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做武汉物资捐赠的海外华人志愿者。这些天和志愿者、社区工作人员、武汉市民打交道，发现他们会注意到残疾人、老人这些弱势群体的需要。在小区封闭管理的情况下，他们有的替居民送菜送饭、送水送药，有的冒着大雪在社区门口站岗，有的气喘吁吁背着病人上下楼梯。
他们时常会遇到不理解不配合的人，但最理解普通人的需要，一直在最琐碎的工作中坚守着，努力为困境中的城市贡献力量。
提供手语服务的志愿者：
听障人士沟通都困难，
更别提求医问药了说来惭愧，我之前从未考虑过疫情中残疾人的生存环境。前几天偶然结识了咪默手语工作室的杜老师，才了解到听障人士，尤其是年纪大的，很多都不能熟练使用文字，全靠比划和人交流。杜老师本身就是聋人，职业是手语主持人，业余时间做手语教师。大年三十那晚，团队的小伙伴发来消息：“杜老师你赶紧出个手语班的防疫指南吧？疫情蔓延得很厉害，但是各媒体机构还没有配备手语翻译，担心听障群体的信息滞后会带来很大的危险。“小伙伴坚持：“不行，今天就录。病毒传播得那么快！“
杜老师立刻放下了手头的事情，录制了第一条手语班防疫指南，很快就被广泛转发。实际上，在武汉，登记在册的听障人士有1.3万人。武汉市聋协2月19日的统计中，在汉聋哑人已有24例确诊，10例疑似，6例死亡。根据杜老师的叙述，在和疫情做斗争的时候，他们比普通人更多了几重困难：首先是获取信息的滞后。杜老师曾经收到一个女孩的求助，女孩的妈妈是聋人，疑似病例。但受制于听力和阅读障碍，因为很多听障人士没有看新闻的习惯，疫情一开始，获得资讯比其他人更慢，女孩妈妈就是不听话不肯戴口罩。杜老师派了做手语翻译的志愿者，最后，妈妈很配合地完成了各项隔离措施。很多听障人士直到武汉封城了几天后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那时候口罩、酒精等都完全脱销。杜老师和她的小伙伴们，一直坚持不懈地为他们募集物资。志愿者派送的时候，一天要打几十个视频电话，通过手语和对方沟通取货的时间地点。遇到对手机使用不熟练的听障人士，就更困难了。杜老师也在求助，有没有人可以再捐赠一些物资给这群没办法打求助电话、也不能熟练使用互联网的弱势群体。
其次，有些聋人可以通过观察口型识别对方在说什么，但是戴上了口罩之后，就失去了“读唇语“这个途径。有时候，聋人遇上了社区服务人员，对方戴着口罩叽里咕噜说了一大通，聋人都没有意识到对方在说话。特殊时刻，大家脾气都比较急躁，聋人被当成是故意不配合，也造成了不少误会。“不知道能不能给听障人士发一个证件，大家遇到听障人士，可以稍微耐心点，用纸笔交流，就好了。”杜老师说。当然，最大的困难就是感染之后求医问药时的语言障碍了。听障人士只能靠社区服务人员在排查时发现是否可能感染，一旦有问题，只能靠工作人员帮忙拨打电话来申请救助。而到了医院，会写字的可以靠纸笔和医生交流，不会写字的，只能通过视频电话，连线在外地的手语翻译。在火神山医院，因为收治了六名聋人，官方已经安排了手语翻译。而其他医院和社区，工作人员里基本没有会手语的，所以现在沟通上仍然存在一些障碍。到目前为止，杜老师已经翻译了很多关于防疫的科普类视频，现在转向翻译一些温暖人心的视频。她所在的志愿者小组，除了帮助听障人士外，还在帮助视障人士等其他残疾者，争取为他们的生活扫清障碍。基层公务员：
网上那些冰冷的数字，
就是我每天要接触的人小王是人人羡慕的公务员。他平时的朋友圈常常是西装革履，而今的朋友圈却是穿着各种不同牌子的防护服，或者索性裹着雨衣，穿梭在街头巷尾，提着工具给店铺消毒。有时候，他穿着白大褂，拿着额温枪，站在社区门口，测量出入人员的体温。并不是所有人都理解限制出行的政策，也不是所有人都会戴口罩。同样的话，一天要说上几十次，几百次。有些人，上午的时候想要出门，被劝回去了，下午又要出门，第二天还要出门。他苦口婆心地说，非常时期，有什么需要都忍耐下，如果有生活必须品，志愿者会帮忙解决。有些人偏偏不相信。他负责排查的社区里面有一位老婆婆，觉得自己患了新冠，要求被收治。小王几次给她测量体温，都是正常的，但是拗不过她的要求，背着她下了楼，带她去医院里面，让她排队去照CT。