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思理论：建筑学，请抵抗！ | [美]彼得 · 埃森曼 著 江嘉玮 钱晨 译 | 时代建筑2018年第3期
专题简介
借埃森曼2018年3月来华讲学和其《现代建筑的形式基础》中文版面世之机，《时代建筑》推出专栏“再思理论：埃森曼与中国”。《再思理论：建筑学，请抵抗！》辑录他到访同济的研讨课以及与中国同行展开的关于抵抗建筑学的激烈讨论。《刍议理论之作为》聚焦其建筑自治、形势分析、不可决定性等理论可能激发的建筑理解。《现代建筑的形式基础》译后记揭示历史、理论、实践与叙事之间的关系，展望了中国读者对该书的重读和精读可能展开的新的讨论。
再思理论：建筑学，请抵抗！
Rethinking Theory Today: Could an Architecture of Resistance Survive?
[美]彼得 · 埃森曼 著
Peter EISENMAN,
江嘉玮 钱晨 译
Translated by JIANG Jiawei, QIAN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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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埃森曼演讲
研讨课伊始，首先感谢各位到来。我将会演讲大约半小时，随后与各位互动问答①。我将今天研讨的主题定为“再思理论”，首先想说，我们目前正身处一个反理论（anti-theory）的时代。我在美国对此感受强烈，在欧洲也相仿，甚至在抵达中国的这十几个小时内都能嗅到这种反理论的气息。在这种反理论的潮流面前，人必须表明他的立场。我力图捍卫理论的地位，希望这能于中国学生和年轻建筑师有益。
这是我第一次踏足中国大陆。我曾在20世纪50年代去过香港，也到过澳门和台北。不过我在东亚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日本和韩国，尤其是日本。有趣的是，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就像海里的牡蛎，既会打开，又会闭合；它有时像一个真正的岛国那样很开放，有时却又很封闭。我认为现在的日本是封闭的，但它在三四十年前非常开放。我在这堂研讨课上强调中国需要理论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虽不是岛国（事实上它有广袤的大陆），但它与日本的状态非常接近。
直到10至15年前，美国建筑师还不会来中国，也许是因为很难获得签证或其他原因，他们与中国学生和建筑师也基本没有联系。如今，任何一位年轻中国建筑师都需要思考一件事——追回与西方世界隔绝的三四十年，因为我们其实都已经是全球化世界的一部分。中国有三四十年的时间与世界隔绝，因此要重新思考那段时间。对中国、中国学生、中国当代文化而言，不能企求用短短两三年就补回那三四十年的文化缺失，而是需要花上足够的时间来参与世界文化。你们要关注的不应只是中国文化或远东文化，还要触及欧洲文化、中东文化、美国文化，等等，为此需要重视世界上的理论与历史。你们需要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后发生了什么事情，20世纪60、70、80以及90年代又分别发生了什么。这些时期都非常重要，但中国学生、建筑师和建筑教师在过去却很少参与这些时代浪潮，因此需要通过思考那些时期的历史和理论来弥补缺失。在我看来，假如不理解过去，就无法理论化地看待当下和未来，也就浑然不知如何往前。
作为一名老师，我首先要说的是：“你们要奋起直追！”要奋起直追，就要了解过去的人为什么而奋斗，譬如了解德国、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在二战后究竟为什么奋斗过。这些国家的某些特定历史对它们的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美国接纳了这些文化。即便今非昔比，但美国在历史上确实非常开放，大量引进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和德国的人才。在美国，最好的老师、建筑师和学生里有很大一部分都来自这些欧洲国家。我和我的同事们就从与意大利的亲密关系中大受裨益。譬如说，你最好能与阿尔多·罗西（Aldo Rossi）、曼弗雷多·塔夫里（Manfredo Tafuri）相熟，你要在日常生活里阅读这些人的著作，并使之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唯有如此，你才能体会我说的话。假如这些不曾是你每天生活的一部分，那么从现在开始就让它成为一部分。我们已经造了太多房子，该适可而止了。你要思考的不仅是造房子的问题，而是问题的本质——为什么要在当下的中国建造这些房子？
塔夫里曾对我说过十分重要的话，这番话可谓醍醐灌顶，对我影响深远。他说：“彼得，如果你没有建成作品，没人会在乎你曾经的思考和写作。”我严肃地接纳了他的建议。确实如此，人需要通过投身实践来调和他的思考。人不能只是写作、思考、教学、研讨，还需要实际建造。中国如今建造的新建筑告别了过去50年的式样，从某种意义上看这是一种重生，让中国重新思考建筑究竟是什么。作为今天的开场白，我希望与诸位共同探讨未来将会怎样，而你们的未来又将会怎样。如果你们不弥补这些缺失，比如说不阅读塔夫里的著作、不了解他的思想，那恐怕不行。我读塔夫里时他还在世，这是我与他交往的一部分。到了现在，我会让学生将塔夫里当作历史来读。这是当下的历史，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已经没有塔夫里，没有班纳姆（Reyner Banham），也没有柯林·罗（Colin Rowe）了——这批在二战后令建筑界生机勃勃的伟大思想家们都已殒没。那是我成长的时代，如今需要在当下的语境中重塑思想家的意义。
我特别想对年轻学生说，世界上有两类年轻人。第一类人汲汲于成功，他们野心勃勃，瞄准最好的院校，争夺最优的师资，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自己在政府部门、政坛、企业里大展宏图。他们选择入读商学院、法学院、医学院、政治学院等，世上有林林总总的机构逢迎这类渴求成功的学生。此外，还有一类学生，他们来学习建筑学，就像在座的各位。他们甚至都没意识到这个选择从根本上有别于第一类学生。他们没有去商学院、法学院、医学院，没有选择成为成功的商人，因为来学建筑而又经商成功的例子确实凤毛麟角。来学建筑就注定不会有那种成功。这是我今天研讨课要说的第一点。
