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民心者得天下：居者有其屋
按：摘自《參閱文稿》No.2016~1，製作微信時刪節了大量展開分析和註釋，點擊文末“閱讀原文”可上大風網站，以窺全豹。
文 / 中信泰富經濟研究部 梁曉
得民心者得天下：居者有其屋
——八論“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截止2014年末，“全國大陸總人口為13.6782億人，比2013年末增加710萬人，其中城鎮常住人口為7.4916億人，佔總人口比重為54.77％。”時任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答記者問，“中華民族歷史上第一次有將近7.5億人生活在城鎮，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深刻變化”。
回顧歷史，1978年我國城鎮化率只有17.9％，生活在城鎮的人口約為1.7億人。30多年來，以“城鎮常住人口”計算的城市化率突飛猛進，“速度之快、規模之大，在人類歷史上史無前例”。
然而，這七億多都是“城裡人”嗎？
一、城鎮化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
國際慣例，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
工業革命建立在大量消耗不可再生的礦物能源基礎上，高度稀缺、集中分佈、大規模生產的工業化帶來城市化的資本主義現代化道路，問題多多，弊病叢生。鄧英淘提出《新能源革命與發展方式躍遷》，中華民族振興和人類社會進步，必須充分利用水利、太陽能、風能、生物能等可再生能源，真正實現持續發展。分佈式資源利用的發展方式，天人合一，自然經濟，相對分散居住的生產、生活，超越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的傳統發展方式，真正和諧城鄉、工農和腦力與體力勞動的三大差別。然而，歷史前進的辯證法，揚棄傳統發展方式，《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必須充分利用和依託已有發展的全部成果。也就是說，隨著經濟發展持續高速增長，即便中國早有轉變發展方式的明確意識，無可迴避，在相當大程度和相當長時間，繼續重疊“工業化＝城市化”的老路慣性，數億農村居民勢必轉變成城鎮居民。
聯合國《全球城市化展望2014》報告，統計分析1950年以來各國數據，中高收入國家的城市化步伐最快（圖~1）。
“新世紀以來，中國人均國民收入快速增長，由2000年的930美元躍昇到2014年的7575美元。目前中國已處在中高等收入發展階段……”
二、要推進農民工市民化，加快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
改革開放30多年，各行各業，尤其附加價值較低的行業，所謂“農民工”早就是中國工人階級的主體。過去計劃經濟，最大的“計劃”是城鄉居民在身份、待遇上的分隔。改革開放30多年來，繼續沿用多年的統計指標“常住流動人口”語義矛盾——“常住”不是“流動”，“流動”不是“常住”。譬如2012年底，7.1182億城鎮人口（佔人口總數52.6％），三分之一沒有城鎮戶口。“把他們去掉後，按公安部戶籍的統計，真實的城鎮化率是35.2％，也就是說，實有城鎮戶籍人口不到4.8億。”
1、幾億“常住流動人口”的困惑
沒有城鎮戶口的城鎮居民——兩億多外來“常住流動人口”在城裡一待就是20多年，哪怕成了“超齡農民工”，仍舊無法變身為真正的城裡人。中央電視台“高齡農民調查”發問：“50歲、60歲、70歲，他們為什麼還要外出打工？……十年、20年、30年，打工多年，為何仍未得到安定生活？”
……
