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亚欧、中欧文明的交流历程与相互影响和儒学的特性、价值与发展前景
本文是国际儒学联合会会长滕文生2015年9月19日在“国际儒学论坛 ——威尼斯学术会议”上的书面发言，第四部分主要内容及第二、第三部分个别内容在《人民日报》2016年2月18日公开发表。
这次在意大利威尼斯举办的国际儒学论坛的学术会议，以“儒学文化与欧洲文化的对话——全球化时代儒学走向衰落还是走向新的发展”为主题，体现了大家关注中欧文化关系、关注儒学文化发展前途的人文情怀，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题目。相信它的举办，对于推动中欧和东西方等不同文明的相互交流与互学互鉴，将会是很有益处的。
下面，我想借此机会就四个方面的问题谈一些个人看法，作为一个学术探讨性的书面发言，就教于各位专家学者。
一、亚洲文明与欧洲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中国与意大利各自作出的贡献
儒学文化产生于中国，是中国古代文明形成和发展的主要源泉。它很早就传播到东亚和亚洲其他地区，后来又传播到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从而成为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源流。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文明绵延数千年而从未中断，不仅为亚洲文明也为世界文明的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英国学者庄士敦在20世纪30年代曾这样指出：“儒家思想完全有资格被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传统’”，“儒学是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并使中国成为当今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度之一的最主要因素”。
儒学文化，早在公元前后的三四百年间，就由中国传到了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北部地区，逐渐形成了东亚儒学文化圈。正如日本学者西嶋定生在〈东亚世界的形成〉一文中所说的：“东亚世界是以中国文明的发生和发展为基础而形成的，随着中国文明的开发，在那里形成以中国文明为核心而自我完成的文化圈。”在后来的千百年间，在与东南亚文明、南亚文明、西亚文明和中亚文明的相互交流中，以及在共同为致力于整个亚洲文明、东方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中，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历史文明都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如果说中国是作为亚洲文明的一个重要发源地，对亚洲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那么意大利则是作为欧洲文明的一个重要发源地，对欧洲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也作出了特有贡献。这可以以罗马帝国和文艺复兴为例来做一简要说明。
罗马帝国是源于意大利而不断发展起来的地跨欧亚非的古代帝国，它对欧洲文明史有两大突出贡献。一大贡献是拉丁文，它成为欧洲语言之母。在罗马帝国解体后，欧洲各国就是在拉丁语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各自的民族语言；另一大贡献是罗马法，它对于后来欧洲国家乃至世界其他国家法律的制定都发挥了指导和借鉴作用。正是在继承罗马法的基础上，才逐渐形成了当今世界两大法系之一的大陆法系，因此人们又把它称为罗马法系。
文艺复兴是14世纪开始在欧洲兴起的思想文化运动，它推动了欧洲思想、科学和文化艺术的蓬勃发展。文艺复兴发端于意大利，以后扩展到欧洲各国，到16世纪达到鼎盛。所谓文艺复兴，原意是“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再生”，但并不是简单的回复，而是适应当时欧洲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适应他们在思想文化领域反对封建统治的需要，以继承希腊、罗马古典文化为旗帜和号召，发起的一场伟大的思想文化解放运动。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认为，在持续一千年的中世纪神学的统治下，欧洲各地区长期处于分裂和衰乱状态，人性和人文受到严重摧残。他们要求打破神学对人的思想禁锢，破除宗教的专横统治和封建等级制度，主张以“人权”反对“神权”，提倡个性解放和平等自由，提倡学习和掌握科学技术知识。这就为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开辟了道路，准备了思想、政治、文化和群众条件。因此，文艺复兴运动成为欧洲结束黑暗的中世纪、开启欧洲国家近现代历史序幕的重要标志，而且也是世界从封建社会的古代文明开始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近现代文明转变的重要标志。