没人会告诉你与第一类人的不同之处。而我要告诫绝大多数建筑学学生，你需要明白，事情的重点不在你是否对成功感兴趣，而在于建筑学的成功在本质上有别于商业的成功。我今天谈的是我们究竟如何衡量建筑学的成功以及它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我相信，要衡量建筑学的成功，意味着让学生懂得抵抗强权（resistant to power）。也就是说，建筑学的成功意味着不去盲目跟从开发商、政府机构以及其他控制着另一部分世界的人，而是要抵抗强权造成的状况。假如大多数人（比如这个房间里的你我）之所以选择了建筑学是因为他觉得建筑学一方面既有成功之道、另一方面又不乏抵抗精神，那么，我们便能通过某种抵抗的可能性来衡量这样的成功。有的学生不畏惧权威，不溺于习俗，反对一切——我指的就是所谓的千禧一代（Millennial，80后、90后）②。非常有趣的是，我在给80后授课，当我站在他们的立场来宣扬这种抵抗观点时，我甚至感受到他们对我也抱有抵抗。需要明白，建筑学的这种内在品质是选择商学院、法学院、医学院、政治学院的人所不具备的。换句话说，那些人身上从未有过这种品质。
我认为建筑教育最重要的是告诉学生，建筑学不应该服务于强权。假如你开始感到你所接的大部分项目都以某种方式服务于强权，你得考虑自己是否能够做到抵抗权威、抵抗强权、抵抗那些自认为比你懂得多且更懂设计的人，你必须想方设法避免同流合污。如果缺乏理论背景的支持，毫无想法，那你肯定只能在强权面前缴枪投降。建筑教育有责任教学生学会抵抗，换句话说，在不引发学生抵触的前提下，让学生变得更具抵抗精神。我认为目前处境艰难，因为计算机、算法、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可以让人快速生产出任何想要的东西。抵抗性几乎在这种生产过程中绝迹了。我的意思是，如果生产中没有了抵抗性，人就可以为所欲为。我们曾经习以为常的关于创造性的、文化性的、批判性的话语被抽走了，失去了可能。我们在所谓的“第二数字时代”③（Second Digital Age）里多少有这种感觉——人的能力足够让人为所欲为了。
这是一个难题。我们一方面有了无须顺从权力的生产方式，另一方面在这种生产方式里看不到任何抵抗。所以，就算我们愿意抵抗，如今的建筑学也已经令它举步维艰。我实际上在此反复颂扬的是“人不该服务于强权”，不过你们还须明白，我谈的不仅是东方世界的当下状况，还包括法西斯国家、纳粹国家——它们总是将建筑作为镇压抵抗的方式之一。为了对抗强权，我们需要创造一种抵抗的建筑学。
我认为现今中国缺失的现代建筑是由于与西方世界及其他国家长达三四十年的隔离所造成的。中国在现代建筑中缺失的是抵抗强权的思想。在我看来，现代艺术、现代音乐总是反抗着强权想要的东西，比如全民消费和新自由主义。现在由于计算机、算法、程序等的出现，我们能随意生产任何东西，也就丧失了抵抗的手段。这正是建筑学遭遇的难题——时至今日，抵抗之路难觅。所以，作为学生，你们需要理解的不仅是那些人们从20世纪20到80年代曾提出过的抵抗方式，更要理解是什么构成了这些抵抗方式。我希望各位思考，在日渐国际化和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社会面前，究竟什么才能构成抵抗。我丝毫不认为民粹主义能带来抵抗，因为它是建筑在文化及学科层面的抵抗潜能（potential resistance）的对立面。为了照顾大众，我们丢弃了本来肩负的要务，如此一来也就认同了民粹主义。人们若是研究16世纪、17世纪、20世纪的欧洲历史或21世纪的美国历史，就会发现这些都是具有抵抗性的历史阶段——它们无一例外都拒绝被统治阶层简单地消费掉。算法的出现令人们丧失了抵抗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的建筑学生处于一个更为艰难的时期。他们要理解：什么具有抵抗性，抵抗性在当下是什么以及如何导向一种抵抗的建筑学。这是我想谈的第二点。
在这种抵抗思想里，关键点是理解什么是抵抗的本质，因为你能看到，在如今的世界上很少有人在建筑教育中青睐抵抗思想。我受到多年建筑学教育，当我开始教书时，当时语境里的议题全都是理解究竟什么是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如何在我们的文化中生成抵抗性，这些议题非常重要。如今，人们却不再视之为一种具有抵抗性的文化。我们面临的难题便是：为何沦为这般模样？我今天来这堂研讨课不是为了将我的答案告诉各位，因为其实我自己也给不出一个确切的答案。我教文艺复兴，也教现代主义，这些都是具有抵抗性的文化。然而，我却不清楚在今天应该怎样传授这种抵抗思想，但我认为，需要你们这一整代人来抵抗既有的权威。从我开始教书的20世纪60年代算起，大概经历了三、四代人，你们这一代是唯一的从内心就反对一切历史的一代。在我看来，这恰是一种用错了地方的抵抗。这个国家的文化已经导致它自身及其他类似国家远离了抵抗性议题，你们这一代人要做的是拨乱反正，而不是从内心就反对一切历史。我不是说你们在故意反对一切历史，我指的是你们内心这种潜意识状态。这是第三点。
我在耶鲁大学的同事马里奥·卡尔波（Mario Carpo）写了一本书，叫《第二次数字化转型》（The Second Digital Turn），书里的内容对今天的议题很重要。第一次数字化转型主要基于样条线（spline）的算法，生成一种连续的建筑状态，进而产生了像“连续体”（continuity）这样的概念。我们能在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等感兴趣于早期数字化作品的建筑师创造的形式中看到这类连续体。但从根本上看，这种连续体的想法生成的只是简单的叙事与组织方式，这种产物很容易就被别的建筑师拿去消费。这些作品其实都不艰深，因为它轻易抹灭了人们以前在解读一件伟大作品时可能遇到的艰难。第二次数字化转型则更具挑战。我们之所以要理解这种理论，是因为假如我们搞不明白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数字文化与今日的数字文化之间究竟有何区别，那恐怕就无法践行我们今天讨论的议题。
