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2日，父亲去出差时，在武汉火车站因为转车而停留了两个小时，疫情爆发后，他主动告知了公司，被要求在家隔离到1月26日。
父亲是技术人员，又搞研究又带徒弟，国内国外四处跑，出差的时间比呆在家里的时间多很多。这一回，他倒是想工作也工作不了了。被隔离前，父亲屯了不少面粉，这次便趁机做了许多平时因为花时间懒得的面食：小笼包、菜肉包、还有足够吃上好几顿的鲜虾馄饨。眼看着确诊病例越来越多，他们也提心吊胆的，反而是和面剁馅的时候，因为手头有事情做，稍微安心一点。
最近一段时间，我和身处武汉的朋友聊天，直接问疫情如何似乎太冷酷无情，问周围有没有人感染又太伤心，常常问对方胃口如何，家里存粮几多，做了什么好吃的，一家人有没有齐齐整整地一起吃饭。如果对方吃得好，那我也放心了，觉得生活还有希望，一切还没有很糟糕。
娟娟的母亲是武汉一家医院的医生。疫情开始之后，给医院免费提供午餐的餐馆老板越来越多。很多餐馆为春节的旺季囤了不少菜肴，封城后，餐馆没了生意，老板们却放弃休假，把食材做成盒饭给医生送过去。他们从早忙到晚，菜色尽量每天变换，荤素搭配，为医护人员提供和病毒做斗争的营养。因为娟娟的母亲不在定点医院，也不在一线呼吸科工作，所以虽然工作比往常忙了不少，但好在每天还能回家，三个人一起吃晚饭。交通管制期间，医院专门给职工配备了免费的公交车。母亲有时候要加班，就骑摩拜单车回家。娟娟的父亲想让母亲回家之后能吃到一些新鲜的蔬菜，所以虽然疫情严重，但仍然时不时走路去超市买菜。那时娟娟告诉我，超市的菜价比平时略高。米饭、面粉、火腿这些可以长期储存的东西，大家都已经囤积了不少。倒是新鲜的蔬菜，每次一有人送来，就立刻被人一抢而空。还有人专门等在空荡荡的蔬菜柜台前，等着补货的人到来。“能买到什么，完全靠运气。有时候早上十点去却什么都买不到，有时候下午一点钟去，种类却不少。运气最好的时候，我爸刚到，就有人送来新鲜的蔬菜，他立刻每一样都买了一点。”娟娟说。她原本也害怕父亲出门会有感染的危险，倒是父亲安慰她没关系。她后来自己也觉得，在被微博、文章、新闻、疫情数据充斥的生活里，能够时不时和世界有点交流，生活就还算在正轨上。父亲总是走去买菜，装备是母亲亲自设计的：两层医用外科口罩，戴上帽子、框架眼镜和塑料薄膜手套。回来之后，用75%的酒精喷全身，然后立刻洗手、洗头、洗澡。把衣服在通风处挂起来，用酒精擦门把手，用84消毒液喷门口的地毯和玄关的地毯。超市里的其他人也都是全副武装，有人在身上披了好几件雨衣，有人戴了游泳眼镜。娟娟父亲表示，封城那天早上，他去超市，还有人不戴口罩打着喷嚏，但是这几天，已经看不到不戴口罩的人了。超市的人流比想象的更多。依然有人在挑挑拣拣、反复比价，依然有人在买年味十足的金币巧克力和糖果。不同之处，除了人们脸上的口罩，还有肢体语言，每个人除了买菜，还在打量周围，注意不要与其他人太过靠近。排队时的拥挤和碰撞不见了，每个人都格外“谦让”，收银台前，人与人的间隔有半米多。看到有人想插队，也不理论，而是能躲就躲。“绝对不会！”娟娟斩钉截铁地说，“怕菜抢完了，也怕自己的疏忽造成了污染，怕身边的人是病毒携带者。”现在，买菜就像是打游戏中的关卡，需要全神贯注才能通关。