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小宝：桑巴特再发现
本文是维尔纳·桑巴特著、晏小宝译：《战争与资本主义》译者前言，大风出版社2016年11月出版。
维尔纳·桑巴特，德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生于1863年，卒于1941年。谈及此人，不仅我国的大多数学者不甚了了，就连现今德国知之者亦甚稀少。但是，在桑巴特的学术鼎盛期，即20世纪初期，其名声之显赫，在德意志的学术界无人能够忽视。今天，提到马克斯·韦伯，这位当年桑巴特的同行及对手，学术界恐怕无人不知，无人不晓。20世纪初的德国学术论坛上，在一些政治、经济与社会的重大问题尤其是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探究中，马克斯·韦伯与维尔纳·桑巴特两人的论争可谓学术界一大谈资。
桑巴特出生在萨克森埃姆斯莱本一个富裕的地主与政治家家庭，求学于柏林、比萨、罗马，1888年获柏林大学哲学博士。1888~1890年之间在不来梅商会任商务代表，1890~1906年在布雷斯劳大学任副教授，1906年起在柏林高等商业学校任教，1918年任柏林大学教授，1931年获荣休教授，退出教学生涯。桑巴特的一生经历了德国历史上大起大落的时代：德意志第二帝国、魏玛共和国和第三帝国。他八岁时，德国第一次统一，德意志第二帝国横空出世；他去世后四年，德意志第三帝国—— 纳粹德国灰飞烟灭。桑巴特的一生伴随着德国的快速崛起、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迅猛发展、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最终形成、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蓬勃兴起、德意志军国主义的强势抬头、一战的失败以及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的魔障降临。这样一个跌宕起伏的时代在桑巴特的学术研究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他对这些重大问题的探索也在历史上留下了独特的印记。“桑巴特大胆无畏的作风和独创性，他有时并非循规蹈矩而取得的学术成就和他提出的时常具有争议的论题，以及他在那些年……所经历的不断转移的思想立场，这一切所引起的众多纷争和论战双方的对立标志着他的事业，而且在他的事业中留下了创伤”（《奢侈与资本主义》英译本导言）。
一、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探究
综观桑巴特一生，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探究像一根红线始终贯穿在其学术生涯之中。
早期的桑巴特深受马克思学说的影响。在搜索桑巴特的学术历程时，译者注意到，1894年《资本论》第三卷出版不久，他就在德国历史学派的刊物《社会立法和统计学文库》上发表了〈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体系〉一文。恩格斯对此作出了很高的评价，称其“写了一篇评价第三卷的好文章”，并表示“桑巴特的文章相当好”。此后一段时间里，桑巴特写出了大量有关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文章。英国两位经济学家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述使我们对桑巴特的认识陡然生动起来。首先是杰弗里·M·霍奇逊，“在1905年俄国革命期间，桑巴特关于社会主义的政治论文销售量超过了2.4万份”，大大超过李卜克内西、伯恩斯坦等著名社会主义者的作品在俄国的销售量。还有一位即是读者诸君极为熟悉的哈耶克，他在其名著《通往奴役之路》中这样写道：“如果马克思原理深入到德国人的思想中的程序是俄国革命以前其他任何国家前所未有的话，那么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桑巴特”。1928年，桑巴特本人在《现代资本主义》第三卷的序言中描述了他和马克思的关系：“本书不过是马克思著作的一个续篇，在某种意义上是他的著作的完成。……凡我著作中稍微好一点的东西，都是受了马克思的精神之赐”。