这场思想文化解放运动首先发源于意大利北部的佛罗伦萨，但丁、乔托、彼得拉克、薄伽丘、布鲁内莱斯基、吉贝尔蒂等文化名人成为其最初的杰出代表。后来在意大利又涌现了马基雅维利、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帕莱斯特里拉等文化骄子，成为又一批领率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人物。
随着这一运动向欧洲其他地区发展，又陆续在英国、德国、法国、西班牙等地涌现出了托马斯·莫尔、马丁·路德、拉伯雷、拉索、蒙田、塞万提斯、莎士比亚等文化巨匠，可谓大师辈出、群星灿烂。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文艺复兴“是一次人类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在这些巨人中，但丁、达·芬奇、莎士比亚是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正因为文艺复兴运动发端于意大利，在运动中领袖群伦的人物又最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人们常说：意大利是欧洲近代的长子。
从以上所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意大利在罗马帝国时期和文艺复兴运动中所具有的历史地位，也清楚地说明了意大利在欧洲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进程中所作出的重要建树。
二、历史上亚欧文明和中欧文明相互交流、互学互鉴的大体进程及其相互影响
在两千多年来亚洲文明与欧洲文明的相互交流中，亚洲和欧洲的所有国家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而中国与意大利的作用更为突出。究其原因，在亚欧两大文明的交流互鉴中，除了商人，宗教人士、学者是承担交流任务的又一重要力量。从意大利来说，它是罗马教廷所在地，因而派往亚洲和东方的宗教人士、学者中意大利人居多，这是一个重要因素；中国所以成为亚欧文明交流的一支重要力量，则是与它在古代时期经济文化就比较发达并开辟了“丝绸之路”这一东西方交流的主要通道密切相关的。
可以判断，从远古时代起，亚欧两大文明的联系与交流，就以这样那样的渠道和形式开始了。毫无疑义，两大文明的交流首先是通过商贸活动而进行的物质文化交流。可惜史籍中关于这方面的具体文字记载不多。
相比而言，亚欧两大文明在精神文化上的交流则是有大量史料记载的。按照中国的历史纪年和分期，亚欧文明在思想文化上的交流历程，我以为大体上可分为两大阶段。从中国的先秦经秦汉、唐宋到元朝为第一大阶段。
在这一千多年中，西亚、中亚、南亚文明与欧洲文明之间，在思想文化上的相互直接联系与交流，早已开始并日渐频繁起来，但这种直接联系与交流并不全是平等、和谐地进行的，有时是通过相互冲突和战争而被动进行的，如希波战争、亚历山大东征等就是如此。
在这一千多年中，中国和东亚文明与意大利和欧洲文明之间在思想文化上的联系与交流，则大都是通过中亚、南亚、西亚而间接进行的，直接的接触和交流还很少。
在中国西汉时期的公元前138年至前126年和公元前119年至前115年，汉武帝曾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但最远只是到了今天的中亚地区，并未与当时欧洲的希腊文化发生直接接触。到了中国的东汉时期，班超曾于公元73年至102年，出使西域30年，但也主要是活动于今天中国的新疆地区。他虽然曾派副使甘英于97年访寻大秦即罗马帝国，然而到了地中海东岸，则被安息人借口海上风大加以劝阻，所以未能抵达地中海北岸的欧洲地区。东汉末年的166年，大秦国王派出使节取道东南亚的日南（今越南中部地区）抵达中国，这应是罗马帝国皇帝安东尼诺执政之时。这在中国的《后汉书》中有记载，但在拉丁文献中则并无记载，有学者认为可能是西亚商人冒充使节之为。到了中国唐朝时期的751年，唐帝国曾与阿拉伯帝国在中亚的怛罗斯发生过一次交战，唐军大败，不少人被俘。被俘者中有一个叫杜环的学者，曾跟随阿拉伯人到过西亚、北非等地，后经海上丝绸之路于762年回到中国。他根据这次游历写了一本名为《经行记》的书，但他也未能到达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到了中国南宋时期的1255年，一位在福建泉州任过官职的名叫赵汝适的学者，写了题为《诸蕃志》一书，他本人并未到过欧洲，而是根据来中国泉州等地做生意的意大利或西亚商人的介绍而撰写的。书中对名叫“斯加里野”岛的情况作了具体描述，并说该岛“位于芦眉国附近”。“斯加里野”岛即是今天意大利的西西里岛，“芦眉”即是罗马。这是中国史籍中对意大利等欧洲国家比较早的一篇记述。