好在周边省市多有捐助，娟娟的父亲每次也能购得新鲜蔬菜，只是能买到的菜的种类有所限制，也不如平时那样花样翻新。她们家昨天的晚饭是酸辣菜薹、莴苣炒牛肉、牛肉汤，荤素搭配，营养丰富。“爸爸妈妈总是表现地很轻松。他们说没事，想吃什么就说，吃完了就再去外面买。”娟娟说。但是疫情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的不确定性还是给她带来了压力，平时挑食的她，现在有什么就吃什么。母亲在医院工作，所以疫情是饭桌上必不可少的话题。母亲所在的医院并非定点医院，但也设有发热门诊，发热门诊忙起来的时候，病人在门口蜿蜒排出去上百米那么长。有些已经收治后确诊的，原本要转去定点医院住院，但后来决定就在本医院隔离治疗。医院里一切都以呼吸科为重。收到的物资补给、社会捐赠，优先供给呼吸科的医护人员。而母亲所在的其他科室医生，则穿着普通的隔离服。呼吸科医护人员的健康也牵动着全院的心。即使防护措施已经尽可能做到了最好，但长时间和病人接触，加上连轴转造成的免疫力下降，每天都有医护人员病倒。同僚的境况不可避免地给其他医护人员带来了心理压力，母亲在饭桌上，常常忍不住说起认识的哪个医生病倒了，说着说着流下了眼泪。前几天，一位和娟娟很亲密的医生伯伯确诊了，这让娟娟有了种不真实的感觉。伯伯不久前还在和她聊着天开着玩笑，怎么现在就变成那冷冰冰的新增感染人数中的一个呢？娟娟第一次感觉自己成了新闻报道中的参与者，而不是旁观者。在她印象中，这座城市还是第一次经历这么大的事件，看着窗外空荡荡的马路，有点不相信这是现实。母亲似乎是为了缓解情绪，打开电视，随便调到一个电视剧就看了起来。她在每天晚上或者哭过或者丧气过，第二天早晨六点多依然准时起床，七点钟就到了岗位上。因为人手不够，加上医院里抽调人员支援定点医院，排班表常常变化，压在每一位医护人员身上的担子更重了，但却没有人说一句怨气话。超哥是我在做物资捐赠时认识的，武汉第一批定点医院里的急诊科医生，如果在战场上，他就是扛枪杀敌的先头部队。从1月23日封城开始后的几天，人力物资最为匮乏。他常常给我发来“物资不够啦”的求助短信。他发来护士的照片，有的护士一套防护服穿十几个小时，脱下来之后，穿在里面的粉色护士袍湿漉漉的。他求支援N95口罩，医护人员因为口罩数量不够，只能用过之后用紫外线消毒后再用。那段时间，很多医生一天顾不上吃一顿饭，而由于补给物资不够充足，也不得不吃泡面和饼干。后来，一切慢慢走上正轨，虽然病人依然很多，但伸出援助之手的人也越来越多。红十字会和民间的捐助纷纷到位，社区的政府工作人员也分担了一部分上报病例的工作，在忙乱中，大家渐渐摸索出了更高效的工作程序。给医生免费送食物的热心人越来越多。超哥说，他常常可以收到不知道是谁送来的奶茶、水果、零食、蛋糕。外卖单上，付款的人来自江苏、湖南、河北等不同省份，注明了要送到医生和护士的手里。通常，外卖单上还写了“你们辛苦了”，“一定要平平安安的”，“注意身体”，“祖国人民感谢你们”等各种暖心的留言。有时候，超哥觉得对不住来送外卖的骑手，现在大家能避开医院就避开，骑车却一天几次往不同的医院赶。有时候，因为大家手头都很忙，没有及时取餐，耽误了骑手的时间。他有一次向骑手道歉，但是骑手却摆摆手，说自己是自愿来配送的。“他说自己完全可以不接医院的单，但是一想到医生在第一线奋斗，就觉得自己说什么也要让医生吃上口热饭。”