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铺盖出走
我的松鼠出窝散步的次数更多了，我给楼下流浪猫倒的矿泉水也不结冰了。每年入冬前，松鼠都要忙活一阵，给窝里塞满松子、榛子、杏仁和核桃。她出生后的第一个冬天，整整几个月里都躺在坚果山上睡觉。去年12月，我辞去工作在家复习备考。见我天天在家，我妈情绪不稳定，经常对我大发雷霆。就在西伯利亚寒潮过境，北京最冷的那夜，我们又因为我买的一箱制作特摄玩具的模型工具吵起来，她不听我的解释，觉得我浪费钱还不务正业。情况很快失控，我不得已报了警。这无疑十分奏效，她立刻停了下来。因为北风太过咆哮，我没让警察冒着严寒登门，尽管他在电话里非常热心。热烈的争吵泼入冰谷，像一团死火梗在了我妈胸腔里，时不时噼啪作响。那天后，她回家便一言不发，在客厅啃着馒头看电视。怕引起莫名的纠纷，我小屋的门必是关上的，我常常感觉周身像泡在-196度的液氮中，不只是因为我的屋子向北，更多的还是惶惶的恐惧。她的心情还是不舒畅，我们的微信早已互相拉黑，她便隔三差五地在家庭小群 “天下第一耗子窝” 里对我夹枪带棒。我没有退群，这个群我已经重建过无数次，实在懒得再退，仅回以无尽的沉默。一日，在她发了3条讨伐我的檄文后，我强颜欢笑的心再次受到重创，为了接下来的复习，我决定搬出去住。四顾茫然了片刻，我下载了租房App，半天内看好了房子，订了新的锅碗瓢盆，搬到了大兴的工业区，住进一间28平米的小Loft。北京三面环山，而南面则是一大片平原，老舍经常夸西山和北山上运来的水果和花儿，而北京做环保的人都盼着西北风把雾霾吹到南面。从南二环往南，人口密度逐渐下降，而我所在的南六环更是地广人稀。从地铁的终点站下来，打车20分钟才到。工业区的自来水发黄，过滤加热后仍有股浓烈的怪味儿，喝下去感觉脸都绿了，硬件条件上来看并不宜居。好在足够安静，房租便宜，物业靠谱，大可以隐遁于市。附近只有一家叫春雷的超市和一堆小饭馆，物价比市里高出不少。我第一次去看房时，春雷超市的员工正在搬面粉，我透过超市的后门观察里面的货架，平添很多神秘感。在我决定像娜拉一样卷铺盖搬出去后，我妈方惊觉自己情绪出了问题，一是未曾想穷困潦倒的我真的有能力搬出家，二是心疼房租外流。一夜之间忽又转变了态度，开着小电动车把我和剩下的行李送了过来。进了屋，她以一个工程师的挑剔态度检阅了一遍房子，结论是我的公寓是由办公室改装成的。第二天又在耗子窝里发了许多难过的表情包，责备自己把我赶了出去，半命令半恳求地让我一个月后就回家。我当然是拒绝，我交了半年的押金。回家自然可以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也可以省一大笔钱，但无疑会降低许多效率，押金也没了。何况，我已经把松鼠带了出来，她在家一出来玩，父母就挥着衣架赶过来大声疾呼：“老鼠，老鼠又跑出来了！你快把它关进笼子里！”父母不喜欢松鼠，他们言之凿凿地把松鼠称作老鼠，觉得世界上一切鼠类都令人讨厌。作为啮齿类动物，松鼠爱用它的小黄板牙感受这个世界，这更令他们无法容忍。我想我和松鼠一样，需要完全的自主权。随着我的出走，和父母的关系又慢慢地恢复了正常。
不多时，我对春雷超市的新鲜劲很快过去了。青菜永远是干枯且蔫儿的，胡萝卜一个个无精打采，鸡蛋像快孵出来了。每次经过饮料区，有位女服务员都在热烈地用河南话和老家人视频，“你教俺看看你作业，你的笔搁哪儿去啦？”而除了春雷，周围似乎没有卖菜的地方。买菜的App上，这里要么超过配送范围，要么72小时之内才能发货，蔬菜价格和起送费也很高。我每个月再花两百多，买200多斤桶装饮用水，让快递小哥推几箱子上来。为了吃到新鲜的蔬菜，我决定每周末回城里采购一次。如果坐地铁回家，我需要打车到地铁口，再坐地铁倒3趟车，全程需要2个小时。有时我可以借用家里的车开回公寓，选择避峰出行，开车只需要40分钟左右。到家以后，我下单买菜，看一看家里的老人和动物，再从家里搜刮点油水背走。在精妙计算下，我只需36块钱就能在App买好一周的青菜。我无心学习，除了和朋友们一起刷新闻到凌晨3点多，一天往“看一看”里推20条相关报道，捐款助农，一样没落下。我在家族群里每天宣扬必须戴口罩，我妈从转发“60后让90后别熬夜，90后让60后戴上口罩，谁也不听谁” 这样的段子，最后终于忍不住在耗子窝里爆发了。