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流回不去故乡 | 镜相
盲流终生漂于青海高原，
背后是回不去的故乡。
文/ 杨海滨 编辑/ 刘成硕
湃客号@杨海滨
一
“解放”牌卡车终于在天黑后进到一个土坯墙院子里，司机跳下驾驶室，朝绿色帆布裹得严严实实的车厢敲着高喊“班玛县到了。”
躺在车厢洋芋堆中昏昏欲睡的田荣贵一轱辘跃起身来，一头撞在帆布车顶才清醒，匍匐着身体扒开一条缝隙朝外看，只见有盏发黄的电灯吊在一排房子一角轻曳，四处黑漆漆静寂无声。
三天前，田荣贵的大舅在青海省唐格尔木劳改农场托运输队司机，把田荣贵带去班玛县找他的狱友老索，司机说驾驶室已坐满人了，大舅说，没座就扛大厢，托着他的屁股硬把他塞进载满洋芋的大厢中，他立刻变成一个洋芋，经过三天不见天日的摇晃到了班玛县招待所。
他刚下车，胸口一股恶浪朝上冲来，忙蹲在地上猛呕吐了一会，感觉才好些。他原地兀自站了会，见对面影剧院隐约亮着灯光，走过去就地躺在地上睡了一晚。天亮后他掏出大舅临别时塞给他的五块钱中的一块，打了个长途电话，问清老索在莫坝公社砖窑厂，离县城有四公里。
他走的很快，不一会头晕心跳喘不上气来，又走一截回身一望，见班玛县城竟是凹进峻山怀里的小块平原。说是县城，还不如河南太山村的规模大，且大多是土坯房，连个二层楼都没有。
再往前走，他看到莫坝公社紧靠在山脚下三排房组成的院子，院前是公路，公路前是玛柯河。整个河谷清晰浓重地回荡着河水的呼啸声，显得很静，一公里外，有处用木板搭起的棚子，下面正冒着淡淡的轻烟。砖窑厂到了。
有几个人在倒土坯块，他走过去问其中一人：“老索在不在？”那人指了指站在一边的瘦小男人，田荣贵鞠了一躬：“索叔，我是王家成的外甥田荣贵。”
老索说：“你先适应几天，等高原反应过去了，再说干活的事。”领他朝一处用土坯垒起来的简易房边走边说：“我和王家成在唐格尔木劳改农场一间房里睡了七年，你就是我亲外甥了。”有个藏族妇女拿着两床被子迎面走来递给他。这是老索老婆。
田荣贵休息了两天，每天看那几个人如何打土坯。他们用四个空心为一整砖的模具，把和好的黄泥填满，再用一平板沿着表面刮掉多余的泥，轻取出模具就是四块土坯。
老索指着打土块的人说：“这一步不是主要的，和泥才是关键，你要早点从山头上劈出好黄土，饮透水，光脚反复踩踏，把黄泥踩劲道了，再倒出的土块就不会裂缝，烧出的砖才合格。”又指着前面几十米高的土崖说：“班玛县城附近就这个山头是黄土。”
到了第三天，田荣贵感觉已完全适应班玛的高原气候了，找老索说：“索叔，我去和泥打土块吧。”老索领着他来到山头下最里边，指定一块地说：“这里的黄土就是你的财源。有句话说三十岁前人吃土，三十岁后土吃人，你正是吃土的年纪，撅着屁股把这块土给我吃完了，你就有钱了。”
伊始，白天干活倒也充实，到了晚上就显得孤单，就到老索家聊天。有天老索问他：“你舅是土匪罪来青海的，你来青海是为啥？”
田荣贵就说——
我是地主出身。有亲戚给我说了三回亲，姑娘们都看上我本人，但因为地主出身没人同意。平时出门都得沿着墙跟走，对小孩都得笑脸相迎，恐怕人家找麻烦。最让我害怕的是被随时叫去被批斗，还只能忍着说不疼，陪笑脸让他们高兴。
1968年，我妈偶然得知我那老家当土匪被判了刑并押往青海劳改的大舅被释放了，不愿回老家，留在了青海。我妈就谋划让我偷跑去找大舅，我知道一旦偷跑，她和我爹肯定要受连累，但他们还是要让我出去，找活路。