第二次数字转型建立在一种叫体元（voxel）而不是样条线的东西之上。从根本上看，体元所做的是生成各种局部。有一门新的学科叫做分体学（Mereology），研究的就是各种局部，目前在欧洲有些最新的理论做的就是这类研究。我们要认识到，之所以要理解理论思考的历史，是因为早在15世纪，阿尔伯蒂（Alberti）就已经在谈“ 部分-整体”的关系。阿尔伯蒂的一个理论前提是：“城乃大宅，宅乃小城。”这里存在某种互相联结的连续体，即部分与整体之间的连续体，比如样条线。权力是很懂这点的，所以权力能消费掉这种“部分-整体”关系。在第二次数字化转型，对体元的研究实际上就是研究解除“部分-整体”关系的思想④。过去关于如何造房子的整套想法正遭受“体元”概念、“局部只为局部自身而存在”概念的剧烈冲击并面临改变。根据体元理论，部分就能生成相互的间隙。有不少人在做这种研究，你也能找到大批与此相关的文献，但需要彻底理解它们到底意味着什么、会如何影响你目前在做的事与权力的关系。这是我要说的第四点。
这些议题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在此情形下更加需要理论的介入，这非常关键。若不了解当下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你就不可能在真正理解世界的层面上让自身做的事变得有抵抗性。最后，我总结两个要点：第一、我们特别需要回溯并理解20世纪究竟发生了什么；第二、我们该如何理解“抵抗强权”——它该如何操作，它对今日有何意义，因为强权从来不会轻易承认“部分-整体”的连续关系。第一次数字化转型造成的情况是，它生成的建筑很容易就遭受权力蹂躏。这便是为何在过去的20年里再没出现过抵抗型的建筑师。这些议题对学生而言是个鸿沟。学生不知道该仿效的榜样是什么样的，教师也不知道，甚至可能连这些榜样自身都不晓得他们该成为什么样子。
我们处在一个困难重重的时代，不仅在西方是这样，在中国更是如此。我想特别强调，中国是国际社会的一部分，你们要考虑的不再是当一个仅仅服务于中国人的中国建筑师。你们身处国际语境，与世界上其他民族和国家竞争并贡献思想。你们需要思考的绝不仅是诸如建筑学课程设置这样的问题，而是如何克服过去50年的隔离，来共同面对如今这个缺乏抵抗性建筑的世界。以上就是我邀请同济师生一同参与今天研讨课的背景，我的演讲部分结束。
2 问答与互动
Q1：您谈到了新自由主义、抵抗性建筑等，能不能举些具体的例子，来解释一下建筑究竟如何面对政治？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们总是多多少少像罗伯特·文丘里（Robert Venturi）与他的后现代主义，这些建筑师自身的体系是反对现代主义吗？假如是的话，抵抗性建筑到底应该做什么？
埃森曼（以下简称“E”）：你要具体例子的话，我首先会说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以西方人的观点看，柯布西耶是最伟大的榜样建筑师之一。他有大量有意思的建成项目，很多人也认为他是一个具有抵抗性的榜样。在投身实践之前，柯布西耶写下了关于现代建筑的五点以及四种构成；在开始设计现代建筑之前，他出版了《走向一种建筑》（Vers une architecture），这本理论书成为他所有作品的根基。罗西在盖房子之前，写成了《城市建筑学》（l'Architettura della Città），这本书值得在座各位都读。建筑师在爆发小宇宙之前，都会形成自己的理论观点。文丘里在开始设计房屋之前就写了《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Complexity and Contradiction in Architecture）。我敢打赌，柯布西耶、文丘里、罗西、库哈斯（Rem Koolhaas）写的书比他们设计的任何一座建筑都重要。他们的建筑也许终有一天会倒塌，但著作和思想让他们名垂青史。帕拉第奥（Andrea Palladio）写了《建筑四书》（I Quattro Libri dell'Architettura），你要是去看过帕拉第奥的建筑，可能会问：“看点在哪呢？”帕拉第奥要不是著书，没人会记得他。法国有许多与柯布西耶同时代的建筑师也在设计白房子，但他们从来不写书，所以远不及柯布西耶的名头响亮。
我想说，从15世纪起到启蒙时代，再到当代，没有任何一段建筑史是缺失了前人思想的。既然你问我具体例子，那我就列举以上几位我相熟且尊敬的建筑师，他们全都在投身实践之前做过理论研究。当然，你要是说“文丘里不是我的菜，罗西不是我的菜”，那我们就没得谈了。
对于第二个问题，首先，我认同文丘里是反对现代主义的。抵抗性建筑在理论前提上是反对权力结构体制的。载入建筑史册的像柯布西耶、文丘里、罗西、库哈斯这样的建筑师，首先就是要反对权力体制。历史上总会有服务于强权的建筑师，像服务于俄国共产主义制度或德国纳粹帝国的建筑师，但他们不会被历史铭记。建筑文化需要在今天培养出能够对这段服务于强权的过往说“不”的建筑师。假如连过去发生了什么都不知道，那还何谈抵抗？所以，我的意思是，假如你有志投身抵抗事业，就得搞清楚要抵抗什么。我上面提到的这些人都在抵抗，你需要思考，先弄明白他们是怎么做的，才能做好你该做的。
Q2：我想就着您的主要观点来提问。您提到了在世界某些区域里思想上抵抗的连续性，我却认为，世界的其他区域并没有坚持这种抵抗。您怎么看？
若是观察第三世界的历史，就会发现这些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初都在兴建国家建筑。对他们而言，兴建国家建筑是一种荣耀，而不是出于其他原因。认真看待那段时期的历史也就意味着对这些东南亚、非洲等国家的尊重。然而，我感觉您说到的建筑学更像是一定要去追从某种抵抗。您怎么看？
E：我先回应你的第一个观点。你说抵抗只存在于世界的某个区域，我认为不对。比如说日本就在20世纪50与60年代抵抗着很多既有的事物秩序。那段时期的日本在电影、文学、建筑等领域里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抵抗性。所以我认为，远东确实有过一段抵抗的历史。中国对我来说是一道鸿沟，它曾一度隔离了自身，西方人无法来到这片土地。我或许由于以前未曾踏足中国而对此有误解，但此刻的中国需要做的是弥补那段在全世界都在抵抗的历史时期上的空缺，因为这些在中国的建筑上都不曾发生过。