“领导的心都让你操了，你是在学习吗！每天打开微信“看一看”，都是你的刷屏，赶紧集中精力复习……”“你过糊涂了？24号过年，老子特意提前请了一天假回来打扫屋子，快过年了，你也不说回来打扫……”“我学习了！拜拜！” 我挂掉电话，决定回家呆两天就回来。回家路上，小电动车开到半路，快没电了，我只好下高速去找充电桩，地图上显示的充电桩都未曾出现。转了一小时后，终于凭直觉找到。把车充着电以后，我走了很远去找地方垫口饭。年前大部分小饭馆都关了，老乡们回家过年，只有兰州拉面馆还开着。店家给我端了面，还给我倒了一小壶美味的红茶，抚平了我的忿忿。一个小时后回去一看，没想到充电桩故障，白费了工夫。我戴着口罩对着冷空气拳打脚踢，换了个充电桩，冒着被电死的风险，坐在车里盯着充电，冻了半小时才出发。那天我从小loft到家一共用了4个多小时，走着都能到了。这让我想起来，非典那年，我还在燕郊上小学。疫情一来，学校宣布放假，从三周又延到了一个月，只觉得不可思议，电话里奔走相告，各个家属院也开始封锁。那时从燕郊去北京上班的人还不多，我妈算其中比较辛苦的一位，每天5点多起来，坐930路公交去大北窑倒1号线，再到公主坟下来坐公交去海淀的数码大厦上班，单程2个多小时，她跑了十多年。很快北京封城，公交线路关闭，我妈一度不能上班，但单位的活除了她没人能做。她只好在京西租了一间农民的平房，每天方便上班。回想起来，那时我妈不在家，我很开心，她有时会打电话回来问我作业写的怎么样了，我骗她说写了写了。没想到，17年过去了，我还在学习，我妈还在给我打电话。作为工程师，父母的工作要求精度极高，不能出任何差错，不然会造成重大安全事故。也许因为这一原因，他们对我的学习和生活要求也极为严格。小时候，我做奥数卷子，父亲必紧皱着眉在一旁盯着，我实在解不出方程式，他便夺过钢笔，在他的本上演算一个笼子里到底有多少只鸡和兔子给我看。护眼小台灯下，那只肤色偏深、血管鼓起的棕色拳头不时伴着怒吼抡在我身上，年幼的我泪如雨下。我至今也不明白为什么人们要把鸡和兔子放在一个笼子里，简直是毫无人道，这或许是长大后我做动物保护的原始诱因？据父亲的同事说，之所以他们这些人脾气都很大，是因为工地的活很辛苦。有时工人不够，工程师也要自己下地去扛钢筋水泥；有时工人做事不认真，如果他们不大声嚷嚷，对方不会当回事。好在随着年龄增长，我爸的脾气已经趋于稳定。
“我都忘了，我那时戴的什么口罩？” 我妈清点着我们雾霾时期留下来的口罩。我们家不到天如仙境，鼻孔如下矿的地步，以前在雾霾天也绝不戴口罩，全都得过且过。更何况还有一个无论刮风下雨一定要大开窗户，出去遛弯儿拥抱雾霾的奶奶，美其名曰这只不过是阴天，而伊做饭要通风。我每次劝奶奶不要在雾霾天开窗，她都会用力地点着头，往外走，带着一种看似诚恳、实则不屑的表情，“嗯嗯，雾煤雾煤雾煤。” 刚走两步，又不甘心地回过头指点着，“我跟你说，人怎么死都是天注定，跟雾煤没～关～系！”奶奶不想戴口罩，况且她的鼻梁和猫咪一样接近于无，口罩系不紧，我只能三令五申地敲打她不要出门，往常如果不是做家务和睡觉，她几乎都在外面散步。我在她的小屋里挥了一番胳膊，按照她既有的基础病状况，对她实话实说，“你这个身体状况要得了还挺得住吗？你肯定都得给我们染上，你要死了我也不活了。”在我的日夜恐吓下，奶奶终于卸掉了那副看似诚恳、实则不屑的表情，往常爱把 “怎么还不死” 挂在嘴边的她，此刻面露惊惶地小声回了一句，“死不了啊！”从此她只趁着倒垃圾的功夫，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不戴口罩地往外冲。八十岁的老太太为了放风，总能绕过众多耳目，绞尽脑汁逃脱“法网”。她有时站在窗前，看着别的老头老太太还在楼下捡破烂，感觉很寂寞。晚上，她把我爸拉到她屋里看诗词大会，独自一人时就看中俄合拍的电视剧追忆年轻时曾去苏联做工的往昔，看我过去便教我说几句带着山东口音的俄语单词和日常对话。我哼哈两句便夺路而逃，她在后挥着胳膊大嚷，“你记住了吗！你个厮孩子！”疫情一时仍无好转迹象，我家附近1公里处有两个小区都出现了患者。父母不打算放我回出租屋了，他们断言我会饿死在没有菜的出租屋里，而返城的人们一回来，我又面临着风险。 “家里还有一根葱都不能出去了，做个葱油面挺好。” 