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是女工，也是女人

体面城市里，被装在套子里的人。

摄影并文 | 朱玲玉

编辑 | 周双玲

湃客号：@朱玲玉

年仅32岁，工龄却已经达到20年；8岁被拐卖为童养媳，44岁终于离婚……她们逃离湖北、四川、广西、湖南、河南、山西、贵州、云南的小镇乡村，来到深圳成为一名女工。

性别和阶层，如同两个难以逾越的鸿沟横亘在这些女工的面前。这个时代盛产造富神话，她们却像被装在婚姻、家庭、生产车间的套子里，局囿在这个体面城市的最深处。

先逃离农业社会，再逃离生产线，这八位女工，有些即将回老家带孩子、赡养老人，还有些留在深圳不知道何去何从。在长达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打工生涯中，她们在深圳艰难地进行着异乡求存与自我追寻。

一

朱朱， 32岁，广西人，打工20年

进过磁带厂、电子厂、塑胶厂、印刷厂

卖过保险，做过酒店服务员、幼师

现为跟单员

12岁那年，母亲对朱朱说，“你和你姐不能读书了。你们上了，妹妹和弟弟就不能上。”于是，她和大姐辍了学，帮老乡收甘蔗，每天15元。朱朱家里有6个孩子，她排行老二。接连生育5个女儿，母亲在村里常被说闲话。多年后，朱朱回忆时，用了“污名化”这个词。

弟弟出生后，家里越发艰难。朱朱11岁便来了例假，而家里女人太多，卫生巾是一笔难以承受的开销。13岁时，母亲说：“你出去打工，最起码零花钱有了，可以自己买卫生巾，还能补贴家用。”

来深圳20年，从最早的磁带厂辞职以后，她又找了个小厂，每个月300块，每天加班到晚上十一点半，苦不堪言。而后她又辗转到广州南海区塑胶厂、番禺印刷厂、深圳电子厂，因不服管束，每次丢下一个月工资就走了。工厂都是军事化管理，动不动就罚款，效益不好就变着法为难工人、裁员。她觉得，好像哪里都不适合自己。

2006年失业之后，朱朱有了一个目标：10年之后要坐办公室，会用电脑和手机，早上8点上班，下午5点半下班。跑了半年的保险业务，做了一年的酒店服务员，她带着儿子去幼儿园做生活老师，直到儿子从那里毕业，现在则是一名跟单员。

22岁那年，朱朱谈恋爱了。恋爱关系维系了一年，有点不愉快，可怀了孕，她决定结婚。生下第一胎不到七个月，刚断奶，又意外怀上了二胎，四个月的时候做了人流，第二天就出去干活了。中午，丈夫一回来就斥责朱朱没有做午饭：“流产算什么，又不是生小孩，娇气。”一个个冰冷的句子劈头盖脸地向她砸过来，丈夫把门一摔，“饿死你算了”一句话从他的后脑勺硬生生掷到了地上。

朱朱常为夫妻生活困扰。青春期时，看到墙上电线杆上到处都是的淋病艾滋梅毒广告和公园草地上深夜交媾的情侣，她觉得性会带来诸多的妇科烦恼。流产后，她不顾丈夫的反对，给自己上了节育环。

回想这二十年的打工路，她觉得初来乍到时的深圳跟老家也差不多，没什么特别的感觉。横岗都是荒山野岭，坑坑洼洼的泥泞路、大巴车也和老家的一样，菜农也是在路边摆摊子叫卖。“可等我有感觉的时候，发现自己也‘老’了。”朱朱叹了口气，又感慨道：“看着深圳长大，看着它那么好了，自己却被淘汰了。在老家生活13年，在深圳却呆了20年，青春期全献给深圳了。深圳变化那么快，可自己还活成这个样子。”

二

万新岸，52岁，湖北人，打工12年

进过电子厂、服装厂、印刷厂

目前在皮具厂

最近，皮具厂里有批订单发香港，老板要求厂工集体加班赶货，她接连半个月都没有休假了。每天早上八点加班到晚上十一点，又几个通宵下来，头皮都是麻的，耳朵里嗡嗡嗡响不停。她回到宿舍使劲捶脑袋，头痛没有缓解，又在头顶涂风油精，还是睡不着。

深圳工厂招聘年龄都在18-35岁，她早就超龄了，只能做临时工，即使到了法定退休年龄，也没社保。每小时12元钱薪水，通宵加班下来也顶多200块，加一份盒饭——炒河粉。作为资本分化的手段，工人内部被分为ABCD等级，影响着内部团结，她在工厂里十多年也没有朋友。