在桑巴特的学术成果中，有关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的研究影响甚广，而令他声名鹊起的当属1896年出版的《19世纪的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1905年发行第五版时书名改为《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此书当年曾连续发行十余版，被译成23国文字，数十年里盛销不衰。1906年出版的《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一书至今影响仍在，开启了“美国例外论”问题探讨的先河。“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因而也被称为“桑巴特之问”。1934年桑巴特又出版了《德意志的社会主义》一书。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或者历史学家，桑巴特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倾注了更多的心血，当然也收获了更多的成果，尤其是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研究成为他的研究与分析的中心内容。译者借此机会将桑巴特有关资本主义的研究成果罗列如下。1902年出版《现代资本主义——从始至今的全欧经济生活历史体系的表述》，1903年出版《19世纪的德国经济》，1911年出版《犹太人与经济生活》，1913年出版《资本主义的精华》、《奢侈与资本主义》、《战争与资本主义》。1916年，桑巴特推出《现代资本主义》第二版，对第一版的数据和内容进行了大量调整与补充，1928年又出版了第三卷。1930年出版了《三种国民经济学》，1934年出版了《社会学》，1938年出版了《论人类》和《世界观、科学与经济》。在桑巴特的学术生涯中产出了20多部著作，其中不少已经成为经典。由此可以看出，桑巴特不仅视野开阔、目光敏锐，而且异常勤奋，是一位多产的学者。
现在呈现在诸位读者面前的这本《战争与资本主义》一书，与《犹太人与经济生活》、《奢侈与资本主义》一起形成姐妹篇，是桑巴特对《现代资本主义》相关内容的展开论述，体现了作者在观察与思考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力量时的心得与体悟。国内有评论介绍，桑巴特是第一位将资本主义作为专有名词推广于世的学者，也是第一位专门研究资本主义的学者。美国的学者丹尼尔·贝尔也认为，“最先设法把资本主义转变列为某种不同质的社会阶段的作者——事实上最先把资本主义列为经济史和分析中心内容的——是德国的经济史专家沃纳·桑巴特。”
1902年，桑巴特在《现代资本主义》一书中首次提出，资本主义的生成必然“从根本上改变人的生活目的和生活方式”，因而必定会遭到传统文化和习惯的抵抗，尤其是对欧洲以外的广大地区来说会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但在西方，“由欧洲精神的深处发生出来”的“资本主义精神”却最终突破了这道障碍。在这本书中桑巴特第一次阐述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涵：首先是企业家精神，表现为征服与营利，此为资本主义的动力因素；其次是市民精神，表现为合理的经营方式或态度，其中，“勤勉、节制、俭约、经济和守约”的道德质量尤为重要。这些资本主义精神是如何出现的？1903年，桑巴特在其《19世纪的德国经济》一书中如此写道，西方资本主义精神起源于生活在欧洲的犹太人的影响，而犹太人的资本主义精神则部分地出于犹太教中对内对外道德的双重性以及律己主义、理性主义因素，部分地由于犹太人在欧洲社会的边缘地位所造成。就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而言，桑巴特在《现代资本主义》第三卷的序言中这样述及与马克思的分歧：“予自身以一种适当形态并因此创造经济组织的人是精神——这是本书的根本思想”。因此，桑巴特研究资本主义的视角不同于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而是从精神的视角观察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结合现实来考察精神因素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影响，并逐渐导致与马克思主义的决裂：“我对这个天才通常是站在一种原则的对抗上，……我虽严格否认他的世界观，因此也严格否认现在总括或评价为‘马克思主义’的一切东西……”。
二、与马克斯 · 韦伯的互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凭借着经济发展为主要着力点，在短短的30几年时间里走完了英法等国一百多年走过的路。起始于一个长期的良好教育传统，继而在俾斯麦的威权主义统治之下实现了科技、工业与国家的高度结合与有机组织，德意志帝国赢得了巨大的国际声誉、令人鼓舞的快速经济飞跃以及色彩斑斓的思想、文化与艺术繁荣。德国的学术论坛上亦可谓群星灿烂，光彩夺目。其中，桑巴特固然因其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探索独树一帜，而他与马克斯·韦伯之间在学术上的密切互动更可视为一段佳话。
