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颯:青年格瓦拉的美洲大陸之旅
文/索颯 摘自《彼岸潮湧——拉丁美洲隨筆》
人一旦擺脫了家園之囿踏上旅途,行程對人的改造是深刻的。考察古今中外的偉人,他們以人道為宗旨的博大胸懷,往往對應著一部以大地為家的履歷。路是一本無字的書,這聽起來很像一句老話,然而比起印在紙張上的鉛字來,大地上的山河草木,變換萬千的日月星辰,貼近土地生存和為謀生奔波在路上的各色人類,他們用方言傾述的人的遭遇,留給旅人這種特殊讀者的,是難以用語言追述的感情烙印。當然,這類旅行徑直向著真實的底層,它與金錢豢養的現代旅遊、名人雅士的閒情逸致、標新立異的豪華探險,何止是興致相異,簡直是水火難容。
拉丁美洲,這塊連洲名都帶著殖民主義痕跡的苦難大陸,它的地貌大致可以用一道山脈、一條河流來概括。沿太平洋海岸、縱貫大陸南北有一條綿延一萬多公里的雄渾山脈,進入南美後的部分就是大名鼎鼎的安第斯山系。由安第斯山發源的豐饒水系涵蓋了大部分南美國家,其中,流入大西洋的亞馬遜河是世界上流量最大的河。
這樣的大陸應該孕育出豪邁的大陸之子。
在西方人踏上美洲之前,這片遼闊的土地上沒有載人奔馳的駿馬,也沒有替代人腿的車輪。崇山峻嶺、滔滔大河隔絕著繁衍在這塊土地上的所謂「印第安人」,但這種不足並沒有阻礙本土人發揮他們高度的智慧、養育出敦厚的人性和勇武的氣質。15世紀末,西班牙殖民者沿美洲大陸從北到南踏響的鐵蹄留下了無數冤魂,卻也播灑了一路血種,與殖民者同行的還有一支傳教士的隊伍。歷史的悖謬就這樣產生了:在生靈塗炭、文化毀滅之後,誕生了一個新的混血民族和一個具有統一語言、統一宗教的大文化背景。這個混血民族與北美盎格魯-撒克遜新教白人集團最根本的區別在於:他們接受了西班牙人為父的事實,也承認了與這塊土地血肉相連的印第安母親。
這種文化背景造就了一代代以大陸為祖國的「拉丁美洲人」。19世紀初反殖獨立戰爭時期一心建立「大拉丁美洲共和國」的領袖人物西蒙.玻利瓦爾,犧牲於19世紀末的古巴愛國志士何塞.馬蒂,他們的足跡都跨越了一道又一道國界。
拉丁美洲響噹噹的男子漢埃內斯托.切.格瓦拉(Ernesto Che Guevara)是當代最典型的大陸人。
切.格瓦拉出生在阿根廷,戰鬥在古巴,犧牲在玻利維亞。他與古巴革命領導人菲德爾.卡斯特羅一起打游擊,建立了古巴革命政權,先後擔任古巴中央銀行行長、工業部長,卻又主動辭去了這些要職,到玻利維亞的叢林再次打游擊,1967年39歲時犧牲在美國中央情報局指使的玻利維亞軍人手下。他的英雄行為和傳奇色彩在20世紀一次次掀起感情浪潮。
60年代著名的美國民謠歌手鮑勃.迪倫(Bob Dylan)唱過這樣一句歌:「一個人還要走多少路,才能真正被稱之為人?」切是一個真正的人,他走過了漫長的路。
還在年輕時,甚至讀大學期間,切就四次踏上旅途,用打工的方式周遊了十幾個拉美國家。切起步的時期是50年代初,那是一個渴望變革的年代,切的步履中帶著底層的泥土和時代的風塵。
1950年第一次美洲之旅臨行前的格瓦拉
切的第一次旅行是在阿根廷境內進行的。1950年1月1日,人們還沉浸在節日的氣氛之中,22歲的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醫學系學生埃內斯托.格瓦拉給自己的自行車安上了一個馬達,獨自開始了穿越12省、行程達4500公里的長旅,並於當年4月趕回大學參加了考試。關於這次旅行,切沒有留下很多文字記錄,但是他記下了一個重大的細節:
一天夜晚,切鑽進一個管道準備睡覺,發現一個流浪漢已經躺在裡面,於是和他攀談起來。等流浪漢聽明白了切的旅行目的,不禁大為感慨:「您就這樣毫無用處地浪費自己的一身力氣嗎?」聽完此話,「主動」流浪的切獲得了另一種感慨——他一下子明白了什麼是窮人。
後來,當朋友們問起他的旅行體會時,他說:「反正我和旅遊者不一樣。用那種方式根本不可能瞭解人民和他們的生活方式,也不能理解所看到的一切。旅遊只能使人看到一個豪華的外表,如果想接近人的靈魂,必須把目光轉向那些醫院裡的病人、被警察局收容的流浪漢,還有那些渴望與人交談的行路人。」
切一起步就牢牢踩住了泥土地。
切的第二次旅行是在船上進行的。1951年上半年,當同學們在圖書館裡埋頭準備考試時,切兩次出海,在貨船和石油船上打工,從阿根廷南部港口出發,沿大西洋海岸抵達了四個美洲國家,當然見聞都是閃電式的。有時付出了在海上往返30天的代價,結果只在一個小島上用四個小時卸石油。不過,我們可以充分想像,切在海天之間不僅準備了功課,還看足了各種各樣的書,至少關於聖雄甘地的書就是在那個時期閱讀的。
瘋狂般的而且內容豐富的真正旅行是在1951 底開始的。八個月間,由南向北,行程將近一萬公里,穿越了太平洋沿岸主要南美國家。這次切是與他的朋友阿爾韋托(Alberto Granado)同行。阿爾韋托是一個麻風病醫生,他和切性情相似,而且想到委內瑞拉去找份更好的工作。切這時不僅面臨一年多後的畢業考試,還在一個過敏實驗所找到了一份不錯的工作,同時有了一個漂亮並且家境富裕的女朋友。但是,切自由的靈魂嚮往著更遙遠的地平線。他一邊罵著「去他媽的狗日子!」,一邊就跨上了阿爾韋托那輛舊摩托——大力二號,開始了雄心勃勃的大陸之旅。
兩個多月之後,穿越了遼闊的潘帕斯草原、翻過了高聳的安第斯山、抵達智利境內的「大力二號」終於完成了歷史使命,徹底散了架。一路被智利人親切地稱為「大切」、「小切」的兩個阿根廷青年成了真正的大路上的流浪漢。「切」是阿根廷人的口頭語,拉美其他國家的人常這樣打趣地稱呼阿根廷人。後來打游擊時,古巴戰友也這樣稱呼格瓦拉,漸漸地,「切」成了格瓦拉名字的一部分,也成了格瓦拉生命的一部分。
智利是一個窄條形的安第斯山國家。切和阿爾韋托決定扒船沿智利海岸線北行。他們夜間躲在蒸汽機房裡取暖,白天鑽進廁所,有人敲門,就捏著鼻子說:「有人。」直到嘔吐和飢餓逼得他們向船長坦白,被分配在船上打掃廁所。就這樣,他們一路當過搬運工、修理工、照相師;利用阿根廷人的名聲和特長在沿途國家的小鎮上自我推薦充當足球教練、球員,製作阿根廷草原烤肉;利用醫學專業繪聲繪色地舉辦麻風病、過敏學講座。過夜的地方經常是警察局和大小醫院。有一天,他們倆坐在一家醫院走廊的椅子上度過了疲勞之後的長夜,切留下了這樣的日記:「我們並沒有窮到這個份上,但是像我們這樣的浪人,寧死也不願花錢去買住客店的資產階級舒適。」
窮人式的旅行方式使他們與窮人的心更貼近了。
他們徒步走在貧瘠、乾旱的安第斯山區荒漠上,頭頂直曬的烈日,身揹沉重的行囊,終於來到了世界上最大的銅礦之一——智利的丘基卡馬塔礦。進入礦區之前的夜晚,他們在一對礦工夫婦家借宿。簡陋的小屋裡,微弱的燭光中飄著那種南部拉美人互相傳遞著喝的馬黛茶的熱氣。那個男人用簡潔卻很生動的語言敘述著:他因參與抗議活動被關進監獄三個月,忠實的妻子緊緊伴隨著他,好心的鄰居收留了他們的孩子,他們的許多同伴永遠失蹤了,據說被工頭扔進了大海……切那天的日記上有這樣一段描寫:
在荒原的夜色中,凍僵的夫婦蜷縮著偎依在一起,那是一幅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可以見到的無產者的生動寫照。他們連一床過夜的破被子都沒有,我們把隨身帶的一條被子給他們蓋上,我和阿爾韋托合蓋著另一條。那是我一生中記憶最深的寒夜之一,但是那一夜,我覺得和人的兄弟情誼又接近了一分。