万新岸有过两次婚姻。第一次婚姻中，接连的意外让她失去两个孩子，丈夫也跟着离世。第二次婚姻里，她又生了一个女儿。女儿的出生曾给她带来过很多的欢乐，可是为了解决经济困境，她只能来到深圳打工。那时女儿才5岁半，每天去家门口的菜市场等她回家。这些年，她对女儿是一年强过一年的愧疚与想念，女儿和她却是一年甚过一年的陌生与疏远。

她在这座城市里失落了最重要的亲情，却依然是劳动力市场中最劣势的群体之一。没有学历、背景和技能，又已经年长，随时可以被淘汰，“呆一天是一天，等到深圳容不下我的时候，就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了”。

2018年10月1日，万新岸和工友们在KTV为一个工友庆生，她觉得很少有这样放松的时刻，点唱了一首《酒干倘卖无》，觉得自己已经“忘乎所以”。她想起20岁那年，两个孩子和前夫相继离世，她患了间歇失忆症，只能靠遗忘活着，每天稀里糊涂，往事不记后事不提。

可她依然记得，自己的童年也是有过欢笑的。天寒地冻的冬天，六姊妹和母亲挤在一张床上，母亲的脚头睡着几个大的，怀里抱着小的几个。有天，她和姐妹们在家门口玩木头人的游戏，“一、二、三，木头人，不准说话不准笑”，六姊妹定格在原地。父亲难得回了次家，却因母亲烧的饭菜有点咸，掀了桌子对她动粗。六姊妹齐刷刷朝父亲冲过去，给母亲报了“仇”。

常年被家暴的母亲，晚上经常独自坐在河边哭泣，新岸提着一盏煤油灯，沿河唤她。从那以后，新岸的人生似乎就笑不出来了。

三

谢春莲（化名），52岁，河南人，打工17年

谢春莲一个人在深圳过了很多个春节，工厂附近的社区里都空荡荡的，打工的都回老家团圆了。17年前，初来深圳时，她去了一家私人诊所，800块薪水，留自己200块，600块寄给孩子。没病人的时候，她就给工厂做手工零活。这些年来，她没下过馆子，也不知道KTV在哪，坚持素食，省吃俭用，钱都攒起来供两个女儿读书。

对于打工者来说，春运是一个充满屈辱但也要走的路。千方百计买上一张火车票，挤上一辆绿皮火车，回到那个至亲垂老的故乡。而她回不去，也不愿意回去。从深圳到河南老家得坐28小时的火车，再转几趟客车才能到村里。回了家，婆婆和丈夫会把所有的家务都撂给她，打工一年，到头也没落着一天休息。

在深圳也没有家的感觉，房东随时可以赶你走，随时涨房租和水电费，都没得商量。打工者没有话语权。她说：“我们老家有句话说‘到不人前’，意思就是站在别人面前心理总要矮半截，说不上话。这些年我总是这种感觉，怕见人，希望有一个套子能把自己裹起来。孤独太久，看着眼前的热闹也不敢向前，人多也怕。”

谢春莲1989年结婚。那时村里有女孩子自由恋爱了，村妇们都对她指手画脚，“很丑”，意思是不正经。她15岁就被父母定了一门娃娃亲，等到22岁，在家人的逼迫下嫁了过去。婚后第二年，她怀着七个月的身孕，丈夫一言不合，趴在她身上，双膝跪着她两只手，抓着她的头发使劲往墙上撞了又撞。接连生了两个女儿，婆家都不满意，丈夫从外面抱养了一个男婴作为养子。三个孩子也在家暴的阴影下长大。

婚后那几年日子煎熬，她在镇上的医院上班。医院效益不好，发不出工资，娘家接济了多次。经济上的绝境和家暴的无望让她长期被失眠症困扰，“就像两座大山把我挤在中间，就快挤碎了”。婚后6年有一次，她给自己推了一针安定，睡了一天，醒来又推一针。她知道危险，也许就睡死了，变成植物人。再醒来时，她麻痹自己，照常上下班，照顾孩子。

12年后，她终于决定离开。那天弟弟给她买了一张火车票，亲自送她远行深圳，母亲在家里也哭了半年，说：“是我把女儿推进了这个婚姻的火坑，怎么就过成了这个样子。”为了孩子，她一直拖到2016年才离婚。

离了婚她才恍然发现：“人还可以这样活，唱唱歌跳跳舞，每天无事挂碍。可是太迟了，头发都白了，好后悔，这辈子都白活了。包袱背得太久，太久了。以前就是怕，觉得他对自己不好是不是自己不好，再找个人也还是这样的人，怎么办呢，不敢想。我渴望一种如父似兄的爱，可是到这年纪也没机会了。生活中再多的磨难落在身上，我也已欲哭无泪，但一句慰问之言会让我泪流满面。”

