他是具体承办人。1980年代初，中组部和原中央调查部对当年的审查结论进行复查，改变了19位同志的结论。
在这桩文案中，我父亲用大量的材料说明中央调查部和党中央从未给王石坚定性。但是王珺却一再坚称“中央认定王石坚是叛徒”，而且说这无需有文件证明。给一个人做出能吓死人的结论却无需任何文件证明，恐怕就是王珺主管干部的为政之道了。对子虚乌有的事言之凿凿，然后把“翻案”的帽子扣在所有指出那结论并不存在的人头上，这真是活生生的党同伐异了。这样的干部局长，真是让人开眼啊！
周恩来、李克农和我党情报史最辉煌的篇章
——揭穿王珺对“王石坚事件”的胡言乱语
熊向晖（2000年）
《炎黄春秋》2000年第4期发表王珺写的〈复熊向晖质疑〉，文末注有“1999年12月”字样。我写的〈对《中共特别工作开创者李克农》一文质疑〉（简称〈质疑〉）发表于《炎黄春秋》2000年第3期。这就是说，在〈质疑〉发表之前三个月，王珺已写好了答复。这是怎么回事，姑不置论。必须指出的是，王珺在〈复熊向晖质疑〉一文中，多次提到他所谓的“国家安全部档案馆”材料，甚至提到他所谓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致使不少读者认为王珺言之有据，引起种种怀疑和猜测。由于王珺所文不仅涉及李克农，而且涉及党中央，涉及我党情报工作的重大原则问题，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影响，作为知情者，我不能置之不理，按照“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精神，特意写出本文。本文引用的只有一件是没有发表但不涉及机密的文件，其他全是权威部门编写或审定的公开出版物。借这些公开材料揭穿王珺的胡言乱语，以正视听。本文的主要目的则是用这些公开材料向读者介绍李克农的我党情报工作的光辉历史，介绍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领导人，特别是周恩来对我党情报工作的关心、爱护和杰出的领导。
杨尚昆论李克农
《炎黄春秋》1999年第8期刊载“长期在李克农领导下工作的原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王珺同志”写的〈中共特别工作开创者李克农〉（以下简称〈李克农〉）。编者在文前按语中说：“李克农是中共特别工作开创者之一”，“之一”二字加得很有分寸，显示这位编者的慧眼和匠心。凡是稍微了解中共历史的人都知道，所谓“中共特别工作”，不论是指统战工作，外交工作，机要电讯工作，还是情报保卫工作，周恩来都是开创者。作为周恩来的亲密战友和主要助手，李克农在这些方面的工作中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最光辉的建树是什么呢？
1989年9月15日是李克农诞辰90周年。《人民日报》发表了杨尚昆写的〈丹心留人间，勋业传后世— 纪念李克农同志诞辰90周年〉（以下简称杨尚昆文）。文中说，“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李克农“总是以对党的无限忠诚和高度负责精神，创造性地完成任务”。“尤其是在情报和保卫工作上，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独特才能，在紧急关头保卫了党中央的安全，在关键时刻向中央提出了决策情报，为中国革命建立了伟大勋绩”。杨尚昆文着重指出：
解放战争中，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由克农同志具体负责实施，使我党我军的情报工作得到更加广泛深入的发展，为配合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我情工人员深入到国民党的机密决策指挥机关内，及时准确地供给了党中央和军委及各地区战略性和动向性的重要军政情报，为党中央和毛主席研究战局，制定解放战争的战略方针，提供了重要依据。使我军在解放战争中对敌人的主要情况了如指掌，始终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毛主席评价这个时期“我们的情报是最成功的”。
王珺笔下的李克农
在〈李克农〉一文中，王珺写了四个题目，即：“敢于得罪康生”，“龙潭建奇勋”，“单刀赴会劝少帅”，及“坚持原则，浩然正气”。
“敢于得罪康生”，内容是1943年的“抢救运动”。王珺写道：“李克农为形势所迫，不能不开展‘抢救运动’，但他对康生的做法是有保留的。”文中并未举出李克农“敢于得罪康生”的具体事实。我不理解，在介绍李克农的文章中，王珺因何要写“抢救运动”？