疫情高峰的那几天，我妈这样宣布。“吃点咸菜也是过一天。” 我爸随声附和着，他一向惜命，一有风吹草动就四处求神拜医。他不会开车，平时上班要坐漫长的1号线和八通线。复工前一天，他在家里愁得转了一上午圈，终于等到了领导特批在家办公的消息。他高兴地举起用了五六年的小黄手机向大家宣布，“哈哈，我不用去单位了！”高兴劲没过多久，他又唉声叹气起来， “今年还就武汉有活干，这下也别想了。” 武汉有不少工程，他几乎每个月都要去武汉出差[u3] 几回，每次去都要带周黑鸭，拍武汉长江大桥发群里。每天醒来，我吸毒一样拿手机先看几小时报道。灰喜鹊花花会飞进来给我唱歌。我从家搬走后，花花非常想念我，我一回家就黏在我身上寸步不离。以前，由于领地意识，她从不进我的屋，我走以后她经常进我的屋里张望。
我加入的养鸟群里，有个女孩因为在老家隔离，没法回出租屋，终于能回去后，发现即将成年的小灰喜鹊已经淹死在水缸里了，羽毛还是鲜活的浅蓝和温柔的浅灰，眼睛却已经闭上了。在家复习，学业几近荒废，我从家里搜刮了些青菜，又回到了大兴。刚到大兴，我就听说家附近的物美大卖场里有个卖火腿的促销员被救护车拉走了。我爸刚从大卖场回来不久，爱出去买菜的他呆住了，我们决定互相隔离三周。专家宣布病毒可通过气溶胶传播，我着急地在微信上询问我妈是否堵好下水道，楼道是否消毒，是否禁止我爸出门买菜等一系列问题。我妈对此不屑一顾，原来暖通专业出身的她，平时早就把浴池的下水口堵住了。她得意地发了几句，“你们现在才知道吗？不用的时候都应该堵住，你们却总给我掀起来。这是我的专业，说了你们也不懂。”
等我再次往耗子窝里发“震惊！”“速看！”“提高警惕”时，我妈就不理我了，反而在家族大群里和亲戚们聊得火热，我讪讪地扔掉了手机。北京又下了几场雪，郊区的雪分外丰盛，我仿佛回到了童年。松鼠也看呆了，她会在起风的时候竖起耳朵，凑在窗口使劲闻外面的味道。没有矿泉水喝了，春雷超市不开门，过年期间没人送水。邻居遛弯时，发现往北1公里有个小超市还在开，这救了我的命。于是一个暴雪天，我带好口罩和护目镜，背上帆布书包，穿着一双旧毛靴，踩着齐靴深的水，向着小超市出发了。小超市里有本地的村民大叔，戴着口罩，对着香烟的品牌犹豫不决，正和老板热火朝天地闲聊。我不敢久留，扛了40斤的水和一大包蔬菜和零食，极慢极慢地往回走，默默无语两眼雾，耳边响起驼铃声。几十分钟后，我到家了，毛靴里都是积水，裹了两腿泥。好友担心我安全，不让我再出去买菜，给我买了昂贵的有机菜套餐。我想到胡适隔三差五从北京过去给老虎桥的陈独秀送好吃的。等了两天菜终于送到，抱上来一看，油麦菜耀武扬威，以为春天撞进了我怀里。
家附近的物美大卖场发了辟谣公告，说火腿促销员从未回过老家，也没有被救护车拉走，希望大家不要传谣。于是，我和父母的隔离期就这样结束了。来探访我那天，我妈得意地在家族群里发了一长串洗羽绒服的秘诀，着重介绍了如何清除污渍，还不伤羽绒。原来，她给我搓了3个小时的羽绒服，把浅蓝色的羽绒服洗得非常干净。每年冬天都是我妈亲手给我搓洗羽绒服，理由是去洗衣店洗不干净。我开视频夸了她，她说北京的供暖要结束了，郊区寒冷，要立刻给我送毯子和棉裤过来，我连说不必，她还是带着我爸上了五环。两人带着五块新鲜的豆腐，我妈用面包机做的全麦面包，我爸砸的一兜核桃，还有裤子、毯子和蔬果，大包小包地来到了我的小屋。打开门，两人戴着粉色碎花的薄纸口罩，这是为了节约口罩而用的替代品，衣服臃肿，只露出两双眼睛，像卡通片里出来的。看见我放在窗边一排发了芽的土豆和立着的娃娃菜，连忙嚷道，“你吃啊！你做了吃啊！你别不吃啊！” 为了节省复习时间，我很少开火做饭。
小时候爸妈常给我讲一个故事，一个懒人的父母要出去半个月，便给他脖子上挂了一张饼，让他吃完了前面的饼，再转过头去吃后面的饼。结果回家以后，发现他饿死了，前面的饼吃光了，他懒得转过头去吃后面的饼。我觉得我和那个懒人没啥区别。打发了二老回家，我打开书，看到瞿秋白曾书写这样一句话，“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想起疫情中的种种，似乎听到春雷滚滚。超长带娃期，熊孩子仿佛是领导设在家里的“眼线” | 镜相
饶命吧，教授夫人 | 镜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