现在回应你的第二个观点。注意，我的用词是“理解”而不是“追从”。假如不理解什么是抵抗文化的本质要义，那我们就容易产生分歧。我研究意大利的阿尔伯蒂和帕拉第奥，是为了理解那些令人醍醐灌顶的抵抗力究竟根源何在，而不是追从。要是说我们将关于抵抗的一切抛诸脑后，那恐怕不行；假如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这样的抵抗文化，那很好！我想说的是，如今抵抗文化陷入了一种困局。我不清楚在座各位究竟还有多少人读塔夫里，他其实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认识罗西时，他刚被撵出意大利，寓居瑞士，因为他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坦白说，在那个年代，我的大多数朋友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你若是认为一个国际性的抵抗文化不存在，那我不能苟同。抵抗有多种形式，除了政治的、社会的，还有建筑的。若是不了解罗西的书，不了解塔夫里的理论和过往经历，那你就难以构想今日的抵抗文化的本质。换句话说，你就无法研究抵抗思想。你必须找到坚实的东西支撑自己，否则只会沦为虚谈。
对当下而言，理解19和20世纪的理论组成很重要。我之所以说你们不该过多地回到中国文化，是因为中国文化已经是全球文化的一部分。我在30年前的观点可能会与此不同，但现在我认为研究当下这些东西是最紧要的。反理论的视角就是民粹主义的视角，我们绝不能让建筑沦为那种地步，因为民粹主义意味着堕落并且向强权投降。看看现在的美国总统，看看意大利的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你自然会明白。民粹主义是抵抗文化的反面，而抵抗文化才是建筑应当保持的模样，最好的建筑总是源自此中。换言之，我说的建筑也是政治化的。为了实现政治化，你或多或少要像马克思那样有一套关于国家、关于人民的理论，你也就不得不从事文化理论。今天在座各位里假如有反对理论的建筑师，那他恐怕难以理解这种状况。再强调一遍，我用的词是“理解”，而不是“追从”。
Q3：我有两个问题。这种“抵抗vs.不抵抗”（resistant vs. non-resistant）之间的对话是否回应了“批判vs.后批判”（critical vs. post-critical）？我们是否应该将后批判性（post-criticality）视为一次严肃的理论转变，抑或它只是权且退出了现实（a temporary retreat from reality）？
第二个问题，您整场演讲都提到了塔夫里，提到了时至今日也要读塔夫里。您觉得塔夫里与20世纪60年代的新马克思主义与今天依旧息息相关吗？
E：我认为，后批判性的一个观点就是关于权宜之计。罗伯特·索莫尔（Robert Somol）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后批判的概念就是他主力倡导的。我今天讲的理论议题其实与后批判性并非一回事。假如说后批判性的确是在抵抗着某些需要被抵抗的东西，或者后批判性对你来说能够形成一种真正的抵抗，那就很好，且让我们拭目以待。不过，抵抗性从本质上看应该是一种批判文化（critical culture），因为我还没见过有哪种抵抗行为是不能被包含进批判文化的。所以，假如说这种所谓的“后批判”其实属于一种批判文化，那它就不能算真正的后批判。
对于你的第二个问题，我会说，它们与今天并没那么息息相关。只有当你面对当前的新自由主义社会而需要理解20世纪抵抗文化的本质究竟为何的时候，塔夫里与新马克思主义才变得息息相关。当然，你也可以读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读福柯（Michel Foucault），读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我的意思是，有一堆人的著作可以读。在20世纪60和70年代，我的日本同行都在读这些书，他们在电影和建筑文化方面是很自由的。但我不了解那段时期的中国同行，因为当时我不认识任何中国建筑师。
我不认为在美国会存在像塔夫里这样著作面向广大受众的学者；在目前的中国，或所谓的新自由主义世界，恐怕也不存在。塔夫里对我而言是一个伟大的标杆，人人都该读他。我建议同济大学开一门研讨课，专门讲讲这些20世纪的伟大思想家，像塔夫里、班纳姆、柯林·罗，等等。他们在那个年代以不同的犀利视角来写作和思考，对今天的学生必然大有裨益。我之所以如此热情地颂扬他们，是因为我自己经历过那个年代。换句话说，我本身就来自一个新自由主义社会。这样的社会并不必然是一个批判性的社会，它的政治诉求不会是激进的左派。我在诸如德国、意大利这样的国家有过项目，也研究过法西斯建筑和纳粹建筑，我花了很多时间去理解这些瓦解了抵抗性的权力体制究竟是如何将建筑收至麾下的。假如有人问我：“你时至今日打算如何教学生？”我或许答不上来。我不晓得如何去教一名美国学生，因为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历史阶段——建筑教育里居然缺失了榜样。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我们该怎么办？”我不是指除了放弃努力就别无出路，但或许最好的办法就是创造出一个榜样。
你看，如今的建筑学再找不到一本伟大的著作了。自从库哈斯的《癫狂的纽约》（Delirious New York）以来，伟大的著作就几乎绝迹了。那本书出版于1978年，距今已经40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无论在中国、日本、俄罗斯、中东、欧洲或者美国，我们都难以找到与之媲美的伟大的著作。就凭这点足以说明我们目前面临的困境。一个人若是毫无从事理论研究的经历，那他该如何写就这样的著作？你或许会说：“好，我就坐在棕榈树下研究我的理论。”这样做就能成功的真是凤毛麟角。我的意思是，要从事理论工作，就必须多少经历过艰苦的思考；不去跋涉思维的高山，舒舒服服是搞不出理论的。我希望将来能写出伟大著作的作者就来自在座的各位，并且我敢肯定，这种伟大的著作肯定不会只涉及中国，它一定是关于全球的普遍状况。
Q4：我在教学中总会让学生读罗塞琳·克劳斯（Rosalind Kraus）与您的文章。您谈到过要与既有的理论和学科保持距离，也谈过现代音乐、艺术和建筑的自主性。概念艺术、概念建筑经常出现在您的论著里。也就是说，您在那个年代努力脱离既定的建筑学科与规则。然而当今的建筑学状况不尽如人意。假设让您重回四五十年前，可以开始别的新事业，您觉得自己依旧会选择脱离既定的建筑学科吗？