“龙潭建奇勋”。这个题目歪曲了我党情报保卫工作史上著名的“龙潭三杰”的事迹。王珺虽然也写道：“1928年到1929年，中央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先后派遣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等三人打入国民党CC徐恩曾特务系统。”但这短短50多字，就有三处错误。第一，陈立夫建立由徐恩曾主持的特务系统，是在1929年12月。李克农怎么会在这一特务系统尚未建立的1928年就“打入”呢？第二，1929年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政治委员周恩来兼任中央军事部长，哪有王珺胡编的“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三，派遣李克农等三人打入徐恩曾特务系统的，也并不是周恩来。
关于“龙潭三杰”，杨尚昆文写道：“1929年，党（熊按：未说周恩来）派克农同志同钱壮飞、胡底同志一起，打进徐恩曾把持的国民党特务首脑机关中央组织部调查科”。“1931年4月，中央特科的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设在上海的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的地址顾都知道，……克农同志得到钱壮飞派人由南京连夜送来的这一紧急情报，他沉著机警，千方百计地设法找到陈赓同志报告了党中央。当时党中央负责人周恩来同志立即同陈云同志商定对策，在聂荣臻、陈赓、李克农、李强等同志的协助下，……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使党中央机关得以安全转移，彻底粉碎了敌人破坏我党中央的罪恶阴谋。同时，克农同志以自我牺牲的精神，不顾敌人的追捕，也不及考虑自己妻儿的安全，亲自安排了战友钱壮飞及其家属和胡底同志的安全转移。他和他的战友们，为保卫党中央和地下党组织的安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得到党中央的嘉奖。毛主席曾说：李克农、钱壮飞等同志是立了大功的，如果不是他们，当时许多中央同志包括周恩来这些同志，都不存在了。”
以此与王珺所写的〈李克农〉相对照，就会看出问题：
（1）杨尚昆文记述了“毛主席曾说”的一段话，写得十分清楚。而王珺却抹去了“钱壮飞等同志”，编造出1967年1月的一条“最高指示”，说毛主席对康生讲：“康生啊，你不是告几个人要害你吗？刘少奇和彭、罗、陆、杨已经有了定论，可是李克农不同，……”王珺居然在1999年8月公开发表的文章中，硬说：“刘少奇和彭、罗、陆、杨已经有了定论”，这是为什么？
（2）杨尚昆文中讲到，李克农“亲自安排了战友钱壮飞及其家属和胡底同志的安全转移”，展现了李克农的高尚品质，而王珺却避而不谈。
（3）王珺文中只字未提聂荣臻。1983年出版的《聂荣臻回忆录》（上册）说：“1930年5月，我来到上海中央特科工作。……周恩来同志是决策人。日常工作由顾顺章负责。……调我到特科的意图是，为了从政治上加强特科。……顾顺章这个人过去耍魔术，在上海开过一家魔术店，是个流氓无产者。”（第118页）而王珺在〈李克农〉一文中却说：“顾顺章，工人出身，能双手打枪，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上海武装起义担任纠察队长，表现勇敢。”《聂荣臻回忆录》（上册）还写道：“当时在特科搞具体领导工作的，除了我以外，还有陈赓，李强等同志。特科的工作是紧张活跃的。我们（熊按：未说周恩来）派了像李克农、钱壮飞、胡底这样一些好同志打进敌人的要害部门。”（第119页）聂荣臻特别提到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的情况，他写道：“我得到情报之后，急忙赶到周恩来家里”，并评述了“周恩来亲自领导”的应变措施（第126~128页）。王珺文中为何有这些疏漏呢？
“单刀赴会劝少帅”。1936年12月，中央派李克农作为红军代表与戴绥元等到洛川与张学良谈判，既不是“单刀赴会”，也不是“劝少帅”。
“坚持原则，浩然正气”。王珺着重写了“1947年10月”，“王石坚情报系统被敌人破坏”事件。王珺对1947年及解放战争期间李克农主持的情报工作的丰功伟绩闭口不谈，却专门挑出“1947年10月情报工作发生一起多年来未有过的重大事件”来渲染。在〈复熊向晖质疑〉一文中，王珺继续就这一事件胡言乱语。以下就有关问题分别作出澄清。
1947年“王石坚情报系统”被敌人破坏的客观原因
1946年6月蒋军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由此爆发。1947年1月29日，美国宣布退出军事调处执行部。2月21日，国民党当局迫使中共代表叶剑英、秘书长李克农等由北平返回延安。3月13日，蒋军胡宗南部向陕甘宁边区发动突然袭击。由于李克农主持的情报部门事先报送胡宗南的进攻计划，中央得以从容处置。3月19日，中央主动撤出延安，指定叶剑英、杨尚昆、李克农等到晋西北统筹后方工作（中央后委）。中央书记处五位书记作了分工，刘少奇、朱德率中央工作委员会到华北进行工作，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少数人员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战场的作战（中央前委）。李克农派中央社会部一室主任罗青长随中央前委行动。