超哥说。现在，超哥的排班是每在污染区工作四个小时，就可以在洁净区休息四个小时。对他来说，每天最难走的一段路是从洁净区穿衣走到污染区，再走到办公室的那一段路。门外不断有人进来，门开开合合地，带进了一阵阵冷风。自动挂号机旁边围满了人，两位分诊医护人员各自被几十位病患和家属团团围住。病得严重的人，有些面色蜡黄，有些脸色发青，他们或席地而坐，或盖着被子躺在地上，或坐在轮椅上。家属站在周围，或焦急地打着电话，或抱着手臂一动不动地站着。地上可见血迹、痰液、呕吐物。他穿过大厅，走上二楼输液室，所有可以落脚的地方都摆上了座椅。他穿过一群又一群病患，进入呼吸科的病区开始查房，每一层有三十张床。有些精神好的病人在聊天，分享家人送来的鸡汤、水果，有些精神不好的病人，则闭着眼睛努力呼吸着。“我们现在六班倒，做完一班，我饿得要吃两份盒饭。”休息的间隙，超哥把他的午饭拍给我看，是土豆烧鸡肉，和满满的白米饭。很多同事怕传染家人，按照医院的安排，统一住在酒店，但是日子久了，想念家里的那口菜。也有不少医护人员的家属，趁着休息时间，把家里包的饺子，烧的鱼块，放在保温杯里送到医院来，亲人相见，只能远远打一个招呼，靠食物传递感情。武汉第四医院的医生被病人家属袭击时，超哥气愤地抱怨，这些天来，他也目睹了几次病人和家属向医护人员发泄心中的不满，因为打针速度太慢、急需入院、病情没有起色等原因，和医生起冲突。但是他后来也说，理解病人和家属心中沮丧，需要发泄情绪，但是希望不要把这种情绪发泄在医生身上，每一位医生都是竭尽所能地在救治病人。超哥也常常不厌其烦地分享信息给我：哪家医院有床位、哪家医院最新被定为定点医院，希望我可以把这些信息传递给需要帮助的人。听到我说身边熟悉的人确诊了，超哥让我告诉她千万不要放弃，要打起求生欲，要积极向社区反映病情的真实情况，同时也要去医院拿住院卡，以便一有床位就可以住进去。听到我说有朋友出现了一些症状，超哥让我告诉她不要自己吓唬自己，先去验血和做胸部CT，然后听从医生的指示，发烧就去打针，腹泻可以吃药，和家人做好隔离，也要好好睡觉，努力吃饭，即使没有胃口也要吃些有营养的，增加自己身体的免疫力。超哥常常因为忙于工作无法及时回消息，但一旦有所空闲，他总是事无巨细地回复我。对于我转给他的朋友的病情，也都当成是自己收治的病人那样认真对待，列出好几种解决方案，还在事后询问结果。“最近几天，医患关系改善了很多，也从红十字会领到了物资。”有天晚上，他发来这么一条短信。“你们吃得好不好？睡得好不好？累吗？”我关心地问。娜娜是我的好朋友，1月23日，我和她一起建了个群，负责帮助北美的爱心人士向武汉一线医生捐赠物资。后来，群的规模逐渐扩大，来自不同国家的留学生都加了进来，捐赠的物资也逐渐送往武汉周边的城市。“我们群里一共捐出去多少口罩？二十万？三十万？”聊天的时候，我们开心地算起了账。虽然有些口罩因为供应商坐地起价，最后不得不退货，有些口罩因为物流的关系不能及时发出，但我们都替这次疫情尽到了最大的努力,收到了物资的医生护士纷纷表达了感谢。建群的初衷其实是娜娜自己买了两千个来自日本的口罩，想要捐给在武汉做护士的朋友。因为口罩供应商那里难得有现货，所以把货源信息共享了出来，让有需要捐赠的人购买。在之后的一个多星期里，娜娜还捐了84消毒液、护目镜等各种物资，出手十分大方。