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铺故事：年轻的“裂缝”，还会继续生长下去吗？ | 旧地上海
文 / 赵烨
编辑 / 林子尧
剪辑 / 丁祺尧
2022年春天，上海因疫情按下了暂停键。在过去两个多月的日子里，我们重新凝视着这座城市，回想着曾经置身其中的路，未曾发觉曾经平常的感受竟如此珍贵。经历了隔离的日子，我们终于重新行走在这片土地上。周遭一切恍惚得不真实，熟悉又陌生。也许，我们未曾真正认识过这座城市。
“旧地上海”是澎湃镜相与复旦大学、上海大学两所高校的中文系同学联合开展的城市写作计划，旨在深入探索上海小众的角落，理解在这座城市边缘的普通人生活。
鸡公煲的贺老板并不是一个健谈的人——跟“重庆鸡公煲”这个门面一样，倘若你抱有任何一种期待去挖掘一些平凡背后“非凡的东西”，最后难免会陷入到一阵无声的尴尬里去。
“这个店我是在零八年接手的，从那时候到现在，我就没换过地方。开这个店当初也是一个机会——当时有一个老乡，店是他的；后来他去搞大事情了，也就把店面盘缠给我了。在这之前，零五年那时候我在这边跑很多业务，跑着跑着实在是太累了，我就想既然能够有这么一个开店的机会，就试一下。当然，我也不是完全没有经验的，我那跑路的老乡在把店盘给我之前，我也在店里帮他烧过一些菜，也算是有点经验。”
“直到零八年，我把店从老乡手里盘过来的时候，我投了几万块钱，加盟了现在这家连锁公司，跟他们学了专业的烧菜技术，才算是（在做鸡公煲方面）正式上道了。而且，烧鸡公煲需要特制的酱料，这都是从公司那里买过来的，自己根本配不了。”
“那么从您开店到现在，在这十四年的时间里，您觉得聚丰园路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变化呢？”我礼貌地咽了口凉白开，问道。
“变化，”他警惕地抬了一眼，似乎对这个词有着一种我所未知的敌意，本来凝重的眉目一锁，嗓音也越加含混而又低沉了下去：
“零五年沃尔玛开张的时候，这里拉了很多横幅。但那时候沃尔玛不叫沃尔玛，叫‘好又多’——我喜欢它一开始的这个名字，到了一零还是一一年的时候，被沃尔玛收购后才更名的。在这一年，我们现在这个宏基广场也才刚刚落工完成；除此以外，这一带好多房子都没有盖起来，当时我记得只有新世纪大学生村和祁连一村、二村、三村这几个老小区。到了零七年，学林苑、当代高邸才造起来，有些住在锦秋路的居民买房搬进学林苑，也有拆迁户获得分房搬迁到了这里。东边西边，一年一个变化，居民也是在那两年里候开始变多的，不过到现在，其中大多数都换了好几批了。”
“那就在您说的零五年到零八年的这段时间里，聚丰园路大概是怎样一副生态面貌呢？”
“那可是，很多很多草，还有田，就现在新造的这一排住宅往前走几步，一切都像是还没开苞的样子；然后零八年来这里的时候，路边啊，还有这座鸿基美食广场啊，所有都挺破烂的样子……光就我们这一排店，附近的店家在一开始那段时间里开开关关尤其频繁——譬如这左起第二间门店，最早是叫‘锦观楼’，后来更名为‘小辣椒’，最后又变为一开始的名字……右边起手第一家，最早的时候是一家网吧，而变成现在的酒吧Perrys也是早几年的事了……”
说到这里，老板侧过身和我一齐默契地瞥了眼门外的Perrys酒吧——它与鸡公煲的门店毗邻，正正好位处于我们视线的斜对角——只见不远处那两扇翻转门像是被链条狠狠地锁着，就在这时我才突然注意到酒吧门口一张酒红色沙发上，垒着四五个透明的玻璃酒瓶——它们为什么会这么潦草而又唐突地出现在一个冬天的午后？是不是在任何一所大学的寝室区域旁边都有一座叫“Perrys”的酒吧？是不是在每一座“Perrys”酒吧的门口都会有几个孤零零的玻璃瓶躺在一张酒红色的沙发上？忽而，视线折断了——服务员俐落地搬了一箱啤酒窜到贺老板身边，她用地道的安徽话和老板对起了食材的账目；与此同时，空间似乎发生了松动和折叠，楼上那股咸腻的腥味狡狯地流入我们之间、流到了他们彼此的交流中，并漫过我手中的那杯白开水、漫过门外时间的流逝，却在某一个精准的时刻，像陷入在地缝中一般消失。