中央文献出版社在1994年出版的童小鹏著《风雨四十年》（陈云题写书名，杨尚昆作序）第一部第532页写道：
一般人都说，毛泽东、周恩来坚持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而我说，应该是“运筹窑洞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更为确切。
建国以后，毛泽东对人说过，“胡宗南进攻延安之后，在陕北，我和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在两个窑洞指挥了全国解放战争。”周恩来说：“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这是千真万确的。……
这个司令部的主帅，当然是毛泽东，副帅就是周恩来。他直接领导五六个精悍的参谋人员，夜以继日地收集敌情（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我情（解放区军民、国民党统治区地下党和人民）以及友情（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地方势力、国民党内的进步人士以至国际友好人士），加以分析研究，及时报告毛泽东，参与决策，并向各中央局、野战军司令部通报，真正做到了“知己知彼”。每个参谋人员都是专家。专管敌军的，凡国民党的军队每天驻扎在那里，向那里调动，长官的出身、经历、指挥能力，部队的人数、武器装备、战斗力如何等等，都了如指掌，……
在陕北窑洞里的中央前委参照李克农主持的情报系统提供的情报，在1947年10月前曾取得以下战果：
（1）在撤离延安45天内，陕北我军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歼敌二万余，后又在沙家店全歼胡宗南整编第36师。到8月间，蒋军对陕北的重点进攻已被粉碎。
（2）从1947年3月至6月，我军在东北、热河、冀东、豫北、晋南等地开始局部反攻，收复和解放153座城市，歼敌40余万。
（3）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一举突破黄河天险，连续作战28天，歼敌5万6千人，于8月进入大别山区。
李克农主持的中央社会部及所属各情报系统（包括潘汉年、刘少文、吴克坚、王石坚等情报系统），不但要搜集“敌情”，而且更要搜集“友情”，乃至搜集国统区的重要舆论和社会动态。大量的情报都通过设在国统区的秘密电台发出。那时我们的密台设备落后，发出的电报错字较多，上级常要查询。密台为准备上级查询，常需要把发过的电报底稿保留若干时间。以王石坚系统的北平密台为例，每天通报时间常达六、七个小时。在一般情况下，这些都是不许可的。但在当时，为了使住在陕北窑洞里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毛泽东、周恩来尽快了解到更多的准确情报，这又是完全必要的。密台发报时间过长，自然就增加了暴露的机会。
还应提到：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将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华北地区划为第11战区。司令长官是原西北军的孙连仲。党外进步人士余心清任11战区少将设计委员。1947年9月，他通过关系人找到王石坚系统驻北平的情报人员董明秋，要求速电周恩来、叶剑英，说孙连仲准备起义，请速派人来谈。董通过北平密台电告中央前委。对此，周恩来认为，孙连仲的态度究竟如何，尚不十分清楚，他所属兵力不多，11战区的主力部队隶属胡宗南的第34集团军，下辖第三军和第16军，如孙连仲突然起义，势必被第34四集团军歼灭，应予劝阻。经中央前委同意后，复电北平王石坚系统。但余心清出于良好的愿望，过于自信，竟在北京饭店举行招待会，邀请各国驻北平领事参加，他宣布一个“惊人的消息”说：孙连仲“组成第三实力（熊按：原文如此），斡旋国共两党关系”。美联社立即发出电讯，说北平大有1936年西安事变之势。蒋介石正在沈阳督战，闻讯后推迟原定的北平之行，马上飞回南京，责令保密局（原军统局）局长郑介民对北平方面加紧侦察。在郑介民的严格命令下，保密局北平站站长马汉三利用美国新制的空中测向仪，确定我北平密台的具体方位，马汉三又利用“飞贼”段云鹏连夜挨户侦察，查到我北平密台的确切地点。1947年9月24日夜，正直我北平密台报务员准备架机工作时，蒋特突然闯入室内，将北平密台负责人李政宣及工作人员李毓芹等四人当场逮捕，电台、密码、情报底稿、活动经费等全被搜缴。李政宣被捕后，供出领导人王石坚等。王石坚于9月29日深夜在西安被捕。
上述情况都是国民党当局早已知道的事。王珺在〈李克农〉一文中说，王石坚系统被敌人破获是在1947年10月。连时间也未弄清，居然大做文章。
周恩来、李克农对王石坚系统被破坏的态度
1947年9月24日，北平蒋特拘捕了与王石坚系统有牵连的地下党负责人、蒋介石“文胆”陈布雷之婿袁永熙，9月26日拘捕了董明秋，9月27日拘捕了余心清等二人。