总起来说，在中国元朝以前的一千多年中，中国、东亚与意大利、欧洲之间在思想文化方面，还尚未进入直接交流的阶段。虽然各自对对方早有所闻，对对方的物质产品早已为用，并且对对方深为向往，但这种闻知毕竟属于耳闻之知而非眼见之实，各自对对方的认识还处在朦胧而又神秘的状态中。中国的史籍里曾长期将罗马帝国所在的欧洲地区称为“大秦”或者“骊靬”“黎轩”或者“拂菻”“茀郞”等；在欧洲的史籍里则曾长期将中国称为“赛里斯”即产丝之国。尽管彼此都想尽早探寻和真切地了解对方，但长时期内仍处在尚未真正发现和认识对方的阶段。不过，既然双方间接闻知对方的序幕已经拉开，那么离直接发现和认识对方也就为时不远了。而这一时刻到了中国元朝终于到来了。从中国元朝起，经过明朝和清朝，亚欧、中欧两大文明在思想文化上的交流就进入了第二大阶段。
在这第二大阶段中，又经历了中国的元朝、明末清初和清朝后期三次高潮。从中国元朝到清朝即13世纪中叶到20世纪之初的近七百年中，亚欧两大洲的各国各地区之间，不仅物质文化的交流全面展开和迅速发展，思想文化方面也进入了直接、经常和全面的交流阶段。从中国与欧洲之间的思想文化交流中，就可以清楚的看到亚欧两大文明的交流互鉴在这近七百年中迅速展开和推进的具体历程与情景。
……
综观中国社会和中国文明的发展历程，我认为可以得出两点基本的历史认识：一是中国虽然没有经过西方国家那样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是由长期的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就成功地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应该说是世界文明发展长河中的一个新的创举；二是作为资本主义对立物的马克思主义从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实践中产生并传到东方的中国后，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指导中国人民创建了崭新的社会主义文明，而且这种社会主义文明在同资本主义文明的共存之中正在发展壮大自己。尽管在当今世界上，社会主义还只是在一些国家中实行，总的仍处在继续探索之中，但已显示出了自己的生命力。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经过充分吸取以往一切文明形态所积累的好的成果和智慧、经验，摆脱和克服它们存在的缺点与弊端，并不断总结新的实践经验，将会对人类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将会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开创更加辉煌的未来。不能忘记，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是由西方传播到东方和世界各地，这也是西方文明的一个巨大贡献。当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也吸收了中国文明、东方文明和世界其他文明的思想文化养料，因此，它的形成、发展和应用是全人类文明的光荣。
三、世界各种文明的地位、作用及其相互关系
通过对两千多年来亚欧、中欧文明的交流特别是思想文化交流的大体历程的回顾和分析，我认为对于今天我们正确认识世界各种文明所具有的历史地位、作用及其相互关系，可以得到几点重要的启示。
一是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存在的各种文明所具有的地位都是平等的，各自所发挥的作用和作出的贡献都应得到承认与尊重。世界上任何一种文明必然会有其产生和存在的根据，也必然有其自身的特点和优势，都是世界文明大家庭的重要一员，都应与别的文明享有平等的地位。任何一种文明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它所发挥的作用和作出的贡献，对人类文明的进步都是不可或缺的。任何一种文明不管它产生和存在于何时何地、属于何种类型何种形态，都是人类文明发展历程的共同组成部分和各具特色、丰富多彩的源与流；它们的产生与存在，只有时间先后、地域方位及其属于的社会形态、社会发展阶段之分，没有孰贵孰贱之别；它们的作用与贡献，只有姹紫嫣红之分，没有高低优劣之别。
因此，在对待和处理世界各种文明的相互关系问题上，应该坚持以下原则：其一，应该相互依存、和而不同，而不应该相互割裂、相互排斥；其二，应该一视同仁、平等相待，而不应该厚此薄彼、重此轻彼；其三，应该相互交流、互学互鉴，而不应该相互遏制、相互侵犯。惟有这样，世界上各种不同的文明才能真正和谐共存、和平相处，相互取长补短、实现共同进步，才能真正在世界文明之园中呈现出各种文明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的局面。这是世界各国人民所期待的，我们应该为之共同努力。