直到前几天，我才知道娜娜家里还算是困难户。她的爸爸因为单位跑路，断了医保和社保。这两年又连着做肿瘤手术，经济拮据，一直向社区申请援助和补助。在封城之际，社区也想着她父亲这样的困难户，过年前送来了米和油，昨天送来了紧俏的新鲜蔬菜：两个大萝卜、四个土豆、一袋子青菜。“难为社区还记得。”娜娜开心地拍了照片晒在朋友圈。封城之后，她和父母、丈夫、儿子一家五口人一起居住。因为上有老下有小，所以能不出门就不出门，靠之前过年囤积的年货和在网上买菜支持一家人的生活。因为武汉人原本就有置办年货的习惯，所以在封城之前，娜娜家里已经屯了二十斤的炸肉丸，一整个羊腿，和用来待客的牛肉鱼肉等。娜娜刚开始以为封城不会很久，还是像平时一样该吃什么吃什么，一家五口人，一顿饭吃几个菜，结果一周就吃掉了好些存量，和一包二十斤的米。“现在看来，封城应该要持续更久。”娜娜说，他们家的饭桌上也从新鲜的肉蛋蔬菜管够，变成了各种面食和稀饭。她发来一周前的晚饭和最近的晚饭。一周前是孜然羊肉、清炒芥兰、炖牛肉，现在则是花卷、面条、烙饼。每天晚上十点，她准时蹲点在盒马抢绿叶菜，预约快递小哥第二天送货上门。但是盒马的绿叶菜是最紧俏的，也不是总能够抢得到。“省着吃的话，也还够。”她乐观地说。又说羡慕顶楼和一楼的住户，一楼的住户在院子里种菜，顶楼的住户则在楼顶天放了好几个泡沫盒用来种菜。在疫情面前，能够自给自足是让许多人都羡慕不已的事情。
我问她，为什么家里也并不富裕，还要拿出那么多钱来购买物资做捐助。她笑笑说，自己从小在武汉长大，身边的亲戚朋友，小学中学的同学，有不少在武汉各家医院做医生和护士。她在朋友圈里看到她们一个个奔赴“战场”，明明年纪和她差不多，却肩负起了重任，让她不由自主地想做些什么。我们一起做物资捐助的时候，娜娜几乎白天黑夜都在线。先是千辛万苦找来货源，她要负责和供应商交涉、讲价，又要把图片发到群里让医生们鉴别真假。等到对方发货的时候，她又要追踪送货单，确定对方按照数量和质量的要求发出了正确的货品，又要和医生们对接，确保他们能够收货。因为春节期间物流缓慢，娜娜很是着急，生怕耽误了前线的医护人员。最近几天，群里的大家都找不到什么货源，我们自嘲世界各地的口罩都被在海外的华人买空了。大家每天看着疫情数字的增长，有种有力气没地方使的感觉。这时，娜娜看到了红十字会在招募志愿者，负责接听电话、登记物资、搬运货物。她本想自己报名，看到只招收男性后，毫不犹豫地替她的丈夫报了名。“让他去搬搬东西，有力就要出力。”娜娜笑着说，告诉我他的丈夫已经通过了电话面试，随时都有被召集去红十字会做义工的可能。张兰是一名最前线的护士，1月26日，咳嗽了几天的她被同事催促去做了CT检查。结果出来之后，虽然感染并不严重，但本着为同事和病人负责的原则，在家里自我隔离。她给我看了医生开的自我隔离期间的药方，是我们常见的奥司他韦、连花清瘟胶囊、拜复乐片、头孢丙烯等。“这个病，更多的是靠自己的免疫力，我倒是觉得，好好休息，好好吃饭，更有用一些。”生病的前几天，她腹泻、没有食欲，所以变着花样给自己熬粥煲汤。她怕传染给家人孩子，一个人住在婚前买的小公寓里，丈夫每天给她送食材，两个人隔着防盗门，聊一会儿天，唠唠家常。“有时候，真的想和他拥抱一下，疫情传开那几天，我忙得连家都没办法回，现在不忙了，又不敢见他。”张兰发来语音，听起来有些失落，但是她很快开始介绍她这几天的食谱。