9月24日蒋特拘捕了北平密台李政宣等四人后，他们供出了沈阳密台负责人及另外五个情报人员。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北平蒋特于9月25日拘捕了情工人员董剑平，董供出了在国民党第11战区任职的五位重要情报人员，他们是：一处少将作战处长谢士炎，军法处少将副处长丁行，二处参谋主任石淳，作战科长朱建国（中共党员），北平第一空军司令部参谋赵良璋。这五位同志曾提供过重要情报，被捕后，蒋特施用各种酷刑，他们英勇不屈，1948年10月19日在南京雨花台从容就义。谢士炎事先写好遗书，在刑场上怒斥国民党，带头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打倒蒋介石！”当刽子手大喊“跪下”时，他们朗声回答：“我们不跪！”五人都是挺身站著就义的。这五位烈士永垂不朽。
王珺文中说“王石坚情报系统”是“中央社会部直接领导的”，又借别人之口，说“这个案子组织有责任”。含沙射影，矛头实指李克农。李克农是光明磊落的。开诚著《李克农—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以下简称开诚写的书）第492页写道：王石坚情报系统被敌人破坏，“李克农深感内疚，他沉痛地检查”。“李克农并不强调客观因素，着重从他的指导思想上检查领导工作的错误和缺点”。他“向中央写出检查报告，并请求处分”，周恩来表态说，“有此检讨即可，不必议处”。“我们进行武装斗争还有打败仗的时候，何况是秘密战线呢？”“反正我们把胡宗南斗垮了”。
李克农、周恩来的态度都具有典范意义。
开诚写的书由国家安全部办公厅作序，序中说：“国家安全部办公厅向开诚同志提供了必要的史料和具体的帮助，最后由部党委批准的本书审定小组审核定稿。”
李克农及时采取有力措施，情报战果更加辉煌
王珺在〈复熊向晖质疑〉中说：“熊向晖硬说在我笔下的李克农”“案发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又说：“不能离开主题之外去广搜旁骛，以自炫博闻，致画蛇添足，离题万里”。
读者不难查对，在〈质疑〉一文中，并无李克农“在案发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这句话，这是王珺无中生有的编造。在〈质疑〉中，我写的是：“王珺的笔下，这一重大事件发生时，李克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我还引用了开诚写的书中的话：“李克农立即向中央报告情况，同时进行检查，研究对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中吸取教训。”（第441页）王珺文章的题目是〈中共特别工作开创者李克农〉，当王石坚情报系统被敌人破坏时，介绍李克农及时采取措施，怎么是“离题万里”呢？“离开主题之外，去广搜旁骛，以自炫博闻，致画蛇添足”的，恰恰是王珺自己写的文章，而其内容又大多是胡言乱语。
开诚写的书中还说：“李克农加紧实施善后措施，指示各地要接受‘王石坚事件’的教训，割断横的关系，割断和地方（共产）党的关系，密台要采取措施，防止敌人测向的破坏，要特别注意情报组织和人员的安全。”（第443页）正是由于李克农采取了王珺没有写的这些有力措施，我党情报工作未再发生大的事故；而情报战果更加辉煌。就在1947年9月王石坚系统被破坏后，到1947年底，我军取得的重大胜利有：
（1）晋察冀野战军1947年从10月18日至22日，全歼了蒋军第三军1万8千余，包括军长罗历戎在内，无一漏网。
（2）晋察冀野战军于1947年11月12日解放石家庄，全歼守敌2万4千人。
（3）刘邓大军从1947年9月到11月，歼敌三万余人，初步打开大别山地区的局面。
这些胜利的取得，与李克农主持下的情报工作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提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毛选》第四卷第1243页至第1263页），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1947年7月至9月间，人民解放军即转入全国规模的进攻。”“人民解放军的主力已经转到国民党统治区域里去了。”“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二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尽管王石坚系统被敌人破坏，但李克农主持下的情报工作对于这一“历史的转折点”和“伟大的事变”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是永垂史册的。
1948年，我军由“战略进攻”转到“战略决战”。在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以及1949年的渡江南进的战役中，李克农主持下的情报工作战果更加辉煌。在开诚写的书中有较详细的记述，不赘之。
李克农、党中央并未定“王石坚是叛徒”
