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源：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

起初，還是杜潤生杜老講的：內地人到西藏工作，最好要與軍隊建立可靠的聯繫，不僅為了物質文化和社會安全的需要，更由於在那裡，軍隊有較高的保障效率。我從河南調入的武警水電部隊，正巧在西藏承建幾座水電站。因此，杜老電令我，護送張木生。

對張木生，我並不陌生。1965年，在大批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之前三年，他就為理想而到農村插隊，是最早用親身苦行的方式去理論聯繫實際的人，算最初以獨立苦思的方法來探尋社會主義道路的先行者之一。文化革命初期，張木生遐邇聞名，一篇〈中國農民問題—關於社會主義體制的研究〉長文，以多種手抄本的形式四處流傳。當時，農村「一大二公」，貧窮落後，不少百姓餓飯。他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面對實際，提出許多獨到的見解，引發讀者的思索，而這倒楣蛋兒自己則揹上「小反革命」罪狀，付出坐「大牢」的代價。文化革命結束，張木生從內蒙基層回來，參與組建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發動滁縣包產到戶大調查，參加前幾個中共中央農村工作「一號文件」的起草討論，以「馬列槍法純熟」著稱圈內……我在河南任鄉、縣長時，受聘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對張木生，本來久仰其名，有機會接觸，更是欽慕其才。他黃鐘，我瓦甕，杜老不挑不棄，統統劃拉到麾下，認作弟子。

遵師囑，我引張木生入藏。在拉薩，溝通一圈兒，結識一片。出拉薩，第一站送他到海拔4500米的那曲任地委書記，還未到職，又通知改任林芝地區專員。馬不停蹄，我迅即陪張木生趕往八一鎮。密切的交往，就始於1993年的那個夏天，兩個一心想幹點事情的北京人，遠在祖國西南邊陲，不懼艱苦環境，談工作，談學習，談理論，談人生，同輦促膝，不舍晝夜，被世上最為壯麗的美景震撼，拼胸中幾近極限的耐力抗爭……兩年後，因為種種複雜曲折，張木生掛冠而去，回京接手中國稅務雜誌社，幾年就把一個欠了一屁股債，連買紙錢都拿不出來的雜誌，辦成全國最大的財經期刊。然而，在不同的工作崗位上，張木生堅持共產黨員的初衷，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對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思索，一刻也沒有停止。正可謂，時居廟堂，不愧忠智之士；或處江湖，常懷赤子之情。這本小冊子，集中了他近年來從財稅制度角度對政府行為的探討。

中華民族的振興，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無論說起來有多麼複雜，實踐起來有多麼曲折，為人民服務，為多數人服務，是共產黨奪取政權、掌握政權的唯一檢驗。實踐必須腳踏實地。從稅務雜誌到財稅體制，到政府執政為民，見微知著。在北京，我們有的是機會，常紮堆兒神侃。或許是熟不拘禮、憨癡無恭，最簡約地概括張木生的觀點，我祇用兩句玩笑話：站穩義和團立場，不當亡國奴，不受二茬罪；走定八國聯軍道路，不忘獄中志，不變強國心。在他那裡，仿佛並沒有要麼投靠八國聯軍，要麼選擇義和團的「兩難」；更沒有已是滿眼球的酸文腐語、裝洋耍酷。他呼喊的，是實打實的制度建設，而不是嘩眾取寵的政治口號；他高明的，是超出「新左」、「老右」，越過「主流」、「非主流」，回到老祖宗那裡，察起點、定基點；對照新時代這廂，先搞清、再搞定。中國士大夫「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放在哪裡，都有豐富多彩的大學問。

張木生，從青少年時〈中國農民問題〉的理論聯繫實際，到80年代初包產到戶的農村改革調查研究，從喜馬拉雅山麓、雅魯藏布江畔，到《中國稅務》雜誌社，鼓嚨疾呼，直諫不忌觸諱；憂國著書，雨過不忘驚雷。有官沒官，官大官小，共產黨員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本職工作與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理論探索，一脈相傳，矢志不移！

2007年1月1日

摘自張木生著：《超越左右說實話——財稅體制與政府行為》，大风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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