那年头，没有公家证明连车票都买不上，不过俺爹解放前上过高中，在学校时喜欢书法篆刻，是个乡村文化人，他用一个多月的晚上，偷刻了假公章，盖在他写的假证明上，我用它当护身符偷偷上了路。
俺爹给的钱刚够买郑州到西宁的火车票，从老家到郑州那段路，我步行了三天。我坐上火车去西宁的三天里没吃没喝，下车就饿晕在广场上，有个好心人给我一个馍馍，才让我缓过劲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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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老索在三年前出狱，正碰上在青海省班玛县当副县长的姨表哥，欲找个烧砖师傅，而他从小就在窖厂长大，是烧砖的好手。姨表哥就把老索带去班玛，在唯一有黄土的莫坝公社建了砖厂负责烧砖。
他听了田荣贵的经历后说，“也是个可怜人，我们凑在一起那是缘分，你踏实干活，挣点钱回河南娶媳妇。”
自此，田荣贵对老索的感情就像对他大舅一般，老索对他也比从渭南老家领来的那些打土坯的人还要亲近些。
田荣贵记住老索的话，活干得非常卖力，别人和泥用一个小时，他就用两三个小时，别人中午午休，他就在那使劲踩泥，合格率在一伙人中是最高的，深受老索的信任。这一干就是三年。
到第四年，某天，县公安局的人突然来窑厂查他们的身份证明，老索知道田荣贵是标准的盲流，赶紧让他躲在小屋里回避，让那些有证明的渭南人去应付。但是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有天大婶让他去县上唯一的民贸公司买盐巴，被在那转悠的公安碰上，叫住他要原籍证明，他当然没有，就把他带到公安局。他不停地解释：“我是莫坝砖厂打土块的，已经来三年了，我的身份证明在从河南来的路上弄掉了，我得往老家写信，让大队再给我开证明寄来。”
旁边的另一个公安说：“他是老索的工人，咱县上盖房的青砖都是他们烧的，我认识他，让他走吧。”
那个公安听后说：“你赶快往你老家写信把你的证明捎来，以后你再没有证明，就按盲流对待，遣返原籍。”
这次经历让田荣贵画地为牢，几年没敢超过砖厂一公里外。
1973年八月某天，气温有十几度，这在班玛县是少见的好天气，倒土坯的那几个人，趁着好天气拿着钢钎十字镐，到山头劈黄土，想多积些慢慢用，一股股黄土从几十米的山顶倾泻而下，可不知啥时候县农机厂的王胡子竟开着拖拉机在下面装黄土，正好被一块巨大黄土覆下时连车带人给埋了，等发现慌忙去抢救把人挖出来时，早已七窍出血，在去医院的路上就没了气。
他们几个人因此又被带到派出所接受问询。渭南那几个人都有原籍证明，唯独田荣贵没有。老索担心这事会把田荣贵判刑，赶紧去找关系，又托人做王胡子老婆的工作，这妇人知道是场意外事故，也不想连累无辜，主动到县公安局找到办案的民警说：“这是意外，和那几个劈土的人没关系”，他们几个终于全被释放回到莫坝砖窑厂。
几个渭南人怕再出事，几天后卷起行李回了老家，田荣贵因为没证明不敢离开砖窑厂，也不想离开，一直在砖厂干活。
有天老索对他说：“你年纪也不小了，出身也不好，也不敢乱跑，我让你大婶把她侄女介绍给你过日子吧，只要有媳妇有饭吃，就是成家立业了。”
田荣贵赶紧巴结地说：“我太愿意了呀索叔！求你和大婶费心。”