有社會學家稱這是“半城市化”狀態。學術上，不知是否也有現成國際慣例可以接軌？與此相聯繫，還有一個龐大的留守兒童群體，也成了“半農村化”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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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紀蘇說，“農民工又不是孫悟空，你總不能讓人家拉完泔水擦完抽油煙機一個跟斗翻回社會主義新農村、第二天早晨再翻回來接著擦吧？”家庭，是社會生活最基本的人倫單位。進城打工的日子長此以往，是人，誰不渴望和家人一道，定居自己多年穩定就業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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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農民工”是工人階級主力
歷史車輪滾滾向前，“農民工”是“農民”還是“工”？
20世紀80年代初農村改革，地少人多，眾多“農村剩餘勞動力”外出打工。其實，從深圳特區開始，珠江三角洲“來料加工”工廠的年輕工人，包括眾多城市家庭“小媬姆”，已經是從來沒有務農經歷、而且多數有文化有膽識的“農村知識青年”進城謀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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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社會，毋庸醫療和社會保障，“農民工”進城打工，只要穩定就業，就可以拖家帶口，成為城市居民。改革開放以來經濟持續高速增長30多年，兩億多“農民工”持續進城打工到第二代，繼續納入“三農”範疇，沿用“農村剩餘勞動力”、“外來常住流動人口”等陳舊概念，嚴重滯後經濟發展帶來的社會進步，越來越無法面對“農民工”——中國工人階級主體，強烈要求市民平等待遇的人權訴求，此起彼伏的罷工和群體事件愈演愈烈，已經從“自在”轉化為日益自覺的階級鬥爭。在這個意義上，重新審視“三農”概念，該不是一個脫離實際、迴避現實的偽命題？
3、戶籍不是主要障礙
多年來，商品糧戶口早已不成為城鄉分隔的制度障礙。農村居民享有計劃生育、承包地和宅基地優惠政策，很多甚至還不願戶口本“農轉非”。大部分外來常住人口定居城市，子女上學、醫療和社會保障，確實都是障礙。但是，顯而易見最大的障礙是住房。
2006年前後，上海不同樣本調查顯示，外來“常住流動人口”中4.3~14.3％買房。2011年底全國數據，“在城鎮擁有自有住房的農民工只有0.7％”。或住工棚，或多人“群租”，或住“滾地龍”——南方塑料大棚，或租地下室，或住馬路井蓋下……，與史無前例的黑燈瞎火相對應，三分之一的城鎮居民在城鎮沒有家！辛苦一年，回家過年，2014和2015年“春運”36、37億人次，中國超級扭曲的畸型城鎮化，人類歷史，史無前例得令人難以置信。春節期間，人走城空，請客喫飯辭舊迎新的最佳旺季，北京香格里拉五星賓館的中餐廳，由於員工回家，無法正常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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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投機賭博”房地產是攔路虎
青壯年外出打工造成農業蕭條，農村凋敝？不對。準確地說，多年“常住流動人口”的城鎮居民兩頭不落：在城鎮無法安家；在農村顧不上耕種的土地又不敢輕易退還。一般意義上說，中國人多地少，集體按人口均分的小塊土地缺乏規模效益。如今提倡的家庭農場說明，種地不賺錢，說的是分散對付耕種這點承包地。所以，可以說，真正解決“三農”問題的總開關，在城鎮的居者有其屋。兩億多沒有城鎮戶籍的城鎮人口能夠逐步在他們日常工作的城鎮安家，越來越多農村居民能夠遷徙城鎮安居樂業，退還承包土地，農村留下務農的家庭農場，才能耕者有其田，大面積實現農業現代化。
……
三、“居者有其屋”是最大的政治
1、居者有其屋＝耕者有其田