女儿们交换到国外大学做互惠生的时候跟她诉苦，她说：“我辛苦了十多年，在这里漂着，就是为了让你们能站着和别人对话。”她想等身上的担子可以卸下来的时候回娘家，她母亲90岁了，再不照顾她几天，就没机会尽孝了。

四

彭小青，42岁，湖南人，打工25年

进过电子厂、玩具厂

当过饭店服务员、保洁员

现为幼儿园生活老师

小青为了逃避务农的命运，跟着表姐来深圳打工，17岁那一年她进了东莞一家连名字都没有的闹钟加工厂，做了七个月。厂里封闭式管理，包吃包住，却一直不发工资，也不让她们离开。宿舍位于厂内，保安在门口守着。同乡发现厨房的下水道可以出去，带着她们丢下所有行李钻了出去。小青找亲戚借了几百块钱，才逃回了老家。

在工厂，打工者就像他们生产出来的商品一样，变成一个个按序编码的工号，她们的名字都在这座城市里丢失了。小青曾经的工号是2069。在工厂里，主管没几分钟就要叫工号骂人，吃饭的时间只有十多分钟，上厕所要排队获得一张许可证。如今小青在一家幼儿园做生活老师，负责打扫和杂物，领着深圳最低标准的工资。

25岁那年，小青在母亲的逼迫下结了婚，接连生了两个女儿，婆家一直催逼着生儿子。婚后十多年，丈夫从不做家务，也不记得她的生日，但每年都会给自己家人庆生。她觉得自己始终是个外姓人。这几年，她一直逃避婚姻生活，和丈夫分居异地，手机里也从来不存丈夫的照片。她一直争取离婚，可母亲觉得离婚就是家丑，坚决反对。

三年前，婆婆患老年痴呆，丈夫要她辞职回去照顾。“为什么是我回去而不是他呢？为什么照顾婆婆的责任不是他而必须是我来做牺牲？为什么义务都是女人的，男人可以合情合理撂摊子？”小青和丈夫理论，丈夫却说：“没打过你骂过你，也没要求你出一半的钱养我妈。你有什么理由要离婚？”小青唯一的顾虑是，传统的社会观念很歧视单亲家庭的孩子。为了孩子，以及丈夫的拖延，她到现在还没离成婚。

近十年，小青都没有搬家，一直独自住在龙华大浪南路的廉租房里。深圳和老家最大的不一样，就是人际关系很冷漠，邻里都封闭得很，住了十多年，隔壁邻居都不认识。独居十多年，她的性格比以前沉默了许多，也有些抑郁，想说话的人都没有。她觉得她的人生总是在逃，逃过农活，逃过黑工厂，逃避婚姻，却依然逃不过贫困的命运。

五

周素华，46岁，四川人，打工29年 

周素华的年纪已经进不了工厂了。这十多年，她一直住在横岗六约牛始埔社区，每天从玩具厂拿零活回家里做。早上六点半到晚上十一点半，给布偶塞棉花，一刻不耽搁可以赶出3300件，每件3.5分工钱，每天赚100元。她也不休假，一个月下来结算3000多块。儿子今年11岁，被她带在身边，在横岗的打工子弟小学读五年级，每个学期学费就要4000多块。

她从未妄想过留在深圳，这个地方只是为了暂时谋生，老了肯定是要回老家的。46岁不算老，但深圳也留不住了，因为儿子读完六年级就要回原籍读初中。周素华的婆婆和母亲都已年迈，无法照料孩子，明年她就不得不带孩子回老家。

打工者们都是教育不受保障的家庭。在深圳上公立学校取决于户口、房产和证件这三个方面。他们都是非深户且租房住，而所需的出生证明、居住证、房屋租赁合同、社会保障证明和生育证明，每道程序都是门槛。即使证件齐全，也无法进入公立学校，因为“学位资源有限”，入学还得靠积分。作为家庭兼职工的周素华，连社保都没有。

前几年，因为家暴，她觉得日子熬不到头，听到离婚的工友说不想再结婚了，只谈恋爱。她说：“怎么可能不结婚耍一辈子呢，孩子归谁呢，自己管自己是不可能的事嘛。养孩子不就是防老吗？虽然说也靠不住，但至少生病有人管吧，死了有人送终嘛。”

她觉得婚姻在她心里不是最过不去的事，还是赚钱要紧，“离婚也没什么意思，嫁来嫁去都是一样的人，过得都不好，没什么意思。有朋友因为家暴离婚，再嫁又是被家暴，结果都一样。有小孩子也不可能离婚。离婚，家庭要就一刀两断，别把小孩子拉来拉去，受罪。”最近她的丈夫去了工地上做事，一个季度才过来看一次孩子。“结婚20多年，夫妻俩就这么陌陌生生过了20多年。真没什么意思啊。”