“那在这条路上，您在开店整整十四年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大的……困难呢？”我定下神，等到服务员走开后接着问道。
“困难啊，肯定有困难的。”他抬手机看了一眼时间，转而用右手的虎口，从人中抹到了下巴。有那么一瞬间我回忆起了自己的爷爷——他几近跟他同岁，小时候一家人在饭桌上吃饭，他总是最后一个上桌，也是最后一个下桌，偶然间，我瞥见他在桌边用吃饭的右手的虎口抹了一下自己的下巴——
“我因为是零八年来的，那一年以后情况好一些。而最近这两年因为打黑除恶厉害了，地头蛇就再不敢出来了。这两年管得严、管得紧，在一七年开始，好像小摊子也被全部赶走了。以前我碰到过很多吃霸王餐的，不过呢现在慢慢没了。”
他说到这里僵硬地摇了下头，原先跟服务员说话时扬起的左手，又粘起手机拨弄了起来。在亮起的手机屏幕上，我赧然地望见一粒粒硕大的文字，像淙淙暗流中的嵁岩，从那一小块电子屏幕上凸起，他吃力地读着它们，就像是现在一样，他在吃力地读着一段随着年岁长成而几近忘却、或者是一直未曾在意过的灰白色记忆，他是在吃力地读着它们、读给我们听；倘若不是我们要求他刻意将这一本封存着聚丰园路的记忆的书掀开，他似乎永远都不会意料到这份资料的存在。但无论他读得有多慢，门外斜阳依旧冷照——还远未及晚餐高峰的时间。
“在一一年、一二年的时候，我店里甚至还遭过窃。那时候是没有手机扫码支付技术的，店里流通的都是现金。那天我晚上回家了，第二天回店里看到抽屉里放的钱、柜台上的酒水都被偷走了，白酒、啤酒、饮料都没了。那时候店里还没监控，这几年才装上探头，情况也由此都好多了。近几年，电瓶车我停在外面，不锁，装了警报器，也没人偷了。”
“说起最近的话，那疫情也应该是一个不可能忽略的困难因素吧。”
“疫情期间，我们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他顿了下，才缓缓说了下去，这期间倏地被抹去的沉寂，就恰如一条悬摆在清池中的游鱼，“很多店关掉了，有的人都关门跑了，甚至很多大店都关门了。有人回老家了，有人也许继续在上海找别的工作，我们也没法了解到他们各自的去处了。不论疫情缓和与否，我们还是不平稳。都是做小家生意的，我们没有外部帮助，没有政府补贴、宣传，地租反而还涨了一点……不过，好在我和房东十几年的老关系，涨的不多。外卖的开通对我们本身的帮助也不大，盈利太少，每天有是有一点，但我们还是主打堂吃。我都不想做那个外卖生意，我们毕竟跟火锅差不多，只有堂吃的味道才好一点。我们家店可不像是黄焖鸡米饭那种，他们还不像我们有正宗的加盟店、有正宗的大公司，我觉得那不行。”
“你要问遗憾的话，那肯定有；谁对这疫情不感到遗憾呢？但若真的计较起遗憾来的话，那我来上海这总总快二十年的时间，那还得数落到什么时候呢？不过最大的遗憾还是，买房子迟了的那一步。零七年的四月到八月，我记得聚丰园路就光两室一厅的房子，涨了有十万块。一四年，买一套五十八平商住两用房七十万，到了一六年，房价就翻了有一倍吧……”
言至此，他似乎已然疲惫了，说话的双唇宛如在抿一根似有似无的线，好在一声凌厉的电话声刺破了我们之间嘈杂的寂静，他飞快地在唇前竖了一下右手的食指，然后欠过身去，几乎是背对着店内的柜台，用浑圆的安徽话替代拗口的普通话，和铃声那头的人攀谈了起来；而与此同时，我却遁入到一阵更加巨大的惶然之中——在这条聚丰园路上，所有人和物，都沿着类似的命理轨道蹒跚前进，从东边的新世纪大学生村到西边的沃尔玛，两点一线，城市规划的手术刀在这片土地上开了一道口子，等到时间把血水一般的混凝土和尘嚣舔净，这里光秃秃地就只留下一条伤疤状的裂缝。“他喜欢这里吗？”我这样问自己，“或者说，他属于这个地方吗？他属于这里的人们吗？”这条裂缝、与他复述的一切，两者之间似乎永远隔了不止一家“重庆鸡公煲”店面大小的阴影。“他从没有介入过这条裂缝里面的世界。”一个声音陡然间在我的笔记本上冒出来，我惊赫住了，在来不及对这个妄下的断言感到抱歉之际，一帧轻飘飘的画面却先于歉意一步、倏地从我脑海的天花板上脱落：