王珺在〈李克农〉一文中写道：“王石坚被捕后叛变投敌……事后经李克农报告中央也定为叛徒。”（见《炎黄春秋》1999年第8期第16页）我在〈质疑〉一文中写道：“原中央调查部长……罗青长”，“郑重地告诉笔者：他根本不知道李克农报告中央定王石坚为叛徒。原调查部长期主管机要档案的同志从未见过李克农向中央写的关于定王石坚为叛徒的报告，也从未见过中央关于此事的批件”。王珺在〈复熊向晖质疑〉中改口说：“认为中央为王石坚定性一定得有‘书面报告’和正式‘批件’是幼稚可笑的。”在此，王珺明明白白地承认，他所谓“中央定王石坚为叛徒”一事，李克农并无“书面报告”，中央并无“批件”。
王珺在〈复熊向晖质疑〉一文中又有新的说法，现予引用，并予澄清：
（一）王珺写道：“中央认定王石坚是叛徒一事”，是“李克农1956年传达的”。“与会同志均表同意”。“文革”期间有“中央专案组”，而在1956年，中央怎么会撇开李克农，定原由李克农领导的王石坚为叛徒，然后再由李克农“传达”呢？1956年“中央定王石坚为叛徒”，难道只是口头说说，而无书面文件吗？李克农只是口头传达，而无书面记录吗？借用王珺自己的话：“这是最普通的常识问题，老同志怎么能不懂呢？”
（二）王珺写道：
康生1967年4月28日与周总理、李富春一起在国际关系学院接见中央调查部和学院的群众代表时，谈到熊向晖任胡宗南秘书一事，说：“那时候有一个人（指王石坚）被捕了，叛变了，隐约地讲了他（指熊）是共产党。反胡宗南的一派攻击胡宗南手下有共产党，胡宗南说他们不是共产党，胡宗南自己花钱把他们送到美国去了。”（记录稿现存国家安全部档案馆）康生很清楚地讲王石坚被捕叛变了。康生当时是政治局委员，这话是有根据的，特别是周总理在场，而且也肯定了当时康生的讲话。这也有力地证明了李克农1956年传达的中央认定王石坚是叛徒一事是绝对真实的。
王珺写的像煞有介事，真相究竟如何呢？
（1）所谓“康生1967年4月28日与周总理、李富春”的那次谈话“记录稿”无需上“国家安全部档案馆”查找，我手头就有一份抄件，封面印的是《中央首长对我部的重要指示（1966.12~1968.1）——井冈山革命造反总部、革命串连会总部编印》。内中有一节是〈总理、康老、富春同志接见联络站和学院代表时的讲话摘要（1967年4月28日）〉。与王珺所引的那一段对照，除没有（指王石坚）（指熊）外，完全相同。在这份记录上，康生讲话之后，周恩来并未发言。
（2）据这一记录，康生说：“那时侯有一个人被捕了，叛变了”。王珺一加引申，就变成“康生很清楚地将王石坚被捕叛变了”。王珺说，“康生当时是政治局委员，这话是有根据的。”这就是说，1947年王石坚被捕之后，讲出熊向晖是共产党，胡宗南为了对付反对派的攻击，“花钱把他们送到美国去了”。事实如何呢？请看《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671页：
（1946年）6月10日 和董必武接见中共秘密党员熊向晖。熊当时被胡宗南保送，将赴美国深造，他表示全面内战即将开始，留在国内做情报工作对党有利。周恩来说：出国留学为好。如果战争时间长，回国后在国民党军队内地位提高，更有利于做情报工作；如果战争时间短，回国后可以做新中国的外交官。翌年，熊向晖赴美前为中共提供了大量的关于胡宗南的作战情报。
（3）康生对以上情况并不了解，怎么能说“康生当时是政治局委员，这话是有根据的”呢？康生讲话后，周恩来并未发言，怎么能说完全了解上述情况的周恩来“肯定了当时康生的讲话”呢？怎么能说“这也有力地证明了李克农1956年传达的中央认定王石坚是叛徒一事是绝对真实的”呢？
（三）王珺对王石坚到台湾后的情况写了不少，现边引边评：
（1）王珺写道：王石坚“后随国民党撤到台湾，担任了敌人特务机关‘匪情研究所’少将所长（一说组长）”。—王珺连王石坚在台湾“匪情研究所”任何职务都搞不清楚，是“所长”还是“组长”都不能肯定。遑言其他？
（2）王珺写道：“王石坚被捕后出卖组织，出卖同志，出卖机密，手上沾满革命同志鲜血”。“作为反革命特务头子，从事反共特务活动达五十年之久”。“罪行累累，远远超过‘假自首’的范围，中央认定他是个彻底叛变、忠心事敌的叛徒，是一点也不错的”。—我对王珺所谓的“假自首”问题不发表意见，也暂时不谈王珺所写的王石坚的“罪行累累”，只提一点情况和看法：王石坚于1949年9月29日被蒋特拘捕。据台湾报刊所登“讣告”，他于1985年6月8日在台湾死去。从王石坚被捕到死去，共35年8个月10天，王珺怎么能作出王石坚“作为反革命特务头子，从事反共特务活动达五十年之久”的结论呢？王珺怎么能把这一不符事实的结论，作为“中央认定他是彻底叛变、忠心事敌的叛徒”的根据之一呢？
（3）王珺写道：“周总理曾考虑用国民党特务沈醉把他换回来，但经过有关渠道联系，并未换成。原因是在联系中，从对方得到准确的反馈信息，王已经彻底叛变，忠心事敌，将我方最重要的机密都告诉了敌人。中央已认定王石坚是叛徒，不要再做其他考虑了。”——我应指出，王珺从一般干部到副部长，一直做人事工作，从未搞过情报业务。但是，从未搞过情报业务的读者们也可以判断，“对方”能够把王珺所写的那样的“信息”想成“反馈”么？王石坚到台湾后的所有情况，台湾当局完全了解，台湾还有不少知情人健在，他们都知道，并无王珺所谓的“经过有关渠道联系”，并无王珺所谓的“从对方得到准确的反馈信息”。王珺所写的有关王石坚在台湾的“罪行累累”的判断，有些不符事实。作为原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王珺在这样的问题上信口开河，可能在台湾造成不良的政治影响，为此，我有必要加以澄清。
