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 | 彭德怀一封信就触怒了毛泽东，彭真竟敢讲那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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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北京召开了“七千人大会”，中央各部门、地方政府、省、市、县主要负责干部都有出席，会议人数超过了七千人，所以才被称为“七千人大会”。在大会上，刘少奇说在这几年，我们受到了很多挫折，其中三分是天灾，七分是人祸。其中所说的人祸就是指中央政策的错误。对于中央错误的解释，会议中彭真说得更具体：我们的错误，首先就是中央书记处的错误，至于包不包括毛主席、、少奇和其他中央常委呢?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承认多少错误。彭真从来都是披肝沥胆，直话直说。他的一席话，震惊了在座的所有人。因为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写了一封信，就触怒了毛泽东。而彭真的话，比彭德怀而言，有过之而无不及。次日，周恩来的发言，明显是要保护彭真，也要保护毛泽东的威信不受更大的冲击。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本文摘自《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鲁彤 冯来刚 著，辽宁人民出版社，2007.1
刘少奇看问题向来是很透彻的，这一句话就点到了问题的实质。庐山会议后，全党上下怕右，“宁左勿右”，以至于很多问题都得不到切实的解决，都是因为在思想上有顾虑。
彭真披肝沥胆，直话直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毛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
顺着彭真的思路，邓小平接下来就说：“我们到主席那儿去，主席说，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怕讲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
彭真感觉到，有毛泽东这个表态，就更无顾忌：“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不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毛主席的威信是东海的水，拉走几车，还有那么多。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1％、、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都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各有各的账，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
彭真一席话，震惊了在座的所有人。因为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写了一封信，就触怒了毛泽东。而彭真的话，比彭德怀而言，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二天，周恩来发言说：“我们是一步一步地退，是被迫调整。另外，许多超越阶段的东西没有批判，也不能很好地调整。一个国家搞几个独立的工业体系，理论上站不住。指标、下放、独立体系我要负责，现在要批判。”
显然，周恩来是要保护彭真，也要保护毛泽东的威信不受更大的冲击，因此他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使会议不触及毛泽东的威望。
但是，有人抓住不放。
周恩来发言后，陈伯达接着发言，没有顺周恩来的思路讲，而是接着昨天的彭真发言讲，又走了回去：“彭真同志昨天关于毛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现在的根本问题是中央不能集权。”
话里透着弦外之音，也可以听得出“霍霍”的磨刀声。
有彭德怀之前鉴，彭真不得不对陈伯达的话作出回答：“关于毛主席的问题，要说清楚。似乎彭真讲毛主席可以批评，是不得人心的。我的意思是不要给人一个印象：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
彭真这番话，实际上后来毛泽东作出了回答：毛泽东将会议延期，开了一个“出气会”，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他在1月30日的讲话中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向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21日，报告起草委员会继续开会。刘少奇首先发言说：《农业纲要四十条》没有经过调查研究，可以修改。4、5、8（指纲要中规定的粮食产量淮河以北亩产400斤，长江以北500斤，长江以南800斤）提法本身不大科学，农业方面确有人有意见，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刘少奇说这个话，实际上是对柯庆施的发言中，存在的还要肯定《农业纲要四十条》，看来还要来个“继续大跃进”而说的。可见，统一党内的思想还是要经过争论的。
薄一波说：“跃进的提法，不要随便提，正常情况不能跃进，只有在各种条件凑在一起时才能跃进。工业、农业都是如此。”
邓小平说：“基数越大上去越困难，美国每年只能2％，苏联12％就了不起啦，技术革命发生大变化才能跃进。”
彭真说：“总路线还好解释，‘大跃进’不好解释。”
刘少奇最后说：“还是要提跃进，‘三面红旗’少一面不好。但对‘大跃进’要有新的解释，要从历史时期看。”
这样，对“大跃进”的认识，基本上回答了柯庆施提出的疑问，也基本上达成了一致。至此，党内高层领导干部对根本问题的认识上真正做到了实事求是。
1月22日，报告的第二稿出来后送毛泽东审阅。24日，毛泽东找刘少奇、邓小平谈话，表示“赞成这个方向”。
报告认为，1958年以来党的工作的主要缺点错误是：
第一，工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的战线过长，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消费和积累的比例关系，发生了严重不协调的现象。
第二，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实际工作中，许多地区，在一个时期内，曾经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线，曾经对集体所有制内部关系进行不适当的、过多、过急的变动，这样就违反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
第三，不适当地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许多完整的工业体系，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的倾向有了严重的滋长。
第四，对农业增产的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因而使城市人口不适当地大量增加，造成了城乡人口的比例同当前农业生产水平极不适应的状况，加重了城市供应的困难，也加重了农业生产的困难。