丘基卡馬塔礦屬於美國資本。切和阿爾韋托設法觀察了銅礦生產的全部過程,懂得了在這一群群冷漠的礦井、機器之後的鉅大的經濟利益和軍事利益,瞭解了智利的國有化運動和挫折。在埋葬著一萬多名死難礦工的墓地前,切問一個礦上的小頭目,死者的家屬得到了什麼樣的賠償,後者只是無所謂地聳聳肩。
在切總結智利之行的日記上,我們讀到了這樣一句話:「智利人首先 51 30178 51 15535 0 0 3307 0 0:00:09 0:00:04 0:00:05 3307應該做的,是擺脫背後那個不怎麼可愛的美國佬朋友。」
在切的堅持下,兩個年輕人沒有在城裡等班車,開始向秘魯徒步行進。漆黑的夜裡,極度困乏迫使他們停下來揀點樹枝點燃微弱的篝火,比倦意更強烈的寒冷又逼迫他們邁著灌鉛的步伐用行軍來驅寒。汗水濕透了衣服,夜風像刀子颳在臉上,趕不走的寒冷讓他們在黎明時分就提前悟到了太陽的溫暖。他們忍受著空胃的蠕動,感到好像全身每一個地方都餓,連天上的雲朵都使他們聯想到種種食品的形狀。後來有人總結過與切同行的三個必要條件:能夠不知疲倦地走路,絲毫不在乎外表和服裝,不為身無分文發愁。在這三個條件之外,切還要經常忍受少年時就開始的哮喘病的折磨。
一個後來在玻利維亞叢林戰鬥的偉人,正孕育著自己的雛形。
切與阿爾韋托下一站的目標是秘魯境內的印加古城庫斯科和庫斯科附近的印加文明遺址馬丘皮克丘。切的祖國阿根廷是拉丁美洲典型的以歐洲移民為主的國家,切的血管裡沒有印第安人的血液。秘魯之行對於切的教育至關重要。
通往庫斯科的道路盤繞在白雪皚皚的群山間。切和阿爾韋托與當地印第安人同乘一輛公共汽車行進在海拔四千多米的高原雪山上,偶爾有幾隻美洲獨有的羊駝靜靜地望著來往的汽車,此地高原僅有的植物——一種半球形的蘑菇輕輕地隨風搖弋。在這樣的高度上載重行進,汽車經常出毛病,有時司機會命令旅客在雪地裡步行。兩個阿根廷青年穿著羊毛襪和皮靴仍然十趾僵硬,他們望著那些光著長滿老繭的雙腳若無其事地踩雪前行的印第安人,不禁驚歎不已。
被當地人稱作帕恰媽媽(克丘亞語:大地母親)的頂峰終於到了。汽車駛過一座奇怪的「金字塔」,那是用許多形狀不一的石頭堆成的,頂端插著一個十字架。這時,一種奇特的情景映入切的眼簾:幾乎每個印第安人經過那座奇怪的建築前,都要啐一口吐沫,只有少數幾個人劃十字。切趕緊打聽,但回答他的是徹底的沉默。下山的路上,天下起了小雨,司機招呼兩個「阿根廷大夫」進駕駛室避雨,同座的是一位當地老師,混血人種。他們很快熟識起來。老師告訴他們,目前這種教育是失敗的,它無法使印第安人恢復尊嚴;在這種體制中,一個混血人接受教育、奮鬥終生的唯一目的,是使血管裡的那滴白人血液發揮作用。交談中,切弄清楚了他所目睹的「啐吐沫」的緣由:早在西班牙人到來之前,印第安人就把帕恰媽媽峰看作「大地母神」,每當途經峰頂,他們都要丟下一塊象徵苦難的石頭,以換取來自母親的安慰。為了泯滅印第安人的信仰,西班牙殖民者就在這石頭堆成的「金字塔」頂端插上了他們的十字架。五百年後的今天,汽車已經代替了步行,然而這裡的人們仍沒有完全「歸順文明」。印第安人有嚼古柯葉的習慣,他們從車窗向外啐嚼爛的古柯葉,以此代替到跟前放置石頭,認為苦難已經粘在古柯葉上落到了大地母神的腳邊。