中央调查部和党中央从未给王石坚定性。至于为何不给他定性，我不作解释。但我负责地指出：王珺在文中九次提到“中央认定王石坚是叛徒”，纯属子虚。既然李克农和党中央从未为王石坚定案，当然谈不到有人为他翻案。
王珺还搬出我在〈质疑〉一文并未提到的“1998年11月原调查部领导讨论调查部历史”一事，并写道：熊批评某位领导说，“我认为XX同志对有的问题过了点”。我未说XX，而说青长。在原调查部领导讨论调查部历史时，我对罗青长及某些同志提出批评，有些同志对我提出批评，这是党内生活的正常现象。王珺却把讨论中的发言任意曲解，公之于众。这是很不正常的，对此，我不予置理。但应指出，罗青长并未像王珺在〈李克农〉一文写的那样“竟公然宣布为王石坚及该案中的几个叛徒翻案”。我在〈质疑〉一文中为此辩诬。这正是王珺在〈复熊向晖质疑〉一文中所说的“坚持原则性，坚持党性”。
周恩来正确判断敌情，李克农关心情报干部
王珺在〈复熊向晖质疑〉中说，熊向晖所说1949年5月罗青长所谓“王石坚没有招供你们三人的真实身份”（熊按：三人指申健、陈忠经、熊向晖）“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接着王珺写了很长一段，摘引如下：“王石坚刚被捕时写的自白书中五处提到熊向晖，17处提到陈忠经”，“在军统特务行动处长叶翔之的连夜突击审讯之下，很快便供出了熊向晖等人的真实身份。前引康生在国际关系学院的讲话中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另查原国民党特务沈醉所著《军统内幕》（文史资料出版社）208页……详细而生动地记述了叶翔之很快突破王石坚及王如实招供熊向晖等真实身份的经过。……与康生所讲情况吻合。完全证明了熊向晖所写王石坚未供认熊等真实身份之说也是不真实的”。
王珺这段文字给人的印象是：申健、陈忠经、熊向晖有问题。我手头有一本沈醉著《军统内幕》（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出版，印数70万册），第208页是该书〈军统对陕甘宁边区的罪恶活动〉一章中的一页，并无关于叶翔之的内容。倒是在该书另一章〈胡宗南和戴笠、毛人凤的关系〉的第223~224页，沈醉写道：“1947年秋冬，我曾去西安见过胡，那是为了处理军统在西安几万包面粉的事。”“我在西安处理面粉时，保密局行动处处长叶翔之正在西安搜捕西北中共地下党组织。在清理出来的线索里，发现胡宗南的秘书和他的西北通讯社的负责人中有中共党员，已经活动了多年。这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叶翔之和我同住在西安的中国旅行社招待所里。有天半夜里，他把我叫醒，说这事关系胡宗南的声誉很大，问我应如何处理。我建议他立刻向毛人凤请示，估计一天之内就可以得到答复。第二天，毛人凤复电指示，说涉及胡部下的问题，应先向胡详细报告，有关案卷都可送他去看。胡对此的确大吃一惊。这个死要面子的人，听说自己的亲信中居然有了共产党，脸都气得发青。他立刻决定将所有涉及他部下的几个人都由他自行处理，要叶翔之不必过问，连向蒋介石报告时也应当把这几个人另列出来，千万不能让蒋介石知道。”
《军统内幕》是公开出售的畅销书，读者不妨查对。其中连熊向晖、王石坚的名字都未提，哪里有王珺所写的“详实而生动地记载了叶翔之很快突破王石坚及王如实招供熊向晖等真实身份的经过”？怎么会像王珺写的那样“与康生所讲情况吻合，完全证明了熊向晖所写王石坚未供认熊等真实身份之说也是不真实的”？
在王珺的笔下，叶翔之是“军统特务行动处处长”，而沈醉所写的叶翔之是“保密局行动处处长”。王珺只知道“军统”，而不知道1946年蒋介石撤消了“军事委员会”，“军统”改称“保密局”。
为何毛人凤指示叶翔之，“说涉及胡部下的问题，应先向胡详细报告”呢？沈醉在《军统内幕》中〈胡宗南和戴笠、毛人凤的关系〉一章里写道：“戴笠由于胡宗南的推荐而逐渐得到蒋介石的信任”。“戴笠对军统内部的重大问题，也要找胡商量，并请他帮忙的”。“戴笠对毛人凤口头上不止一次指示过，军统得到的有关胡宗南个人或其部下的任何情报，都要慎重处理，一般都得先送戴笠亲自看过，非报蒋介石不可的问题，也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戴笠死去以后，毛人凤继承了戴的衣钵，对胡不但和过去一样，并更加依靠他。当时军统遭到各方面的攻击，而胡却极力支持，一再在蒋介石面前讲好话。当时许多特务对他这样的表现都表示感激，认为他始终是爱护军统的。毛人凤对胡非常尊敬”。
(前)周恩来和熊向晖
罗青长说过，1947年在陕北中央前委获悉王石坚被捕后，开会研究已在美国的申健、陈忠经和熊向晖三人的安全问题。周恩来判断，国民党当局不会向美国提出引渡这三人的要求，因此这三个人的安全没有问题。周恩来因何作出这样的判断呢？我在〈质疑〉一文中提到我写的《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约稿并审定）的记载。为免读者查找，再予引用：
1949年7月，罗青长领著从美国回到北平的我去见周恩来，当谈到王石坚情报系统被敌人破坏及王石坚被捕时，周恩来说：