過去農業社會，“耕者有其田”是多數人勤勞致富的依據；現在工業社會，“居者有其屋”是多數人勤勞致富的追求。“耕者有其田”不僅發展農業，“居者有其屋”不僅發展房地產。抗戰勝利以後，堅決土改直接導致分田參軍，成為共產黨戰勝國民黨的最大政治。同理，滿足溫飽以後，“居者有其屋”也是中國共產黨繼續領導13億人口實現現代化，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最大政治。什麼道理？非常直觀：過去農業社會，農民佔人口的絕大多數，土地是所有農村居民最重要的生產資料，不僅夢寐以求，而且得隴望蜀，有了一畝想兩畝，有了旱地想水田。中國近代70％的農民擁有土地，照樣土改《暴風驟雨》。現在工業社會，住房是所有城市居民最重要的生活資料，不僅夢寐以求，而且得隴望蜀，有了小屋想大屋，有了城裡住宅還想度假別墅。所以，就像“耕者有其田”≠宅基地或自留地，居者有其屋≠廉租房或經濟適用房——除了極少數需要收容的乞丐，誰也沒住大街上。居者有其屋是現代化城市居民安居樂業的永恆追求，廣大人民群眾最現實的根本利益。
耕者有其田：幾千年的土地兼併，不僅有劉文彩收租院、周扒皮半夜雞叫，更加荒誕不經的是，放任土地買賣市場調節，土地倒手，買進賣出，成為更賺錢的生意，商人兼併農民的“不在地主”，直接造成大面積豐田撂荒。“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說的不僅是土地所有權集中，而且是失地農民佃耕無其田，游民打工朝不保夕。像房地產炒作一樣，越是火爆地盤＝城市周邊水利設施齊備、旱澇保收的豐田沃土，地價越高，買賣倒手越頻繁，撂荒越多！譬如1920年代，飢餓的中國，耕地和園圃撂荒泰半。譬如1930年代，廣東得改革開放風氣之先，有華僑發財回鄉置業的持續購買力，亞熱帶氣候最適宜農業，已耕地面積不到可耕地面積一半。人類歷史，史無前例得令人難以置信。
居者有其屋：改革開放30多年，GDP持續高速增長，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房地產孕育絕大部分億萬富翁，“黑燈”、“空置”、“鬼城”遍地開花。香港《信報》轉載，“2010年3月，有消息稱，國家電網公司近期在全國660個城市的調查顯示，有高達6540萬套住宅電錶連續六個月讀數為零。”這個數據，超過整個日本或俄羅斯或半個美國的住宅總量。全國城鎮居民家庭2.3億戶，算下來，每3.5戶城鎮居民面對一套黑燈瞎火。香港《大公報》轉載，2010年人口普查，“北京核對空置房屋381萬戶”。這個數據，超過三個新加坡或1.5個香港的住宅總量。北京市常住人口1962萬人＝775萬戶，算下來，每兩戶北京居民面對一套黑燈瞎火。2014年，甚至有人做出“中國大陸城市‘鬼城’指數排行榜”！
……
放任市場調節，投機賭博炒作造就資源閒置浪費，過去佃耕無其田，如今豪宅多黑燈。
……
2、香港公屋 ≠ 新加坡組屋
不走回頭路，如何在市場經濟實現“居者有其屋”？香港“公屋”福利救濟與新加坡“組屋”福利置業，成為鮮明對比的經典示範。新加坡“組屋”雖然也是從低收入階層的“經濟適用房”起步，但是，隨後包括了寬大的三房式、四房式、五房式、“華廈供精選”。隨著戶籍人口的收入增長（或下降），改善（或降低）住宅的消費需求，可以得到全方位滿足，從而把住宅的消費與投機，分開成兩個市場。全體戶籍人口自由買賣“組屋”，一戶一套，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內不得出租。“組屋”照樣市場調節，功能類似計劃經濟時代的換房，圖的是居住。與此同時，房地產作為保值、增值的投資，在戶籍人口住宅消費市場外放開，盡情炒作。
祖國政府各種措施打壓房價，“地王”價格降下來，“湯臣一品”豪宅從每平米十萬降到六、七萬，與普通百姓毫無關係。新加坡不必控制房價，“地王”飆昇得和香港不相伯仲，人口密度等於香港，人均居住面積為香港的兩倍多。經濟學邊際原理，價格由最後單位商品的供求決定。新加坡國有企業平價供給國民的“組屋”再多，房地產市場投機賭博照樣熱火朝天。
市場經濟條件下廉租或經濟適用房，哪怕出發點是照顧窮人，必然帶來難以承受的嚴重腐敗。需求方，居民收入隨時變化，資格審查形同虛設。今天符合廉租標準的困難戶，明天一隻股票“漲停板”發橫財，搬出去，後天股票驟跌賠本，再搬進來？