1904年，桑巴特与韦伯相识，二人合作参与创办了《社会科学与社会政治学文献》，这一刊物当时在德国具有非常广泛的影响，几年以后，他们又共同发起创立了德国社会学会。由此也密切了二人的互动与争论，推动着他们学术思想的成熟与深入。
韦伯的开山之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对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一书的呼应，该书最初是以论文的形式于1904年和1905年先后两次发表在他们主办的杂志上。韦伯在这本书里进一步发挥了桑巴特关于精神因素是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动力的观点，逐渐形成他本人对新教伦理及资本主义精神的认识。之后，韦伯拓展了自身的研究转向说明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发生在东方的精神（宗教）方面的原因，尽管东方也存在着类似的物质条件。1920年，韦伯在修订关于新教伦理的论文时，还对桑巴特15年来的著作进行了认真的评述，并对照分析了犹太教和新教对资本主义的影响。在影响韦伯的同时，桑巴特本人也受到韦伯的影响，在宗教社会学领域展开了探索，系统地阐述了犹太教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韦伯关于清教教义对资本主义体系重要作用的研究，是推动我思考犹太教徒的重要性的原动力”（《奢侈与资本主义》）。正因为如此，一些学者将资本主义精神问题称为桑巴特——韦伯问题。韦伯的长处在于提出了一种方法论，强调学术上的客观性，探讨了宗教社会学、政党与小群体社会学以及历史哲学。译者认为，仅就对资本主义形成与发展的考察而言，桑巴特的视野显得更为开阔，分析更为细致，其所涉及的视角从宗教伦理、精神因素、爱情、奢侈消费乃至战争等诸多方面对资本主义的影响，为我们展示的是一幅全方位、活生生、色彩斑斓、错综复杂的资本主义发展史。
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译者花费了不少时间去搜寻相关的文献和资料，从中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印象：在桑巴特和韦伯二人所生活的时代，究其影响与境遇来说，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其他国家，桑巴特的影响至少不在韦伯之下。然而，历史竟会如此地捉弄世人。韦伯与桑巴特的身后遭遇迥然不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位已经被送上了云端，而另一位则几乎销声匿迹、湮没无闻。其实，韦伯生前亦无多大名声，即便在德国也是如此。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始终不遗余力地积极宣传韦伯，正是在此基础上，1964年海德堡国际社会学大会上出现了“韦伯复兴”事件。韦伯的作品从出口转为内销。由此发端，韦伯在西方国家的影响日隆。仅就译者在查阅一些国内与国外（尤其是德国！）工具书时便可以发现，有关此二人的条目呈现出巨大的落差：对韦伯大事铺陈，不吝赞美之词；有关桑巴特则寥寥数语，且往往语焉不详。后人在处理历史及前人时如此任性，委实令人唏嘘！
三、德意志社会主义的民族精神
一战失败后，德国的历史进入了魏玛共和国时代。这样一个德国先天不足，后天不良，始终笼罩在一片不祥的阴霾之中，处在风雨飘摇的境地。整个社会陷入一片迷惘，经济崩溃、政治动荡、思想混乱，各个阶层在心理和文化层面上受到极大的冲击。德意志向何处去？成为德国人众所关注的核心话题。桑巴特更是以为责无旁贷，他的回答是建设“德意志社会主义”。
如前所述，桑巴特始终关注精神演进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主轴作用。在他看来，此时的德意志民族在精神方面面临着严峻的现实：“经济利益在独揽霸权”，社会组织和社会平衡遭到商品经济及商业文化的强力扭曲与破坏，人类在“脱灵化”且“脱人化”，个人与自己、与他人日趋对立；信仰、道德、思想乃至文学艺术等高尚的精神文明被“撒旦（经济利益）”摧毁，陷入庸俗化和功利化，“一切实在利益：美、强、善、知、艺术、天才、出身、家风、人种等等”都“失去它们的效用”，统统变成为谋财的“工具”，政治模式和政治价值也将为经济服务作为唯一的取向，数百年来德意志人借以自豪的民族精神似乎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桑巴特主张抛弃“经济时代社会主义”，建立“德意志社会主义”。