馬丘皮克丘終於到了。這是一座群峰之間的雄偉古城,如今已經沒有人知道,當年印第安人如何將一塊塊鉅石運上險峰。由於古城的隱秘,西班牙人在三百年的殖民統治期間一直沒有發現它的存在。直到1911 年,美國人賓厄姆(H. Bingham)被當地印第安人引導著發現了這個秘密,於是,旅遊的喧囂打破了祭奠般的寧靜。切撫摸著一塊塊灰色的石頭流連忘返。一年後,他曾又一次來到此地。他心中甚至萌發過當一名印第安文明考古學者的念頭。雖然更宏偉的理想取代了這個初衷,但馬丘皮克丘的啟示是深刻的。切發表過一份題為《石頭之謎》的報道,文章中寫道:
輝煌的文明中有一片陰影。石頭古城的每一寸土地都被清掃得沒有一根雜草,都被仔細研究過、描寫過了……一切能弄到的,都落到了研究者的手中,他們帶著 200 箱文物凱旋回國……今天我們在哪兒能欣賞到這座印第安古城的珍寶呢?答案很明顯:在美國的博物館裡。
在這篇文章的結尾,切大聲呼籲:「印第安美洲的公民們,起來奪回過去吧!」
高原的積雪在心中還沒有融化,切和阿爾韋托又順著神秘的亞馬遜河進入了熱帶林區,並在岸邊一所條件惡劣的麻風病醫院進行了考察,參加了治療工作。除了治療,他們還熱情地與病人們交談,和他們一起踢球,鼓勵他們的信心。這些不幸的人們對任何一點關懷都報以全心全意的感激,醜陋變形的面目上閃爍著一片真情。切在日記裡寫道:
如果將來某天我們真地決定投身麻風病事業,我們的動機一定來自於各地的病人對我們表現出的這種親切感情。
在這些不尋常的日子裡,切還順流橫渡了一段四公里寬的亞馬遜河。
離別的日子到了,窮苦的病友們湊了一筆錢贈送給兩位年輕的流浪醫生,親手為他們紮了木筏,親自進行過「試航」,並命名木筏為「馬姆博-探戈號」,探戈是阿根廷的代表性舞蹈,馬姆博是秘魯民間舞蹈的名稱。更令人感動的,是一場別開生面的岸邊告別演出:一個拉手風琴的人右手沒有指頭,用幾根木棍縛在手腕上來代替手指;唱歌的人是一個瞎子……
就這樣,他們撐著這隻麻風病人紮的木筏沿亞馬遜河來到了哥倫比亞,最後終於到達了預定的終點站委內瑞拉。在即將結束這段美洲長旅的尾聲裡,切與一個路遇的拉美青年進行了一次難忘的交談,談話涉及了革命,革命的代價,革命的前途……在最後一篇旅途日記中,切寫下了這樣一段話:
如果未來有一天,一種強大的主導精神把人類一刀切成兩個對立的陣營,我將站在人民一邊。
切最後只剩下了一個美元,靠一個親戚幫忙,他搭乘一架從布宜諾斯艾利斯往邁阿密運馬匹、途經加拉加斯的阿根廷飛機返回祖國,結束了第三次美洲旅行。在追記的總結中,切的感觸是真誠的:
當再次踏上阿根廷土地時,寫上述筆記的那個人物已經死去,「我」已不再是過去的我,至少內心不再是那個過去的我了。我漫遊了我們的「大寫美洲」。經過這段並無明確目的的旅行,我的變化之大是我自己沒有料到的。
一年之後,大學生埃內斯托成了格瓦拉醫生,一條穩定的中產階級生活之路展現在眼前。然而在這坦途的盡頭又出現了那道永遠在召喚的神秘的地平線。
25歲的切辭去了世界著名醫生領導的過敏實驗所的研究工作,登上了開往玻利維亞的二等火車。火車啟動了,切忽然向送行的親人們喊道:「一名美洲戰士上路了——!」餘音在耳邊縈迴,但是誰也沒有想到:這是一個間隔了六年的闊別。火車在3000公里的潘帕斯草原鐵路上緩慢前行,坐這類火車的多半是外出打工的印第安農民。這時的切已經更加習慣了與底層人相處,分手時他提著大小14個包袱,那是一路的印第安朋友硬塞給他的禮物和食品。
玻利維亞這個被稱作「捧著金碗要飯」的昔日著名白銀之鄉,如今是拉丁美洲最貧窮的國家之一。立足近海拔四千米的安第斯山城市拉巴斯,切遙望著環繞四周終年積雪的叢山峻嶺,寫下了這樣一段日記:
伊利馬尼雪山戴著那頂受賜於大自然的雪亮光環,以它無以倫比的美麗終日散發著柔和的光芒。在曙光和暮靄中,這座孤獨的山峰顯得格外莊嚴、雄偉……我想起一位當地教師曾氣憤地說:一位墨西哥教育家說過:「這裡是世界上唯一的、對動物比對人還好的地方。」我沒有證實過這一點,但是,今天在白人的心目中,印第安人仍然和牲口差不多……