E：这些就是我一直说的困难。今天的学生很难做到这种脱离，因为体制里几乎再无抵抗。然而在我成长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体制内有大量的抵抗呼声，克劳斯就是这样一位抵抗者。别忘了文学批评、艺术批评、哲学批评在西方与东方都曾有过强大且激进的历史。所以其实我已无需再说今天还要读些什么、关心些什么了，你们都已明白。柯布西耶的《走向一种建筑》对当年20岁出头的我影响深远，它依旧对现在的年轻人意义重大。赖特（Frank Lloyd Wright）的书和思想肯定也一样。我曾经在赖特设计得极好的纽约广场酒店（Plaza Hotel）里，坐在他的脚边听他高谈建筑。你看，我其实是经历过那些历史时期的。那一年，我站在柯布西耶位于巴黎塞夫勒街（Rue de Sèvres）35号的事务所门口。我的同伴径直冲着我喊：“来，我们去敲门吧！”他怎么能这样说话呢，你要知道，柯布西耶在我心中是如此一位大英雄，我实在不敢敲门然后问：“让我瞧瞧您的作品？”如今，人们再也不会像我当年那样对大师心存敬畏了。我觉得那些都是我生命中非常真实的时刻，如今已经不可能再人为地重复了，唯有尝试去理解。克劳斯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她的艺术批评及一些其他文章在当时都是重要的论著。当代人需要读这些著作，不是作为解药，而是为了理解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抵抗状况之下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情。
比如，我认为当代人有必要去观看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的电影。我曾看过他的一部长达8小时的电影。整部电影拍的就只是某个人躺在床上，很有先锋气息，对吧？但是看得人都快要睡着了。我坐在电影院里，浪费8个小时去看一个人睡觉，这真的是在抵抗当时的消费主义。如今，要是我或者在座任何一位再花8个小时去电影院看人睡觉，那就太荒谬了。诸如此类的东西都不再可能了。那么，究竟有什么事物能像花8个小时去电影院看人睡觉那样具有批判性呢？
这就是我们要思考的，也正是我今天来这里、学生们来这里、教师们来这里的原因——探求我们在这糟糕的当下还能做什么。我相信还是能够有所作为的，你看，某种基因驱使这些年轻人今天选择来听这堂课、选择来读建筑。他们其实可以选择去商学院、法学院、医学院或者其他任何赚钱的学院，但他们没有。我相信每个人内心都怀有一份责任，敦促他们思考理论面临的困境。我不认为我来到这里是为了告诉各位究竟什么是答案，我要做的是提出问题，供各位思考。
Q5：我有两个问题。首先，我想知道您怎么看待所谓的“HTC”，即“历史-理论-批评”（History, Theory, Criticism）。某些学校，比如麻省理工学院，将HTC设立为独立的系，也就是说将HTC区分为不同的研究领域。我的第一个问题是，究竟历史、理论、批评的本质分别是什么？
抵抗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绝非易事，对学者或者学生而言则更是思维的重担。那我们为何不将抵抗性以及与之相关的东西归入批判，不将其归入理论呢？因为在我看来，理论的职责更多地是要去构建起一些东西，比如一套体系。“构建性”（constructiveness）似乎更像是理论的本质，而不是批判性。
E：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我的观点是，有两类历史。有些历史学家就爱翻找“兔子洞”，比如搜寻一尊14世纪某个朝代的花瓶上的裂缝细节，或者研究古人用过的漆器和搪瓷器。这类历史研究就是研究文物。有人会热衷于考证这种历史事件中的细节。第二种历史，是一种操作性批评（operative criticism），塔夫里会认为这是一种问题。不过我认为，将理论、历史和批评统筹为一个思想是相当有关联的，而纯历史研究有的更多是学究气，比如研究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好的历史研究应当将历史视为鲜活的状态，并且批判性且理论化地来处理。我总是强调，具有批判性地来进行研究，那它就成为一种抵抗形式。所以对我来说，批判其实就是一种抵抗形式。理论则肯定是在学究气之外的。所以我们讲的是一个批判的、理论的、历史的框架。历史提供的是一种史学理解的框架，以便让我们在此领域里展开工作，而不是去细究那些细节。历史与考证癖无关。我认为这就是两种不同的关于历史和理论的思想。
你的第二个问题是想说理论自身并非以抵抗性作为出发点。你说的也没错，不过我会觉得，要是没了理论，那也不存在批判话语。批判话语终究是要建立在理论之上的。柯布西耶的“新建筑五点”就是对同时代住宅建筑的批判。要是没有理论框架，“新建筑五点”就不会有威力。也就是说，只有处于一种具有抵抗性的理论建构之内，“新建筑五点”才会有批判性立场。
我并不认为历史、理论、批评是分开的话语。建筑学里有实实在在的历史学家，也有教设计课或理论课的非历史学家。有些人会选择去当纯学究式的历史学家，这本来无可厚非。比如说，在英语世界里，有关于文学的历史学家，但他们研究的不是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比较文学是一门建立在批评性与理论性基础上的学问，它利用历史来阐发观点，但并非以历史作为导向。我最近正与辛西娅·戴维森（Cynthia Davidson）合作一本关于阿尔伯蒂的书。这本书不是一本历史书，讲的不是阿尔伯蒂做了什么事、后世的人又是怎么研究的，而是一种理论建构，研究的是阿尔伯蒂在众多历史时期内产生过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造成的理论问题。我认为这也就成了一种批判性的理论。
Q6：在美国，我们的建筑教育更多与实践相关，而不是一条很有批判性的道路。学生们选的设计课都更侧重技术类。人们很少真正深入与批判性相关的这类问题，而建筑就更像是一种生产。刚才您谈到了一名教授在教育中该扮演的角色，比如通过接触理论来让学生更多地接近批判性思想。您怎么看这种言传身教的方式？
E：我最深的感受是，学生能激起教师的活力。我每时每刻都愿意为优秀的学生去培养优秀的教师。我自己的确也教过非常优秀的学生，他们能深刻理解我的课程设置，将课程由表及里理解透彻，他们的阅读乃至误读都完善了我的教学设计。假如没有学生来激发老师，一份课程表只是一潭死水。所以，我首先会说：“学生是第一重要的。”有些学生比其他人更具批判性，他们懂得更多、能够明白课程设置的局限和教师的局限，因为他们和年轻人待在一起的时间比我们更长。我年事已高，很难再达到这种状态了，所以我很依仗我教过的优秀学生以及我任职的大学。我很肯定我在耶鲁大学开设的12个人的研讨课上，总会有一到两名学生是足以鼓舞整个班的。这种令人振奋的事情也是我坚持从教的原因，因为我从中不断成长和学习。