王石坚的事，是下面保密局系统的人搞的，蒋介石不会马上知道。从戴笠起，沿下来的郑介民、毛人凤，都同胡宗南有很深的关系，他们唇齿相依。胡宗南一定会压住。王石坚没有供出你们三人的真实身份，那时当然好。其实供不供无关紧要。……即便王石坚招供，胡宗南也会让保密局保他的驾。他不是爱护谁，是为了他自己。共产党员在他身边这么多年，还带你打延安，保荐去美国，这件事捅出来，蒋介石饶不了他，同他有矛盾的陈诚这些人更会落井下石。我估计胡宗南心里有数，必然压著顶著，不敢声张，还会否认。对这样的事，我有点准头。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你们都安全，要考虑怎样把王石坚要回来。
1947年王石坚被捕后，中央前委在陕北研究时，周恩来判断国民党当局不会向美国提出引渡我们三人，认为我们三人的安全没有问题，他所依据的就是对胡宗南和保密局头子们之间的关系的透彻了解。沈醉在《军统内幕》中所述情况，证实了周恩来判断的准确。王珺既然公开推荐沈醉的这本著作，怎么体会不出来呢？
开诚写的书中第45章题为〈保护干部〉，第443页写道：“由于王石坚系统被敌人破坏，打入西安胡宗南部的陈忠经、熊向晖和申健身份已经暴露。”“李克农很焦急，立即展转通知在美国留学的陈忠经三人，目前千万不要回国，以免遭受暗害。”这件事写得不准确。我在《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书中写的是：我们“经过曲折的途径，得到以中共中央名义转来的口头指示，让陈忠经、申健和我到香港《华商报》找章汉夫。”但开诚写的“李克农对情报干部特别爱护，许多人都有亲身感受”（第437页），则是千真万确的。
对王石坚情报系统被捕人员的审查结论和复查结论
（一）王珺在〈李克农〉一文中说：“王石坚情报系统被敌人破坏，被捕情报干部44人，牵连被捕的达123人。”实际情况是，被捕、被拘共123人，其中包括我情工人员及与王石坚系统有牵连的人员44人。
在被捕的情工人员和与王石坚系统有牵连的44人中，有21人的情况是（1）党外进步人士及地下党负责人共二人，即余心清（早已获释，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典礼局局长）、袁永熙（于1948年经多方营救获释，1949年任团中央学生部副部长，1952年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2）壮烈牺牲的五人（即谢士炎等五烈士）。（3）涉嫌无辜被捕的二人。（4）解放后由其他有关单位审查处理的五人。（5）北平密台负责人李政宣等四人被捕后越狱逃出，解放后被我公安机关抓获判刑（二人被判刑15年，一人被判刑十年，一人被判刑半年）。（6）被国民党当局送往台湾者二人（即王石坚和XXX）。（7）下落不明者一人。
（二）王珺在〈李克农〉一文中说：“全国解放后，此案被捕人员，大部分返回中央社会部，李克农组织了审查委员会，自任主任，组织他们学习并……进行了审查，作了结论。每份结论都由他审阅签字后报中央组织部审批。……对该案中有叛变行为的人员，曾专门想中央组织部请示，中组部领导同志指示说：……应按照中央现行的处理自首叛变的文件执行。因此对有出卖组织、出卖同志、问题严重的四个人定为叛徒。”
实际情况是：1949年四、五月间，王石坚情报系统被捕人员23人（不含上面所介绍的21人）陆续回到中央社会部。6月，社会部成立了审查委员会，对他们进行审查。审查委员会由李克农主持，罗青长参与，王珺是具体承办人。（对此，王珺没有提及。）
1949年9月，中央社会部根据中央当时的政策（包括中央关于审查情报人员问题的指示以及中央组织部对审查王石坚案人员的指示），并根据当时所掌握的情况，对这23人作出审查结论和组织处理，并经中央组织部审批签署。这23人中，定为叛变和自首叛变行为的18人，严重政治错误和政治错误的四人，政治坚定一人。这23人中，有中共党员18人，给予党纪处分的16人，包括开除党籍12人，留党察看一人，按消极脱党处理一人，按重新入党处理的二人。
王珺作为具体承办人，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竟没有写出事实真相。
（三）王珺在〈复熊向晖质疑〉文中说：“1983年9月22日上午，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王石坚案被捕人员落实政策问题，原调查部的个别领导在会上提出王石坚不是叛徒，强调该案被破坏，组织上有责任。因胡耀邦有事，由赵紫阳主持。王鹤寿讲……赵紫阳也说……王鹤寿还说……赵紫阳及做记录的张韬仍然健在，可以作证。”
1982年4月，我被免去中央调查部副部长。同年10月，遵照中共中央的决定，我接替刘宁一，担任以荣毅仁为董事长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党组书记并兼副董事长。对此后调查部的情况不了解。2000年4月26日，我找到多年没有见面的张韬和安全部承办落实政策工作的宋志芳。事先我未告诉他们要谈什么，但他们都已看过《炎黄春秋》发表的王珺两篇文章和我写的〈质疑〉，主动准备了有关文件。