老索让田荣贵在砖窑厂不远处盖起了三间土坯房，也没办啥仪式，和一个藏族姑娘算结了婚，之后他死心塌地地打土坯，老婆放着陪嫁过来的一群牛羊过日子。对藏族人来说有了牛羊就等于有了全部生活的来源，这样一来，田荣贵的生活就像玛柯河边的红柳，鲜活而又顽强地在高原上扎下根来。
三
1975年秋天，老索和他老婆以及牧业队十几位牧人，坐上公社那辆破青海湖牌卡车的大厢里，一起去查郞寺朝拜。当汽车行驶到满掌山顶一处拐弯处时突然翻车，老索当场死亡，他老婆奄奄一息地熬到营救人员到达，但还是没撑住咽了气。
老索死后，剩下的人试着继续烧砖，都因技术不过关成了次品，反倒贴了不少煤钱，只好彻底停止，作鸟兽散。
春节前几天，田荣贵去县上民贸公司买东西，这时公安上的人几乎都认识他，也敢单独去县上自由活动了，在人群中听见有个男人说一口豫北话，赶紧过去问他说：“你是豫北一带的人吧？”
两人一细聊，田荣贵才知道此人叫陆晓剑，在县文教局当科长，后来没事常去他家闲聊，时间一长，关系走得很近。陆科长知道，像田荣贵这样的盲流，在生活中最需要的是面粉，而在班玛县，县粮站是唯一能用常住居民粮折买到面粉的地方，就把自家节余的粮折给他，田荣贵不断提着牛羊肉和牛奶回馈。
这天他对陆科长说：“砖厂停了，我连饭都吃不上了。”
陆科长给他出个主意，在县上影剧院围墙外，盖个简易房，再去西宁多进些自行车配件，开个修车铺，县上骑自行车的人多了，但没人会修理，独一家生意，能不挣钱吗。
田荣贵赶紧请陆科长给影剧院的领导打了招呼，盖了两间简易房，第一个在县上修理起了自行车，生意相当不错。人一旦走运想挡都挡不住，年底田荣贵的老婆竟然生了第二个儿子。
环境松弛后，他就想和分别多年的父母联系，但生怕出事，把眼下的生活毁于一旦，便将这想法告诉了陆科长。
陆科长又支招，先给你姑夫的表弟写信，再让这位远房亲戚转交给你弟，经过这样几绕，别人不会知道你在班玛县。后来，田荣贵弟弟在接到信后，偷偷辗转来到班玛和他会面。一家人算是半家团聚了。
电影《可可西里》剧照
四
有关田氏兄弟在班玛县的故事，连我这个小学生也知道，班玛县毕竟就那么大，不足六百人。偶尔在街上见他俩，我还和同学们在他背后起哄，叫他河南盲流六毛二。据说，这叫法源于商店卖河南产的坏鸡蛋每斤六毛二分钱，还不收票。
有天，田氏兄弟又来拜访我父亲。我父亲就是陆晓剑陆科长，他在1952年随老红军扎喜旺徐进入果洛后，几十年来都没回过故乡，所以很看重乡情。
他兄弟俩和我父亲坐在屋里，田荣贵叨叨着他以前的事，伤心时还会哭，哭完就用手背去揉眼睛擦泪水，同时还不停地擤鼻涕，甩到地上后伸手在裤腿上来回抹，然后低头看着地上的鼻涕用脚来回搓。
我听到田荣贵问我父亲：“华贵来了，又多了一口人，今后咋办哩？”
我父亲像谋士似的说：“你两口不是吃住都在街上的铺里吗，这是对的，以后孩子大了上学也方便，让华贵去莫坝住，放他嫂的那群牛，先有个着落，再看看有啥机会。”
这样过了一年，谁也没留意，田荣贵的弟弟田华贵在莫坝悄悄娶了从甘肃甘谷来烧窑的一个工人的妹妹，比他整整小十岁，他俩过得很好，两年后生了一儿一女，后来一家四口人回到甘肃甘谷县西坪村，那是山区也是个穷地方，就在那安了家，又偷偷回河南把老父亲也接到了甘谷，他母亲一年前就去世了，一家人断绝了和老家的任何联系。
我父亲说：“你们这是和乡梓断了根呵？”
田荣贵说：“人这一生就是吃得差点，穿得次点都没啥，只要精神上不被人欺负，再苦的地方都是故乡，再陌生的人都是亲戚。”