二是任何一种文明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和发展，都需要学习、吸收、借鉴别的文明的长处、智慧与经验，以保持和增强自己的生机与活力。东方文明是如此，西方文明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文明也都是如此。世界上有哪一种文明是可以长期孤立地存在、长期独自封闭地发展、长期单边地保持发展生机和优势的呢？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中欧文明、亚欧文明、东西方文明存在和发展的历史都无一例外地证明了并将继续证明这一点。前面已经谈到，欧洲在经历一千年黑暗的中世纪以后，通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终于摆脱中世纪的衰乱和落后状态，进入崭新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实现了欧洲文明的复兴，这首先是欧洲各国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同时与欧洲各国人民努力学习、借鉴东方文明和世界其他文明的长处、智慧、经验也是分不开的。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当时欧洲是怎样学习、借鉴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和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文明之长，来促进欧洲文明的进步和复兴的历史情景。
在公元830年至930年的一百年间，亦即阿拉伯帝国的阿拔斯王朝时期，在几代哈里发的倡导和支持下，在巴格达设立的“智慧宫”中，集中了一大批著名的阿拉伯翻译家、学者以及一些犹太学者，他们将长期搜集和保存的古代希腊、罗马的历史文化典籍翻译成阿拉伯文，同时他们在翻译和研究中，还吸收了波斯、印度、中国在哲学、数学、医学、神学、文学和政治等方面的成就。他们翻译的古代希腊、罗马的历史文化典籍，包括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人的哲学著作，欧几里德、阿基米德、托勒密等人的数学、天文学著作，希拉克拉底、盖伦等人的医学著作，毕达哥拉斯等人的文学、音乐著作等等。在这些典籍译本中，有《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理想国》《政治家篇》《法律篇》《国家篇》《物理学》《几何原理》《有限极数》《比例切割》《论球和圆柱》《天文大集》《解剖学》《药物学》《医典》《金色格言》等等。参与这一翻译和研究活动的翻译家、学者有：伊本·穆卡法、艾布·叶海亚、叶海亚·伊本·马赛维、侯奈因·伊本·易斯哈格、萨比特·伊本·古赖、白塔尼、花剌子密、伊本·麦台尔、叶海亚·伊本·阿迪、肯迪等等。这就是阿拉伯历史上有名的“百年翻译运动”。到了公元一千年后，欧洲越来越多的学者将这些阿拉伯文的译本文献以及相关的研究著述译成拉丁文，传播到欧洲各个国家，推动了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
对于“百年翻译运动”取得的思想文化成就，对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对欧洲文明的进步产生的重要影响与作出的历史贡献，在西方的许多学者和政治家中可以说是公认的。例如，美国历史学者希提指出：“古代科学和哲学的重新发现、修订和增补，承前启后，这些工作都要归功于阿拉伯学者，有了他们的努力，西欧的文艺复兴才有可能。”英国学者托马斯·阿诺德、阿尔弗雷德·纪尧姆撰写的《伊斯兰的遗产》一书写道：“回顾历史，我们可以这样讲，伊斯兰的科学，映射着古希腊的光芒，当白天流逝，伊斯兰的光辉犹如月亮，照耀着中世纪欧洲的黑暗，是伊斯兰的文明昭示和指引了欧洲文艺复兴这场伟大的运动，我们有理由说这种文明依然和我们同在。”黑格尔说：“阿拉伯人获知的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传到西欧各国，成了哲学的源泉。”英国学者罗伯特·布雷福特说：“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阿拉伯人，现代的欧洲文明就根本不会出现；如果没有他们，欧洲就不会扮演那么一种超越所有先前进步阶段的角色”；“如果不是受阿拉伯文明的影响，在15世纪，真正的文艺复兴就不可能发生”。英国历史学家威尔斯认为：“西方受伊斯兰文化之赐，而脱离中古的黑暗，进于文明之域，没有伊斯兰文化，欧洲社会至少落后二百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抓住时机》一书中也指出：“当欧洲还处于中世纪的蒙昧状态的时候，伊斯兰文明正经历着它的黄金时代”，“当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伟人们把知识的边界往前开拓的时候，他们所以能眼光看到更远，是因为他们站在穆斯林巨人的肩膀上”。