六

吴秀丽，49岁，贵州人，打工4年

8岁那年，吴秀丽被拐卖到福建莆田一个姓吴的人家做了童养媳。她原本姓张，这个名字是吴家取的。吴家有四个儿子，想买个女人帮忙干家务，大了做儿媳妇。她等到17岁才联系到娘家人，见着亲人，连着哭了几天。娘家人看婆家的光景更好一点，又养了秀丽这么多年，希望她在这边能过更好的生活，决定把她留在了莆田。

那一年秀丽和同岁的吴家老二结婚了，接连生了三个孩子，但和丈夫并没有什么感情，日子一直过得索然无味。她每天背着一个两手各牵一个，三个孩子慢慢也拉扯大了。直到五年前，丈夫有了自己的感情，他们决定离婚，孩子留给了吴家。

2014年，两次失去家庭依靠的吴秀丽只能来到深圳自谋生路，进了一家珠宝厂呆了4年。但因为长期以泪洗面和流水线工作，视力下降，被迫辞职，目前只能卖膏药为生。她没上过学，至今也只会写自己的名字。

七

晓琴，47岁，山西人，来深圳打工22年

先后在几家工厂工作十余年

目前从事家政服务，兼职保洁员

晓琴先后在几家工厂工作过十余年，每天完成流水线的工作之后，还要回到出租房里照顾孩子。一次儿子嫌她做的饭菜不合胃口，她很崩溃：“为什么照顾孩子的责任和家务都要落在女人身上？”后来，她被检查出乳腺肌瘤，她发现女工们之所以活得那么沉重，都是因为把那些遭遇揣在心里太久了。

她决定转变人生信念，开始跑步，每天坚持长跑五公里。她不想再过那种机械化的生活，转行从事家政保洁工作，三家固定，三家兼职，她觉得比在工厂自由多了。随着中国经济转型，越来越多的“超龄女工”开始从事按摩、家政保洁等服务业工作。

可是晓琴依然困扰，儿子就读的私立学校，教育质量堪忧。儿子的学习成绩表面上说得过去，但基础都没打扎实。英语考了80多分，却记不住26个字母的正确发音，拼音都没记熟，作文也勉强凑字数。

她认为，学校只管学生的安全和按部就班的学习流程，却没有真正落实到教学质量上。教师的招聘只要求学历，师资流动性太大，一个学期换好几个老师。家庭教育方面，女工们受教育程度偏低，也没有足够的能力辅导孩子。这些矛盾横亘在流动儿童的教育过程中，他们的未来被赋以低期望值。

晓琴觉得，还不如带孩子回老家就读当地的中学。但对于儿子来说，深圳更像是他的故乡。他从小到大都生活在这个社区，熟悉这里的每一条巷子。社区里居住的都是外来的打工者，孩子们都是朝夕相处的玩伴。

像晓琴这样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女工，她们的乡土情结在下一代身上已经呈现断裂。流动儿童不得不返乡“留守”，但他们难过的不是回到老家，而是离开深圳。

近年来，六约社区的发展十分迅速，社区服务中心会组织流动儿童们观看露天电影。城中村周围建起了大片的商业住宅，孩子们说高楼里住的都是能买得起房的有钱人，他们的孩子是公立学校优先入学的群体。

八

蒙石芬，52岁，云南人，打工16年

待了4年工厂，做了12年环卫工

蒙石芬说，她拖到46岁实在找不到出路才出来打工。在她的家乡，出来打工的女人意味着“不正经”，她一直担心出来之后名声会不好。

扫街12年，蒙石芬的工资从300块钱涨到3000块。为了谋生，她一边扫街一边捡垃圾。她觉得环卫工是工人中最底层的群体，还要经常面临路人的无视和陌生人的敌意，最被人看不起。

2018年9月，她在扫街的时候失足摔断了一根肋骨，只获得了三天的带薪休假，没有任何工伤补偿。她最担心的问题就是回家养老，因为这些年她没有社保，老了还得回家务农。

后记

有一个女工在17岁初来深圳时，写下这样一篇日记。她在日记里对母亲为她和姐姐们所做的牺牲，说了一句沉重的“对不起”，她问父亲为什么人有这么多不平等。她想起父亲的背影，眼睛里充满泪水，并这样形容自己17岁的青春：

“别人在灯光的照耀下一片光亮，而我眼前一片黑，看不清任何东西，看不到任何一个人的心。爸爸，我很失职，很惭愧，作为一个女儿，却无法摆脱你们的困境。2003年9月25日，不孝女。”

校对 | 徐亦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