后来又冒着雨雪，去医院接她。好在，老婆婆的CT显示并无肺部感染，体温，血压等体征也都正常。医生让她回家休息。没想到老婆婆非常恐惧，非要坚持说自己得了病，赖在医院不肯走，说一定要当天就住院。他劝老婆婆回家，又解释说在医院呆的越久，被交叉传染的可能性越大。老婆婆声嘶力竭地叫喊起来。“小伙子，我挺怕。”回程路上，老婆婆说。老婆婆的朋友大多数是高龄老人，她也从周围亲戚朋友那里知道了许多不好的消息，小王听到后一下子湿了眼眶。小王自己也害怕，上门排查的时候，听有户居民说，自己咳嗽了好几天，胸闷、气喘，他心里立刻就“咯噔”一下，不由自主地就屏住呼吸。但他也没有功夫细想，立刻按照步骤，询问情况，做登记上报。小王的同事和他情况相反，遇到发烧了好几天依然死活不愿意去医院的。对方说，自己认识的某某某去了医院之后就死了，所以坚持不去医院，不做核酸，不隔离，不住院。同事也都是好言相劝，最终成功劝说让对方去医院做CT和核酸检查。小王说，他从来没有意识到生命这么脆弱。在网站上是冰冷的感染数据，但是在他的生活里，那些就是他每天要接触的人：害怕去医院的人，苦苦求一张床位的人，排查时发现病得吃不下东西的人。他竭尽所能地想要帮助尽可能多的人，一天往往要接上百个电话，爬上百层楼，回家的时候，嗓子都哑了，摊在沙发上，连起来烧开水泡面的力气都没有。“只是忙不过来，倒是也不觉得辛苦。哦，对啦，老是站在外面，脚有点冷。”他轻描淡写地说。他还说，之前休假在家里呆着的时候，天天晚上刷微博到凌晨四五点，看着看着就泪流满面，饭也吃不好，睡觉也睡不着。如今心理上反而好受了很多，有几次，他深夜还在整理文件，终于睡下之后，沾着枕头就一觉睡到了天亮。社区服务志愿者：
拦下一个想出小区的人，
结果他是想帮我们买吃的家住湖北十堰的年轻人邓森是通信行业的员工，在疫情期间，他响应公司的号召成为了一名基层社区服务志愿者。“我的责任，就是守在社区门口，不让里面的人出来。”邓森说。他是2月14日情人节收到值守通知的，他把他们这群志愿者比喻成了居民的“保姆”，除了按时配合当地政府相关部门报送各类紧急疫情报表，还要为社区居民采购米面粮油、奶粉、婴儿洗护用品、药品等，还要登记灌液化气上门服务。遇到不听话的居民想外出时，他们需要询问外出的目的，和居民详细分析疫情现状。有要出去拿东西或者送东西的，他们也要去相应的位置领取或者送达。也有固执的人想要冲岗，他们要告知居民，街上没有通行证是无法正常行驶的。目前十堰的情况是，即使居民可以冲过社区门口的这道岗位，也会在下一个岗位被拦截下来。城里有巡查队，专门拦截那些没有通行证在街上行走的人。
邓森说起前两天，因为绿叶菜涨价，他按照居民的要求买了两把青菜苔，价格二十六元。居民嫌弃太贵，发脾气不要了，他只好自己掏钱把菜买了下来。因为他自己不会做饭，所以干脆把菜送给了同事。我问他蔬菜价格上涨之后，居民会不会有所怨言。他说，大多数人能够接受，如果有特困户吃不起菜的话，就统一由社区先垫付购买，后期再由政府补助。
2月15日，下着大雪，他在小区露天执勤，打着寒颤劝返想要外出的居民。有原本小区的工作人员跑来说，他们可以到旁边控制室去值班。说话间，就来了三、四个小区的住户，替他们搬桌子，搬取暖器，拿水壶，把自家全新的插线板给他们接上。等他们到了值班室里，里面取暖器、纯净水、水壶等已经置备齐全。过了一会儿，楼上又下来了一个居民，拿着路由器说：“你们值班多累啊，来，我给你们装个免费的wifi，你们直接用，网是我家的，不要密码。”
2月17日，他刚刚到了执勤点，就看到一位男士匆匆走出去，说要取点东西。他迅速上前阻止，男士解释到，是看到他们这些值班的志愿者没水喝，所以要给他们搬些水来。一会儿工夫，男士就搬来了十箱酸奶。晚上，志愿者正在给泡面加热水，刚转身，就有下班回家路过的住户在桌子上放了二十个医用口罩。住户看到他们一整天都在执勤点泡面吃，又从家里拿来了猪蹄，让他们吃好点，加强营养。作为志愿者，他们有社区发的普通口罩，但是并没有配备防护服。我问邓森怕不怕，他说：“怕也得上。”他的表姐小毛是医院的麻醉师，小毛所在的医院，之前进行了临时病区的布置，全部改造完成后，新增发热病人治疗床位26张。现在在外科的小毛说，自己可能很快也要去支援前线的科室了，她每天在家里跳绳锻炼身体，增强抵抗力。