至于中国文明对欧洲文明的进步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在思想文化方面对欧洲思想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发生所作出的贡献，前面在叙述中欧文明的交流历程时已经分析过了。这里我要谈的是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成就，对欧洲工业革命的发生和工业文明的创建所起到的作用。众所周知，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四大发明，是中国古代农业文明所达到的最高科技成就的重要标志。它们先后经过西亚，逐渐传到欧洲各国，对欧洲近代经济政治的进步特别是工业文明的奠基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马克思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运用〉一文中，曾经把中国的四大发明在欧洲的传播和应用，称为“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预兆”。他认为，四大发明对欧洲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在此我还要提到一本书，这就是英国著名学者约翰·霍布森前些年所撰写的《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2009年中国学者已将这本著作译成了中文在中国出版发行。我认真读了这本书，深得教益，也深为感佩。霍布森先生在书中谈到了中国文明对欧洲文明作出的贡献，在物质文明方面除了谈到四大发明以外，还通过大量史料，阐述了中国宋代的工业技术成就对欧洲工业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所起的作用。欧洲的工业革命、工业化建设最先发端于英国。霍布森先生在书中用了诸如“英国工业革命的中国起源”“英国工业化的中国起源”“中国：英国工业化的原型”等一些用语，来论说英国的工业革命和工业化与古代中国科技成就的相互关系。他还引用马歇尔·霍奇森的话说：欧美国家是“中国宋代工业革命不自觉的继承者”。霍布森先生依据史料，具体分析了英国工业革命的重要技术支柱蒸汽机、焦炭冶铁技术、煤炭技术、鼓风炉、炼钢工艺，以及纺织机械等等，与中国宋代所创造及其以前所积累的工业技术成就的渊源关系。他认为，对于英国工业革命来说，“尽管英国人自己也做出了贡献，但显然是‘外生性’转变促成了英国的成就”。“英国自觉地获得和吸取了中国的技术——无论是实实在在的技术还是特定的技术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讲，英国和其他‘后发国家’或者新兴的工业化国家一样，享受到了‘落后的好处’，并且能够吸收和改进‘先进国家’所开发的先进技术”。英国人“有着很强的模仿能力，擅长仿制、吸收和改进外来思想”。他说：“我的中心论点是：英国人并非天资特别聪慧的发明家，他们的能力更多体现在他们能够吸收、改进早期中国的发明和技术思想。”霍布森先生还说：我们“不能说英国的工业革命仅以中国为基础，但可以说英国的工业化明显地建立在‘外生性’变革的过程之上，这种变化可以追溯到比西方早七百至两千三百年的中国许多创造性发明上”。“如果没有中国的早期发明，就不可能会有英国的改进。如果没有中国的这些贡献，英国很有可能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游离于同样落后的欧洲大陆边缘”。
霍布森先生的这些看法，我认为是建立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之上的。他的这些论述，也再一次说明了先进与落后是相比较而存在、相对立而统一而转化的，后进者通过向先进者学习，并发挥自己的“后发优势”，是可以变成先进者的，而且可以后来居上，成为先进行列的引领者。这种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经验，不也再一次说明不同文明的相互交流和互学互鉴，是可以产生极为重要的历史作用和强大的物质力量吗？
三是世界各种不同文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而且它们在其发展途程中都是波浪式前进的。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与经验反复说明，世界上各种不同文明的形成有先有后，发展的速度有快有慢，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也有大小、多少的程度与数量上的差别。也就是说，世界上各种不同的文明不会都是同时产生、齐头并进、等量齐观的。正因为如此，才会产生相互交流和互学互鉴的需要，也才会通过互学互鉴形成相互交融、相互辉映和你追我赶的生机盎然的文化景象。所谓波浪式前进，就是说任何一种文明的发展进程，由于对客观条件的利用或时机把握上的差失和种种局限的制约，不是也不可能是直线前进、一帆风顺的。在前进的速度和发展的水平上，会有快慢、高低之差，以至会发生这样那样的曲折，就像波浪一样有波峰也有波谷。
各种文明发展的不平衡和波浪式前进，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无论是东方文明、西方文明还是世界上其他文明发展的历史经验，都不断地从正面启示或从反面警示人们，这一客观规律是不能违背的。即使一种文明在世界文明的行列中一时间处于领先的地位，对别的文明和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也切不可把这种地位和贡献当作包袱，从此孤芳自赏、固步自封，以为不需要向别的文明学习借鉴了；更不能以为自己的文明是至高无上、唯我独尊了，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了，从此轻视和鄙薄甚至排斥和打击别的文明，这种认识和做法是自取衰败之道。