他所定义的“德意志社会主义”的内涵是：首先强调保持和发展优秀的德意志精神和文化，明确经济价值“以上还有更高的价值”，反对一味追求物质财富；其次，他反对经济时代以物质为中心的社会秩序，主张从法律和价值角度（精神角度）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秩序，以此整合个人与国家的互动关系；再次，桑巴特主张从德意志社会主义精神和秩序的视角来规范经济生活，其中包括由国家管理规范民众的消费，实施计划经济，强化自给自足，强化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等。他希望凭借这些主张将德意志民族建设成为精神富有、物质发达的民族。
毋庸置疑，桑巴特看到了当时德国社会存在的一些弊端，他的德意志社会主义这一药方对德国的现实而言包含着一定的积极因素，有助于一战后德国经济的复苏、思想的复兴与政治的稳定。然而，囿于时代的局限性，桑巴特的这一药方存在着有害的因子，从而会导向极为危险的方向——过于强调国家、政府和领袖的权威，强调国家内部的等级秩序和国家对个人的至高无上地位，强调个人对于国家的义务而忽视个人的权利、排斥民主。在他的眼里，“国家的万能权力高超于一切个人追求之上，任何由个人促成的组织，不得与最高的国家目的相抵触”。必须指出的是，在一定程度上，桑巴特的这一理论契合了当年德国民族社会主义者的需要。这大概也是他在今日德国声名低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生前身后事——围绕桑巴特的评价
无论是在桑巴特的生前还是身后，多年以来，关于其著作的争论呈现出极端化的倾向。
桑巴特生前受到当时社会学界一些巨匠的极大尊重，其中首推滕尼斯和韦伯。当年的核心社会学期刊连篇累牍地发表对其著作的评论，他的一些观点在相关领域里甚受重视。美国社会学学会第53任会长埃弗雷特·休斯（芝加哥社会学派的重要人物）认为，《现代资本主义》是一部辉煌的著作，“敏锐而且具有启发性地描述了经济过程，将矛盾分析推进到黑暗的潜意识深处。”
《现代资本主义》曾被其同时代的学者们视为经典著作。而对桑巴特的这一重要著作，熊彼特的评述则是：该书“虚假的恢宏令专业的历史学家们感到震惊。但他们并没有从书中发现什么‘真正的研究’— 所采用的资料实际上都是二手的。”尽管如此，熊彼特在指出此书的框架很粗糙的同时还是肯定了该书的艺术性。桑巴特此书中对资本主义发展的解读有别于马克思，强调了精神的决定性地位。对此，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指出：桑巴特“吸收了马克思的主要内容，但是装进了他自己的历史唯心主义框架之中”。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对桑巴特的评价更为尖刻：“此人最善于见风使舵——1918年同情社会民主党，1933年加入纳粹，如果布尔什维克掌权，他就会变成共产党。他是著名的经济史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且自负为一个独立的人，因为他有次惹恼了威廉二世。桑巴特教授是他周围人身上所有缺点的集大成者。他只知道哗众取宠和赚钱。他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的著作令人印象深刻，是一个历史主义的怪胎。”“批判桑巴特比批判其他教授要令人兴奋，因为至少这个人并不蠢笨”。
针对桑巴特有关社会主义的论著，学者们亦是众说纷纭。
道森在评价《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时认为该书是一部“敏锐、辉煌的辩证法著作，无论人们怎样评价作者的观点和结论”，称赞桑巴特一反德国学术界冷漠而繁琐的写作风格，简洁活泼又不失深刻，行文如行云流水，有时又一反常态但绝非无趣。
在总结桑巴特的《德意志社会主义》一书时，有人如此评论：该书的核心可以如此表述——对我们来说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德国。只要有利于德国的强大，我们愿意牺牲一切理论和一切原则，无论是自由主义或其他什么原则。
有关《犹太人与经济生活》一书的争论更为激烈，但多数评论显然是持反对立场的。
戴维·S·兰德斯认为这本书“远不值得这样重视，应该被视为伪学术著作加以抛弃”。保罗·门德斯·弗洛赫亦持同样观点：“逻辑错误如此明显，引用数据存在极大的偏见，很难理解为什么这本书不会立刻被抛弃”。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伯特·赫斯里兹在为该书的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称其为“经典”，对此，巴斯·兰德希尔回复认为：“如果说经典意味着优秀的分析和规范的表述，桑巴特的书不配这一称呼。这本书告诉了我们‘事实’是如何被塞进一个思想框架之内的”。