1983年，田荣贵问我父亲：“修理自行车的生意不中了，也不知再找个啥事好干点？”
我父亲说：“班玛县是牧区，各个公社都有足够的牛羊供应县上的人，但蔬菜多年来却一直稀缺，以往各单位食堂都是自己包车从西宁拉菜，整个县上五六百号人，只要听说哪个单位拉菜回来了，都会蜂拥去买。买菜的人花了钱还得领卖菜的人情，如果你能在这里种些菜来卖，我看一定会受欢迎。”
我父亲又说，可以把县中学跟民中之间那块荒地，暂时给他去种菜，不过如果民中要盖学生宿舍，要田荣贵马上给人家腾出来。
田荣贵是个聪明的人，得到指点后，很钻研。他调查了班玛县最易收获的蔬菜是萝卜洋芋，次之是大白菜，于是花费了二十来天，把那块荒地整理成了农田，同时托人从西宁带回那些菜种。
在整理完田地后，他到附近的班玛中学学生厕所掏大粪，根本没注意下课的铃声，课间操时仍站在厕所下面扒粪，这让三五成群站在不远处憋着屎尿的女同学们，指手画脚大骂他河南盲流六毛二。有个女同学跑去报告给了班主任，班主任马上意识到这样会把女同学们给憋出毛病，赶紧从办公室到跑厕所后面，朝站在粪窝中的田荣贵高喊：“哎，那个六毛二，你赶紧给我出来！”
等打铃上课，他再进去掏，把大粪全都堆在架子车上，拉到新垦的地里铺开，太阳一晒，空中弥漫着腐臭味。
田荣贵掏粪事件，在我们学校轰动一时。班玛县是高原牧区，从没有过这样的农耕劳动行为，他是第一个以这种方式体现劳动人民本色的人，也让我们这些学生明白，人类的大粪可以当蔬菜的肥料，而蔬菜长大后又可以供人们进食。老师也利用这机会，赞美掏粪人本质的高尚，那周的作文题目就是“当我看到掏粪人的感想”。
我那时想，一个把自己放到大粪坑里的人，干着肮脏的活，到底是地主还是劳动者？晚上我把这疑惑说给父亲听，他回答说：“他是个善良的为了活命的盲流，是个好人。”
田荣贵有着农民的耕种经验，精心伺弄土地，长出来的白菜个个肥壮硕大，卖相漂亮。他不敢忘记自己是个盲流身份，害怕贸然上街卖菜被县税务所罚款，便主动去税务所报税。县税务所自成立以来，从未发生过这样上税的事，经办员赶紧去请示领导，领导也是现场找了相关文件，说：“这是小商贩，上三毛钱税。”还表扬田荣贵说：“你是咱县第一个自觉交税的人。”
他拿着三毛钱税票心想，只要不罚钱就好，就在路边正式摆摊。以后只要来卖菜，便先来交税，恐怕税务局找麻烦，办事员见他那段时间几乎天天来，给他办个月税，省去跑腿的麻烦。
县上最先发现他卖菜的是医院的护士，然后是银行和政府的人就来买了。有次有位藏族妇女来买白菜，不知钱丢了还是忘记带了，不太会说汉语，把秤好的白菜又放下。田荣贵用半生不熟的藏语说，藏汉一家，尤其照顾藏族妇女，这点菜不要钱白送给你了。更多的时候，碰到像他一样的盲流，老远就喊人家说，过来拿颗白菜回去吃，也不要钱。
到了八九月萝卜洋芋下来时，萝卜个大水灵，他常在秤完菜后还多送一个萝卜或是几个洋芋。这就吸引更多的人来买，不时还要排个小队，从地里拉来多少就能卖出多少，供不应求。在他摆摊的地方，后来就逐渐形成了班玛最早的蔬菜水果市场。
有天县长谱尔娃路过，突然想起老婆曾对他说起过这个人如何好，也听过干部们私下议论田荣贵种菜的事，便走过去和他聊天说：“我准备让政府大灶抽个专人，在山下开垦两亩地种菜，以解决大灶上蔬菜少的问题，到时我请你去给他们指导下。”
田荣贵激动地说：“只要谱县长信任我，啥时叫啥时去。”