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是有过的。拿中国来说，就有这样的教训。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都是走在世界的前列。然而，在15世纪中叶也就是在郑和下西洋后，中国明朝的当政者以为自己的国力与国威远在世界各国之上，逐渐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不去吸取别的国家别的文明的智慧与长处，加上制度上、治理上的其他原因，中国和中国文明的发展从此开始走下坡路。到了清朝，虽然清初的康熙帝也曾对“西学”产生过兴趣并学习了一些“西学”知识，但他和清朝的当政者们却沉迷于所谓“天朝上国”的颟顸自大的认识之中，并未倡导各级官员和全国国民学习、吸取欧洲文明之长。而且他自己和一些官员所学习的“西学”知识，基本上不涉及制度层面，只是局限在器物和技术层面上。到了清朝晚期，外国列强一打进来，就如同摧枯拉朽一样，国势的危局已经难以挽回。这一教训充分说明，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任何一种文明，即使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也必须谦虚谨慎，坚持不懈地学习和借鉴别的国家、别的文明的有益东西，才是正确的生存和发展之道。
西方著名学者斯宾格勒认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文明可以长久地占据主导地位”。那种自我搞所谓“中心论”，认为自己永远是世界文明“中心”的观点，其实是很不靠谱的，不过是一种“心造的幻影”。我很赞赏霍布森先生在《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一书中，对所谓“欧洲中心论”所持的看法。他说：在欧洲曾经形成了这样一种传统观点，认为“欧洲人向外部扩张征服东方和中东，同时设计了资本主义的轨道，整个世界沿着这条道路发展，就能够摆脱贫困和悲惨的处境而进入近代化的光明”。“这种传统观点可以被称为‘欧洲中心论’”，“即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西方完全应该占据世界历史发展舞台的中心。但是的确如此吗？”霍布森先生认为“这种‘欧洲中心论’，从各个方面来说都是错误的”。
历史的事实与经验，还不断地告诉人们，任何一种文明在其发展的历程中，都会有高潮也有低潮、有波峰也有波谷，这是必然的客观历史现象。一种文明由于种种原因陷入低潮和波谷之中，并不可怕，只要从中总结经验教训，同时努力向先进的文明学习，以人之长补己之短，是可以重新走向高潮之中和波峰之上的。欧洲文明从衰乱的中世纪走向近现代的资本主义文明，并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就证明了这一点；中国文明摆脱鸦片战争以后的一百多年的落后与屈辱地位，走向建设社会主义文明的新社会，正在对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新的历史性贡献，也证明了这一点。
四、儒学文化的本质特性、思想价值与发展前景
我们这次学术会议，要研讨“全球化时代儒学走向衰落还是走向新的发展”的问题，这中间就会涉及如何认识儒学的特性、价值及其应用与发展前景等问题。我想大家对这些问题都在进行思考，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学者、政治家和其他人士也会在关注和思考。
我的总体看法是：在当今世界上，儒学的思想价值，不仅可以用来为实现各国各地区的共同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世界新秩序、促进和改善全球的治理服务，而且一定能发挥它的重要影响和作用。这是由儒学所具有的本质特性决定的。儒学在中国产生以后，不仅存在和发展于中国，而且传播到亚洲和世界其他地方，一直传承和延续到今天，它所以有着持久不衰的发展生机与活力，有着不断进步的发展前途，也是由它所具有的本质特性决定的。
那么，儒学具有哪些本质特性呢？我认为，最主要的是四个方面的特性：一是开放包容；二是实事求是；三是经世致用；四是与时俱进。
因为儒学具有开放包容的特性，所以它对别的学说能够“兼收并蓄、海纳百川”，能够在相互共存之中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也就能够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自己。当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思想产生之时，与它同时并立的还有老子所代表的道家思想、墨子所代表的墨家思想等等。正是由于虚心向道家、墨家等学说学习，认真从中吸取思想营养，儒家思想才成为了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首屈一指的“显学”。当它传播到东亚其他地区，又能与当地的思想文化交相融合，促进了东亚文化圈的形成。当佛学从外国传入中国后，儒学不仅能与之共容共存，而且能将它引为自己的借鉴取长对象。这些都体现了儒学的开放包容的特性，以及由此给它带来的生生不息的发展活力。