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桑巴特一直试图寻找当时社会问题的“凶手”。在1910年前后其世界观向民族主义的转向完成以后，他将罪责归结到犹太人身上，并形成一种好人坏人的世界观：好人即为靠诚实生产谋生的人，坏人则是以可疑的方法赚钱的人。桑巴特认为，犹太人在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中具有重大作用，其原因是“种族特性”，而不是该种族的社会文化特质，进而将这一问题与种族和道德问题混淆起来，并把资本主义发展问题归结到罪责的归属之上。译者以为，桑巴特在探索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已经走火入魔。他的《商人与英雄——爱国主义的思考》（1915年出版）即为明证。此书显然是一本低劣不堪的粗鄙之作，充斥了民族主义的宣传与鼓噪。桑巴特在书中将英国民族归为“商人”，德国人则为“英雄”，开宗明义便声称，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所有战争皆为信仰之战，并断言：人类可以分成商业民族和英雄民族，二者的世界观截然对立，相互争斗以博取优势地位。当乌云密布、风雨如晦之际，一个如此聪慧之人一旦中了魔障，便会迷失其方向，丧失起码的理性，走入歧途，可悲可叹！
饶有趣味的是，在谈及桑巴特的战后声誉时，不少人将其与海德格尔加以比较。二战以前，桑巴特已经声名卓著，影响巨大；海德格尔显然远不及他。但二人在道德上都存在着污点，都曾为法西斯德国效力。桑巴特晚年仍在谴责犹太人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作用，破坏前现代的生活。海德格尔对于纳粹屠杀犹太人则终生保持缄默。至于战后二人的不同遭遇，最为恰当的解释可能就是学术氛围的变化。海德格尔以其存在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论述，似乎成为希腊哲学、尼采哲学和当代社会之间联系的桥梁，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尼采的代言人是其今日声名的重要缘由。而战后的西方学术界则将桑巴特观点归类于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其命运便可想而知了。
在解释桑巴特战后籍籍无名的缘由时，依译者所见，有一种观点值得重视。二战以后，西方的社会学和经济学在不断发展的同时也在不断专业化。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远：经济学很少再涉及社会学知识，对社会制度的分析不再感兴趣；社会学也将经济现象的观察还给经济学。例如，“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既有经济学意义，又有社会学意义，但在日常的经济学教科书已经鲜有见到，经济分析和社会学都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影响与经济影响兴味索然。更为重要的是，现在西方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都认为，应按照同一哲学原则和方法论将经济学和社会学分离开来，二者都在推动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取得了卓越的进步。
对此，另一种观点认为，当前这种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并不意味着上述认识的恰当，也不意味着能够永续。社会学对经济关系的分析不应该被认为是肤浅的，科学技术的变革也不应该被视为经济分析的外生变量。与此同时，很多人在呼吁社会科学各学科的交叉发展和相互结合。
综合上述评析，译者不揣冒昧提供导致桑巴特战后名声低落的几个缘由。一是亲近纳粹的立场，但这并非是唯一的理由，否则难以解释海德格尔的战后命运；二是反犹立场，但这一点亦非是决定性的理由，因为如韦伯等人当年对犹太人也无好评；三是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关系。我以为，正是这三者的迭加，再加上前述的社会学与经济学的分叉，最终导致了桑巴特的身后命运。