我在自己的事务所里反而难以成长。我会对事务所里的同事大喊：“狼来了！大伙快跑！”你明白这种被项目和甲方追着走的感觉，这其实是事务所在运作上的本质。不过学校里的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会不断发现有更多刺激的事物，也会发现更多困难。我教一天书会比在事务所里待三天还要辛苦，因为我面对的都是实实在在的学生。他们非常踊跃，可能提出各种令人难以招架的问题，将讨论范围大大延伸至课程设置之外。所以，我很愿意与学生待在一起，教师就应该激发起思考。我还不足以激起各种有挑战的问题，但我愿意投身其中，有时甚至导致自己陷入各种麻烦（笑）。
Q7：您谈到了政治化的建筑，谈到了柯布西耶。柯布西耶同时也是国际现代建筑协会（CIAM）的成员，他们在战后面临着在消费主义的情形下来构建社会的问题。在我看来，他们在抵抗时期之后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如何对抗强权的问题。因为建筑师在成功抵抗强权之后，会取而代之，成为新的强权。您怎么看？
E：国际现代建筑协会在二战之后开始形成了一个由年轻一代建筑师组成的团体。像史密森夫妇（Alison and Peter Smithson）、坎迪里斯（Candilis）等就是其中的成员，他们猛烈反对旧有的国际现代建筑协会，并且组建了“十次小组”（Team 10），这是一种抵抗性的组织。在我看来，这类抵抗组织终究又会转变为体制，于是又会出现新的抵抗组织。我们于1964年在纽约成立了一个叫做“环境研究建筑师委员会”（CASE Group, Committee of Architects for the Study of the Environment）的组织，举办过10到11次会议，试图像“十次小组”那样来运作。从那之后，我们又参加了1973年米兰三年展，这次展览后来成为“理性建筑”（La Tendenza）的宣言，这是意大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抵抗思想。事情总在不断变化，你需要理解，罗西究竟是在什么语境下提出了“理性建筑”思想。由于罗西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在1972年被撵出了意大利，逃到瑞士。这些历史事件以及罗西等人是怎么想的、怎么说的，都很重要。有些人注定会成为抵抗思想的领袖——我指意大利的罗西、德国的翁格斯（O.M.Ungers）等人。他们总是尽力置身体制之外，这无疑是件艰难的事。
还可以举出不少其他例子，比如丹下健三（Kenzo Tange）。在二战后不久的竞赛中，丹下健三以一个体制局外人的角色崭露头角，比如他设计的广岛和平纪念公园。但是，你们必须了解，丹下健三其实在1942年为大日本帝国做了不少设计，堪比德国的阿尔伯特·施佩尔（Albert Speer）。在成为一个抵抗性人物之前，丹下健三其实已经是一个体制里的大人物了。当然，当他走完抵抗性阶段之后，又会成为另一种体制里的大人物。这些历史不尽相同，并且很复杂，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
我认为，所有主流文化都会迎来一段重要的抵抗文化，从15世纪到今天一直如此。不管它出现在日本、中国，还是阿根廷，或任何其他地方，总之它会以不同的方式发生。直到最近10年，才有出色的中国学生来美国求学。我目前就有不少很出色的中国学生，他们对于“何谓抵抗”有着与我很不一样的见解。事物总在不断成长与改变。这正是我今天来这堂研讨课的原因，因为我看到了今天的中国与15年前相比，有了迥异的新精神与新面貌。你们更愿意去思考究竟历史能以何种方式激发当下。
Q8：我十分赞赏您反复强调的，建筑理论总是有一种抵抗性特征。您的名字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进入中国学界，比如最早从了解“纽约五人”（New York Five）开始。您那时的理论和作品就以一种抵抗性面貌出现。我想问，您如何看待一种富于抵抗性的建筑理论中所具有的持久能量，或者说，您为何认为理论终究是历史的一部分？此外，对中国建筑界来说，我们已经开放了好几十年，有了如此多的信息交流，但常常是混乱无序的。我认为最困难的是，如何理解各种外来理论（包括您的理论）之间的关联性和差异性，对此您能给我们一些帮助吗？
E：首先，理论家和理论会成为舞台中心，也会被人遗忘。在18世纪中期时，没有任何人会对帕拉第奥感兴趣，直到20世纪20或30年代他才重新受到关注。英语世界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才重印了阿尔伯蒂的著作，并在最近几年才重出了新的英译本。也就是说，这些15和16世纪非常重要的抵抗理论家既会被后人聚焦，也会被遗忘。
我写成于1962到1963年间的博士论文比罗西、文丘里的成名著作还要早，在当时的理论界算是首开先河。目前它的中译本马上就要出版，我对此特别期待。对中国学生来说，理解20世纪60年代发生过的事很重要。或许距今100年后再回头看，它们会特别有趣；我肯定活不到那个时候，但我感觉这一切将会发生。理论家与他们的思想在历史的舞台上进进出出，此起彼伏。流传下去的必然是有价值的人和著作。毫无疑问，罗西的《城市建筑学》比他任何一座建成的房子都重要；文丘里的《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比他任何一座建筑都重要；库哈斯的《癫狂的纽约》比央视大楼更重要。说起来，我跟库哈斯的央视大楼方案还有点瓜葛（笑）。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是见证人，也是参与者。作为当局者，当然我对这些事也有自己的看法。我相信，我的博士论文依旧是20世纪60年代的重要著作，让我终生受用。如今它被译入中文，希望对中国建筑学界有益。
必须说的是，我看到了中国的觉醒。在30年前，我完全不会有任何兴趣来中国。现在有趣的是，中国如何融入世界。为此，你们要打破过去长达三四十年的困局。我们与年轻一代的中国学子交谈，觉得他们身上没那么多局限。那该如何让他们开足马力呢？我不知道，但这些问题都很重要。