当然，在报告中，刘少奇还认为，总的来说，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
这一说法显然是不够的。
1月25日，报告稿在刘少奇主持的第102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并准备提交大会。报告总共4万多字。按照惯例和原定计划，报告须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审定后，由报告人刘少奇在1月27日的大会上宣读。
1月26日，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新建议，对他说：“好啊！既然报告已经印发，你就不要念这个稿子了，大家都学习了嘛！你还 要讲什么，愿意讲什么，解释什么，就讲嘛！请你根据报告的精神在大会上放开讲一讲。”
可是，第二天就要作报告了，怎么来得及写报告呢？
刘少奇还是接下来这个任务：“那么，大家继续开会，我先撤了！”
毛泽东一挥手：“我们也就聋子放炮——散了，现在散会，让少奇同志一个人去继续奋斗吧！”
就这样，刘少奇在准备七千人大会书面报告的同时，还要赶写口头讲话稿。刘少奇在大会前经一夜的思考，拟了个讲话提纲。在全体大会开始前，毛泽东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前到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休息室，传看刘少奇拟出的讲话稿提纲。
毛泽东看完一页，就传给下一位政治局常委看，就像接力赛似的一页一页传阅。讲话提纲总共才10多张纸，字又大，很清楚，不一会儿就看完了。政治局常委们对刘少奇的讲话提纲表示同意。
在书面报告里没有说的话，都在即席讲话中说了出来。的的确确对与会者的触动非常之大。
1月27日，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对书面报告作补充说明。
刘少奇的这个即席讲话，直指国内的困难形势及造成这种困难的缺点错误，还有解决的办法。
刘少奇讲话时只带了一个简单的讲话提纲。
这一点，令与会的代表们有些出乎意料。按照以往的惯例，刘少奇从中共八大开始，在中央召开的重大会议上作报告，都是拿着厚厚的一叠稿子念的。
而刘少奇的讲话内容，更出乎他们的意料。以往，报告几乎都是颂扬成就，鼓足干劲的内容。而今天，刘少奇却作了一个主要内容与以往不同的讲话：是以摆事实，讲道理，提出困难，分析困难，解决困难为主导。
刘少奇的即席讲话，既综合了自己调查研究的实际情况，又吸取了会议期间的一些反映，可以说是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纵横捭阖，如驰骋疆场上的将军一般虎虎有生气，吐出肺腑之言。
刘少奇没有重复书面报告的内容，而是“醍醐灌顶”，给各路诸侯“降温”，要他们认识到困难形势，也要他们认识到造成困难的原因，以便“对症下药”。
刘少奇实事求是，也敢于提出这样一个论断：“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这种困难的形势是怎样出现的呢？为什么没有增产，吃、穿、用没有增加，而且减少了呢？原因在哪里？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了。还有一条，就是从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到底天灾是主要原因呢？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呢？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加以说明。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的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去年我回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没有天灾？他们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后来我调查了一下。那地方有几个水塘，我问他们：1960年这个水塘干了没有？他们说：没有干，塘里的水没有车干。塘里有水，可见那里天灾的确不是那么严重。就全国总的情况来说，我在书面报告中是这样讲的：我们所以发生相当大的困难，一方面是连续3年的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工作上和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所引起的。至于某一个省、某一个地区、县究竟怎么样，你们可以根据情况，讨论一下，实事求是地作出判断。
“实事求是地作出判断”，这句话打中了问题的要害。刘少奇是作了一个表率。
讲话中的字字句句都是刘少奇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得来的，都是掷地有声的大实话。
代表们屏息静听，全场鸦雀无声，大礼堂只响彻着刘少奇一个人的声音。
代表们完全被刘少奇的讲话所吸引，忘记了做记录：因为这是不同于书面报告的讲话。
后来，毛泽东批评刘少奇的这个讲话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是农民的语言。”
刘少奇提出了在书面报告上没有讲明确的成绩与缺点错误的比例关系，突破了传统的成绩和缺点错误的比例关系，来了个“三七开”：
总的讲，是不是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呢？书面报告上是没有这样讲的，那里只说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到底是多少，比重怎么样，书面报告上没有作判断。
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这个问题，可以由各省委、各地委、各县委，实事求是地讨论一下，作一个初步的判断。
刘少奇这一讲话，实际上就是要求对客观情况作一个客观的、实事求是的估计，而不是完全被“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比例关系所束缚，该是多少就是多少。
刘少奇所作的估计，着实令与会者有茅塞顿开之感，感觉到思想上固有的疙瘩有所松动，好像解开了。
但是，刘少奇对缺点错误的认识，还是在肯定“三面红旗”、“大跃进”的基础上作出的，至少，是在对“三面红旗”和“大跃进”初步肯定的基础上作出的。
“三面红旗”是最后的界限，不能越雷池一步的。
因此，归结到造成困难的原因方面，也不可能认识得更深一层，而是说：“原因之一，是因为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不够。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犯一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
当然，刘少奇在讲话中的的确确触及到了这一根源，他批评了“大跃进”中出现的“共产风”，批评了一些不正确的口号和做法，同时也对“三面红旗”的结论问题留了余地：
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
让历史来作评判，让实践来说话，应该说，刘少奇的这个态度是非常有历史眼光的，也是实事求是的。
但是，这同时也是一种存疑的态度，虽然是在一段时间是完全肯定的，但留待以后作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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