近年以来，西方社会科学界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思考，桑巴特给我们究竟留下了什么。除了关于种族、犹太人的评述以外，桑巴特的很多著作经历了时间的考验，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观点与分析。
桑巴特始终自认为是在推动文化科学领域的发展。他所指的文化科学是广义和综合的范畴，包括大部分社会科学和一部分人文学科领域。无疑，从不同学科角度来推动文化科学的研究极为必要，因此不少人期望当今学术界应重视桑巴特对文化科学的先驱性研究。
此外，很多学者发现桑巴特关于文化、消费和奢侈的研究非常经典，因而希望努力研读并从中获取灵感。例如，学者格拉齐亚比较了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和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中关于妇女在资本主义消费中的作用，认为桑巴特的分析远为透彻和深入。柯林·坎贝尔也对桑巴特兴趣倍增，因为他发现社会科学文献对消费行为的研究十分缺乏。坎贝尔认为这一领域被划归为经济学家研究，而经济学家往往认为所有时代所有人的消费行为、消费心理并无区别，这其实是缺乏历史观的。“经典作家中只有桑巴特明确地阐述了‘娱乐— 快感 — 奢侈（享受）复合体’，认为从本质上来说‘喜欢享受’来自于纯粹感官的娱乐。当代经济学家中只有西托夫斯基在试图沿着这一路径思考下去”，坎贝尔在1987年的一篇文章中如此写道。布罗代尔在其《文明与资本主义》一书中讨论了奢侈消费和资本主义出现的关系。他并不认同桑巴特的这一观点，即早期宫廷生活的贪得无厌性消费与资本主义生产增长之间存在密切关系。而穆克奇则不赞同布罗代尔的看法，她认为“桑巴特的观点非常正确，宫廷文化体系深植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之中”。德国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也认同桑巴特的这一观点。
西方社会学界比较公允的看法是，尽管桑巴特在种族与国家方面存在着不当言论，但是他对优秀文化的特征和宏观历史发展具有极大的敏感性。今天重读其在1927年发表的论文〈未来的经济生活〉，一定会对他预言之精确大为震惊，尤其是其中有关亚洲资本主义将会兴起，以及稳定且有调控的资本主义和机械化、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并无多大区别的观点。
几乎众口一词的是对桑巴特著作风格的赞许。似乎所有评论他的人（无论对其成就认同与否）都非常关注其最有特色的写作风格以及大量的历史数据。有人如此评说：“如果对桑巴特的学术生涯作一评价的话，我们选择一个最常见的词：‘才华横溢’”。萧伯纳在1946年说得好：“终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所有观点都可以被驳倒，世界上到处充满了艺术化石的碎片，以事实为依托的可信性不再，但形式仍旧在熠熠发光”。译者以为，此处似乎可以借用萧翁此句话来评述桑巴特，尽管我们现在还不能说桑巴特的著作“以事实为依托的可信性不再”。
五、桑巴特在中国
在中国，桑巴特及其著作的境遇虽然也经历过潮起潮落，但始终没有被遗弃。早在20世纪30年代，桑巴特的多部著作已经被译成中文进入中国。1930年《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1933年《资本主义的将来》（1935年再版）、1935年《德意志社会主义》、1935年《现代资本主义》以及1937年《经济学解》（德文版书名为《三种国民经济学》Die drei Nationalökonomien）。与此相对应的是，同一时期马克斯·韦伯只有一部著作即《社会经济史》（1935年）在中国出版。当年，老一辈的翻译家对桑巴特的作品曾作出极高的评价。例如，《现代资本主义》一书的译者李季先生这样评价此书：“欧洲各国关于经济史的著作虽应有尽有，但以全欧现代经济生活为对象而综合叙述的，始终当推桑巴特的现代资本主义为巨擘。是书规模的宏大、取材的丰富、叙述的周详、条理的清晰，在在超人一等。”张梁任先生在《资本主义的将来》一书的再版序中写道：该书“举凡关于资本主义的一切问题，无不详加研究。于此范围中之书籍，宋氏（桑巴特）巨著，首屈一指”。此书系桑巴特1932年在德国“币制信用经济研究书”上的演讲，问世后在德国引起轰动，一个月内即连印数次。而在万里之外的中国，该书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竟然亦连出两版。对此，张梁任先生在其再版序中也表示：“这样一个专门问题，在贫穷兼不景气的中国现状下，能在比较短促的时期内得能再版，译者感到万分欣慰，这当然要归功著者声望之隆重，思想之精密和观察的准确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桑巴特的《现代资本主义》第一卷于1958年由商务印书馆重印。但是，此时该书的命运已经逆转，从当年的好评如潮蜕变为批判的对象。桑巴特的著作再次受到国人的关注已经是21世纪的事情。《奢侈与资本主义》（2000年）、《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2003、2005年）、《德意志社会主义》（2010年）、《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2015年）先后出版或重印。而在沉寂多年之后，20世纪70年代末期起，马克斯·韦伯的著作再次进入中国大陆，随即旋风般地占据了社会学研究的主流地位。