那是在凌晨三点见证过的聚丰园路，鸿基广场二楼的Perrys酒吧刚刚停止营业，三三俩俩的人群搭伴迈出广场、走上街头；这时候有一个烂醉的大男孩抱着新世纪大学生村门口的路桩子失声痛哭，他的朋友们闷闷不乐地围绕着他，算计着怎么把他驮回到寝室的床上；未料他却一个人站起来径直朝大学生村里走去，被醉意浸透的大脑奇迹般灵活地控制着他的双腿；一路上他摇摇欲坠，带着一股难掩的脆弱和疯狂，一头扎进了寝室楼深远处暗淡的姜黄色的世界。他的朋友们就站在原地，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就这样望着他一步一步离去。在那一刻世界仿佛被按下了静音键。
我想问的是，贺老板，或者聚丰园路，你们曾目睹过多少个这样、跌宕起伏的夜晚？而这些跌宕起伏的夜晚，又曾多少次地陷入裂缝中消失不见了呢？会有人强迫我们去读它们吗？
“一粒麦子落在地里如若不死，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会结出许多子粒来。”那些随着社会法制的完善而逐渐“消失”的人，都是滴落在缝里并已经死去的“麦子”。他们慢慢长成了一棵棵现在这条百十米沸反盈天的街道边上的茁壮的树，并对像我这样后来的发问者，一一神秘地在唇前竖起了食指。他们给予了这条裂缝“生长”所需要的丰腴养料，提供了撑开裂缝内部所必备的结构张力；但同时，在城市规划的“开刀手术”之后，他们也捣毁了这片土地自我愈合的能力；但是，假如有一天，等到埋在脚底下的神经组织完全坏死、这条裂缝被一股更巨大的未知力量所吞并，并甘心地让后来的人们从这块重新结痂的“新肉”之上，渐渐开启本就该有的“健康”而又“平凡”的快乐生活——就像现在这样。
上海横亘着多少这样的裂缝呢？当我们一旦选择了这座城市，从那一刻开始，我们的生活就被一连串根本无法追究的机警却又平实的回答所组成：他选择在聚丰园路开一家快消的火锅店，不过是为了证明自己是美好生活的信徒；在聚丰园路驻足整整十四年，不过是为了证明这“美好”背后确实是存在可以被持续消费的价值。他跟他们全都一样，他们跟他们没有任何区别；而我跟他们也没有任何区别。我们落在这道裂缝里，我们死亡，我们成为一棵一棵的树，我们对每一个后来居上者竖起食指在唇前——如果突然有一天，一个人跑到我面前，我们四目相对，然后他问我：“你生活在的这座城市，这么十几年的光阴里，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变化？”我能做什么？——我也许也会下意识地用右手的虎口抹一下自己的下巴，告诉他：“变化，有很多变化，首先就是……”
就是这样，语辞如常年盘踞着的那股咸腻腥味一般，在某年某月、某时某刻，不经意地从裂缝中消失。
采访快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问他，“您对您最近的生活状态满意吗？”
他放下手机，说：“还行。”
我们又问：“有没有对未来的计划或者希望之类的？”
他说：“我希望，生意可以好一点。其他的话，也没什么计划的地方了。我儿子也已经在合肥当上公务员了，我现在能做一年是一年，是吧？”
我梗住了，喉头一股难以言喻的悲伤。聚丰园路——这条年轻的裂缝，真的还会继续“生长”下去吗？——或者说，它真的会因为停止生长而“消亡”吗？
“老板，刚刚辛苦您了。给我们来一份小份鸡公煲。不要辣。”看着店里三三俩俩的来客，这才发觉我们其实已经在一家餐馆里落座了大半个下午的时间了。
他在我面前第一次笑了一下。就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