因为儒学具有实事求是的特性，所以它要求人们“惟是以求、知错即纠”，而不能“知错不改、文过饰非”。实事求是，这一思想概念出自中国史籍《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刘德是一个具有儒家思想的人，《汉书》说他是“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在中国儒学文化的发展历程中是一以贯之的，是中国历代儒学学者所追求和坚持的。这里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东汉的著名儒学思想家王充在《论衡》一书中，有两篇题为〈问孔〉与〈刺孟〉的文章。文中认为，即使对孔子、孟子这样的圣贤和儒家学说创始人，如果发现他们思想中有疏失有错误，也应加以“问难”，以纠“非”而明“是”。他说：“夫圣贤下笔造文，用意详审，尚未可谓尽得实，况仓猝吐言，安能皆是？”像王充这样敢于指出和纠正前辈儒学思想家著述与言行中的错误的学者，在古往今来的中国儒学界所在多有。这就足以说明求实求真求是，是儒学文化所具有的重要特性。
因为儒学具有经世致用的特性，所以它要求人们做到“知行合一、躬行为务”。所谓“经世致用”，就是要坚持将儒学的道德要求和思想主张应用于个人的修养和国家、社会的治理中去，也就是儒学大家们坚持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实干兴邦”。在中国西汉时期，著名儒学思想家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方针，为汉武帝所采纳。实行这一方针的目的和实质，并不是要排斥、更不是要废止其他各家的思想学说，而是要把积极进取、致用为上的儒家学说确立为治国理政的主导思想，同时发挥其他各家学说的长处与优势，共同致力于维护国家统一，实现国泰民安，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正是由于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充分发挥了它的治国理政、开物成务的实践功能，不仅成就了它对中国文明的发展不断作出重大贡献，而且保证了它不断从社会实践中吸取养分，从而不断滋养和丰富自己的思想价值。这也是儒学能够长久保持旺盛生命力的一个法宝。
因为儒学具有与时俱进的特性，所以它能够“因时达变、推陈出新”。主张惟陈言之务去、弃旧而图新，反对蹈常袭故、陈陈相因，是中国历代儒学学者和儒学工作者为学与治世的共同追求。儒学产生以后的两千多年间，在中国历史上经历过多次大的自我更新与演进。先是从先秦时期的儒家学说演进为两汉时期的经学；后来又经过魏晋南北朝和隋唐的儒释道三学并立与交融互鉴，演进为宋明时期的理学；随后又经过总结和吸取理学过于空疏的教训，演进为清朝时期的实学。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对传统儒学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改造，弘扬和发展儒学所蕴含的思想精华，使之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服务，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正是由于中国历代儒学学者、儒学工作者和一切具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政治家，不断根据时代条件、历史使命和社会实践发展变化的需要，适时地推动儒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保证了儒学与不断前进的社会实践同在，与长流不息的文明之舟共进。
总之，儒学所具有的这些本质特性是十分宝贵的，是儒学的精髓所在。它们赋予了儒学长久不衰的生机与活力，引领和推动着儒学不断地为历史的前进和社会的发展进步贡献智慧与力量。
当今世界已经入了全球化时代，各国各地区的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联系空前紧密，各种不同文明的对话与交流与日俱增；同时在全球化的推动下，今天的人类社会无论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都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物质文明的进步达到了古代世界完全不可想像的繁荣境地。这些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但是，全球化也像所有的事物一样，有利也有弊，是利弊共存的对立统一体。它在给人类带来巨大利益与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弊端与难题。例如，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物欲追求奢华无度，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社会诚信不断消减，伦理道德每况愈下，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等等。要消除和解决这些弊端与难题，不仅需要运用人类社会今天创造和发展的各种智慧与力量，而且需要运用世界各种文明以往所积累和储存的一切智慧与力量。毫无疑义，对于具有悠久历史的儒学文化，应该充分挖掘其蕴集的丰富思想价值，结合全球化、现代化的实际，实现其新的创造性转化和发展，使之为改进全球治理，为消除和解决全球化、现代化中存在的弊端与难题，作出更多的贡献。儒学文化的应用与发展前景是光明的。