在玻利維亞,切觀察了一個正經歷一場民主改革的動盪國度。人民渴望著真正的變革,而人民的利益並不是官僚們的興趣所在。切與一位阿根廷名人前去拜訪農業部長,在入口處,他驚愕地觀看著門衛如何用噴霧器往前來上訪的農民代表身上噴灑「滴滴涕」消毒。這種損傷底層人自尊的行為深深刺痛了切的心靈。但那時他並不知道,13年後,這個赤貧的國家將成為他的第二個戰場和他為捍衛窮人的尊嚴最終獻身的地方。
切此行本來是要去委內瑞拉與已經在那裡行醫的好友阿爾韋托會合,但是他在途中聽說,危地馬拉正在經歷一場激烈的變革。於是,他改道向北,穿越了好幾個中美洲國家,直奔危地馬拉而去。仍然是一路搭車、打工,急了甚至變賣隨身帶的衣服。切的父親在他的中途站上匯來了旅費,但被他送給了同行的古巴朋友,切還寫信給家裡表示反對他們這樣做,他告訴父母:「我心中的座右銘是:行李少,能走路,托缽僧的胃。」艱苦的旅行中,他還寫下了書稿《醫生與環境》,用自己的實踐經驗和體會說明醫務工作與從醫地區地理、經濟、政治、社會環境的種種關係。
青年格瓦拉美洲大陸旅行示意圖
危地馬拉的經歷對切一生的轉變舉足輕重。被稱作「綠色魔鬼」的美國聯合果品公司一直壓榨、欺辱著這個中美洲的香蕉之國。具有民族主義精神的阿本斯總統領導了一場20世紀拉丁美洲最悲壯但也是非常溫和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切給家人寫信說:「如果我是阿本斯,我會在五分鐘之內關閉了聯合果品公司,它在這裡的存在是拉丁美洲人的恥辱。」美國中央情報局策動了反對變革的政變。切在危地馬拉的日子裡親眼目睹了人民滿懷希望的面龐,親眼目睹了美國的軍用飛機如何對貧民區狂轟亂炸。切正式報名當上了中美洲左翼青年支隊的醫生,加入了危地馬拉人民的反帝鬥爭。直至革命被鎮壓後的日子裡,人們還在傳說,抵抗運動中,有一名瘋狂的阿根廷小夥子寧死不願放棄戰鬥。但是,切給家人的信裡卻流露出一種黑色幽默:「我很不好意思告訴你們,這些天裡,我像一個猴子一樣,上竄下跳⋯⋯」。
切渴望真正的投入,渴望成為「他們」中的一員。
這樣的時刻就要到了。切從危地馬拉流亡到墨西哥,在那裡遇到了古巴起義軍領袖菲德爾.卡斯特羅和他的整裝待發的「格拉瑪號」遊艇。
如果說五個世紀以前,西班牙殖民者曾被黃金和幻想吸引,從北到南對美洲大陸進行了不無英勇的地理勘探;那麼,切.格瓦拉的行程不僅路線倒行逆駛,而且行程的意義也與殖民主義者背道而馳。切從南到北發現了一個真實的美洲,一個在新殖民主義的欺辱下嚮往尊嚴的美洲。後來,切又從革命後的古巴走到了非洲,走向了世界;當切再回到美洲的玻利維亞時,這個貧窮的安第斯山國家在他的心中已經產生了世界意義。
切.格瓦拉犧牲後的30年裡,伊格拉——這個切當年蒙難的貧窮小山村從來沒有被真誠的人們忘卻:在他的祭日裡,人們不難看見一束無名人獻上的鮮花,或一支忽明忽暗的守夜的蠟燭。如今,這片「大谷地」(Valle Grande)的面貌並沒有很大改觀,但這裡的一條主要大道已經根據當地人的願望被稱作「切.格瓦拉大道」。1997年是切.格瓦拉犧牲的第30個年頭,在阿根廷、玻利維亞和古巴舉行的悼念活動中,有許多來自世界各地的切的仰慕者、追隨者。當年切走向美洲、走向世界時,並沒有想到,有一天,美洲和世界會走向他。
摘自索颯:《彼岸潮湧——拉丁美洲隨筆》大風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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