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一南将军：中国，再也不会退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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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农耕文明的国家，宁愿人来犯我，不可我先犯人。“以和为贵”，儒家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明哲保身，忍气吞声，忍辱负重。为了一己利益或苟活于世，什么都可以不顾。
人的尊严、社会价值、是非曲直、真理道义，都在忍、隐、退的灌输下，变得无足轻重。活着就是第一要务；能攫取点儿利益则是第二要务；至于什么“尊严”，有没有无所谓；什么“正义”，能不能实现要现实。
与此相应的，“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识义务者为俊杰”“活麻雀比死老鹰强”等等，在我们的社会大行其道。今天看，唯有血性才能冲破种种过于精细的利益考量，彰显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做人的品德与生命的尊严。精细入微的利益算计，丢掉的恰恰是国家民族的品德和尊严。
理性与血性：从精神上站立起来！
很多人把理性与血性对立起来，好像有理性就不能有血性，有血性就失去理性。其实，坚实的理性从来都以充沛的血性为前提：失去理性的血性可以说是考虑不周的鲁莽和冲动，而失去了血性的理性则是懦弱与胆怯、顺从与屈服。
让我们看看如果理性中没有了血性，是一种什么样的“理性”。
一个非常关键部门的非常重要司的司长，在一次内部招待的餐桌上就东海和南海问题讲了这样一段话。他说：“打个比方你们就明白了，排队的时候，前面挤进来一个壮汉，你又打不过他，怎么办？不如少说些话，让他加进去呢！”
你看他多么理性。打不过壮汉，索性让他挤进来，吵吵嚷嚷有什么用。普通人说说这种“认”的话也就算了，但这是我们国家重要部门的重要司长，不说是政策制定者，起码是政策提出者，脑中充满这种没有一丁点儿血性的“理性”，能想出什么样的应对举措，也可想而知。
我们今天的确还要忍耐，但绝不是无原则、无节制、无理性的后退。我们今天也还需要争取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但却不是坐等别人恩赐，而应去积极主动塑造。再拿出过往“以空间换取时间”的陈旧观念，会发现今天的空间一旦丢失，未来也很难回归。
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这个把美国从地区性国家带向世界大国的人，令很多中国人颇有好感，因为他拿出美国所得“庚子赔款”的一部分返还中国，办了“留美预备学校”，即今天的清华大学，还办了协和医院等。
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
西奥多·罗斯福对中国充满复杂情感。他仰望这个东方文明古国，内心又鄙视它。在《赞奋斗不息》一文中他说：要是我们重蹈中国的覆辙，自满自足，贪图自己疆域内的安宁享乐，渐渐地腐败堕落，对外部事务毫无兴趣，沉溺于纸醉金迷之中，忘掉了奋发向上、苦干冒险的高尚生活，整天忙于满足肉体暂时的欲望，那么毫无疑问，总有一天我们会突然面对中国今天已经出现的这一事实：畏惧战争、闭关锁国、贪图安宁享乐的民族，在其他好战、爱冒险民族的进攻面前，肯定是要衰败的。
我不知道那位司长看见这段话会有什么感受。西奥多·罗斯福以中国为警示，要求美国千万不要像当时的中国一样，因贪图安宁享乐、畏惧挑战而衰败。
2002年11月，我们在国防大学与美国丹佛大学代表团讨论中美关系，中午国防大学宴请。
吃到高潮处，该代表团负责人法诺站起来高声祝酒。他说：“美国的装备世界第一，中国的餐饮世界第一，愿我们把各自的第一都保持下去，干杯！”
他太得意了，太忘形了，一下讲出了内心所想但不该讲出来的话。当时全场尴尬，他也觉出自己失言，坐下来很不自在，用了很多其他话来弥补，来缓解，想把刚刚讲的圆过去。
十几年过去了，法诺的话至今在我耳畔回响。我们中国人，外国人来了，好吃、好喝、好玩、好住，千方百计想给对方留下好印象。应该说，好客也没错。但关键是给这些强悍民族留下“餐饮世界第一”的印象，是增加我们的安全还是扩大我们的危险？
一个大国，仅凭大熊猫、兵马俑、万里长城、满汉全席、孔子学院等立足于世界，行不行？印度大文豪泰戈尔讲过一句话：冲突与征服的精神是西方民族主义的根源和核心，它的基础不是社会合作。
这句话非常值得我们牢记。不彰显中华民族的血性，就无法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获取我们的一席之地！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讲道：凡德意志给罗马世界注入的一切有生命力和带来有生命的东西，都是野蛮时代的东西。
当年德意志把罗马帝国灭了，从文明程度来看，德意志是落后的，但又如恩格斯所言：“只有野蛮人才能使一个在垂死文明中挣扎的世界变得年轻起来。”灭掉雅典的斯巴达，也是文明程度落后，尚武精神领先。
中国革`命也是一样。毛泽东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从这个角度讲，也可以说革`命`运`动就是恩格斯讲的“野蛮”。
正是中国革`命的这种“野蛮”，把鲁迅描写的“阿Q精神”、毛泽东讽刺的“贾桂习性”一扫而光，给千年沉睡的民族肌体注入全新的激情、全新的尊严、全新的血性，让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独立自主、奋发图强成为民族肌体内的全新元素，使这个民族真正从精神上站立起来！
应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令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改变。美国人马克·莱恩和大卫·芬科斯坦在《中国作战研究：1949年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实战经验》一书中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威慑作用，不是随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就有的，因为那时的中国虽然幅员辽阔，但却被普遍看作是一个柔弱混乱的国家。这种威慑力量是人民解放军不断地被用于战场，不断地英勇厮杀，并连创佳绩后才赢得的。
回顾当年，新中国刚刚成立，为了捍卫国家安全，就敢于“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与世界上最强大的武装力量抗衡。抗美援朝后，西方得出一个结论：在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上，新中国再也不会退让。
旧中国退让太多了，动辄就是丧权辱国条约、割地赔款，动辄就是以空间换取时间，委曲求全。那些在旧中国占尽便宜的人们，终于认识到：新中国再也不会这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