姑且说一些我的其他经历吧。我曾在一门有25到30个学生的课上说：“我们来谈一下詹姆斯·斯特林（James Stirling）。”学生们看着我：“这是谁？”我问：“你们有多少人去看过斯特林的建筑？”30个学生里或许只有一到两位能给出肯定回答。这种情况令人抓狂，对吧？如今，在像耶鲁大学这样的顶级高校的研究生里，在这群头脑最灵活的年轻人中，竟然没什么人知道斯特林。也没什么人知道利昂·克里尔（Léon Krier）。克里尔曾为斯特林工作过，后来将斯特林的思想能量重新注入自己的项目。这些师承关系都很重要。你们要是不了解斯特林，就谈不上了解世界。斯特林写过一些颇有洞见的东西，比如关于柯布西耶在战后的住宅。尽管他从未出过书，却写下不少娓娓动人的篇章。罗西也一样。有时我问学生：“你们知道翁格斯是谁吗？”他们面面相觑，回答：“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可谈的呢？我们的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再告诉你们一件趣闻。我的课上有一道测验题目，让学生写13位意大利建筑师的名字。一般来说他们会填“布鲁乃列斯基”（Brunelleschi）、“伯拉孟特”（Bramante）等，但居然有学生填了“林璎”（Maya Lin）！我的天，竟然有学生认为林璎是意大利建筑师！
Q9：我曾与一位教授提到您这次访问中国，他是您在美国收的最早的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他说，此前您曾有过一些来自中国台湾的学生，您会很好奇这些学生的生活方式，从读的书到吃的食物等方面都感到好奇。您也感兴趣于中国大陆的情况。几十年过去了，您对中国的看法有没有什么改变呢？能不能分享一些给大家？
E：首先，你要明白，当我在20世纪60至80年代教书时，实践建筑师的主流文化都来自日本。我自己在东京也完成了两个项目，在日本的建筑圈子里交了不少朋友，也有不少来自日本的学生。这些都是日本文化的一部分。后来当日本文化在西方衰落后，中国台湾似乎一度曾引领过一点风潮，但中国大陆向来没有，我想直到20世纪80年代都没有。然后逐渐有大陆学生来美国读书。到了今天，显然再没有日本学生了，就算有也顶多是一两个，他们再也无法形成以前的日本文化氛围了。现在美国占主流的是中国学生形成的文化。
我向来感兴趣从其他学科的视角出发考虑抵抗性问题。中国学生来了，带来了更多对文学、电影的文化理解，而这对任何建筑师来说都很重要。尽管我与辛西娅到达中国的时间还很短，我们对中国学生的成长方式及其对文化的理解都很好奇。确实，我们每年接收的学生里有1/3来自中国大陆，这样扎堆的中国学生里有新的能量辐射出来。这些学生的准备工作比起三四十年前要充分得多。这也意味着新一代的教师以截然有别于三四十年前的方式来教授这些学生。我不是一位文化批评家，所以难以提供鸟瞰式的答案，我只能谈谈参与其中的感受。
Q10：我想问，在您的思考中，抵抗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抵抗的历史似乎是一部令人沮丧的历史。比如说您这一代人会被后人定义为“新先锋派”，有着历史叙事、理论建构，等等。在这种叙事中，体制最终是会被资本主义吸收掉的。想法、概念和创造性等全都会被吸收到新一轮的消费循环里，进入消费主义的逻辑。这样的历史似乎一遍一遍地轮回。就拿所谓的“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来说吧，我想它首先是一种抵抗思想，后来被各种体制权力攫取后成为一种流行的思想，并且被赋予了某种政治用途。我确实认为抵抗性能够促使建筑学的历史向前滚动并完善自身，然而它太弱了，恐怕无法撼动体制的根基。比如拿先锋派来说，它在这场与巨人的搏击战中总是失败。这样的牺牲究竟目的何在？
E：我这么说吧，今天这堂研讨课的意义，就在于探寻抵抗性的目的，并激发在座各位的思考。要是对在场的学生做个心理测试，他们肯定会更感兴趣于抵抗，而不是顺从。他们或许自己都没意识到这点，但他们能成为建筑学生的原因之一就是依旧存在抵抗的可能，尽管这种可能性最终或许被体制捏碎。这就是这些学生选择入读建筑院校的原因，它不意味着事业的成功，甚至或许注定要失败。
但这是我的肺腑之言。我依旧相信，抵抗文化对建筑文化依旧重要，理应成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至于是否成功，则是另一个问题。没有例子可以证明它必然是成功的。就拿美国总统图书馆的历史作为例子吧，这样的图书馆不止一座。总统图书馆总是想通过具有重大意义的建筑表达其“意义”，他们会挑选所谓有“意义”的建筑师来设计。可是，这种御用建筑师除此之外还能创造出更有用的东西吗？我不知道，因为将官方的权力烙印到建筑里总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
所以，面对像“我们在建筑学中做的事情有什么目的和意义”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很棘手，我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我相信在座的学生是自愿来读建筑学的，否则他们早就转去商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去寻求截然不同的际遇。我依旧记得，我在18岁时跟父母说：“我想当一名建筑师。”我父亲的反应是：“你是在开玩笑吗？”但我就是心甘情愿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就像在座各位选择来读建筑学。尽管建筑学无法像那些通往功成名就的专业那样有吸引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建筑学教育就不能将学生组织到一个对社会更有用的群体里。这就是我作为一名教师能做到的——自始至终让我的孩子或者学生去做他们想做的事。仅此而已，与成功或失败无关。真正重要的事情其实是：他们能做得到吗？他们是否累积了足够的经历去实现理想？
Q11：我说的或许更像是看法而不是问题。我好奇的是，在建筑学学科中是否还存在其他方式，因为建筑学在21世纪已经变成一门交叉学科。我有幸进入一所理工院校，所以我实际上读的书都是像理查德·道奇（Richard Dokey）和苏珊·布莱克默（Susan Blackmore）这些人写的书，会涉及各种技术手段。这对我开始思考建筑产生了巨大影响，比如考虑数字化建造，考虑如何从内到外地造房子。或许学生应该读的书未必是建筑师写的，而是由不同学科的人来写。而我们作为建筑师，与这些人合作就能创造出某种反文化。这就是抵抗。