据张韬所谈（他事后又写了书面材料），主要内容是：
（1）1983年9月22日上午中央书记处的议题是：中央调查部和中央组织部上报中央书记处的《对王石坚情报系统人员被捕问题复查工作的请示报告》。这个《请示报告》涉及的是1949年作出审查结论和组织处理的23人，其中没有王石坚。
（2）中央组织部部长陈野萍和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参加会议。罗青长经中央同意，让具体参与复查工作的张韬列席。
（3）张韬说，作为列席人员，他无权为中央书记处的会议做记录，他只做了一个“纪要”存档。王珺文中写了这次会议中赵紫阳、王鹤寿的发言，是否得到中央授权？是否经过请示批准？是否与原记录相符？我不知道，也不置评。
1983年中央决定撤消中央调查部，另建国家安全部，任凌云为安全部部长，原调查部副部长王珺被任为安全部副部长之一。罗青长离职休养。
（四）宋志芳向我提供了1984年4月7日中央书记处批示“同意”的国家安全部党组和中共中央组织部报送呈中央书记处的《对王石坚情报系统人员被捕问题复查工作的请示报告》（以下简称《复查报告》）。中央批示“同意”的这一《复查报告》没有公开发表，现将其中不涉及机密且具有教育意义的内容摘录如下：
（1）《复查报告》说：1949年此案处理后，有些人就提出申诉，认为处理过重，以后又陆续要求复议。从1980年开始，对该案进行复查。（熊按：1980年我是中央调查部副部长，我知道具体办理复查工作的是中央组织部干部审查局和中央调查部以王珺为局长的干部局。）
（2）《复查报告》说，我们（熊按：指中组部和中调部）本着实事求是原则，特别是根据三中全会以来的有关方针政策，重新作出了复查。复查中既考虑到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此案的特殊性，也考虑到各人被捕前后的表现。这批同志大多数在被捕前后表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真正叛变的只是个别人。如西安、沈阳的一些同志，在组织开始破坏、自己面临被捕的紧要关头，仍能临危不惧，沉着机智地向中央报警，隐藏或销毁电台、文件、密码、资财，保护同志和党的机密。有的同志虽有逃走机会，却不顾个人安危，监守岗位，营救同志。被捕后，他们能和敌人进行斗争，看到五烈士英勇就义后，有的同志写了遗书，准备牺牲。有些同志被捕后，虽然犯有一些错误，但多是在领导人王石坚、李政宣等人先已供出，敌人掌握了证据，难以否认的情况下承认了一些情况。
（3）《复查报告》说，我们两部反复研究，分别经两部领导讨论审定，改变19位同志的结论，维持原结论的四人。
维持原结论的四人中，叛变、开除党籍三人，叛变性质的政治错误，重新入党一人。（熊按：在上述叛变、开除党籍三人中，有一人即是1947年9月25日被捕，供出谢士炎等五同志的董剑平，1949年9月，被送公安部关押。）
改变原结论的19位同志中，没有一人被定为叛变或叛变性质的错误。
（4）《复查报告》说：王石坚情报系统被破坏，首先从北平开始。1947年9月24日夜，蒋特将北平密台负责人李政宣等四人逮捕。李政宣被捕后供出王石坚等，致使王石坚于9月29日深夜在西安被捕。
（5）在中央书记处批准的国家安全部党组和中央组织部的《复查报告》中，对王石坚本人只有以下一段（这一段的情节都是国民党当局已经知道的）。现全文抄录如下：
他（熊按：指王石坚）早期的自白书中，除保留了打入敌人核心的熊向晖、陈忠经、申健等秘密党员和别人不知的天津密台外，将其余下属大多数人员向敌供出，以致案情迅速扩大，波及我西安、沈阳、兰州、承德五个城市情报组织，从领导到基层，从人员到电台几乎全部破坏。9月24日至10月29日，先后被捕、被拘共123人，其中我情工人员44人，子女13人，涉嫌66人。44人中，五人牺牲，三人随国民党逃台（后回来一人），其余多在全国解放前夕敌人按紧急疏散条例释放了，也有的是我军进城后从监狱解放出来的。王石坚后去台湾任少将“匪情研究所”副所长，现在情况不明。
这一段同《炎黄春秋》2000年第4期刊载的王珺所写〈复熊向晖质疑〉相对照，相信读者都会作出正确的判断。
（6）前已提及，《复查报告》是国家安全部党组和中共中央组织部报送中央书记处的，现只补充一点，当时王珺是国家安全部党组成员、副部长。
结束语
关于“王石坚情报系统”被敌人破坏事件，该写的、能写的，本文都写了。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到此结束。倘王珺还要就此事发表文章，我不再作出答复。
王珺在〈复质疑〉中说，熊向晖在〈质疑〉中提到，“国家安全部现领导一定会严肃处理”。读者可以查证，〈质疑〉一文中并无这句话，这又是王珺无中生有。但我公开宣布，我决定将刊出后的本文及〈质疑〉一文分别报送国家安全部领导和中央组织部领导，如认为我写的这两篇文章有不符事实之处，我甘受党纪、国法的惩处。
附录一 熊向晖：对《中共特别工作开创者李克农》一文质疑（略）
附录二 王珺：复熊向晖质疑（略）
摘自《參閱文稿》No.20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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