现在回到本书。《战争与资本主义》一书的发现与桑巴特的今日地位一样，并非是因为桑巴特本人，而是通过韦伯的著作。本书的出版人、相识经年的老友王小强先生在研读韦伯著作的过程中注意到，韦伯在其文章里不断提到桑巴特这一名字，便心生好奇，于是顺藤摸瓜找到了韦伯的这位对手。当时小强找不到此书的英译本，只有德文本。2014年9月，小强同我联系，希望物色一位德文译者将此书译成中文出版。在此期间，译者四处搜寻，得到的回复是此书确实没有英译本。令我汗颜的是，本人虽然在德国研究领域里浸淫有年，竟然对桑巴特一无所知。正是出于这样的双重原因，译者不揣冒昧毫不犹疑地接受了翻译此书的任务。
桑巴特在《现代资本主义》首版问世之后，进一步思考和观察相关领域力量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延伸并深化了对资本主义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相关领域的论述。其中，《奢侈与资本主义》、《战争与资本主义》、《犹太人与经济生活》，这三本著作应是桑巴特有关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系列的拓展与细化。《奢侈与资本主义》、《犹太人与经济生活》的中译本（皆译自英文版）均已面世。遗憾的是，唯有《战争与资本主义》至今在国内少有人问津，小强的发现功不可没。桑巴特在本书中多角度地论述了战争对资本主义的影响和作用，诸如：推动相关领域的技术创新、战争对大宗物资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军队的管理方式对现代企业生产方式的启示与转化作用等等，重点指出现代军队如何从财产的集聚、观念的塑造以及市场的形成三个方面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发展，进而断言：“没有战争就根本不可能出现资本主义。战争不仅破坏了资本主义进程，战争不仅遏制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战争还同样促进了资本主义，是的，有了战争资本主义才有可能得以向前发展”。
需要说明的是，桑巴特的写作年代距今已过百年，在把握其遣词造句、背景资料尤其是多语种的交叉运用时，译者虽可谓反复斟酌、小心翼翼，仍常有力所不逮、步履维艰之感。如有错失，祈盼读者诸君不吝赐教。译者的前辈学者，无论是《现代资本主义》的译者李季先生还是《经济学解》的译者王毓瑚先生都曾为桑巴特书中引用的大量其他文种（意大利文、法文或拉丁文等）的翻译头痛不已。所幸，译者的多年朋友、德国驻华使馆一等参赞寇文刚先生（Wolfgang Kessler）此番慨然相助，亲手操刀将书中的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以及拉丁文段落或词句译成德文，解除了本人的一大烦恼。译者另一位德国友人、黑森和平与冲突研究基金会研究员布鲁诺·肖赫先生（Bruno Schoch）提供了不少有关桑巴特的研究资料与著作。翻译此书期间，老友黄凤祝曾多次与译者就桑巴特及其著作进行过深度交流。此外，译者的同事曲广为、李新华在查阅文献资料、翻译相关英文段落等方面亦通力相助。在此，谨向上述诸位致以由衷的谢忱！对王小强先生提供的这一难得的机会译者倍怀感激之情！此外，还需说明的是，本书中多处数字明显有误，因年代久远，可资比对的版本付诸阙如，只能以加注的方式予以说明。如有遗漏之处，亦请读者指正。
与学术研究相比，翻译显然并不格外容易，内中甘苦，经历者皆有体会。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每有一得之见，或苦思不得其解之时，译者倾诉的对象便是家人，而且总能博得理解与支持。此书的译就，隐含着我的妻儿的分担与期盼。
2015年8月于上海市现代管理研究中心
摘自维尔纳·桑巴特著、晏小宝译：《战争与资本主义》，大风出版社2016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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