E：你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观点，我没有异议。关于思想，有很多种思考途径。我不确定建筑师是否该是社会学家。但我认为，建筑最好的实现形式是创造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因此我不相信建筑只与社会问题相关。社会问题都会通过政治或者经济手段得以解决，但建筑学并不是一门致力于解决问题的学科。我很不认同诸如“将建筑学全盘归入社会学”这样的观点。假如你说的是将社会与政治因素介入到建筑学里来，那我会表示赞同。
举个例子，我与另一位致力于可持续性建筑的教授合作。我们在一个竞赛中获胜，要写一页文字介绍我们的项目是如何实现可持续的。于是我问：“你能告诉我一些关于可持续性的信息吗？”她说，没有任何建筑形式上的策略不能被称作可持续的。我的意思是，无论你想在形式上做什么花样，最终都能让它变得具有可持续性。换言之，可持续性对建筑没有任何约束。设计师可以设计任何他想要的东西。
鉴于其他学科介入建筑可能是随意的，要界定建筑里潜在的批判本质也就变得很困难了。因此，当我与哲学家、制片人、艺术史学家及其他各种学科的人都打过交道后，我最终还是回到了建筑学，并意识到建筑学才最适合我施展才华。我在哲学、电影、艺术史、音乐这些学科里找不到答案，终究要回到建筑学。所以说，建筑学就是我个人情有独钟的学科。你可能会跑去别的学科，但最后还是要回到能够将想法变成三维实体的建筑学上来。
这样看来，要实现抵抗性，那真的是困难到了极点。你想想，谁会跑到业主面前说“我要造一座抵抗您需求的建筑”？我一方面做的是在文化上具有抵抗性的建筑，另一方面尽力将自己的公司宣传为一家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好公司。建筑学面临非常困难的问题，因为它不像音乐、艺术、电影那样能削弱19世纪的社会结构与殖民主义等级，等等。建筑学做不到。所以说，建筑学自身有着悲剧的历史，它被权力吸收了，但上述其他学科都不会这样。这就是一个有意思的难题。
我讲完了。谢谢各位参与这堂研讨课，谢谢你们有价值并且有挑战的提问。
（问题3、5、8、10分别由谭峥、江嘉玮、卢永毅、周鸣浩提问；问题4和9均由李翔宁提问；问题1、2、6、7、11由现场外国留学生提问，未能记录其姓名，谨于此声明。向上述人员致以感谢。）
注释：
① 本文笔录并翻译整场研讨会，除了若干处合并重复语义，仅作少量删减。通过忠实地重现埃森曼的演讲以及与同济师生的对话，力图呈现埃森曼清晰的理论逻辑与意蕴深长的潜台词。同时作为写作者与演说家的埃森曼，在晦涩的书面文本与直白的口头表达之间的迥异赋予了他自身理论一种魅力——在不同场合回旋于深入与浅出，发掘体裁的潜能并制造张力。这一切都潜在显现出他所深受的语言哲学影响。
② “千禧一代”在西方指的是二战之后“婴儿潮一代”的子女，在千禧年（2000年）前后成年（即18岁左右）。从代际划分上看，大致对应于中国人所谓的“80后”与“90后”，故以此对译，亦能大致对应埃森曼所谈论的这一代人的文化心态。
③ 译者在耶鲁大学2017—2018学年秋季学期旁听了马里奥·卡尔波（Mario Carpo）的研讨课“作为文化史的数字化转型”（The Digital Turn: A Cultural History）。期间，埃森曼与卡尔波曾就此话题举行过公开对谈，两人的身份与立场在这场思想交锋中展露无遗。埃森曼作为概念建筑师与形式主义理论家的背景让他对数字化时代背后的隐形强权保持了距离，并通过批驳泛滥的造物方式呼吁重回对建筑学科的慎思。卡尔波自身在20年内从文艺复兴建筑历学家转为当代数字文化研究者，他对技术的谨慎乐观主义体现在他从最早的文章《以数字绘图：近代早期建筑设计中的几何学与数字学》（Drawing with Numbers: Geometry and Numeracy in Early Modern Architectural Design）到近10年来研究数字化的论著的转变中。有趣的是，两人均认为作为体系的历史已经褪色，而理论的作为尚且不足。埃森曼将中国在建筑学中的崛起视为其经济崛起的表象之一，这也注定了这种崛起往往是技术至上论的结果。因此，他将与卡尔波在耶鲁的辩论带到了中国课堂。
④ 这几句话显示埃森曼演讲的核心思想，有必要附上英文原话：One of Alberti's theoretical premises was that "a city is a large house and a house is a small city". So therefore there was an inter-connected continuity, i.e., splines, continuity between the part and the whole. And this is what power understood, and so power would consume this "part-whole" relationship. What is happening now in the second digital turn in the study of voxels is in fact the idea of parts that have no relationship to wholes.
本文精选于《时代建筑》2018年第3期 环境调控与建筑设计，[美]彼得 · 埃森曼《再思理论：建筑学，请抵抗！》，江嘉玮，钱晨，译.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作者单位：埃森曼建筑师事务所
作者简介：彼得·埃森曼，男，埃森曼建筑师事务所 主持建筑师，耶鲁大学 教授
译者单位：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译者简介：江嘉玮，男，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博士研究生，耶鲁大学 访问研究助理；钱晨，女，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博士研究生，东京工业大学 访问学生
[1] [美]彼得 · 埃森曼.再思理论：建筑学，请抵抗！ [J]. 江嘉玮，钱晨，译. 时代建筑，2018（3）：46-51.
[2] 江嘉玮. 刍议理论之作为：兼论埃森曼教授访华讲学 [J]. 时代建筑，2018（3）：52-54.
[3] 罗旋，安太然，贾若. 埃森曼《现代建筑的形式基础》译后记 [J]. 时代建筑，2018（3）：5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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