关于儒学和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所蕴集的思想价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生在2014年9月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上的讲话中已作了重要概述。他指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关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关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关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关于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关于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思想，关于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关于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的思想，等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同样，世界上其他各种历史文化中蕴含的各具特色的思想价值，也都应结合当今的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弘扬，使之共同为消除全球化、现代化中存在的弊端，为解决全球化、现代化带来的难题，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各国的共同发展，造福于人类的现在与未来而服务。
儒学文化与世界上其他所有的传统文化一样，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等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的东西。这就要求人们在学习、研究、应用儒学文化时要坚持革故鼎新、择善而从，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而不能不加分析地照套照用。具体说来，就是一要采取有鉴别、有扬弃的继承态度；二要把握好继承的目的是为了古为今用、以古鉴今，而不是厚古薄今、以古非今；三要紧密结合新的社会实践和时代要求，不断总结和吸取实践中的新鲜经验，使儒学文化的思想精华能够因时制宜地实现新的转化、升华和发展。所有从事儒学文化工作的同仁们应该注意贯彻这些原则。
历史已经进入了21世纪，这将是一个充满巨变而又有着光明前途的世纪。几千年来人类积累的一切理性知识和实践经验，依然是我们在新的世纪创造性前进的重要基础。只有不断地发掘、利用人类已经积累和正在创造的一切优秀的思想文化成果，特别是其中蕴含的启示、智慧与经验，我们才能更好地认识世界、认识社会、认识自己，才能推动全球化和现代化健康地向前发展，才能更好地开创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的美好未来。
国际儒联的任务，就是同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思想家、政治家、儒学学者、儒学工作者和其他人士一道，努力发掘儒学文化在中国和世界各地的传播中所形成、积累的各种思想智慧，结合当今国际社会的实际加以丰富和发展，以形成儒学文化新的创造性成果，并坚持运用到认识、改造和发展世界中去。
国际儒联今后将通过在各国各地区有重点地举办国际儒学论坛的形式，加强儒学组织之间和儒学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对话、交流活动，以利更好地推进儒学的研究、教育、传播和应用工作。这次在意大利的威尼斯和紧接着在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举办的国际儒学论坛学术会议，算是一个开端。中国有句古话叫“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我们相信，通过国际儒联与各国各地区的儒学学者、儒学工作者及有关机构的积极合作和共同坚持，这项工作一定能够善始善终地开展下去。
摘自《參閱文稿》No.2016~4，點擊左下角“閱讀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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