他们一家人都是乐观开朗的性格，但我和小毛聊天的时候还是能听出她言语中的恐惧。病人被一辆又一辆120载着收治入院时，她正忙着在网上找防护服和口罩的货源。虽然捐赠医疗物资的不少，但是这些都是消耗品，而谁也不知道这场战役会持续多久。武汉本地居民娜娜给我看她手机里的微信群，有社区服务人员让大家报体温的群，有社区负责采购物资的专员让大家订菜拿菜的群，有用来团购肉、蛋、水果等各种稀缺食物的群，有不同购物app上抢单之后派送的群。仔细数一下，足足有二十来个。在一个抢购新鲜猪肉的群里面，派送小哥说因为下大雪路滑，今天不能上门派送了。群里有年轻的母亲失望地说，因为物资储备不足，儿子已经二十天没吃过肉了，每天都在嚷嚷着要吃肉。群里有其他的母亲看了心酸，主动说可以匀给对方一点香肠。放在消毒过的塑料袋里，对方来家门口取。卖水果的群里面，有个人特别热情。大家在群里面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自己需要什么，他主动做了一个表格，把大家的需求都整理下来，然后一一核对、收款、下订单。等供货商送来水果，他先一个人出去收货，按照每个人的需求整理成一袋一袋的，再给每个人一个序号，通知大家按照序号在不同的时间去取，避免扎堆带来的接触感染。
这几天，娜娜所在的小区从限制出行改成了禁止出行。买菜就成了社区服务人员的职责之一。社区提供一个表格，上面写了生菜、芹菜、莴笋、青椒等九种常见的蔬菜，50块钱一包，每种随机分配。由社区工作人员汇总信息统一采购之后，送菜上门。老年人或者有慢性疾病的人的常用药，也是由工作人员登记好，去药房买来送到居民手上。娜娜所在的小区，有烟民瘾上来了想要帮忙买烟，虽然不在社区工作人员采购范围内，但是他们还是特意去给邻居买了送上门。
1月23号封城前，张宁和邻居并不怎么亲近。大概是因为在国外呆了很多年，习惯了这种“冷漠疏离”的关系。邻里之间也有各种小团体，带孩子的妈妈是一个群体，孩子离家的空巢老人是一个群体，在本地读大学的小年轻们又是一个群体，她并不属于任何一个。1月20日，钟南山院士讲话的那天晚上，她在电梯口看到邻居带着两个孩子的全职主妇欢欢，手里拎着提着好多口罩、酒精、消毒液，她替欢欢拿了一部分，送到家门口，欢欢执意要送给她一盒外科口罩，她拗不过才收下了，过了几天，她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份多么重大的人情。封城那天早上，欢欢在微信上叫她快点起床，去超市抢购，她们开车去了离家不远处的一家大型超市，里面已经人山人海。欢欢看到很快发现旁边有人没有戴口罩在打喷嚏，唾沫横飞，她马上弹了开来，拉上张宁就走。她们开了半个小时车，找到一家没什么人的小型超市，把架子上的食品几乎扫荡一空。如今，买菜越来越难，张宁愈发感谢欢欢带着她囤的食物和口罩。张宁平时都在外面下馆子、吃外卖，做饭什么的一窍不通。后来，随着武汉的外卖服务越来越少，越来越难叫，欢欢她们这些邻居都开始用微信教她怎么做饭。邻居从最简单的煎鸡蛋、煮方便面教起，手写菜谱，拍教学视频。昨天，张宁给我看她煮的萝卜汤，炸的油条，都有模有样的。知道张宁是一个人住，邻居们也常常打电话给张宁，和她聊天，分散她的注意力，害怕她一个人被关在家里太过孤独。正是在这段非常时刻里，自称有社交恐惧症的张宁和邻居、物业、和下沉社区服务的党员们迅速地熟悉了起来，他们结成了战略性同盟，在最艰难的时刻互相安慰和帮助。疫情还没有到能够让大家放心地常出一口气的程度，志愿者、社区服务人员、医护工作者都不是拥有金刚不坏之身的铁人。有些志愿者，虽然竭尽所能帮助了他人，却失去了身边的人。我的好朋友，无人机曜宇航空的创始人杨镇全，武汉一封城就动员了全公司采购物资，使用无人机运输，使用无人机在偏远地方用方言喊话，传达防疫信息。可在这场战役中，同事的父亲，好朋友的母亲，都因为感染新冠而去世了。他凌晨发了伤心的微博，说自己已经竭尽全力了，但还是有做不到的事，帮不到的人。勇猛了一生的伍大夫，84岁还想上武汉前线 | 镜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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