更重要的是供給方，新加坡“組屋”在戶籍人口住宅市場買賣，承包商建造的質量，始終接受市場檢驗。香港“公屋”只租不賣，沒有市場評價，對普通居民來說，質量再差，白給的福利不要白不要，於是，行政發包、驗收程序再嚴格，豆腐渣工程防不勝防。英國人在英國蓋樓，85％樓齡25年以上；2002年，香港“公屋”樓齡26年以上堅持不倒的只有11％！
……
根據香港廉政公署的寶貴經驗，祖國大陸“12五”3500萬套經濟適用房，必然帶來多少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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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值得借鑒新加坡：住房保障 ≠ 住房救濟
1965年，新加坡從馬來西亞聯邦中被踢出，“迫不得已宣佈獨立”。何為立國之本？李光耀思路明確：“我要讓新加坡每個家庭都有真正的資產讓他們去保護，尤其是他們自己的住房。”“居者有其屋”成為凝聚人民保家衛國的紐帶。
新加坡住房保障體系，也是在不斷試驗、調整中一步一個腳印發展起來的。值得強調，建屋局的目標始終是“興建人民負擔得起的住房”，執政為民，其政策和制度設計核心是人民的支付能力。同時，還有中央公積金協助購房。新加坡公積金繳納比例很高，雖然免稅，但要等到55歲才能開始提取。政府允許購房者動用公積金存款付首期和按月分期付購房款，則意味著可以“盤活”這一筆即使不買房也必須按月繳納的款項。
因此，在政府的統籌設計下，建屋局並不是一個單兵作戰的機構，與政府和公積金局的配合非常密切。組屋和公積金形成了一個互為補充的系統：只有組屋沒有公積金，“居者有其屋計劃”推行不下去；只有公積金沒有組屋，單靠起伏跌宕的私人市場普遍解決住房問題，等於癡人說夢。
國家貼錢建房子給老百姓住，跟其他國家的福利房有何區別？新加坡不僅“居者有其屋”，而且組屋可以在一個有准入限制的市場上買賣。這樣，既是鼓勵居民搬入面積更大更好的組屋，進一步改善居住環境；同時也是引入市場檢驗，盡可能地消除一般福利公屋制度的弊端。可謂執政為民的又一體現。
組屋自由買賣，把政府計劃與市場經濟打成一片。根本不用廉政公署立案偵查，媒體記者追蹤報道，任何官建房屋，可以通過組屋二手市場自由定價評判優劣。……
另一方面，這個組屋二手市場並非敞開大門來去自如的。只有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可以參與。外國人連轉售組屋也不能買。在實際操作中，組屋的轉售必須在建屋局登記，房款的收支則是通過公積金賬戶來完成的，政府監管一絲不苟。
值得強調的是，因為各項優惠貫通一氣，公積金的繳納比例、購買組屋的收入資格、出售組屋的條件限制等等規定，均不會綑住政府的手腳。相反，政府可以根據“居者有其屋”的實際需要、財政能力、建房進程、房地產景氣、社會就業等因素，隨時調整，不斷完善。
……
在我們2008年上海住房改革的調研訪談中，公積金主任萬曾煒根據多年實踐概括得精到：住房保障不等於住房救濟。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居者有其屋，全世界，只有新加坡徹底解決了。
4、人心是最大的政治
18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人心是最大的政治”。
2015年3月，李光耀去世，四天時間裡，超過40萬人到國會大樓瞻仰靈柩，85萬人到社區設立的弔唁處悼念。民心所向，自發自願，哪怕烈日之下輪候時間長達八小時。國會大樓靈堂的開放時間也因此而臨時延長至全日24小時。排隊等候八小時，只為了“我們最少能為他做這一件事。”《紐約時報》評論，“他們說起李光耀時顯露出的那種熱忱和崇敬，通常只會在談到有資格封聖的人選時才會有。……在被問到關於李光耀執政時期政治自由受到削弱的問題時，印度裔工程師蒂魯帕蒂認為，李光耀分清了主次。‘只要經濟發達，有房住有糧吃，誰還關心政治？’他說。‘我寧可生活在這樣一個國家，也不願意擁有各種自由但卻要忍飢挨餓。’”