她把一整只鸡放在锅中，冷水大火煮滚，捞去浮沫，放入姜片、红枣、枸杞、大葱、和香菇。小火炖上几个小时，喝的时候加入一些盐和胡椒。胃口不好的时候，她硬撑着也要喝上几口几口鸡汤。胃口好的话，她就在鸡汤里放上一些菠菜、土豆、腊肠等。黄澄澄的油花，配上绿色的菜、红色的腊肠，看起来诱人又营养。为了补充蛋白质，她早晚都喝牛奶、吃鸡蛋羹。为了补充维生素，丈夫给她弄来了新鲜的橙子，她原本嫌麻烦懒得吃，现在也像完成任务一样每天吃几个。“三四天过去之后，症状好像减轻了些，还是会咳嗽，但是晚上咳得少了。”她说自己过去两周忙得连好好吃饭好好睡觉的时候都没有，每天在工作上都是一路小跑，和人说话都是吼的，精神和身体都极度透支。现在闲在家里，每天做做饭，打扫打扫卫生，看看电视，让身体和心灵都静下来，倒觉得平静了很多。“只是我每天看到我们工作群里面的消息时，都觉得很内疚，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多，没有和他们一起并肩战斗。”她又有些自责。她说，自己从未觉得护士这份工作这么神圣这么光荣。病好之后，还是愿意回到和病魔抗争的最前线去。最让我记忆深刻的餐桌，则是火神山病房里，护士用来送药和食物的小餐桌。2月1日，朋友的朋友丽丽在朋友圈里发了她确诊的消息，很快，她的母亲也被确诊了。连续几天晚上，娟娟都在朋友圈里询问哪里有病床可以收治她母女两个。虽然她自己身体虚弱，喘不上起来，但是她最担心的仍然是母亲的身体健康。她拖着病体出门给母亲买药，连夜守着连水都喝不下的母亲，在网上填写各种求助的表格，打各种求助电话。她曾经连夜照顾病重的母亲，母亲咳嗽了一整夜，她守了一整夜，又准备好鸡汤橙子等，让母亲好歹吃些东西垫垫肚子。她也曾经连夜在医院门诊病房里排队，整夜不吃不喝，就为了让身旁的母亲可以盖着毯子在椅子上睡上一会儿。可惜仍然没有床位，只能开了点药再回家去自我隔离。好在火神山病房在千万人的努力下迅速交付。2月5日，她开心地发来消息，说她和母亲在去火神山医院的救护车上。她之前一直说，如果只有一张病床，就先救她妈妈，好在这次，她和妈妈一起住进了刚建好的病房里。“每餐都有酸奶、水果、汤、肉和青菜。”她开心地说，给我发来自己的病号餐，有时候是粥，有时候是肉丝炒面，顿顿都不重样。她的病情稳定，母亲原本病危，但现在逐渐好转。
和武汉人聊天时，无论他们是医护人员、医护人员家属、志愿者，还是和疫情并没有那么直接相关的普通市民，他们的乐观和识大体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医护人员在谈起工作的时候，总是避免谈论自己多么多么辛苦，而是反复强调这是自己的职责。普通的市民在谈起封城和疫情带来的影响时，也总是告诉我，他们并没有受到很大影响，还是很努力地在维持日常生活。“再坚持一下就好了。”娜娜对我说。她又计算了一下家里的存粮，设计了这周的菜谱。算好之后，我们又开始了讨论如何筹措物资，和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至暗时刻，一支海外志愿者队伍向武汉的紧急驰援 | 镜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