谱尔娃县长接着说：“有次我老婆没带钱去买你的菜，你就送给她，她回家一直念叨你的好。从政府角度来看，你无意中帮助我们解决了一部分蔬菜供应难的问题，要感谢你的劳动。”
年底，田荣贵卖菜收入上千元。春节前，他叫我父亲到民贸公司给他当参谋，花了三百多块钱买了一块“英纳歌”手表，他对我父亲说：“活了一辈子，就撒一瓜（青海土话，浪费）烧包烧包（河南土话，炫耀）”。
那年夏天，县民贸公司从成都进来一批深蓝色的类似涤卡布料，七块钱一条的直筒裤，这在班玛是最时髦的衣服，很多同学都买了，我母亲也给我买了一条。田荣贵见了就问在哪买的，给两个儿子也一人买了两条，尽管他两个儿子的个头要再等几年后才能穿，足见他种菜的收入比我父亲的工资还多。
也就在他给儿子买新裤子不久后的几天，他的二儿子吃完饭骑着破自行车去玛可河边玩。当走到单门独院气象站大门前时，一条很大的藏狗，疯狂地撵他，他吓得摔倒在地上，藏狗在他的腿上吞咬掉了一块肉。
田格日歇斯底里的哭声被人听到，策马过来掏出打狗锤驱狗后，把他送到县医院。医生派人叫田荣贵来医院，才知道儿子被带有鼠疫病的狗咬了。后来因医疗条件限制，田格日还是因为感染鼠疫，不久后就死了。
田荣贵伤心欲绝伤，四天滴水不进，奄奄一息，我父亲知道这件事后，带着我一起到医院看望他。他老婆是信仰喇嘛教的，对于生死有着超然态度，并没有因为儿子的死而寻死觅活，劝说：“你不能因为儿子死了，你也死掉。你得活下去！还有几个儿女要靠你养呢！”
这话像是点醒了田荣贵，从那天开始强迫自己吃喝，慢慢恢复了元气。然而天阴偏遭连阴雨，就在这段时间里，街上陆续出现了两家蔬菜铺，都是县上某领导家属开的。他们包了卡车从西宁或成都批发各类蔬菜，拉回班玛来卖。那时班玛至成都的公路也修通了，价格比他的还要便宜，这把他的生意抢去了一半。次年夏天，民族中学要往后扩建寄宿房，早早就通知了他，于是就停止了种菜卖菜。
五
1984年，班玛县开始办理第一代居民身份证。人口普查的办事员几次到他家里摸底登记，他每每闻风而逃，害怕被查出没户口，被公安遣返河南。他有时也想去找谱尔娃县长反映自己的身份问题，害怕再出事，就免了那想法。他的儿女陆续出生后，都是他老婆用牧民身份报的户口，他一直躲躲藏藏。到1985年，全国统一使用第一代身份证时，他仍然是个盲流。后来班玛县开始整治街道违章建筑，田荣贵的自行车铺被列在违章名单中。他一时找不到可以替代的门面，只好举家搬回莫坝那处土坯房里去了。
1995年，我父亲退休回河南养老。由于长期在高原生活，受不了内地充裕的氧气，肺部衰竭，而温县的医生根本没这方面的经验救治，很快去世。之后我忙于生计，不觉中断了与班玛县的联系，直到2016年春天才又复上联系。
我问到田荣贵大儿子田扎西的电话号，当我打通他的电话，他用生硬的汉语还夹杂着藏语问我：“你是谁？”
我解释了半天他才恍然，他说：“自你们离开班玛后，因我阿爸没有身份证是个盲流，为了避免公安找麻烦，就和我阿妈回到莫坝草原上专门放养我们家的那群羊去了，还有十头牛，这些足够我们一家人的吃喝，直到2009年7月死在草原上。我阿妈2012年去世。他俩都是按我们藏族人的风俗天葬的。”
我说：“你不回河南老家了吗？”
他困惑地说：“河南……老家？在哪我都不知道，但我父亲没死前常说，是班玛养活了他，这里是他上辈子的老家。我哪也不去就在班玛县生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