新加坡執政人民行動黨在2006和2011年連續兩屆選舉中選票不斷流失，2013年適時推出加緊建設公共房屋、“四年薪水買套房”等一系列政策，及時挽回民心。2015年9月，哪怕反對黨們摩拳擦掌“後李光耀時代”第一次選舉，〈新加坡國會大選結果揭曉，執政黨意外壓倒勝〉，“如此高的得票率令包括執政黨和反對黨在內的所有各方感到意外。”新加坡“超穩定結構”，繼續前行。
需要補充強調，房價持續高漲，一時刺激投機賭博，增加黑燈瞎火，長遠迫使廣大市民望而卻步，或推遲買房，或買小房，銀行貸款幾十年“供樓”，嚴重萎縮房地產建設和城市化發展。香港主權回歸以後，房地產價格居高不下，“供樓”壓力持續壓縮香港居民的住房購買力，每年新建住宅幾千套，僅為上海、北京等內地城市的百分之幾。超出正常利潤率的房地產高價，使房地產開發商不會自動把餅做大。2014年12月，《明報》報導港人居住環境“20年無改善”，“放眼全亞洲，本港人均居住面積在各大城市中墊底，若以養殖場中每隻公豬坐擁50平方呎獨立空間計算，港人人均居住面積150呎（約15平方米），只相當於三隻豬。”那邊廂，房地產開發商推出的新樓盤，各類奇葩“蚊形單位”一個賽一個小，甚至每套僅15平方米！
……
四、“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都要用好
西方經濟學理論中的市場調節，是賤買貴賣，最終達到供給和需求平衡的價格；相反，越貴越買、越便宜越拋的“追漲殺跌”，遠離市場實際供求，產生週期震蕩，壓縮供給和消費組成的經濟發展。隨著投機賭博新經濟在全世界的蓬勃發展，無可否認的事實，“泡沫反客為主，成為市場交換的主流。”市場原教旨主義走向極致，自我否定，“追漲殺跌”的投機賭博，越來越嚴重扭曲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香港房地產市場多年來的畸形發展，高價惜售，一方面空前壓縮房地產建設的總體規模，一方面持續降低居民生活水平，難以為繼。補償機制是不要白不要的福利公屋，行政發包規避市場檢驗，滋生大量腐敗和豆腐渣工程。
2015年9月出訪美國前夕，習近平答《華爾街日報》：“當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方向就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簡言之，就是‘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都要用好。……”
“極高明而道中庸”。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不走邪路，不回老路。具體實踐“居者有其屋”的關鍵環節，是最大限度地把非市場的部分，包括“追漲殺跌”的炒作和大包大攬的香港公屋模式，從關係到大多數人利益的房屋居住主流市場中剝離出去，在兩個方向上同時學習新加坡，才能真正“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只有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證“時隔近20年再次房改”，包括針對三四線城市房地產現狀的“允許收購商品房用於保障性住房，並將督促存量庫存較高的城市出臺將商品房轉化為安置房”等具體實踐，不會重蹈香港的彎路。也只有這樣，房地產“去庫存化”和“推進以滿足新市民住房需求為主的住房體制改革”，才會真正相得益彰。
同時，有了“居者有其屋”綱舉目張，讓更多本來就住在城里的“農村人口”真正邁向城市化進程，讓繼續留在農村的人口與耕地面積比例更均衡，現代農業經營體系、“就近城鎮化”、新型農村合作金融，乃至廣泛討論的農地入市等等，才有了更切實、更能保證農民長遠利益的實施基礎。
為了多數人的利益，讓市場調節真正發揮作用，是最大的政治。
摘自《參閱文稿》No.2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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